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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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
译者。应该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活跃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原文的翻译都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作用。然而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却往往忽视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并且认为译者应是“隐身的”。但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逐渐受到译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译者——“隐身”观点
翻译是一门涉及到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工作。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译者是中介体，起着沟通两者的作用。传统译论认为，译者应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创作的文本进行的复制。因此，原作者和原作品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则赋予各种各样的地位卑微的角色。
在翻译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那些传统的议论在二元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的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而早期的语文学可以说是其代表。语文学派着眼于原文文学的特征。译者主要从事经典文献的翻译，尤其在《圣经》的翻译上，对译者来说，这类文体的原文都是上帝的“金口预言”，其中每个词和词序，甚至个别字母和标点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他们都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在翻译时对原文敬若神明。不敢做丝毫改动尽可能逐字译出，从而导致了在翻译实践中直译，死译占据主导地位，译者却得到了及其低下的地位。
20世纪初期，以索绪尔维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的翻译观认为，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客观世界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要理解语言的意义，“忠实”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把原著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来看，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预先设定的，其意义是具有确定性的，而且任何人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都应该获得相同的理解。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翻译观把翻译活动当作一种复制过程，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这样一来，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忽视译者形象，用一个“信”字取消了翻译主体在译本中存在的价值，译者只能拜倒在原作者脚下，认真地做一个奴仆，亦步亦趋地跟着原作走，脚步不能有丝毫的失真或走样。实际上，译者的形象与作者的形象一样，是客观存在着的，只是人们不愿意承认它。无视它的存在罢了。
二，译者的主体地位的观点
翻译从本质上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与信息的转换过程。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中心桥梁地位是十分明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德国的格若穆曾将翻译喻为“涉水”：文本是船，译者是领航员，翻译过程是涉水过程，两岸陆地分别是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这就意味着译者对其行为文化导向负有责任，译者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向导：也就是说译者成为文化身份的决定者，也充分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的地位。
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受到译论界更为广泛关注。法国的安托瓦钠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指出议论批评必须以译者为主体为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从此，传统译论以原文为中心，原文决定一切。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是隐形的人，其地位的不被承认和认同得到解放，获得主观能动权。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而且是理解与表达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理解作者，分析原文，以期最大限度在译语中再现信息：虽然尽一切努力，把不合作者和信息原意的主观因素限制到最底点，但任何译者都难免不给译文加进主观成分。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历史、文化的不同，译者的视界不可能与原作者的视界完全融合，不可能完全体会原作者的意图。这就赋予译者绝对的主观能动性，译者有权根据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是一千哈姆雷特；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译文。”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到，翻译不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有一定创造因素包括在里面的。译者更不是仆人，隐形人，而是可以胜过原作者的再创造者。
三、“二合一”的观点
进入新世纪，一些学者在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翻译观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主义翻译理论。国内吕俊教授曾撰文分别从建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以及理性基础对其进行过论述，并指出建构主义翻译学以实践哲学和交往理性为基础，并以语言行为理论作为语言学基础的翻译研究，它具有开放性、实践性、社会性等特点。
建构主义翻译观把翻译学定位于合理的交往模式的探索上，而不是局限于语言系统中。从而把翻译活动置于一种具体的语境之中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范式的翻译研究中。翻译就是两个主体借助语言这个媒体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进行平等对话，达到相互理解的过程。所以译者、作者处于一种积极互动的地位，是把文本放在一种具体的实际语境中进行翻译的主体。作者创造原文文本，译者要积极参与，在正确解读作者意图的基础上创造译文文本。从而作者和译者，原作和译作在积极地互动中“达成共识”。不再有“主仆之分”。
在整个翻译活动中，从作者与译者角度分析，作者和译者是一种合作关系，是相互互动的过程。译者自觉的贴近作家，作家也要主动地靠近译者。译者充分尊重作者和原著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维理解力，审美感受和语言表现力，创造出与原著等值的译作来。作家在生产作品之后，要向译者发出号召，然后和译者协同产生作品。
从译文角度分析，译文就是作者与译者合二为一的统一体。译文不仅表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内容和风格特点，而且又融入了译者的主观因素。
从读者接受层面讲，读者的目的是通过译文来欣赏原作者和原文信息，他们
评价译作的好坏的标准是能否让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获得的信息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的信息是类似或相同的，这促使原作者与译者为共同的目标(读者)而形成一种“默契”尽可能地达到读者所需的要求。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把翻译当成是机械地“复制”原作的活动，译者因而成了“翻译机器”。解释学、解构主义翻译观过分强调个性的差异，夸大了译者的主体作用，从而使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走向相对性。在建构主义者来看，译者和作者一样是创作的主体、原著的主人。参考文献：
[1]谭裁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6.
[2]孙芳，当代翻译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
[4]朱剑虹，译者地位在西方翻译研究中的变迁，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