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探究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探究摘要：我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体制构建为二元化体制，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存在冲突，导致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繁杂且不规范，法律解释权的归属不明确，甚至出现法律解释权侵犯立法权等问题。

本文将分析中国现阶段法律解释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法律解释制度、权利归属、法律解释权合法性1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制度1.1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来源首先，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制度的根本来源是1982年《宪法》第六十七条，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四）解释法律……”由此可见，宪法仅仅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法律解释权。

其次，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可见，我国《立法法》也是仅仅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其他有关机关也可以解释法律的内容，而这些法律主体的解释权是来源于我国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并且，该决议也是我国现如今法律解释体制的构建的依据。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的规定是：“一、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二、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三、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四、凡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

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由此，最高司法机关及其他该决议中的机关拥有了法律解释权，且根据该决议的规定沿用至今。

而2006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二条，正式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于法律的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而这种法律解释被人们称为“司法解释”。

1.2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根据以上所叙述的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来源，即《宪法》、《立法法》和以上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仍然有效的法律文件，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由下列要素构成：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对一定范围的事项进行解释。

根据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二、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即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三、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的法律解释权。

即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关于法律解释的分类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主编的《立法法讲话》指出：法律解释分为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又分为立法解释和应用解释。

法律中规定的法律解释就是指立法解释。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立法解释与法律解释是否真的意义相同，并没有合理依据。

同时，在学理中，立法学学家们已经习惯性根据不同的法律解释主体，将正式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

但这种分类仍没有法律依据作为支撑。

2我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以及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解释制度都不同，中国所采行的是二元化的体制。

这种二元化的体制具有特殊性，世界上几乎没有发展良好的先例供我们借鉴。

因此，我们只能够自己摸索，独立前行，这就避免不了出现许多问题和状况，需要我们经过实践发现真理，从而解决问题。

2.1中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合法性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解释权，而这与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制度是相悖的，因为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赋予最高司法机关及相关机关法律解释权。

这些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外的法律解释权只是来源于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而《决议》本身就存在缺陷和冲突。

：第一，决议体制的合法性问题。

如周旺生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可就其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解释问题规定制度，但却无权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解释问题规定制度，无权把宪法赋予的解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职权转授给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因为作为基本规则，权力执行者是无权擅自把授予自己的权力再转授其他机关的。

[1] 因此，《决议》关于最高司法机关、国务院及主管部门有解释法律权的两项规定，部分超越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存在合法性甚至合宪性的问题。

第二，决议体制缺少监督机制，导致法律解释主体地位与作用颠倒。

[2]因此，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制度的合法性还存在疑问。

2.2法律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解释权的分配，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和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都享有法律解释权。

但根据上述阐述，《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存在合法性问题，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最高司法机关只是能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而并不享有宪法和法律直接赋予的法律解释权。

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解释权应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法律解释远远少于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

这是因为，在实际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才能更多地发现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之处，法律解释主要是基于司法实践中存在需要解释法律的原因而发生的。

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最主要最经常的法律解释主体是最高司法机关。

那么，既然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更具有实践意义，该不该用法律规定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呢？许多人认为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果在搞司法机关享有法律上的法律解释权，且法律解释具有与法律相同的法律效果，那么势必会侵犯我国的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权威。

因此，我认为，我国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等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受到一定的规制，但也不能完全禁止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

2.3法律解释立法化使法律解释本身合法性及正当性受到质疑法律解释立法化是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的最大特点。

从《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在整个法律解释体制中处于显著地位，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这就使得立法解释等同于法律。

那么它究竟是法律解释还是新的法律文本，从形式上看它是法律解释但实质上它与法律无异。

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给法院审判带来了严重影响，如果它是法律解释而不是法律，那么它对法官来说是不是必须适用的，因为司法机关是依照法律来审判的。

如果作为新法律文本进行适用。

那么它将使我国的立法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的程序要比立法的程序简单的多，使得立法机关可以不通过立法程序而以法律解释的方式随时修改法律，不但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更有损于立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另外，由于实际应用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做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其数量和内容甚至远远超过了立法解释。

并且，由于其限制范围与规制相比法律扩大了许多，具有了创制性倾向，司法解释被广泛应用的过程中，侵害了实际的法律，侵害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

3关于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建议由于我国的法律解释存在上述诸多问题，法律解释的发展还处于不完善阶段，我们应当在实践中发现解决当前困境的好方法，完善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推动我国的法制化进程，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3.1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可以向法律统一解释功能发展根据《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可以对有争议的法律法规适用作出裁决，可以对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作出审查并作出撤销或改变决定。

但至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没有启动这些机制，但从200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启动了法律解释机制。

其实裁决机制、审查机制都是对法律法规解释争议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由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做出的，也就应该是最权威解释。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解释应该承担这种功能。

[4]3.2框定解释主体的解释权范围要解决法律解释权侵害立法权、法律解释权责不明、法律解释混乱等问题，就要用法律对法律解释权进行明确的规范、限制和规定。

其中首要的是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主要的法律解释权，其次就是要规范和框定行政解释权、检查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

3.2.1明确行政解释权和检查解释权效力的有限性行政机关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在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会经常大量涉及法律适用问题，若否认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则无疑是无视行政机关法律的实施者、适用者的身份。

因此应赋予行政机关以法律解释权，但这种法律解释权应是有限的，即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不具最高法律效力，其所作出的法律解释不具有终局性，一旦进入诉讼过程，行政机关便不能再作解释，其先前所作的解释也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检察机关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可以做出自己的解释，但其解释应局限于对系统内部统一协调理解法律。

根据检察院的性质与职能，只能将其解释限定在检察机关内部有效，对法院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可以进行司法审查，自主决定是否适用。

[5]3.2.2对司法解释权进行进一步规范及监督由于在实际生活中，司法解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可能为了规范法律解释体制而全面限制司法解释权。

我国应当加紧立法，为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同时，对其可以解释的法律范围加以限定，以避免侵害立法权。

另外，监督机制的完善可以是司法解释不超越法律的规范范围，能够保障法律解释权高效、合法地行使。

3.3规范法律解释的程序法律解释需要坚守法定程序，这是现代法律解释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