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的可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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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法考背诵考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一、自白任意规则★1、自白任意规则,又称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即承认有罪的供述),才具有可采性;违背当事人意愿或违反法定程序而强制作出的供述不是自白,而是逼供,不具有可采性,必须予以排除。
2、根据自白规则,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对于控方举出的违反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如果辩护方表示异议的,法官应当禁止控方向法庭提交该证据,并不得以该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
二、传闻证据规则★1、传闻证据,证人所陈述的非亲身经历的事实,或者证人在出庭作证时未向法庭提出文件中的主张。
2、所谓传闻证据,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书面传闻证据,即亲身感受了案件事实的证人在庭审期日之外所作的书面证人证言,及警察、检察人员所作的(证人)询问笔录;二是言词传闻证据,即证人非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而是向法庭转述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情况。
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只是部分地体现了该规则的精神。
3、传闻证据规则,也称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即法律排除传闻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的规则。
根据这一规则,如无法定理由,任何人在庭审期间以外及庭审准备期间以外的陈述,不得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三、意见证据规则★★1、意见证据规则,是指证人只能陈述自己亲身感受和经历的事实,而不得陈述对该事实的意见或者结论。
2、《高法解释》第75条第2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3、但是,我国将证人和鉴定人予以区分,鉴定意见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作为某一方面专家的鉴定人的意见可以作为诉讼中的证据,并不违反意见证据规则。
证据的可采性【法学理论论文】证据法是独立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范畴,界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需要协调证据法与实体法、诉讼法的关系,要在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童之间寻求平衡。
将证据实体规则作为民事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证明标准以及证明责任的有关规定。
当代民事证据法的基本任务是在实现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的基拙之上保降诉讼效率并协调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价值冲突。
一、引言关于证据法性质的争论可以归结于证据法究竟是属于实体法还是程序法,这里的证据法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指的是除实体法、程序法有关证据规定以外的专门性规定,对证据法的定性关系到民事证据法与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三者关系如何协调的重要问题。
根据规定的内容不同,可以将法律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
实体法是明确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的法律;程序法是规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实现或履行的法律。
实体法是程序法的依据和来源,程序法保障实体法的实施。
二、民事证据法的应有范围两大法系的民事证据立法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英美法系单独的证据立法规定了详细的证据规则,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构成了其中的主要内容。
大陆法系国家则是将证据相关规定融人民事诉讼法或民法典中,对证据的取舍由法官自由裁量。
这种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大法系认定事实的主体不同:英美法系由陪审员认定案件事实,其来自市民阶层并未接受专业的法律训练,证据立法必须制定大量能过滤可能导致陪审员混淆、偏见、错误判断的证据的规则;大陆法系认定事实的主体为法官,其具有专业的法律背景知识和审判实践经验,且奉行自由心证原则,法官可以根据理性和良知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
于是,当代两大法系的民事证据立法在形式上就突出表现出规则约束与自由裁量两种不同的证明理念的对立。
但法官在坚持规范化证据规则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根据案件情况灵活处理以克服规则体系僵化性与机械性的困境,英美法系国家对证据使用的限制性规定在逐步减少,而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也制定了大量关于证据收集、证据调查的程序性规则以排除主体非理性因素对法官自由心证形成的干扰,从而对其的自由裁量形成一定制约。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有关规定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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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第五⼗六条采⽤刑讯逼供等⾮法⽅法收集的犯罪嫌疑⼈、被告⼈供述和采⽤暴⼒、威胁等⾮法⽅法收集的证⼈证⾔、被害⼈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第五⼗七条⼈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员以⾮法⽅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调查核实。
对于确有以⾮法⽅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四条规定的以⾮法⽅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法庭调查。
当事⼈及其辩护⼈、诉讼代理⼈有权申请⼈民法院对以⾮法⽅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申请排除以⾮法⽅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五⼗九条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民检察院可以提请⼈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员或者其他⼈员出庭说明情况;⼈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员或者其他⼈员出庭说明情况。
有关侦查⼈员或者其他⼈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经⼈民法院通知,有关⼈员应当出庭。
第六⼗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四条规定的以⾮法⽅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六⼗⼀条证⼈证⾔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被害⼈和被告⼈、辩护⼈双⽅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查明证⼈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者:刘素芬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5期【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学者争议的热点。
本文首先运用有关证据的理论对王朝案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对程序正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深入探究。
最后,提出了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来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证据;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一、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理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定形式表现出来的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
而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只不过是证据正确运用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
对于刑事司法活动而言,最为关键、也最有意义的问题应当是如何将“证据材料”转化为定案根据的问题,即作为法院定案根据的证据应当具备哪些资格和条件。
按照现代刑事诉讼法的一般理论,证据要成为法院的裁判依据,就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证据能力,二是证明力。
证据能力则是指证据能够成为定案依据的法律资格。
[1]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能够证明某一待证事实的能力和资格,即证据必须具有可印证性和相关性。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所限制的主要是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
其中,在事实和逻辑方面的要求就是证明力,也就是证据本身的可靠性和证据与待证事实间须具备的逻辑联系。
同时证据材料还必须具备法律要求的资格和条件,并且要以合法的形式收集起来,在法庭上经过合法的程序加以审查。
不具备合法性,证据材料不仅不能转化为法院定案的根据,而且不应在法庭上出示,并在其提出后丧失可采性。
按照我国理论,我们将定案证据界定为查证属实的证据。
通常认为证据必须具备三性:(一)客观性:是指作为案件证据的客观物质痕迹和主观知觉痕迹,都是所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反映,而不是主观想象、猜测和捏造的。
(二)相关性:通常又被称为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联系,才能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
(三)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收集、出示、和查证,都由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采证标准,为法律所容许。
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两大目标的矛盾和平衡,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问题。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发布和施行,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
本文试就从《两规》要点的理解,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涵义、意义以及在我国的施行障碍提出看法。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办理死刑案件规定;施行障碍刑事司法是国家行使司法权以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过程。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只考虑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那么所有具有证明力的材料和信息都应该允许进入诉讼程序,都应该允许作为定案的根据。
但是,为了维护司法程序的公正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排除非法证据就是必然的选择[1]。
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以及《两规》要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必须于诉讼中予以排除的刑事司法准则。
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大缺憾,莫过于曾经进行过论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终未被立法者所采纳。
虽然后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但由于其制度设计不甚合理,加之配套机制的缺失,收效甚微。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规》),在诸多方面细化和完善了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自产生以来,因其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方面的贡献颇为显著,备受各国推崇。
许多国家将其内化到本国法律当中。
而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非法证据的规定几乎为空白,且缺乏可操作性。
本文以刑事诉讼法为基础,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非法证据界定、价值、存在问题及其在我国的构建设想。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unlawfully obtainevidence),是指对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被采用,应排除在证据之外。
排除规则在美国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第四修正案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证据采纳;在英国,排除规则是指如果证据的采纳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
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没有定义。
二、关于刑事非法证据的界定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对刑事非法证据最为明确的界定。
但是笔者认为,刑事非法证据是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的收集过程中出现的,其类型理应包括内容不合法,形式不合法,收集主体不合法,收集程序或方法不合法四种。
完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首先应当建立在明确的界定和区分上,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做出如下延伸和完善:(一)内容不合法的证据内容不合法的证据只能是一种证据材料,由于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没有事实上的证明能力,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其表现形式、取证人员、取证程序合法,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应予排除。
论新刑诉法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证据制“证据”顾名思义,可证实,可论据。
符合法律法规制定运作的程序。
所谓的非法证据排除就是指采取不正当手段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调查方法对证据进行搜集和采纳。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司法部门的严格执法工作有效开展,避免司法人员采用非法手段取证,在进行不正当手段取证之前对于其行为存在的后果有个认知度,阻止工作人员知法犯法的情况发生。
有利于民主监督的执行,以便尽快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对其非法取得的证据进行无效处理,进而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公开性。
在法制社会制度下的今天,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人所提倡的。
利用非法手段对他人进行诬告陷害等手段在这一制度下将得到遏制。
建立完善的社会法律法规制度,才能有效保障人权,保证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社会氛围。
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实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案件的审查逮捕这一阶段上有很高的适用性,充分遵从证据的可采性这一原理。
运用一系列专业性的可行办法进行取证,大大的提高了办案的精准性。
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彻底追究违法行为。
冤假错案的产生无疑是与办案人员有关系、与案情证据有关系,非法证据排除也有其弊端,就是有些证据的采集必须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这样就纵容了犯罪方。
抛弃缺点不谈,这种办法还是更好的达到办案精准性的有效办法。
此外民主监督是法律案件解决的重要内容,非法证据排除有利于保障人权,帮助有关人士对法制观念进行转变,进而提高侦查技术水平。
这一办案规则对国家完善审案机制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实现国家型权益有很大帮助。
是司法机关能否文明办案的体现形式。
二、现存刑诉法的现状新的刑诉法修改出台后,对于证人保护的相关问题上存在弊端。
新的刑诉法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人身安全等问题给予了相关的保障,但在对象保护上存在弊端。
规定对证人本人及其家属进行保护,对于与保护对象的行为联系人没有给予相应安全保障。
浅析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摘要]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程序作为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基础,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有效施行的关键环节,理应受到充分重视。
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研究和司法、立法实践都倾向于关注非法证据的范围、排除审查决定程序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程序着墨甚少。
从启动主体、启动条件及方式、权利保障等角度全面认识和研究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对于促进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适用,提高检察机关证据审查工作的效率及质量都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检察机关;非法证据;启动p新《刑事诉讼法》第54、55、57条等规定涉及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条件及程序。
尽管这几个条文并未明确规定除检察机关(法院)之外其他主体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启动主体地位,但是通过对第55条内容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法律对当事人依据其诉权(报案、控告、举报)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地位的确认。
因为所谓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主体,是指有权对于处于检察环节的相应证据材料的可采性及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来源资格,而非单纯依据是否有权决定最终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的主体。
因此,对于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主体范围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当然也不能无限制拓宽。
以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被告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等作为启动主体应是既符合立法原意也利于司法实践工作的开展。
(一)检察机关受制于办案压力及传统侦查思维的影响,公安侦查部门对于证据采集合法性的关注度不及对破案率的关注;而我国案件审理主要是书面审理的审理模式决定了法院容易受到非法证据的影响而做出错误判决。
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作为查办刑事案件的中间环节,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检察机关享有的监督侦查、控诉及诉讼监督等职能都要求其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并及时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
因此,检察机关作为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是依据其法律职能而当然拥有的,这既是检察机关有效行使职能的必需,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