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安乐死

绪论：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恒困惑。

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集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继其之后，比利时于2002年5月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继此安乐死在以上两个国家为合法，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也曾试图对其合法化，但条件尚未成就，立法失败。

在我国。

关于安乐死立法的理论已屡见不鲜，但多数为“一棒子打死”的理论，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合法化？本文拟从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立法历程、合法性争论及合法化的原由等方面对安乐死做些粗浅探讨。

1 安乐死及其国内外立法历程1.1安乐死的概念及渊源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1]。

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2]。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

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3]。

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

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

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

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

[4]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可谓古已有之。

在西方，有些原始部落为了其整体的生存和健康强盛，常把病人、老人击杀或埋葬，以此来减少病弱者的痛苦和部落的负担。

[5]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医生延长那些最终仍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伦理的，并赞同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自己结束生命。

斯巴达人为了保证士兵的健康和战斗力，也有处死有先天疾病或生理缺陷之新生儿的习俗。

在东方诸国，尤其是受佛教影响的地方，崇尚人自然的死亡，“圆寂”、“坐化”等就是佛教徒追求的死亡方式。

我国敦煌有一幅唐吐蕃时期（公元781～847年）“自行诣死”的壁画，描写一位老者在寿命将终时自行到坟墓中安详地辞别人世，这可视为我国较早时期的安乐死思想。

[6]但是，由于安乐死违背传统的伦理观念。

并与传统的医学理念和死亡概念相冲突，自杀和他杀的界限也因此而趋于模糊，故安乐死的思想和行为也普遍地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1.2 安乐死的立法历程在西方，启蒙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传统社会走向式微的开始，个人对于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把握与张扬迅速拓显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自十七世纪起，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7]于此同时，由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濒危病人的生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予以延长。

这极大地激化了医学伦理中的一对固有矛盾――延长病人的生命与解除病人的痛苦。

有关安乐死的病例和讨论不断涌现，终于使安乐死合法化运动在二十世纪初叶与人权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1935年在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其后美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国也陆续出现了类似的组织。

但安乐死运动很快就随着纳粹德国的兴起及其对非日尔曼种族的屠杀而遭受挫折。

二战期间根据其信奉的优生学理论以及其纯净种族（雅利安）的理想，纳粹党人用“安乐死”、“尊严死亡”等名义有计划的屠杀慢性病、遗传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其他民族人士达600万人。

[8]从1938年法西斯分子滥用安乐死到50年代后期，安乐死声名狼藉，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几近销声匿迹。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医学革命得到复苏，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再度兴起。

1960年，有人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允许早死条例并附先决条件：本人自愿并提出申请，医生诊断患绝症，患者痛苦异常，亲属同意。

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的一项安乐死法案中声明：“医生给一个做出宣布的合格病人实行安乐死是合法的”。

类似的法案也曾被美国爱达荷州、俄勒冈州等地的立法机构提出，但最终均未获通过。

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首次从法律上承认了“死的权利”。

70年代后期的法国、德国也都先后制定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程序。

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

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于半年后被废止。

2001年4月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

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

”[9]于是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彻底取得了胜利。

2002年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的第二个使安死合法化的国家。

1.3 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

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

1987年一个王明成的男子为其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10]，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

1988年全国和上海的各界专家学者分别组织了一次关于安乐死的研讨会，虽然意见不一，但与会者多主张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立法上都应谨慎对待。

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死立法草案。

近年来又有媒体报道的绵阳中学老师唐均和曾为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不堪忍受病痛相继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2 安乐死的合法化性争论自安乐死出现始，其合法与否等问题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理论上存在否认和赞成两种倾向。

2.1 否认说否认安乐死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绝对价值，“生命尊重之理念，是人类从事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

”现代社会伦理、典章制度，都是以此理念维系的。

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来剥夺他人的生命。

具体理由如下：（1）如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则给他人的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应和了“楔子理论”（“楔子理论”是台湾刑法理论界提出来的。

他是指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

），安乐死难避作为他人实施杀人工具的嫌疑，是违法行为合法化的外衣。

（2）虽然现代科技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但医疗事故仍频频出现，医疗误诊也难以避免，这给安乐死对象（即病人是否身患绝症、是否临近死期）的确定造成了困难。

如果承认安乐死，则有无端损害生命的隐患存在。

（3）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就可能被根治。

而且，凡有顽症而避之，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不利于医学的发展。

（4）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

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

2.2 赞成说而赞成者认为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人实际上丧失继续生存的可能性时，结束其生命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

理由如下：（1）人只要在不危及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结束自己的“残生”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命质量。

安乐死是患有不治之症、临近死期、受尽痛苦的病人到达“生命彼岸”的优势性工具。

（2）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包括生存权和死亡权）的尊重。

（3）救死扶伤虽为医德之要求，但当人们迫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压力而竭力挽救一个痛苦难忍、无恢复之希望而自愿求死的人，实无多大的现实意义，这种做法丧失了相当的社会效益，必然会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引致资源劣化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原则。

（4）死亡并非永远是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与死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

[11]纵观两派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围绕在生命神圣、至上观，个人独立价值观，同情论，本人同意论，关于医学新突破，危险先例论和功利观等方面。

否定说片面宣扬安乐死的消极影响，抹煞了它的正面作用，忽视了社会的动态特征。

而肯定说则过于强调安乐死的积极效应，看不到安乐死本身所固有的负面影响。

对待安乐死应持既肯定又否定的扬弃态度，实行有保留的承认。

3 安乐死合法化的原由3.1 安乐死合法化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伦理是指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它是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批判性反思。

在当今社会，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的外延不断扩大，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纳入到了伦理道德的整个评价标准体系。

可以说：凡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不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不道德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价值是积极的，纯粹意义上的，所谓的道德也是善的，因为“不是任何道德都具有积极的价值。

反映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只具有伪价值。

只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12]“安乐死的实行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向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

一个健康、神志清醒的人，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为什么一个身患绝症不能治愈的病人，就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呢？这不公平。

应该让身患绝症的病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13]于这种思考，尊重人的趋死的合理选择，也就是维护人权。

实施安乐死存在坚实的道德基础。

“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