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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构成机制分析(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汲取一切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精神体系、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初步建立了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新形态”①。
对这个时段的文学理论话语构成机制加以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
从时间跨度来说，这个时期分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社会状况大不相同，前期情形又分为三个不同的政治、文化区域，文学理论的演化同各个不同的政治集团间的利益争夺难解难分地缠结在一起，仅仅从学科构成或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是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话语分析却可以解决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困惑:“用逻辑学或认识论词汇难以解释的演变，是可用权力一知识这类系谱学词汇加以解释的”②。
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话语分析并非易事。
这是因为，话语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
就话语自身的因素而言，尽管从理论上说作者可以说任何话，然而，在实际上任何作者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他总是受制于既定的话语成规的制约，他必须遵循话语内部的游戏规则，从语汇的选用、叙述的方式甚至文本的结构，其间，前人和当下语境下他者文本的影响也是无法摆脱的。
此外，还有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主体等外在的却又是根本的强势因素的制约。
在整个话语构成中，由谁来说，说什么，怎样说，在什么样的时机和场合说，都要受上述诸种因素的限制。
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在解读40年代文学理论时，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前后不同时期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理论网络，并在不同的话语层次上对其加以分析，弄清它和其前、其后及周围因素的关系，对其存在的条件、实践以及它赖以在其间活动的场域进行梳理，找出其活动有效性的范围，使其显示自身存在着的现实和由此产生的文学家观察社会的方法和他们的思维模式。
![(18[2])40年代文学状况](https://img.taocdn.com/s1/m/b9b6bbea998fcc22bcd10d91.png)
403第一节战争制约下的文学一、战争对文学的影响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1937-1949）：八年抗战+三年多内战，一个动荡的、大转折时期。
这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战争与救亡发生紧密的联系。
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思维方式、审美心态，促成战时特有的文学现象。
战争直接影响作家的写作心理、方式及题材、风格。
即使远离战争现实的创作，也不自觉打上战时的烙印。
在不同的战争阶段，又有不同的时代审美倾向（审美标准也随时代变）：初期、相持、解放前都不一样。
二、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此时期特殊之处）战时的地缘政治文化，制约了文学的发展、风貌。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全国实际上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战时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三大部分，另外，还有1937（日占上海）-1941（珍珠港事件）年间，相对独立的上海租界，被称为“孤岛”。
文学也因此而分流为四。
它们在相对独立的状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自身，各具特色，也因相互隔离而难以形成整体。
共同点是：都受战争环境影响、都接续五四的新文学传统。
第二节主要文学思潮（1.5课时）一、国统区文学思潮国统区在全国所占面积最大，作家最多、流派也多，所以思潮、创作都较为活跃，更能代表40年代主潮。
在不同阶段，文坛呈现不同的基调与面貌。
1、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文学的基调是：昂扬激愤的英雄主义，文学活动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中心；P278 彼此对立的各家各派作家的联合：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成立，周恩来、孙科等为名誉理事，郭沫若等45人为理事，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等；报告文学和通讯成为最热门的文学题材。
文学体裁小型化、轻型化了：速写化的小说、墙头诗、朗诵诗、传单诗、街头剧、活报剧风行一时，通俗易懂的宣传抗战的鼓词、唱本、小戏等唱主角；报告文学因时而繁荣，以至于所有文学体裁也都程度不同地报告文学化了。
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的再认识摘要：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是：文学是以文字形象地表现出来的东西，它以激发读者的美感为目的。
这种认识抓住了文学表现的媒介特征与审美功能，只是没有触及文学的来源和社会性质。
20世纪40年代，人们对文学本质观的认识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这种认识与30年代文学观念相比显得更为丰厚、充实，但它对文学审美特征的忽略又显得美中不足。
关键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再认识一、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40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建构中，以群、林焕平、蔡仪等人无一例外地都把“文学是什么”作为核心问题，把“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作为理论探讨的起点。
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王秋萤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底基础知识》有同样的论述：“文学是现实的反映。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定，一切的理论都必须从这里出发。
”这一理论把现实生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放在首位，使文学观念置于唯物论认识论之下，使文学观念有了一个牢固的哲学基础。
文学反映论的命题在四十年代文学理论界可以说到了人人耳熟能详的地步。
东北沦陷区的一位研究者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文艺是人间生活的反映的话，已经听得双耳起茧，毋待引申了。
”三、四十年代的文艺本质观，主要是受列宁的反映论学说以及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评论的影响，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小说的现实主义倾向时，曾称颂他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华北沦陷区评论家楚天阔在《谈新文艺建设问题》一文中，提出要恰当地评价新文艺，应当先弄明白“文学的定义”，即“文艺的一般原则”，而“所谓一般原则”，就是“文艺……是反映人生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人们对此命题的认识还很可能受到了其他外国学者如美国人玛肯其（a.s.mackengie）和俄国人弗里契（v.friche）等人的影响。
玛肯其的著作《文学的发展》和弗里契的著作《艺术社会学》，二者都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作用，这在当时中国文学界都曾有过广泛的影响。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期，中国文学经历了多次风格转变和思想变革，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
在这个时期，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危机和殖民压迫，许多文学家开始意识到文学的力量，用笔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例如，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思想的荼毒，呼唤着民众的觉醒和革命。
随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文学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和启蒙思想，推动了白话文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的兴起。
在这个时期，许多文学家开始探索个人主义和现代意识，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例如，胡适的《背影》和郁达夫的《春》等作品，展现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惑和挣扎。
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和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学逐渐成为主流。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充满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学。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以英雄人物和集体主义为主题，强调个人的奉献和社会的正义。
例如，巴金的《家》和老舍的《茶馆》等作品，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人民性格的英雄形象。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文学迎来了新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文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个体化的特点。
在这个时期，中国作家开始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和个人命运，反映社会的多样性和现实的复杂性。
例如，余华的《活着》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作品，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挣扎和矛盾。
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展现了一个多样和变革的历程。
从民族主义到个人主义，从社会主义到个体化，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下呈现出丰富的面貌。
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的艺术表达，更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它们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意义。
评说20世纪40年代文学发展状况20世纪40年代作为中国近现代大动乱时代的一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融会交融的十年，无不体现出它的纷乱与不平静。
由于1937—1949年长达十余年的战争，40年代文学也必不可免地受到这战火的影响。
这一时期，抗日救亡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时代文化发展中民族意识的强化，促成了抗战文化的产生，影响文学向民主主义靠拢。
但就另一方面来看，民族矛盾的突出与深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的政治力量对立的格局。
民族矛盾与政治对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新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和排斥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这一切也促成该时期文学复杂性的发展。
谈到文学的复杂发展性，则不能不谈到它复杂发展的两种态势。
第一种是文学复杂的分布态势。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国土实际上被战争分割为国民政府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和上海英、法等外国租界的孤岛四部分。
其中，国统区文学是指国民党统治区之内的文学创作。
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创作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学特征。
首先是从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期间，出现了大量以救亡宣传动员为中心的题材，文学创作则以昂扬激愤的英雄主义为基本基调。
第二，武汉失守之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
期间的文学创作也转为正视残酷的战争和阴暗的现实，开始批判现实的艰难，探寻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
第三，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开始了大量的以批判、讽刺为主的文学作品。
相对于国统区抗日救亡文学以及讽刺文学的描画，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则以对新社会制度、解放区的人民为对象，运用明朗朴素的基调探求文学的民主化和大众化。
而沦陷区文学则是指沦陷区的作者在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创作。
他们的创作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富于乡土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一部分则对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肯定和发现。
至于孤岛文学，它指的是上海沦陷为“孤岛”之后，那些留在上海租界的作者们所创作的配合抗日救亡运动的作品。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走向文化综合——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概观施战军20世纪的中国文学步入40年代,也就走向了文化综合时期。
30年代后半期,民族战争的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高于一切,有着清醒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思想的文学家都随着救亡战争的鼓点用作品展示自己良知的心跳。
随着抗战速胜喧嚷的消寂,文学开始沉潜下来,接通文化启蒙的企望和实现文化再造的意愿,在创作中开始有了自觉的表现。
一、站在新的制高点上向生命哲学突进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力求站在新的制高点上展示人类心灵的丰富性,使文学由笼统的“为人生”发展深化到对于生命存在的专注,从而突破了五四文学模式,具有较为鲜明的“为人类”的性质。
这期间,巴金的《憩园》、《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徐、无名氏、张爱玲等人的都市文学作品,在深重博大的背景之中,活动的几乎全是小人物,不再像五四文学创作中重视与主体对应形象充满激情的塑造,而是专注于人类的生存,并尽量作出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相对拉开了创作主体与历史的距离。
此时的巴金摆脱了青春激情的表述,由“青年的巴金”向“中年的巴金”迈进,无论是继续写旧家庭没落状况,还是描摹抗战时期的现实,都是没有英雄的凡人琐事,是一群带着“血和痰”的“萎顿生命”;老舍的创作对于小市民的描写则充满反思意味,“国民性”问题又被重提;曹禺的《北京人》意在对整个封建文化传统作总清算,通过主要人物愫芳、曾文清的内心冲突,寄托了作者在冷酷恶浊的环境中,对生活意义的坚忍追索,表现民族精神的沉寂与再生;钱钟生的创作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加以现代哲学的感悟,却带有超然物外的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贵族气,两者错综统一于作品之中,这种奇妙的结缘可以看做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融通的一种表征,突出地展示了一类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乃至人类生存的思考。
这一时期,最生动地体现走向文化综合这样一种“先锋性”追求的,是向生命哲学层面突进这一翼,其主要创作力量,是以现代主义为基本特色的作家流派,代表作家是徐、无名氏、张爱玲等。
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的阵地,没有共同的地域,也没有相似的故事模式,但他们对各种文化类型、文化因素的综合态度,对生命与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对心理世界宏阔幽微的探寻,以及对于小说文体形式的自觉丰富诸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艺术追求。
相对于30年代“新感觉派”的原型移植尝试和对人生终极意义追向的缺失,这是一次比较成熟的探索。
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作品,在比较单一的恋爱婚姻题材之上,不求时代气息的浓厚,在貌似老旧的氛围里,活动着现代女性的生命。
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荒谬性与人间情态的真实性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统一。
现代哲学视角的切入,使她具备了更高的眼光,能够看到为文学史所忽视的东西,并对生命规律有着独到的认识:“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
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 在她看来,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等都是定期来“破坏”永恒的人生安稳的因素,因此,她要尽量地淡化它们,而重在寻找“人的神性”,挖掘人类的潜在生命冲动,表现人物内在生命驱动下的种种行为,从而达到对于人性极致的深刻发现。
与张爱玲有某些相近之处,徐的作品也缺少社会历史的厚度,却也因此而掘进了人性和生命的深度。
徐小说的主人公更加专注于对生命意义的寻找。
无休止的飘泊又永远没能靠近目标,不歇地追求永恒的理想、信仰、爱等生命的崇高价值又因此而造成难解的焦灼与苦闷。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风萧萧兮易水寒”,小说取名《风萧萧》显然参考了这些诗句,那种面对茫茫宇宙和滚滚红尘所特有的苍凉悠远的人生况味,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东西文化撞击、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情境下的普遍心态。
徐通过作品,寄托了自己对于人类生存困境与存在悖论等现代哲学命题的殷殷探求。
徐小说的心理描写,是对生命意义思考空间的拓展,他将人类对自身理性的审视纳入了现代小说的视野,与世界文化潮流取得了基本取向上的合拍同步。
徐对现代生命哲学有着专业性的偏爱和信仰。
“生命”与“存在”,这是他作品中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他创作观念中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
对生命终极意义永远的“寻找”与“超越”,是他作品的基本内涵。
流贯于主要人物活动过程之中的是作者自己对生命根蒂的苦苦体验与孜孜求证,在浪漫艳丽的爱情故事中注入了对人生、爱情、宗教、艺术的哲学观照,也注入了现代人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感受。
无名氏的创作最能代表40年代文学的文化综合气度。
现代主义的“寻找”与“超越”主题在无名氏笔下得到最集中的表现,生命哲学的基本命题在无名氏的小说中得到了令人惊异的扩展。
有人指出:“他这套生命哲学及其艺术上的表现,有某些地方颇类似存在主义,虽然早在四十年代的中国,存在主义尚未流行。
” 作为心灵敏锐、阅历丰富的现代作家,他的创作活动即是一种生命感应的外化,不仅具有文化反思的品格,更多的还带有对人类的前瞻性构想,他的作品往往在总结或综合的同时,就具备了某种先锋意向。
另外,作为中西古今博通的学者,当他专注于人的存活与归宿追索之时,与世界文化思潮同气相求,也是较为自然的事情。
《无名书初稿》系列长篇小说兼容哲学、艺术、宗教、伦理、人类生存与历史时代等等方面,展示了空前的吞吐万象的文化综合态势。
无名氏说:“新的艺术不只表现思想,也得表现情绪,不,应该表现生命本身。
生命起源自川流不息的大江河,汹汹涌涌直奔前去。
艺术必得藉情绪来象征这种大生命的奔流。
” 《无名书初稿》所包括的七卷长篇小说正是为了展现这大生命奔流的波澜和走势,从而达到对于生命本体的逐级认识。
已出版的前三卷顺序为《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构想中的后七卷顺序为《荒漠里的人》、《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之外》、《创世纪大菩提》。
主人公印证生命根蒂的历程也依次为革命——对失去自由的人间地狱的反抗,爱情——情感(梦与诗)的追求与幻灭,罪恶——绝望与沉沦的炼狱煎熬,孤独——为信仰而挣扎求索,死亡——寻求解脱返朴归真,悟道——综合东西文化建立新人生观,境界——五百年后理想的人类世界。
生命中“最后的”和“永恒的”东西被无名氏纳入这一层层的探索之中来呈现,扬弃与超越的过程清晰可见,生命的大江河最终奔向了他的理想境界。
不同于张爱玲对于市民阶层生命状态细密的分析把握,也不同于徐对现实文化情境中生存悖论的多情观照,无名氏最为突出的特色是对宗教的永恒性的倾心确认,浓厚的宗教文化意味是无名氏生命终极意义追寻最基本的依托。
徐的作品也涉及对宗教皈依或背叛,但究其实质,这种宗教首要的是对“爱”的信仰。
无名氏的早期作品《塔里的女人》和代表作《海艳》,即有皈依宗教的倾向,作为《无名书初稿》最后一卷的《创世纪大菩提》,意欲在这生命探寻的终结篇里表达的,乃是对于东西方宗教教义的大融合,在存在主义与禅宗思想之间找到结合部,这使这部未竟的小说在对于生命哲学的突进方面伸展到了为前人所未及的层次。
20世纪初以来,宗教精神作为一种人文理想,经由苏曼殊、李叔同、许地山、丰子恺等人的薪火承传,推陈出新,到无名氏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新的文化宗教精神建构在40年代的基本完成。
40年代文学向生命哲学突进的大致轨迹,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历程:第一,与历史拉开一定距离,不拘泥于社会现实肤表的单面描述,而是沉入人生深处,寻求生命博大深邃的丰富性;第二,在对生存悖论的感悟和对生命意义的追索中,与西方现代意识在哲学层面上接轨;第三,融通综合东西文化精义,渗透主体的宗教体验,抵达理想的生命境界。
二、面对文化矛盾的全方位综合中与外、古与今、雅与俗的对立,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所力求解决的文化矛盾问题。
4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与历史的相对疏离状态下,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表现出对中外、古今、雅俗文化的全方位综合的趋向。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在对生命意义、宗教精神的寻找与超越中,实现东西文化的综合。
徐和无名氏等是其代表。
徐小说的背景,大都设在海外,人物也是中西混杂。
徐在具体的小说运作上消除了以往中西文化观念紧张对峙的偏执局面,而尽力以普泛博大的“爱”弥合全人类价值观念上的相斥之点。
这种“爱神”,更多地带有基督教的现世色彩,而不像佛教之爱那样寄托于彼岸,既有对西方生命哲学观当中的人的自由的追求,又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庄禅的出世观念、儒家执着现实的人生态度等)的依恋。
有研究者称徐为“一名既有高度中西文化修养又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将东西文化熔于一炉的学者型作家”。
无名氏的小说表现出的对生命永恒的寻找与超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主导思想有一拍即合之处。
不同的是,印蒂的寻求不是以“虚无”为终结,而是以不朽的信念去实现理想为旨归。
他的信仰以“创世纪”和“大菩提”合而名之,这两个分别属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术语的无间组合,代表着他所构想的东西文化综合的理想的人生境界。
《无名书初稿》虽没写完,但各卷书名联结起来,可看出作者清晰的思路和向目标逐级递进的步骤。
“此生夙愿是调和儒、释、耶三教,建立一个新信仰” ,无名氏此言不虚。
二、在实现中外文化综合的同时,往往也实现了古今文化的综合。
钱钟书、张爱玲等就是如此。
《围城》的书名就是对于人类生存困境最为恰当的譬喻。
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正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向人生路上的围城冲进去,又总是立即感到这里并非理想之所在,便又千方百计地冲出来。
这种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找不到归宿的人生模式,是现代西方文化所深深关切的存在问题。
方鸿渐的苦闷、彷徨、感伤、失望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情绪特征,但他所真心向往并追求的却是个人生活的功名富贵,他所走的是传统的中国读书人的老路。
作家则是以另一种传统的超然物外的士大夫眼光俯视这些小人物的活动的,带有一种精神贵族气。
小说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诸多方面,堪称中外古今文化的荟萃。
张爱玲的创作,“把西方的性心理学说和东方的旧家庭制度牵合在一起,在‘洋场风味’和‘东方固有文明’的缔盟中,追求一种纯艺术的道路。
” 她本人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滋养,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
在艺术表现方面,张爱玲典型地具有中西综合的特色。
比如她的小说以镜子、鸟、屏风等为基本意象,满含着对于女子脆弱命运的顾影自怜,对自由的渴望等现代感受。
她的创作既继承古代小说家庭伦常题材、市井人物故事的长处,又深刻地挖掘变态心理,成熟运用通感和意识流动手法,丰富了现代文学宝库。
三、在中外古今文化融汇的背景上,实现雅俗的综合。
由文言走向白话,是文化形式上一次革命性的雅俗综合,而真正实现文化内涵上的雅俗综合,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