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翻译作品经典句子英翻中

读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的几点启示作者：张茜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03期摘要：林纾作为一名伟大的翻译家，对于我国翻译事业和引进西学所做的贡献不言而喻。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曾对他各个时期的翻译作品做出过评价，其中著名的有钱钟书所著的《林纾的翻译》。

笔者在阅读《林纾的翻译》之后，从四个方面总结归纳了从中获得的启示，包括翻译的目的和动机、译作的风格、翻译的评价和译者的责任，通过本文展示给同仁们，以加深大家对林纾及其翻译思想的理解和领悟。

关键词：林纾；翻译目的和动机；翻译风格和评价；译者责任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林纾的地位不可忽视。

他是唯一一位不懂外文而又译作颇丰的翻译家。

林纾到72岁逝世为止，共翻译了12个国家（其中包括英、法、美、德、日、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丹麦）的101名作家的180多种作品，共计1200万字。

他所译作品中大部分是小说，成为我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学的人，他的贡献无法估量。

尽管有学者对林纾能不能被称作“翻译家”持质疑的态度，例如王秀云在《是翻译还是整理——质疑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他的翻译不能叫做转译……把一个完全不懂外文、只会用文言写作的人称作‘翻译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这种看法很不公正，换个角度来看，在林纾的翻译过程中也存在三种语言：英语、转述者的语言、林纾的文言译语；而最后两种语言可以看做是语内翻译，都是汉语，但是林纾所做的工作不是记录，而是将转述者的语言译作具有自己风格的译文。

所以说，林纾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身份是不容质疑的，他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读完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之后，笔者对于林纾本人、对于翻译也有了更深的体会，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在本书中得到的几点启示：翻译的目的和动机；译作的风格；翻译的评价；译者的责任。

一、翻译的目的和动机林纾本人很少专门来写关于翻译理论的文章，但是他的翻译理论可以在他译作里的序、跋以及像《译叹》、《译林叙》的文章里体现出来。

林纾现象林纾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他不懂外语，由别人口授，46岁才开始译书，却译了184种，达一千万字以上。

“林译小说”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

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

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

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

”那么，让我们来“玩味”一下，林译小说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我们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可以从林译小说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从林纾的生平和林纾小说中，至少有六点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1．刻苦攻读，功底深厚林纾从幼年起就好学。

少年时家贫，无钱买书。

他到处搜罗求借。

有一次他在叔父家看到《毛诗》、《尚书》、《左传》、《史记》等书，就借来反复细读。

八岁便知发奋苦读，十一岁起即读欧阳修文、杜诗、《左传》、《史记》、《汉书》。

到十三岁时，已读书数万卷。

他自己说过，他曾用八年时间读《汉书》，八年时间读《史记》，至于韩愈的文章，前后用了四十年。

为了激发自己发奋苦读，他曾在墙壁上画了一口棺材，敞着盖，旁边画了一个人，写了两句话：“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他还说过：“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饱读吾书。

”他幼年启蒙于薜则柯先生。

薜的古文造诣很深，推崇欧阳修的文章和杜甫的诗。

林纾从师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

文学的深厚根基，为他后来的高速度翻译打下了基础。

他文笔洒脱，日写七八千字，翻译时，“耳听手追，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

2．源于原著，优于原著英国翻译家Arthur Waley认为“林纾翻译的迭更司作品优于原著”（《书林》1982年1 期）。

林译为什么“还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读”呢？许渊冲先生把林译跟另外两位翻译大家董秋斯、张谷若所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三个译本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林译富有文采”。

关于林纾翻译作品全目林纾翻译作品林纾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广泛涉及文学、学术和商业领域。

他以其出色的翻译技巧和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享誉业界。

本文将就林纾的翻译作品进行综述，从不同领域选取几个代表性的例子，展示林纾在翻译方面的才华。

在文学方面，林纾的翻译作品丰富多样，其中最著名的之一是他对《红楼梦》的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林纾通过细致入微的翻译，成功地传达了原著中复杂的情感和精妙的描写。

他对于原文中的古文使用、人物角色的深入解读以及情节的准确表达都展现了他的高超翻译功底，赢得了广泛赞誉。

不仅在文学领域，林纾的翻译作品也延伸到学术和专业领域。

作为一位涉猎广泛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多本国际知名学术著作，如《论语翻译与注释》和《心理学导论》等。

在这些专业领域的翻译中，林纾一方面要确保准确传达原著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和流畅度，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和获得知识。

此外，林纾还在商业领域有着突出的表现。

他翻译了多本商业类图书，如《顶级执行者的成功密码》和《创新企业家的秘密》等。

商业领域的翻译要求不仅需要对原著内容的深入理解，还要具备良好的商业背景知识，以便传达出准确的商业理念和策略。

在这方面，林纾通过其扎实的商业素养和高超的翻译技巧，让商业类图书在中文读者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认可。

可以说，林纾的翻译作品具有高质量和广泛的影响力，他的翻译才华为不同领域的读者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

他的翻译作品既准确传达了原著的内涵，又保持了流畅的语言表达，使读者能够毫不费力地理解和欣赏作品。

无论是在文学、学术还是商业领域，林纾的翻译作品都成为了行业里的佳作，为中文读者接触和了解更多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结而言，林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翻译家，他的作品在文学、学术和商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他对于不同领域的翻译需求都能够灵活应对，准确传达原著的内容，同时保持着流畅的语言表达。

相信在未来的翻译事业中，他的作品会继续为读者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启迪。

林纾翻译作品经典句子英翻中
摘要：
1.林纾翻译作品的经典句子
2.英翻中：将英文名言翻译成中文
3.林纾翻译作品的价值
正文：
林纾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林纾翻译作品中，有许多经典句子被广大读者所熟知，这些句子在文化交流和思想传播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英翻中，即将英文名言翻译成中文，是林纾翻译作品中的一大亮点。

例如，英文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被林纾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一翻译简洁明了，既保留了原文的意境，又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另一个例子是英文名言“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被林纾翻译成“闪光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这一翻译同样非常精彩，传达了原文的哲理。

林纾翻译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将英文名言翻译成中文，还在于他对文化交流的推动。

通过翻译西方的经典作品，林纾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到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同时，林纾的翻译作品也为后来的翻译家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林纾翻译作品中的经典句子英翻中，不仅是他在文化传播史上的一
座丰碑，也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宝贵财富。

《巴黎茶花女遗事》，法国小仲马，林纾、王寿昌合译（1898-1899[9]）《吟边燕语》，莎士比亚着，林纾、魏易合译。

（1903）《伊索寓言》，希腊伊索，与严培南、严璩合译。

（1903）《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法国阿猛查德着，林纾、曾宗巩译（1904）《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斯托夫人，林纾、魏易合译（1905）《迦因小传》，英国哈葛德着（1905）《埃及金字塔剖尸记》，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合译（1905）《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5）《鬼山狼侠传》，即《百合娜达》，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合译（Nada the Lily, 1905）《斐洲烟水愁城录》，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合译（1905）《玉雪留痕》，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5）《埃斯兰情侠传》，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Eric Brighteyes, 1905）《拿破仑本纪》，洛加德（John Gibson Lockhart）原着。

林纾、魏易合译。

（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5）《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沃尔特·司各特着，即《艾凡赫》（Ivanhoe, 1905）《鲁滨孙飘流记》（RobinSon Crusoe），英国丹尼尔·笛福，林纾、曾宗巩译。

（1905年）《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增米·亚丁着，林纾、曾宗巩合译。

（1905年）《肉券》，林纾着。

与魏易合译。

（1905）《女师饮剑记》，布司白（Guy Boothby）原着。

（1905）《洪罕女郎传》，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6）《雾中人》，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合译（1906）《蛮荒志异》，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1906）《橡湖仙影》，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6）《红礁画桨录》，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6）《海外轩渠录》即《格理弗游记》英国乔纳森·斯威夫特，林纾、魏易合译（1906）《拊掌录》，即《见闻札记》，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集，林纾、魏易合译（1907）《金风铁雨录》，阿瑟·柯南·道尔着林纾、魏易合译（1907）《滑稽外史》，即《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英国狄更斯，林纾、魏易合译（1907）《十字军英雄记》，英司各特着，魏易口译。

林纾对西方小说的翻译译介西方近代思想的第一人为严复，而开启翻译西方文学之风者则为林纾。

林纾虽长于古文、诗词、绘画、戏曲，但最负盛名的是他的翻译。

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起，到逝世的二十五年中，林纾共译外国小说一百八十三种约一千二百多万字。

其中涉及英、美、法、俄、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作品，介绍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作家。

但其余大部分为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其中英国哈葛德、柯南道尔的作品达三十余种。

林译代表作为《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拊掌录》。

林纾的翻译可以一九一三年译《离恨天》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精力旺盛，态度认真，译笔生动传神。

因此，林译小说精华大部分集中在这一时期。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经林纾用生动的译笔介绍进来之后，一时有外国《红楼梦》之称，风行大江南北。

严复一九0四年留别林纾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可见其影响之大。

林纾后期译著，虽有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堂·吉诃德》）、孟德斯鸠的《鱼雁扶微》（《波斯人信札》）等名作，但其他多属浪费精力之作。

此时林纾年过六十，译笔大为退色。

塞万提斯生气勃勃，浩翰流走的原文与林纾死气沉沉，支离纠绕的译文；孟德斯鸠的“神笔”与林纾的“钝笔”，形成鲜明对照。

如果说翻译文学是“文学因缘”，那末后期林纾颇象他自己的书名《冰雪因缘》了。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虽然如此，林纾硬是用文言文，把西方近代社会五光十色的“人间喜剧”，色彩斑烂展示给中国读者，拓展了人们的文学视野。

林译小说无论内容与风格，与严译都有很大不同，但亦不乏相似之处。

首先，如同严译常加按语一样，林纾常于译著序跋中舒摅政治热情，于爱国保种再三致意。

一九〇五年为配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他翻译了美国斯托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

在该书跋中，他说译此书是“触黄种之将亡，……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

林纾（1852—1924），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其经由曾宗巩口述而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文言版本，言辞精美，文笔舒畅，体现了出众脱颖、笔墨饱满的翻译水准，令人崇敬，影响深远。

一、文化交流的沟通者林纾是福建福州人，热衷于文学阅读，受“西学东渐”思想影响，他“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决意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教育和启迪民智，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

1897年，林纾开始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经过个人不懈的艰辛努力，他完成了这部小说的文字翻译工作，并于1899年在福州刊行印发。

作为中国介绍西洋文学的首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便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大地刮起了一阵旋风，“为国人闻所未闻”，一纸风行全国，备受大众的赞扬与喜爱。

受此鼓励，林纾一发而不可收，在商务印书馆的诚挚邀请下，他潜心专司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前后共计翻译的作品高达两百余种，国别涉及美、英、法、俄、德、日、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国内民众称其为“泰山北斗”，外国友人誉其为“不懂外文的最佳翻译家”，名扬中外，堪称清末民初的翻译大师[1]96。

林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其他的则在《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等杂志上发表，读者甚众。

在林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其中就包括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

令人称奇的是，翻译家林纾本人并不懂得外文，他的翻译主要是在“玩索译本，默印心中”、“质西书疑义”的状态下通过口译者的协助完成的。

有人曾经这样点评过林纾的翻译水准，说：“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

见者竞诧其速且工。

”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凭借敏锐的文学直觉与深厚的汉文造诣，能够将口译者的言辞传达惟妙惟肖、细致精确地融会到汉语的文言文当中，即便是在口译者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恰当的言辞表达文学作品中的内在含义时，他也能够根据作品的上下文情节善于捕捉原文作者意欲表达的内容，以精炼明白的语言写就下来[2]47。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批评]《林纾的翻译》一文对译界来说众所周知。

罗新璋认为“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

”作为一篇得到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翻译批评,钱钟书先生何以使自己的批评具有如此的学术含量和学术生命力呢?一该文开篇处,钱钟书从汉代文字学者关于翻译的训诂中引出“译、诱、媒、讹、化”,认为这几个字“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 在随后的篇章中对“讹”、“化”、“媒”、“诱”几字生动透彻的阐释正是钱钟书用来对林纾的翻译进行批评的理论依据,虽未冠以“理论”二字,但确是批评者赖以观察译作的工具和批评本身的结构线索。

实际上,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理论了。

钱钟书对于自己批评的理论依据作了透彻而精辟的论述,这是无需讨论的。

然而,批评者的批评标准是否明晰、具体就存在争议了。

钱钟书的“化境”如同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一样较为抽象,与翻译批评实践之间有一些不适应的情况。

那么,这篇孕育了“化境”说的翻译批评是否将“化境”作为批评的标准呢?“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 这段文字极易障人耳目,使人将“化境”作为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其实不然。

在考虑了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译者的体会与译者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后,作者指出,“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那就是‘讹’。

”由“化”字发端,进而到“讹”字,两字之间的距离便是译本的现实生存空间。

在不可实现的理想――彻底和全部的“化”与不能避免的毛病――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之间,作者找到了“媒”或“诱”的新意义,即“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