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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特殊待遇”傅作义为何被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导语：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共计四十三人的国民党战犯名单。
奇怪的是，当时已经开始秘密和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共计四十三人的国民党战犯名单。
奇怪的是，当时已经开始秘密和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竟然也在其中，位列第三十一名。
傅作义本人对此也大为震惊，感觉被共产党“出卖”。
在愤怒与焦虑的情绪影响下，傅作义甚至一度想中断和平谈判，死守北平。
对于傅作义的思想和情绪变化，位于西柏坡的党中央、毛主席非常了解。
命令平津前线司令部立刻派人找到傅作义，说明将其列为“战犯”的真正原因。
据说傅作义在了解原因后如释重负，对共产党、毛主席更是敬佩。
那么，中共将傅作义列为“战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一，傅作义反共多年，异常积极。
曾经攻占过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发表过辱骂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公开信（由地下党执笔），可谓“罪行累累（战功赫赫）”。
如不将其列为“战犯”，无法向解放区的军民交代。
二，将傅作义列为“战犯”，可以消除蒋介石对傅作义“投共”的怀疑，掩护双方之后展开的和平谈判。
三，将傅作义列为战犯，也正好给了傅作义和平起义的理由。
起义成功后，傅作义可以凭借起义的功绩来免除“战犯”的罪责。
共产党将与傅作义之间的恩怨做出一个明确结论，以后就可以不再追究这些问题。
四，傅作义以“战犯”身份起义，就可以给其他国民党“战犯”做出榜样。
那样在未来解放全国的过程中，就可以避免很多牺牲和破坏。
事生活常识分享。
破晓暗战：解放军入城后破获的第一个特务案作者：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39期傅家俊和曹中襄万万没想到，解放军进城不到一个月，他们领导的379情报组人员及其据点就被一网打尽。
整个案件只用了不到20天。
之后，公安人员继续顺藤摸瓜，截至1950年，成功揪出了“华北督察组”下辖12个潜伏组的特务人员和电台。
市民形容刚刚解放的北平有“五多”：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
排在第一位的特务数量之多，系统之庞杂，居全国之首。
据悉，当时国民党从东北、华北、西北撤下来的特务，纷纷聚集在北平，伺机破坏新政权。
1949年2月，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被侦破，这是解放军入城后公安局破获的第一个特务案。
汽车行的神秘线索陈悟生是北平人，1944年，19岁的他还在上中学，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先后隶属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中共北平委员会下属的“平民工作委员会”和华北局城市工作部。
陈悟生年纪轻轻，地下工作经验却不少，曾在灯市口附近创办中共地下印刷局——新美印刷局，并担任经理。
他还在1948年底成功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没有耗费一枪一弹就智取了国民党在北平的一个军火库。
由于长期隐蔽工作，熟悉北平情况，北平解放后，他被组织分配到市公安局工作。
没想到，去公安局报到的第一天，他就被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分配了新的“地下”任务：“从今天起你白天不要公开到分局，要通过各种关系，尽快查清城内的敌特电台。
有情况直接和我联系。
”于是，陈悟生联络起过去地下工作时的各种关系，迅速投入到新的工作。
1949年2月的一天，陈悟生得到了西单景福汽车行的重要线索。
报告线索的人叫韩作文，人称“老韩”，老韩解放前就为我党工作过，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公共汽车司机，在汽车行业工人中颇具威信。
老韩这次提供的线索，消息来源是景福汽车行的司机陈福录。
据陈福录反映，景福汽车行新来一个可疑的“助手”叫俞承泽，此人既不会开汽车，也不会修汽车。
除了他，汽车行旁边还有一间奇怪的屋子，平日里根本没人去，陈福录却好几次听到里面发出“嘀嘀嗒嗒”的聲音。
揭秘1948年的傅作義將軍：直言起義對不起蔣先生導讀：1948年5月前後，中央已提出要爭取傅作義。
當時華北局城工部派地下黨員曾平到天津《大公報》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義的工作。
傅冬菊向我們匯報瞭這個情況，我們對曾平毫無所知，覺得如此重大的事情應該通過組織系統來安排，就決定讓傅冬菊不必答復曾平。
到1948年11月初，人民解放軍解放瞭沈陽，東北野戰軍即將入關解放平津。
城工部的劉仁同志專門派撤退到城工部的南系地下黨黨員回來傳達指示，說北平很快就要解放，為配合解放，黨中央決定找傅冬菊做爭取傅作義的工作;平津南北地下黨立即合並。
根據劉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黨學委立即把傅冬菊從天津《大公報》調來北平，全力做爭取傅作義的工作，同時又佈置職業青年支部書記李炳泉通過他的堂兄、“華北剿總”聯絡處長李騰九做傅作義的工作，並調來周毅之做傅冬菊的聯絡員，以便隨時同傅冬菊聯系。
我是城工部與傅冬菊之間的聯絡人當時，傅冬菊每天都到傅作義的辦公室觀察情況。
我每天同傅冬菊會面一次，她向我匯報傅作義的情況。
然後，我將傅作義的情況報告給城工部。
傅冬菊在與父親傅作義談的時候，一再勸傅作義要跟共產黨談判，不然沒有出路。
當時，傅作義提出：“共產黨裡面我就相信兩個人，一個是王若飛，一個是南漢宸。
”我們琢磨他的意思是想讓南漢宸來跟他談判。
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很重要，就發瞭電報報告瞭城工部。
傅冬菊根據城工部指示跟傅作義擺明，要麼投降，要麼起義。
但是傅作義都不接受，他說：“起義，我就對不起蔣先生;投降，我傅作義的面子太難看瞭。
”當傅冬菊向傅作義提出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接受和談，和平解放北平時，傅作義很有政治經驗，怕是“軍統”“中統”特務通過他的女兒套他話，於是就追問：“是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傅冬菊肯定地回答：“請爸爸放心，我們的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軍統‟。
”傅作義告訴傅冬菊：“你每晚從我這裡回傢是否有人跟蹤?一定要當心!”又問：“你是不是參加瞭共產黨?”傅冬菊說：“我還不夠格。
山西人冀朝鼎曾是最神秘的间谍用金融手法搞跨国民党我们总是在展现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将士，有时却忽略了那些在敌人中的＂潜伏者＂。
知道他们的人很少，而他们的威力却不亚于战场上血拚的军人。
52年前的8月，一位60岁的山西人去世，葬礼的主祭是周恩来总理。
今天，我就展示这位山西汾阳人的故事。
他叫，冀朝鼎。
对绝大多数山西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名字。
但我相信，听完他的故事，你一定会记住这位山西人的名字。
这是他的标签:冀朝鼎，一人可抵十万大军。
冀朝鼎，中共＂第一经济间谍＂。
冀朝鼎，让国民党失尽人心的最神秘间谍。
冀朝鼎，1949年之前，唯一的上级是周恩来总理。
冀朝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冀朝鼎，1963年去世，公祭仪式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15人担任主祭。
他去世己有52年了，他为这个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没有被人们所广为知晓。
他到底做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冀朝鼎，1903年10月12日生于山西省汾阳县建昌村。
他的家族也是个传奇。
父亲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冀贡泉、弟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
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在清华毕业后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
赴美前夕，冀朝鼎拜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李叮嘱冀朝鼎等人，到美国后要留心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要善于向美国人民学习。
他特别强调，在国外留学要时时想着祖国，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个老革命。
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两年后，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再赴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
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地下党能力多强：傅作义恩师结义兄弟女儿均被策反2015年03月14日11:32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悦核心提示：很快，崔月犁圈定了三个主要人物：傅作义恩师、高参（中将总参议）刘厚同，傅作义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副手、结义兄弟、副总司令邓宝珊。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悦，原题：《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战役实施展厅里，陈列着一辆普通的“飞利浦”牌女式自行车和一台老式发报机，它们的主人是中共地下党员。
斑驳的文物上依稀可见历史的沧桑，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们的主人在解放战争中那段为北平和平解放而冒险开展工作的难忘岁月。
一情报工作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在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主要有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系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也有其他解放区派出的系统。
在这张地下工作网的建立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刘仁。
1941年6月，刘仁开始主管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华北敌占地区城市的地下工作，代号“老头儿”。
其实这位同志们口中的“老头儿”一点儿也不老，时年才32岁。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驻守平津部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在共产党人面前展露无遗。
当时，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平津，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指示，周密部署地下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立足于打，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尤其注意争取一部分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发动总攻时，做好内应；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花大力气去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决。
于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北平地下党接近“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以影响并促成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和平起义。
早在1948年春，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要通过傅作义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向傅做工作。
“深度潜伏”阎又文作者：卢荻来源：《同舟共进》2013年第03期中共的“红色卧底”不可谓不多，但解放后、去世后仍“深度潜伏”30余年者，恐怕就仅此一人了。
翻开历史巨册，拂去岁月风尘，60多年前为保护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策动“和平解放”的风云人物，基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值得庆幸的是，一位曾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功臣，在经过40多年默默无闻，差点被历史湮灭的时候，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的真实版“潜伏”经历——他就是傅作义将军身边的重要助手和亲信幕僚，被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誉为“隐蔽典范”和“白皮红心”的阎又文。
【逝世后仍继续“潜伏”30多年】阎又文可称得上迄今中共潜伏最久的高人。
中共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其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是红色特工，以为他不过是追随傅作义的起义者而已。
他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真相，且逝世后仍深度“潜伏”30多年。
要不是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了。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英年早逝，时年48岁。
临终前他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
”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颇令人费解——既为中共党员，又立了碑，理应写明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绝口不提。
新中国成立后阎的历任职务清清楚楚，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去世时，阎家6个孩子，最大的24岁，最小的女儿才8岁。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带来了厄运。
他们在人生紧要关口（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几经坎坷，受尽牵累，付出了几乎终生的代价。
为了弄清真相，阎家子女曾到统战部查询，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
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
他们还找过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甚至信访部门，都没有答案。
阎家子女判断：“我父亲的身份上无天，下无尾，中间是断层，知道的人一定非常少。
阎又文：深度潜伏数十载丹心一片照后人作者：王环环来源：《记者观察》2019年第10期“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
”党的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这样要求情工人员。
而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字的真实写照。
阎又文的一生有两重身份。
新中国成立前，他表面身份是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即使解放后，他的真实身份也长期没有公开。
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直到他去世35年后的1997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一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关于他的真实身份和那段尘封已久的潜伏故事才第一次公之于世。
1962年，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在京病逝。
他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中写道：“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
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碑文的几处表述令人费解：既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却并未交代;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历任职务都清清楚楚，新中国成立前的（职务）却并未提及，仅以“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一笔带过。
关于他的身份，似乎笼罩着一团巨大的迷雾。
而这团“迷雾”，直接影响着阎家的子女——“一到政审就卡壳”，究其原因，收到的回复总是“阎又文同志政治历史问题不清楚。
”为此，阎家子女曾就“统战工作者”这一身份，找到统战部、全国政协，却被告知“不是统战对象，是共产党。
”而在水利部、中组部的档案中，又查不到父亲解放前做过什么革命工作。
就在阎家人苦寻无果之际，转机出现了。
谜底的揭开在1993年北京市公安系统举办的一场老同志春节联谊会。
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
在这次联谊会上，他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同样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聊天时谈及阎又文后人的境况，王玉激动地说道：“已经四十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揭秘1948年的傅作义将军直言起义对不起蒋先
生
导语：1948年5月前后，中央已提出要争取傅作义。
当时华北局城工部派地下党员曾平到天津《大公报》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向我们汇
1948年5月前后，中央已提出要争取傅作义。
当时华北局城工部派地下党员曾平到天津《大公报》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向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们对曾平毫无所知，觉得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通过组织系统来安排，就决定让傅冬菊不必答复曾平。
到1948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解放平津。
城工部的刘仁同志专门派撤退到城工部的南系地下党党员回来传达指示，说北平很快就要解放，为配合解放，党中央决定找傅冬菊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平津南北地下党立即合并。
根据刘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党学委立即把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调来北平，全力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同时又布置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华北剿总”联络处长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并调来周毅之做傅冬菊的联络员，以便随时同傅冬菊联系。
我是城工部与傅冬菊之间的联络人
当时，傅冬菊每天都到傅作义的办公室观察情况。
我每天同傅冬菊会面一次，她向我汇报傅作义的情况。
然后，我将傅作义的情况报告给城工部。
傅冬菊在与父亲傅作义谈的时候，一再劝傅作义要跟共产党谈判，不然没有出路。
当时，傅作义提出：“共产党里面我就相信两个人，一个是王若飞，一个是南汉宸。
”我们琢磨他的意思是想让南汉宸来跟他谈判。
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就发了电报报告了城工部。
生活常识分享。
傅作义起义后曾立志为国民党当卧底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计划逃离棋差一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几天后的1949年2月4日，国民党政府方面负责联络傅作义的国防部长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
”傅作义为何于已经和平解放后忽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呢？
原因是在傅与中共达成协议起义之后，为争取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主动，在国民党方面的广播和报纸上大家宣扬此一协议是“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
被中共方面视为收买人心，试图收集政治资本进行对抗。
因此，由毛泽东执笔，写了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的公函，也称通牒。
并在解放军接管北平后的第二天2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其中将傅放在战犯，因战败毫无希望才谋求和谈，只能以求自赎的位置上。
这一公函的公开发表对傅作义如晴天霹雳。
而向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出国正是他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
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
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
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
”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
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
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至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
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
然而，事实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
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
总之，傅的实际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
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
”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
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
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
”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
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回绥远策划绥远起义期间傅密会国民党代表向蒋介石表白甘心做卧底
1949年8月底，傅作义回到绥远，开始布置绥远投向中共的绥远起义。
但就是在此过程中，傅作义还暗中面见了飞到绥远的国民政府特使徐永昌。
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发出。
而就在之前的一天9月17日，国民党特使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会晤了傅作义。
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
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
”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
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
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
动。
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
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
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绝，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
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来傅揭开了这个谜底。
他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
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
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
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
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
等等。
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
经过上述解释与交底，最后，傅作义以一段对蒋的感情色彩颇为浓厚的表态剖白了心迹，明确表明自己要忍辱负重当卧底。
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
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
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
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
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
”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
谈话后，傅还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
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
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
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
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
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
直到六十年代傅作义似仍和蒋介石有联系
那么傅作义对徐永昌的较低是否是对国民党方面的编造，虚与委蛇呢？事实是傅作义确实是按照他对徐永昌交底的布置去做了。
在傅对徐永昌的交底中，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
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
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
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
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
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
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而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作义回到北平以后，有一次和我谈话，谈到绥远今后的工作，表示今后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绥远彻底解放区化，军队彻底解放军化；二是1.8万名干部，必须给以安置，最好的办法是修渠开垦。
关于他个人的去处，我告他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暗示将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
可以在政府中工作。
他表示怕学识不够，愿意多学习，并且说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
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
”
从这一记载看，傅作义的“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计划，他是确实去推行了的。
但傅作义始料未及的是，他之前引以为所有推想的基础：美苏很快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发生，于是，中共在大陆也并未在1950年三、四月间经历极大的困难时刻。
眼见局势变化并非如自己预料，傅作义不得不放弃了原计划。
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晚年披露：“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
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
毛泽东说:‘你留着用吧。
’他当然不敢‘留着用’。
”
也就是说，1950年傅作义的预测完全落空后，他才向中共方面交出了他的最后底牌。
但交出底牌不代表他并不继续卧底了。
据台湾学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显示，傅作义在1963年还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过，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
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
”此后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蒋在日记中都有提及傅作义，例如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但之后就不再出现了。
由此可见，被迫不得不起义交出军队和地盘的傅作义，实则自起义后，都扮演着一个国民政府在中共方面的卧底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