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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论文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论文摘要』经济自由主艾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选择了斯密的理论，因为他认为这一理论最适合当时中国的需要II【叵复提出了。
卫利和”、经济自由王艾、国家减少干预哥观点，对当夸中国经济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艾：“艾利和’的观．置符合现实经济的需求，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芷国家必须干预的行业同样要引凡自由竞争机制。
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重要地位，体现在他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并列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入物“’在严复以前。
中国有许多译书，多半是技术方面的以及同外国交往所需要的知识性书籍(如外国史，公法之类飞，洋务派设立的同文馆.在这方面做过许多工作;然而很少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着作、在中国近代、首先起来承担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一历史任务的就是严复J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亚’-i，斯密的名着有国富论》的第一个中译本《原富争，其作者使是严夏.严复读书有个习惯，即常常联系书中的内容写译者按语，{也翻译4国富论》也是如此，即结合评论斯密的某些论点l到述池自己对中国当时经济问题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在今夭仍有启发意义。
本文就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一些探讨、一、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由来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当时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都有所研究.并大量接受了.(l]-IIi’Y济学的观点，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时.却并没有选抒庸俗经济学着作，而是选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翻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训的一些理论，最适台当时中国的需要二亚当·斯密生活的10世纪中叶的英国.已由农Jk国转变为以工场手工业占据首位的工业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牛了急剧的变化，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但是封建障碍还处处可见:商}4}资本仍有相当的势力、英国政府仍执行保护商业资一仁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_历史的发展迫切要求彻底扫除封建残余、努力发展自田竟争.}t密矛屯为适r,}这一历史任务的要求而积极探索增加资本主义财富的途径，热情倡导经济自由，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说.讨rE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严复是清朝末期一位著名的学者、惠州人，他在经济思想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
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国家财政和对商业的看法。
对国家财政的看法
严复对国家财政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倡节约，二是主张加强监督。
严复认为节约是国家财政管理的关键，节约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浪费，更是为了让国家不断积累财富。
严复提出了许多节约的具体措施，比如要求官员使用简朴，限制宴请、交通和住房等费用，节约军费等。
除了节约外，严复还主张加强对国家财政的监督。
他认为官员动辄贪污，这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还伤害了人民，因此必须严格监督。
严复对此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增加审核机构和加强纪律教育。
他认为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国家财政才能得到有效管理，从而为国家发展创造出稳定的经济环境。
对商业的看法
严复的商业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工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形象的看法上。
他主张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认为这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商人应该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因此，他强调应当尊重商人，并赞扬商人担负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
同时，严复认为，国家需
要加强商人的自我管理，提高他们的商业道德，以防止商人为了谋取利益而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
总结
严复的经济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智慧的精髓。
他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在秉持节约、监督和正义的原则下才能实现繁荣发展。
他的思想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环境同样有启示意义，因为我们仍然面临着类似的财政、管理和道德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从严复的思想中汲取灵感，找到我们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的理论渊源作者：史雨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28期摘要：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势力入侵日益严重，士大夫的危机意识也不断在深化。
在此危机意识中埋藏着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怎样去认识西方——当时称之为“外夷”。
严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兴亡治乱，他的译著与思想，当时也以最快速度进入了士大夫的“识田”之中，为中国古典文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层面。
笔者拟从他们的“识田”中探寻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中国和西方这两支源远流长的文化因子，在“外夷”与“师夷”的张力之间寻求严复“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的价值合理性。
关键词：严复;自由;利己一、“外夷”中的经济自由理论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最系统、最深刻地倡导自由思想的启蒙家。
他在《原富》按语中倡导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说道：“自由相竞，则物价最廉，以常法记之，其大例自不可易”。
“顾英虽遇德之勃，与夫群雄竞进之中，乃岿然尚有以自存，则守自由商政之效也。
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反对干预式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代表了古典自由经济学派的基本主张。
重商主义的一贯目标是追求富强，而古典自由经济学派只是反对政府干预以及保护政策所带来的反效果，并非反对国家追求富强。
严复在《原富》“译事例言”也借此说明切勿因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而更坚信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斯密此书，论及商贾，辄有疾首蹙额之思。
后人释私平意观之，每觉所言之过，然亦知斯密时之商贾，为何等商贾乎？……此曹顾利否耳？何尝恤国家乎？又何怪斯密言之之痛也。
”②严复承袭古典经济学派，亦提倡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
“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貿易自由。
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如辜较沮抑之为，使民举手触禁，移足犯科者，皆使物产腾贵而反乎前效者也。
”③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当时中国输出半成品和原料给先进国，而自列强输入工业产品。
严复认为这是导致中国日渐贫困的原因，也因“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成效不佳。
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1901年至1902年，严译《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
书中穿插大量按语，广泛反映了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
几乎与此同时，严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论文，针对清末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
如果说《原富》按语是在译书过程中有感而发，那么这些论文就是很有深度的专题研究。
由于本人先前发表的论文对于《原富》按语中的经济思想已有较多论述，因此本文只讨论《原富》以外的文章中的经济思想，时间范围为1901年至1910年。
一、引进外资，筑路开矿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
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
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
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
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
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
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
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
”[1]（P149）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
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
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
析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开明自营听民自谋定之以公约论文在近代中国，“寻求富强”成为时代的一大主题，思想家严复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切入1：2，积极主张中国应走自由经济之路，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在观念层面上提倡“开明自营”，在政策层面上提倡“听民自谋”，在制度层面上提倡“定之以公约”。
这些观念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卓越的思想者，而且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改铸亦不无启发意义。
严复(1854-1921)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作为近代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思想家。
当时，清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和经济专制造成财源枯蝎，救亡图存寻求国家富强成为时代的第一要务。
严复是寻求国家富强之路的积极探索者。
经济自由思想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西方自由主义者.不管是主张经济放任主义的还是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都将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核心内容。
严复对经济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为那个时代极其少有的经济自由的倡导者。
严复对经济自由的追求是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经典着述《富国论》(又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译为《原富》)为切人u的。
自17世纪以来，英国迅速崛起而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
严复对英国现实考察之时，英国正处在古典经济自由向干预经济转型时期。
他对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理论的进展情况很熟悉。
他很欣赏亚当·斯密，并翻译了他的着作《富国论》。
他曾向友人解释原因有二:其一，“选译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于，它作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后事之师，断在于此。
”其二，“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
川从严复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斯密的选择，一是由于对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核心表示赞同，并认为它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二是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关照，认为此书所阐发的经济理念，对国人经济观念的改铸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青年时代曾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长时期在清政府北洋海军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
他翻译过多种西方国家的学术著作，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人。
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翻译的 A. 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的“译事例言”和“按语”中。
该译本于1902年出版，这时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获得初步发展的前夕。
严复的经济思想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一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
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严复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直接用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服务。
他自称所以首先翻译斯密的这部著作，就是为批判清政权压制私人资本的政策提供思想武器。
因为斯密所指斥的“当轴之迷谬”，也是清朝廷“言财政者之所同然”。
他宣称只有个人最了解自身的利益，因此,只有给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才能“利民”，只有“利民”，才能使国家富强。
他猛烈抨击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国家垄断，尤其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形式，是对人民的掠夺和对国家资财的极大浪费，并使国家在经济上愈来愈“仰鼻息于西人”，从属于外国资本势力。
对传统的“本末”论和“奢俭”论的改造严复用中国固有的“本末”范畴来分析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地为百产之宗”，只有在农业中才能产生出“赢”（剩余），农业中的“赢”是工商业得以独立存在的“本”（基础）。
同时，他又认为工商业也是维持人们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并且对农业有促进作用，如果工商业不发达，农产品无法销售，农民会陷于破产以至抛弃土地而去。
因此，他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重本抑末”论，强调工商业和农业“于国为并重”。
严复用传统的“奢俭”范畴来说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认为俭所以可贵,是因为俭可以“有所养”、“有所生”,否则，就不仅不可贵,而且是“财之蟊贱”。
经济伦理思想的渊源【关键词】严复；经济伦理思想；渊源。
中国传统的进步经济伦理思想是本土渊源；西方功利派伦理思想、西方的进化理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西域渊源；追溯严复经济伦理思想渊源，笔者认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吸纳了中国传统义利之辨中形成的进步经济伦理思想。
严复融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思想于一炉，整合出其天演进化思想；在天演进化思想基础上，严复进一步吸纳西方近代功利主义派边沁、约翰·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对当时富强的英国与落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观察，促使严复对中国传统陈旧观念进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的义利观；与XX相配合的自由平通的经济自由观；反对“重本抑末”、主X农工商同时发展的本末观；“有所生有所养”的奢俭观；开明自营的竞争观与反对贫富悬殊的公平观。
一、中国传统进步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国传统义利之辨催生传统进步的经济伦理思想，这成了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本土渊源。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之一，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一种是“重义轻利”论，这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
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把义与利对立起来。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2]董仲舒发展了孔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指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3]这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做一个正人君子，只能讲义，而不能谈利。
或者说，讲义高尚，讲利卑贱。
此后，注重仁义，讳言财利的义利观成为封建社会的经济伦理准则。
特别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
从孔子到朱熹，尽管他们并非绝对排斥利，但在道德价值取向上，有明显“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倾向。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简介严复（1900-1995），中国近代教育家、文化名人，也是一位杂志编辑、翻译家和思想家。
在20世纪初，他在日本学习时接触到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深受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影响。
严复的经济思想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主张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权。
本文将介绍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分析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市场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个体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权是保障经济繁荣的基础。
严复秉承这一理念，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活动中保持最小干预，并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市场规律的作用。
自由竞争严复主张建立公平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
他认为，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原则，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并刺激创新和进步。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个体自由和财产权严复强调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
他认为，个体自由是经济自由的基础，个人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经济活动和职业。
此外，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可以激励个人努力工作并积累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最小政府干预严复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活动中保持最小干预。
他主张政府只应扮演一种监督和规范市场秩序的角色，而不应过多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
他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容易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低效。
经济自由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几个重要影响方面。
市场经济改革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推行市场化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干预，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
这种改革政策与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有着相似之处，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私有企业的发展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私营企业开始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叶世昌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始的。
严复译本定名为《原富》，1902年初版。
在此以前，中国学者已经知道英国有这样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但不知其具体内容，甚至闹出了张冠李戴的笑话1。
《原富》的出版，对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起了扫盲和启蒙的作用。
严复在《原富》中附有《译事例言》十五段和按语六万多字。
按语除补充一些其他经济学家的论点外，主要是抒发己见。
因此，它是研究严复经济思想的主要依据。
《译事例言》和按语广泛涉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这在中国是空前的。
关于economy一词，严复说：“日本译之以‘经济’”，“既嫌太廓”，“中国译之以‘理财’”，“又为过狭”2。
“经济”二字连用，始见于隋人王通的《中说·礼乐》，原意为经世济民，所以他说含义“太廓”，而“人云‘理财’，多主国用，意偏于国，不关在民”（第420页），所以含义又“过狭”。
于是，他决定译为“计学”。
但这译名并没有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就在出版《原富》译本的同一年，梁启超把“计学”改为“生计学”，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外国经济学说史著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严复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建树，不在于提出了多少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主张，因为在这方面他既比不上在他稍前著书立说的郑观应、陈炽等人，也比不上和他同时的康有为、梁启超。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个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名著介绍到中国来，并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作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虽然比起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来，他的理论大多还很肤浅，但这终究是中国人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而理论的肤浅是中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展的历史条件所造成，不能归咎于严复个人。
现根据上述特点，下面从《原富》按语和《译事例言》中，对严复的经济思想作一综合考察。
一 自由贸易论严复对亚当·斯密极为推崇，称之为“命世之才”（第537、627页）。
但他没有全盘接受亚当·斯密的理论，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
他最为肯定的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声称这是他“独有取于是书”（第479页）的地方。
他认为自由贸易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指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
”（第636页）因此，他批判重商主义，说国之贫富和货币无关，在对外贸易中“争进出差之正负”11894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万国公报》上发表他口译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第九章，在 提到英国原实行不利于通商的政策时说：“幸而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斯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
这里的“斯米德·雅堂”就是亚当·斯密，“《富国策》”就是《国富论》（“《富国策》”原是经济学的最早中译名之一）。
次年《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易名《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其中还数次提到亚当·斯密及其《富国策》。
1896年署名“通正斋生”（即陈炽）的“重译”《富国策》，其塞他重译的是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福塞特（当时译“法斯德”）的《政治经济学提要》。
《叙》中，他张冠李戴，声称他“重译”的就是《泰西新史揽要》中所说的斯米德（他写作斯密德）的《富国策》。
又，陈炽在甲午战争后作《续富国策》，意在续雨亚当·斯密的《富国策》。
他不知道《国富论》的内容，而且将《国富论》的著作时间推后了约四十年。
2《原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译事例言》第1页。
是错误的。
他说由于“争进出差之正负”，就使“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云而起。
”（《译事例言》第3页）这些政策“既非大公至正之规，而又足沮国中商业之发达。
”（《译事例言》第4页）西方“自斯密氏说行，而长夜始旦”，而中国从林则徐、魏源直到“近世诸贤”，却仍“力持而笃信”“进出差负而金银出国之说”，不知道所谓“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
”（第478页）在严复以前，提出自由贸易主张的还有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梁启超在写《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时已放弃了自由贸易理论）。
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
他们之所以主张自由贸易，或者是受了西方传教士欺骗宣传的影响，或者是把西方的自由贸易理论当作唯一正确的理论。
严复属于后一种情况。
他不了解亚当·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历史条件同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中国近代的“保商权，塞漏卮”主张也同西方重商主义者的“争进出差之正负”不是一回事。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和要求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同帝国主义国家讲自由贸易，就是给帝国主义以经济侵略的自由，它只能使中国的民族经济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即使是西方的重商主义理论，也不是“无所是而全非”，它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
重商主义者“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攻击这种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和完全虚幻的理论，不承认它是自己的基本原理的野蛮形式，那是错误的。
”3不过，严复这样彻底地否定重商主义，也是历史要求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实际上是为了向清政府表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
他指出经济上的发展变化“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决非在上者所得强物从我，倒行逆施”（第38—39页）。
只有顺其自然，才能像水流一样趋向于平。
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指出设官管理，“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是“大乱之道”（第57页）。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就是要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充分自由。
严复说：“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
”（第494页）就是说，只有解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束缚，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尽可能地多发展生产。
他反对洋务派“以官督商办为要图”的做法，指出国家只应办理以下三方面的事情：（一）私人办理费用大，而国家办理则比较节省的，如邮政、电报；（二）对社会有大利，而私人又不愿办的，如学校的地产、制造的奖励；（三）私人还不能联合经营或联合经营的力量还不足以举办，而需要“在上者为之先导”的，但“必至不得已而为之”（第724页），以免扩大范围。
实际上，严复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保商政策，如他认为对创造发明实行专利政策也会“致不平”，但考虑到“不专利无以奖劝激厉，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第479页），因此仍主张实行。
保商和自由贸易主张都是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两者强调的角度不同。
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既需要国家政权对它的扶持，也需要给它以自由。
国家对自己的经济基础决不是消极无为的，例如没有国家暴力的作用，就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
亚当·斯密之所以主张自由贸易，是因为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自由贸易有利于它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自由贸易理论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
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则无论哪一种主张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严复的自由贸易论，如果不考虑它的理论错误，则是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解除束缚的呼声。
二 价值论和货币论严复虽然承认“财之所生，皆缘民力”（第847页），但他所说的“力”还是指创造使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8、149页。
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价值无关。
他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说道：“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劳动）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
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
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
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
”他不承认商品有内在价值，认为商品的价格完全决定于供求关系。
而振振有词地责问：同是一亩土地，处于偏僻农村，“价数金而莫售”，处于城市，“虽万金而争买”；同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向阳一面的长得好而价贵，背阳一面的长不好而被弃，这难道是劳动上的差别？接着他又说：“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也。
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
”（以上见第26—27页）商品的内在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抽象。
这种抽象“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
”4中国还不具备这个前提，因此也难以理解这个抽象。
商品价格反映价值，但又随供求关系而变动。
而有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却可以成为商品而且有价格。
价格和价值的不一致，使严复感到劳动价值论说不通，因而干脆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关于商品价格的一切5。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供求价值论为严复所反复强调。
他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甚至用来批判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者认为工商业是不生产的，严复认为这不符合供求理论。
他说：“物之贵贱无常，视求其用者之缓急”，“急则值贵”，“使知价由供求之多寡缓急而成，则农宗（重农主义）工商无所生财之说，将不待辨而自废矣。
”（第676页）严复所认为的最根本的经济规律就是供求规律，供求价值论是严复经济理论的核心。
关于货币，严复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认为：“泉币之为用有二：一曰懋迁易中，二曰物值通量。
”（第23页）“懋迁易中”就是流通手段，“物值通量”即价值尺度。
因严复对价值的看法同亚当·斯密不同，所以后者实际上只是指货币给商品以价格，而这些价格则由供求关系决定。
严复认为货币只是符号，就象赌博的筹码一样，“筹少者代多，筹多者代少，在乎所名，而非筹之实贵实贱也。
”（第202页）他又说：“夫泉币所以名财而非真财也，使其所名与所与易者亡，则彼三品者（金、银、铜币），无异土苴而已。
”（第23—24页）这不是亚当·斯密的观点。
既然货币只是符号而不是财富，那重商主义者将货币当作财富的基本形式自然是错误的了。
严复正是用这一观点来批判重商主义的。
在这里，严复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重商主义者将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基本形式固然不对，但说货币只是含义上的财富也不对。
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抽象社会财富的存在和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6，它始终具有特殊的地位。
严复认为“国虽多金，不必为富”，“国之贫富，非金银所能为。
”（第202页）但金银是财富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又是世界货币，如果真的多金，就能向国外购买所需要的商品。
富国虽不一定靠金银，金银却可以富国。
只有在与外界隔绝的国家中，才可以说“国虽多金，不必为富”。
把金银说成同富国毫无关系，当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严复有时也否定了自己的上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