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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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第17卷第6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JournalofChinaWomen’sUniversityDec.2005Vol.17.No.6
孙犁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述评
刘文娣(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摘 要:孙犁塑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新中国新女性形象,她们独特的个性特征令人们常读常新,综观孙犁以往对其女性形象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文革”前、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今。每个阶段对女性形象的把握都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关键词:孙犁;女性形象;审美;文学价值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5)06-0077-05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学大师,他以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席位,他作品中浓郁的诗意给文坛吹来一股清新自然的淳朴之风,刻画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新中国新女性形象,她们识大体、顾大局,勇敢乐观,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亮点。自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孙犁塑造的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令人们常读常新,综观以往对其女性形象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文革前”、80年代、90年代至今。每个时期的研究都有不同的表现,取得了许多进展与突破。现就这三个阶段对孙犁小说女性形象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特别是“文革”前,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孙犁是如何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孙犁创作的审美追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诗意化等等感悟式的欣赏上,对女性形象的把握也往往局限于单篇作品的分析上,多从政治功利性角度分析,普遍性地认为她们是生长在新时代的新女性,识大体、顾大局,勇敢乐观坚强。这类的研究文章数量不多,且多以附属的形式见于对孙犁作品其他领域的研究当中。其中,冯健男、冉淮舟为其中的代表。冯健男发表于1962年的《孙犁的艺术(上)———〈白洋淀纪事〉》《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孙犁的艺术(下)———〈风云初记〉》三篇文章从孙犁的单篇作品入手,以分析孙犁创作的艺术风格为起点,引出对其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技巧的探讨。冯健男指出孙犁“善于刻画农村妇女的形象”,“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聪明、美丽、多情、勇敢的特色。”并着重分析了两个具有矛盾性格的女性:小满儿和李佩钟,认为小满儿“充满了想象力和内心的矛盾……表现了深刻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社会内容”。[1][2][3]这种评价并未犯当时常见的简单化、概念化、模式化、从阶级对立角度分析作品及人物的陋病,而是在对作品及人物实事求是,细致入微地分析基础上,正确指出了这个人物复杂的性格特征及时代意义,其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态度在当时弥足珍贵。冉淮舟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对孙犁笔下的妇女形象的社会意义进行分析,认为她们“强烈地反映出中国妇女的崇高灵魂和必胜信念”,并指出李佩钟矛盾性格的刻画及她的成长历程正是表现了革命与党的伟大。[4]其评价以是否适应党的政策与革命的需要为准则,忽视了人物性格内部深层次的丰富性,已经呈现出简单化的倾向。研究者普遍认识到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所具有的美感特征及时代意义,多从赞赏的角度投以崇敬的目光。当然,在政治话语的高压之下也出现了一些非议之词。如,发表于1951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林志浩、张炳炎共同撰写的《对孙犁创作的意见》认为,孙犁的创作
收稿日期:2005-10-10作者简介:刘文娣(1982— ),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
。“把农村妇女的性格强行分裂,写成了有着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小资产阶级感情趣味的人物。”[5]这显然是从政治功利化角度来评判作品优劣,以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是对文学作品的恶意误解与歪曲,扼杀了人物形象自身的丰富性。相比较而言,方纪在《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中在分析孙犁创作的风格特色的基础上批评了他塑造人物形象的弱点,认为孙犁“只表现自己所感受到的一个较小的精神世界”[6],格局过于狭小。这种意见较之前者就中肯得多,是在以文学性为根本的理性分析基础上做出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评判。“十年文革”期间,研究界以政治性标准为第一位,强调单纯从政治功利性角度来评判作家的功过、作品的优劣,以此来排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鲜见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孙犁遭受了不公正的评判,对他的研究也随之石沉大海。“文革”结束后,孙犁作品的独特性及其人物塑造方面的特色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孙犁。郭志刚作为研究孙犁的代表,发表了许多研究孙犁的文章,主要从美的欣赏感受方面分析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作品整体艺术风格的建构所起的作用及时代意义。[7]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主要有以下问题,感悟式的欣赏大过理性的评判,单篇作品的分析较多,缺少整体上的把握,特别是未从文学史上把握孙犁女性形象塑造的意义。孙犁笔下以“水生嫂”为代表的新式女性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是十分独特的,她们打破了封建传统观念中的男尊女卑的格局,完全不同于20—30年代软弱无力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和愚昧的农村妇女,她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及多彩风貌向世人证明女性在整个中华民族革命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并未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这也就为20世纪80年代的孙犁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二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上的大解放,单纯以政治标准来评判文学作品优劣的现象逐渐退出评论界舞台,同时,西方文艺思想逐渐涌入国内,研究者开始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努力突破对单篇作品纯粹赏析式的狭小的研究圈子,卸除人物身上承载的过于沉重的政治包袱,从整体上把握人物形象。同时开拓思路,变换研究角度,力图从人性入手,寻求新的研究视角。周申明、刑怀鹏从人物描写技巧方面入手,认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构成孙犁作品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部分。文章针对孙犁关注妇女命运的原因、塑造女性形象对作品独特艺术风格的意义作了一定的探讨。周、刑二人从整体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了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作品整体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分析了女性形象与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史人物画廊的关系,认为两者是相通的,并应“占一席应得地位”。[8]这就为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初步确立了位置,开始以史的眼光把握问题,但研究力度略显肤浅,只是提纲挈领地俯瞰问题,未深入具体地分析形象本身的独特性。李永生在《女性对象世界的艺术把握———孙犁“酵素小说”初探》一文将研究视角由形象分析扩展至形象的艺术性把握上,引用马克思关于“妇女酵素作用”的理论,对孙犁形象选择的缘由、形象分类以及这些女性形象产生的“酵素”作用分析孙犁作品形式上自由状况的获得的内在因素、美学价值,并从中探讨孙犁塑造女性的成功之处及经验剖析,认为“妇女是孙犁小说美的‘酵素’。”[9]该观点引用西方文艺理论给予作品以全新的阐释,对进一步地把握女性形象以及对其他类型人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荷花淀》作为孙犁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其中的水生嫂形象一直为研究者所推崇,她的勇敢、乐观与贤淑性格历年来令人常读常新。金祥在《浅谈孙犁的创作风格———兼析水生夫妇形象》中将水生嫂定位为“新型革命妇女”,从细节、语言、环境描写三个方面分析形象塑造的技巧,并从社会意义角度分析人物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意义。[10]而水生嫂作为一个女人,在新旧历史环境变化之下必定产生复杂的心理斗争,研究者对此方面的把握并不清晰。因此,水生嫂英勇行为的合理性遭到人们的质疑。关于此类问题,毛乐耕作出了初步的回答。毛乐耕细致分析了在变动的时代格局面前,女性对男性的三种感情:别情、恋情、嗔情。[11]研究者努力卸载女性身上背负的过于沉重的政治包袱,回归女性本身,从女性角度寻求女人革命行动的合理性,而在卸除了人物身上的时代意义的同时,深度略显不87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5年够。张学敏综合上述各家观点,在《简谈孙犁关于爱情描写的主张及其创作实践》一文中有效地处理了男女感情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认为孙犁笔下的女性在处理个人感情与时代风云变幻之间的冲突时,懂得突破个人情感的羁绊,将爱情化为“积极向上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12]从此角度为孙犁的爱情描写寻求存在的合理性及时代意义。纵观80年代的研究,研究者的视角仍多集中于孙犁小说女性形象对于建构作品整体所起的作用,把她们作为作品整体艺术构造和社会意义的附属品来看待她们自身存在的意义。赏析、感悟式的分析居多。但是,在宏观上,研究者开始走出单篇的局限,努力打破世俗固有模式的限制,开始以史的眼光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看待孙犁笔下女性形象的地位与意义;在微观上,努力深入作品内部,从人物本身发掘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意义,将这些妇女回归女性自身,挖掘她们的独特意义。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开拓了思路与角度。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界针对以往的研究者对孙犁女性形象把握上的不足,在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的基础上,逐步将女性形象研究从其他领域的研究的附属地位中抽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从作品及形象本身出发,贴近形象心灵深处,从社会、伦理、文化等多角度对其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思考。同时把她们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探讨孙犁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意义,并由此引发出对孙犁创作心理及思想价值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行为取舍与命运的追思,希冀由此有助于透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及生存方式。90年代以后,随着原有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涌现,观点也更为新颖。洪珉从孙犁塑造女性形象的艺术境界和艺术技巧方面揭露人物美的缘由。[13]然而无论是艺术境界还是艺术技巧,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说,只是手段,其目的是构成作品整体上的美学效应。周水涛在《略谈孙犁小说的优美特质》中谈到孙犁通过描写青年女性的个性美和形体美建构和表现自己所感知的社会美,将女性形象的塑造看作是表现社会美的重要途径。[14]邹成钰将周水涛的观点扩展开来,从女性人格美的内容、形式及写作手法方面,说明孙犁笔下女性人格美的挖掘与赞颂对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首先,作者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很多有价值的光彩的人物形象;其次,体现了孙犁小说的创作理想———妇女代表了社会的进步;第三,反映了作家对美的崇高境界的追求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是孜孜不倦的。[15]与前人对孙犁小说女性形象塑造的大加推崇不同,夏元明意识到孙犁人物形象塑造的单一性,认为孙犁塑造女性形象暗含三个尺度:外部形象尺度、道德尺度、政治尺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生活真实。[16]夏元明以今人眼光观照历史,其分析虽指出了孙犁创作上的不足,但是却忽视了孙犁创作的时代背景。研究者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应强硬地批判与否定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艺术创造。在深入分析作品,探讨人物形象的价值意义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将研究视角从女性形象的艺术性分析上扩展到女性形象的文化价值与世界意义等方面。王桂荣从文化批评角度分析孙犁小说女性母题在重塑民族文化本体上的文学努力的深远意义。说孙犁将农村劳动妇女置于审视中心是作家观察把握社会、历史,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一个切入点,是作家借助女性母题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地弘扬,在女性与伦理、乡村、历史之间的契合之中“探寻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重塑中华民族精神”。[17]孙犁创造的女性形象不仅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学园林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席位。高城英在《一代新女性———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文中把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范围中,与以往出现过的女性形象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认为孙犁创造的新型女性形象结束了历代历国女性的悲剧命运,并且“展示了她们向各个领域进军的飒爽英姿”。[18]该文首次将孙犁塑造的女性形象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揭示了形象塑造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初步确立了她们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者在对孙犁小说女性形象的艺术分析及价值意义的把握之后,将研究视角延伸至孙犁自身,从孙犁的品格与人格角度探求孙犁女性情结的渊源。梁东方在《父亲视角与宗教化态度———孙犁创作女性意象的原形分析之我见》一文中从探寻女97第6期 刘文娣:孙犁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