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多主体需求的关注度研究——以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为例

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景观设计分析研究华侨城生态广场简介区位分析华侨城生态广场位于深圳市华侨城中部，西临杜鹃山东街与欢乐谷隔街相望，南面是中旅广场，并有欢乐谷轻轨干线总站，作为广场的主要入口，北面是中旅学院与燕晗山。

依据上述场地情况，并且与今后华侨城中内部发展的趋势相呼应，景观设计自然就形成了由南向北逐渐由人工变为天然的过程。

相关数据广场占地4.6公顷，由艾格广场和艾格生态花园两大部分组成，共分有六个小园区，建有2万平方米的700位地下停车库以及1万平方米的社区中心，其内包括酒吧茶室、精品商店、中西餐饮、艺术展廊、健身中心以及社区图书馆等服务设施。

生态广场正好处于居住社区与城市绿地的结合部位，实际上扮演着社区中心的地位，这里集中了酒吧、高档餐饮等娱乐设施，附近有超市、百货商场。

一端与居住区接驳，一端与城市公园相连，生态广场非常高效的发挥着它的价值，使得此处拥有极强的活力。

建筑风格华侨城周围建筑大部分为东四方传统建筑，而生态广场周围是多幢现代高层建筑与多层建筑，生态广场本身作为开放型广场结合部分商业建筑社区活动中心与地下车库，因而此广场一定要有鲜明的风格，既体现深圳城市及社区的多元文化，又能融入周围的建筑组群。

整体亲水性评价华侨城生态广场以生态概念为设计依据，用简洁明快的设计手法，体现了二十一世纪城市建设的新理念。

依水系布置的流线大致为旱喷广场（以及运动场地）——湿地水塘——儿童戏水区——种植水塘——自然小溪——自然模拟水景区。

水景系统人工景区根据标高不同设计为A、B、C三个分区，自然景区根据地势分为D、E、F三个分区(图5.4)。

依照动静水景主要水景布置形式如下:A区主要为连接轻轨车站，是整个广场的入口，中西部设置圆形水池，高雾喷泉，以及人工水渠。

B区中主要以一模结构步行廊连接，贯穿并且地面覆土倾斜的B幢建筑形成一下沉式广场，设置休息区，设有儿童戏水池、喷泉等。

C区是热带景区。

主要是硬质铺地和热带植物组成的休息空间。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研究--以深圳华侨城为例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加速，城市社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城市的社区是城市民生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

理解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能够帮助进一步优化城市社区，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本文以深圳华侨城为例，分析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

一、研究背景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是指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社区公共设施、社会资源、人际关系等因素的依赖程度。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社区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

城市社区给予城市居民一个居住和生活的中心，提供福利设施、文化娱乐等社会资源，对居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研究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区依赖性对于优化城市规划和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

深圳华侨城作为深圳市的一个重要城市社区，是一座文化旅游景区。

它是深圳的文化中心，公共设施和社会资源十分丰富，成为了吸引大量游客的地方。

通过分析深圳华侨城的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城市社区的运作方式，为城市规划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数据与方法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主要从深圳华侨城的官方网站、深圳市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搜集获得。

本文主要依据的数据包括深圳华侨城的人口分布、公共设施和社会资源等信息。

2、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相关系数分析方法，来分析深圳华侨城的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

描述性统计方法是研究对象定量数据的基本方法，主要用于分析数据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本文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深圳华侨城的人口分布、公共设施和社会资源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通过计算均值、方差、标准差和频数等指标来描绘数据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相关系数分析方法是研究两个或多个定量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方法。

本文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分析深圳华侨城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1、深圳华侨城的人口分布深圳华侨城的人口分布如图1所示。

城市广场与公共空间的设计需求作者：殷红来源：《硅谷》2009年第07期摘要从城市的本质入手分析其设计需求，并提出相应对策。

城市广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存在形式之一，具有城市公共空间的共性，和其特殊性，由此提出城市广场在使用上的多样性需求和环境形象的整体性需求，针对两种设计需求提出几点设计方法。

关键词城市广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需求中国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09)0410129—01城市广场正在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出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我们的生活空间提供了更多的物质线索。

如同其它许多新鲜事物一样，我国新建的城市广场也受到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那么，如何进行城市广场的设计呢，怎样确立广场的设计需求和相应对策呢?一、城市广场的本质城市广场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其本质将有城市公共空间的共性，和其自身的特殊性。

1城市公共空间是社会文化的一种物质积累和意义象征，它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城市公共空间为社会生活提供场所，同时也对人的活动起到促发限制的作用。

二者是一种互构的关系：特定的空间形式、场所会吸引特定的活动和用途，而行为和活动也倾向于发生在适宜的环境中，甚至对环境产生能动的作用。

如果从社会生活角度对城市公共空间分析，可归纳其本质在于：不同的生命体验、不同的社会生活和不同的价值体系的交流沟通和它们的彼此共存、互相交融和互相补充。

2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其它存在形式例如：绿地、商业步行街等相比较，广场更集中地反映社会文化，并且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生活内容。

社会文化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和地域性差异，因此，广场的时代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表现得很突出。

例如欧洲城镇的市民广场和我国的天安门广场就有本质区别，不仅广场如此，城市亦然，我们说“巴黎咖啡伦敦啤酒”就是社会文化地域差异特征的表现。

我国近年来新建的城市广场往往既要承载集会、观演等社会活动，又要表现某些主题，在建设之初就被要求成为展现城市风貌的窗口，承担地区标志的重任。

成都华侨城公园广场“场所空间”研究摘要：通过对华侨城公园广场的调研，根据“场所理论”，从“场所空间”角度来分析华侨城公园广场的“场所空间”特色，并从“图底关系”、“空间形态”、“人的活动与含义”等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场所；广场；图底关系；空间形态；活动与意义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location space characteristic of the Oct park plaza based on “location theory”,and further interpreted from the angle of “space form”,”artivity and meaning of people”.Key words:location; plaza; Diagram bottom relationship; space form;activity and meaning广场源于古希腊城邦共和时代，那是一个供人们集会、交易、说笑、观望、安睡的具有广场精神的场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都市中城市广场已经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人们却很难在自己的身边发现有意义的城市广场。

广场历来被称为是“城市的起居室”，顾名思义活动之于广场的重要性，因此重视广场环境与人的行为的互动关系是广场设计成功的关键。

1、华侨城公园广场的总体布局华侨城公园广场位于金牛区西北部，处于成都市快速发展的三环路带状区域。

总体布局如图1所示，主要由东西轴方向构成的一系列空间和一些从轴上发展出的延伸空间组成。

整个华侨城公园广场分为三个部分：华侨城广场、动漫广场和欢乐谷广场。

华侨城公园广场以其独特的主题商业文化开发形成特色商业零售、影视动漫、时尚美食、休闲娱乐四大大商业主题，已成为人们乐于来此的休闲娱乐购物之处。

华侨城广场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此广场为华侨城商业区中心广场，广场视野开阔，临成都市三环路。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活动量的影响因素陈义勇【摘要】研究社区公共空间中,可达性、场地大小和吸引力对公共空间活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社区为例,观察记录了社区内各公共空间4d 内的活动量,统计了各公共空间单元的场地面积、居住人口、就业人口和场地吸引力相对值,建立了影响公共空间活动量的单因素及多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公共空间面积、吸引力及可达性对社区公共空间活动量的影响显著;公共空间场地面积是影响公共空间活动的最重要因素,当社区公共空间单元面积为500～2 000 m2时,其利用效率较高;对于同等面积的社区公共空间单元,增加其吸引力比增强可达性更为重要.研究认为,社区公共空间供应和布局中应以使用者需求为中心,不宜布置过大的公共空间,应化整为零,均衡布局,重视环境建设和设施的配置.【期刊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年(卷),期】2016(033)002【总页数】8页(P180-187)【关键词】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公共空间;社区;场地大小;深圳华侨城【作者】陈义勇【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深圳 51806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TU986城市景观规划中越来越重视社区绿色公共空间的供应，因为绿色空间可以促进居民的户外活动、减轻压力、放松心情[1-3]. 以户外活动研究为依据，发达国家已制定许多指导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政策和导则，以促进居民对绿色公共空间的利用[4]. 国内对绿色空间的利用起步较晚，直到近年来才开始重视绿色公共空间的使用价值[5-6].许多学者研究发现不同人群对公共空间利用的显著差异[7-8]. 不少研究认为公共空间的距离是影响公共空间使用的最重要因素[3]，通常认为300～400 m是一个重要临界值，公共空间距离超过400 m时，使用频率将迅速下降[9]. 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公共空间的不同属性，如面积、设施和环境，会影响其使用[10-11]. 例如，有研究表明，对于相似距离和可达性的公共空间，70% 的人会选择访问那些更吸引人的，而并非更近的公共空间[9]. 研究也发现，公共空间面积大不一定就好，无论是实际还是感知的尺度，都不与使用者偏好直接相关，场地本身的黏着性和它所提供的机会及风景显得更加重要[11]. 也有研究指出，就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日常休闲活动而言，“微环境(局部环境)”品质的重要性超过了整体环境[12].然而，同等条件下，社区居民究竟优先选择更大或更近的公共空间，还是环境设施条件更好的公共空间？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供应和改善中，可达性、吸引力和场地面积等因素，城市规划工作应如何综合考量？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研究选取典型社区，采集数据建立模型，探索影响社区公共空间活动量的因素.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居住区，人口密度大，公共空间占比小；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景观设计水平参差不齐，极大地限制了其公共效益的充分发挥[1,13]. 有些公共空间经常人山人海，而另外一些公共空间则总是冷冷清清. 本研究以典型社区的公共空间使用为例，分析影响城市社区公共空间使用的主要因素，并探讨合理使用社区公共空间的景观设计途径.以深圳市华侨城社区的公共空间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华侨城社区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自1985年开发建设，是一个国有企业主导发展型的社区，内部配套设施完善，目前已成为一座集旅游、居住、商业办公和创意文化产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海滨城区. 依据华侨城总体规划(2015—2025年)，华侨城社区常住人口总量37 700人，总就业人口约21 800 人. 本次研究选取深南大道北侧片区，主要为居住和办公组团，总占地面积为306.2 hm2. 数据采集及研究框架见图1.1.1 公共空间识别及单元划分首先对华侨城所有的公共空间进行全面调查，选择普通民众可进入、可停留、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共空间. 而位于高档住宅区、别墅区中的公共空间因为不向公众开放，不在本研究的调研之列. 此外，街道、水面、山体和建筑内部的公共空间也不在本次研究范围中. 为探求影响公共空间使用的环境要素，依据空间配置和环境特征，将所有公共空间划分为若干空间单元，保持空间单元内景观要素基本一致或具有连续性，同时各空间单元之间则有较大的差异性或比较明显的空间分隔性. 同时，为保证基本空间单元的规模可比性，每个空间单元的面积不小于100 m2.根据以上原则，最终将研究区域的所有公共空间划分为112个公共空间单元，平均面积约为 2 130 m2. 这些空间单元的构成和功能各异，比较均衡地分布在整个研究区域中. 其访问量也千差万别，有些空间单元人满为患，也有许多空间单元人迹罕至(图2).1.2 公共空间环境扫描及吸引力分析研究人员对所有公共空间单元的环境特征进行全面调查和记录.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17项特征变量：空间构成、场地设施、景观环境特征. 其中，空间构成方面，详细测量了场地总面积、可进入的草坪面积、林下空间面积、步行道长度和硬质铺地面积等；场地设施方面，调查了健身设施数量、商业设施数量、座椅数量、辅助座椅、遮雨遮阳设施、非机动车设施、环卫设施和照明设施等8类设施；景观环境类的调查内容包括了水景观数量、(哺乳类和鸟类)生物栖息种类、雕塑小品数量和机动车停车数量(含违停)等.针对影响社区公共空间本身吸引力的多方面因素，与本研究平行的另一项研究重点关注了公共空间自身的多维度特征对其吸引力的影响，用公共空间单元扫描的17个特征变量建立了单因素和综合回归模型，其结论认为草坪面积、水景观数、步行道长度、长凳数量、商业设施数量、健身设施数量是影响公共空间吸引力的6个显著的变量[14]. 本研究采用这6个变量，使用双等差级数法[15]，计算各公共空间单元的吸引力相对值为1.3 公共空间可达性分析可达性是影响公共空间使用情况的重要因素，研究区域内部步行环境较好，受机动车交通影响较小，因而本研究使用与公共空间一定距离范围内的人口数量，即公共空间的服务人口，来衡量其可达性. 公共空间服务人口的调查包括两部分，即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 依托于华侨城总体规划调研，研究人员走访了华侨城各居住社区物业管理部门，获取各居住组团2013年末的居住人口数. 该数据包括了出租屋居住的人口和其他户籍常住人口，统计表明，12个居住组团2013年末居住人口总数为29 293人.华侨城社区的就业人口规模也较大，主要由华侨城集团下属企业就业人口、创意产业园就业人口和片区商业就业人口3部分构成. 下属企业有详实的人员统计资料；创意产业园管理部门掌握了园区内就业情况；各区域商业从业人口因资料不全，按照商业营业面积经验值推算. 经测算，研究区域就业人口总量为16 917人.确定了居住和就业人口的总体分布，现需要进一步确定距离公共空间一定范围内的服务人口数量. 确定合适的距离临界值是可达性计算的关键. 距离取值过大则将包含大量可达性低的人群，而取值过小则只能包括一小部分可达性高的人群. 文献[9]研究表明，300～400 m是一个重要临界范围，当居住空间距离公共空间超过400 m时，对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将迅速下降. 研究区域中，居住在公共空间100、200和300 m范围内的居民数量分别为55.8%、17.5%和15.1%，3项之和已经达到88.4%；就业人口数量分别为57.1%、21.2%和15.6%，3项之和达到94.0%. 因而研究采用300 m距离，分别计算公共空间300 m缓冲区范围内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数量，以衡量该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服务人口越多即代表该空间的可达性越好.研究假定各组团内居住和就业人口均匀分布，计算出人口分布密度，再与落入某公共空间缓冲区的面积相乘，即可得到该组团内属于某公共空间的服务人口数；然后对某公共空间服务的所有组团的人口求和，即可估算出各公共空间缓冲区内的居住和就业人口值. 计算表明，每个公共空间单元300 m缓冲区范围内居住人口均值为3 403人，就业人口均值为592人.1.4 公共空间活动量调查统计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情况的现场调研在2014年11月份展开，为期4 d，气温均在20～30 ℃之间，天气为多云或多云转阴，较适宜进行户外活动. 17名经过培训的调研人员分别在两个工作日(11月5日、11月13日)、两个周末(11月9日、11月16日)对112个公共空间单元的使用人数进行统计，每天观察时间为9∶00—22∶00，每小时每个场地记录1次.调研共观察到户外活动35 090人次，平均每个公共空间单元内活动人数为313人. 其中，白天(9∶00—18∶00)27 854人次；晚上(19∶00—22∶00)7 235人次；工作日14 854人次；周末20 236人次. 本研究所指人数均指4 d内各时点瞬时人数的汇总值. 调研表明，1 d内公共空间的人流最高峰出现在15∶00—17∶00，2个低谷则分别对应午餐和晚餐时间，其他时间人流量较为平稳，21∶00后人流量迅速下降.2.1 公共空间活动量的单因素模型以往研究表明，影响城市公共空间活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可达性、场地大小和吸引力等[9,16]. 为探索影响社区公共空间活动量的主要因素，首先建立单因素模型，因变量分别为活动总量(P)和活动密度(D)，自变量包括可达性(居住人口R)、可达性(就业人口E)、场地面积(S)、吸引力(A)等. 各变量的基本信息见表1，回归结果见表2.单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公共空间活动量与可达性(居住人口)呈显著正相关，与可达性(就业人口)呈微弱正相关关系，不显著. 这表明研究区域内，公共空间的活动量主要与居住人口可达性相关，而与就业人口可达性几乎无关. 研究区域主要为居住社区，南部和东部有部分商务、办公、文化等机构. 调研证实，这些就业人口对公共空间的使用率较低.公共空间中活动总量与场地面积、场地吸引力均呈非常显著正相关关系. 其中与场地面积相关系数最高，为0.519 7，显著性水平达0.001，即公共空间面积越大，其内部活动总量越多. 但是考虑到单位土地面积的利用效率时，即使用活动密度与场地面积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为显著负相关，也就是面积越大，其活动密度越低，空间利用效率越低.而公共空间的活动密度与其他几个自变量相关系数均较小，显著性水平也较低. 总之，单因素模型表明，公共空间活动量与居住人口、场地面积、吸引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及共同作用关系不明确.2.2 公共空间活动量的多因素模型采用单因素模型可以大致看出因变量与自变量相关关系及方向，但因变量是在多个自变量共同影响下，使用单一因素模型无法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建立多变量模型，探讨各个自变量如何共同作用；同时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前提下，探讨某一自变量的影响. 基于此，分别建立如下模型：Pi=C+αRi+βEi+γSi+δAi+εiDi=C+αRi+βEi+γSi+δAi+εi多因素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变量影响时，场地面积仍是影响公共空间活动量最显著的因素，显著性水平达到0.01. 不过，场地面积对活动总量的影响为正，对活动密度的影响为负. 场地面积平均每增加100 m2，场地上活动人数将增加6人，但活动密度将降低19人/hm2.但活动场地也并非越小越好，统计表明，活动密度超过平均值的场地面积主要集中在500～2 000 m2，占66.7%. 图3是不同面积等级场地内的平均活动密度统计，不难发现，场地面积为500～2 000 m2时，平均活动密度较大. 公共空间单元面积过大时，场地通常较为空旷，难以聚集较高人气；而单元面积过小时，可提供的设施和空间有限，也难以聚集较高人气. 因而，场地单元面积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最聚集人气的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单元面积建议为500～2 000 m2.场地面积是影响活动总量的首要因素，控制场地面积变量后，紧接着进入多因素模型的是公共空间的吸引力变量，而不是可达性变量. 即对同等面积的公共空间，那些环境和设施条件好的公共空间更受欢迎，而不一定是可达性更好的公共空间. 吸引力变量对公共空间活动总量和活动密度的影响都是正向且显著，吸引力相对值每增加1，场地内活动总量增加约126人，活动密度增加932人/hm2(显著性水平0.05). 可通过增加草坪面积、设置水体景观、增加步行道、设置座椅、增加商业设施和配置健身设施等方法，提高公共空间吸引力.继场地面积和吸引力后，可达性(居住人口)是最后1个进入多因素模型的变量. 在控制其他变量前提下，公共空间服务的居住人口每增加100人，场地内活动人数大致增加3人(显著性水平为0.1)，活动密度则增加13人/hm2(不显著). 多因素回归模型中，可达性(就业人口)与活动总量与活动密度相关性仍然极低，可以进一步确定就业人口数量对社区公共空间活动量的影响极低，即就业人口对公共空间的使用程度十分有限. 在研究区域内，就业人口在上班时间无暇参加公共生活(除午休时有少量人员参加外)，而非上班时间他们也极少在工作地附近的公共空间停留. 这一点，在各种商务办公类公共空间的供给安排中是需要格外注意的，应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公共空间.2.3 结果与讨论多种因素影响城市居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依旧在探索中. 总的来说，城市中那些邻近大量居住人口、面积较大且环境宜人的公共空间，通常具有较多的活动量.文献[3,17]报道了可达性对公共空间使用的重要影响. 澳大利亚一项控制了公园规模、环境等变量的研究发现，那些可达性条件好的居民高强度地参与步行的可能性要高50%[9]. 自然英格兰组织(Natural England)呼吁所有人都应在离家300 m范围内有一处面积不低于2 hm2的绿色公共空间[18]. 近年来随着居住区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大量公共空间的建设，居民到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研究区域内，55.8%的人口居住在距离公共空间100 m范围内，88.4%的人口居住在距离公共空间300 m范围内. 距离公共空间超过300 m的主要是部分高档住宅区和别墅区中的居民，但其内部都有只向内部开放的公共空间. 因而，在本案例社区内，公共空间可达性已达到较高水平，提升公共空间可达性的余地不大，可达性也不是限制公共空间使用的因素.无独有偶，Schipperijn等[17]的一项研究使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检验了影响居民是否使用最近公共空间的不同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50%的居民使用最多的公共空间并非距离他们最近的公共空间；影响居民是否最经常使用最近公共空间的因素包括场地面积、距离、年龄和健康状况等. 另一项研究则提出，对于大部分丹麦人来说，与绿色空间的距离并非是限制他们使用绿色空间的因素，因而增加更多邻近的绿色空间并不能促进他们对绿色空间的使用[18]. 本研究回归结果也表明，对于开发比较成熟的华侨城社区，可达性并非影响公共空间使用的首要因素. 需要更加重视公共空间本身的吸引力、单元大小和设施功能[19].本研究回归结果表明，那些面积较大的公共空间有更多的活动总量，但对应于更低的活动密度. 早在1986年就有学者针对公共空间提出：尺度大总是好吗？并通过研究发现，使用者偏好不受实际或感知的尺度影响[11]. 实际上，面积更大的空间因为有更多设施，提供更好更多样的环境，创造更多的体验，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公共活动[9]. 本研究中吸引力得分和场地面积有一定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466，显著性水平为0.001. 然而，从单位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来看，也并非面积越大越好[20]. 当社区公共空间单元面积为1 000～2 000 m2时，具有最高的活动密度，即使用效率最高. 本案例中，面积为500～2 000 m2的空间单元内平均活动密度比那些较大或较小单元中的平均活动密度高出150%. 因而，盲目追求大尺度的公共空间并不可取，合理的设定公共空间单元面积，并提供健全的设施和高品质的环境，才能促进公共空间更高效的利用.但是，当前我国内地的开放空间的供给方面仅有一些简单的数量标准，缺乏设施配置、环境质量方面的具体准则，带来的后果是许多开放空间吸引力不足，类型单一、功能单调、设施匮乏、利用率低. 如《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规定规划城市人均绿地面积不应小于10.0 m，其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应小于8.0 m，尚缺少场地内各种设施供给方面的要求. 与此同时，城市公园的建设十分重视绿化覆盖的数量要求，如《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3)》规定，公园中绿地率不应小于65%，社区公园中带状绿地宽度不宜小于8 m. 因而许多公园十分重视绿化率和绿化覆盖率的提升，片面强调景观、园林和观赏功能，树林茂密，植被丰富，但留给使用者活动的空间则十分有限. 而上述相关标准准则在如何提升开放空间吸引力、促进开放空间活动量方面，却鲜有涉足. 我国香港在开放空间供给方面，《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不仅规定了休憩用地人均数量指标，还限定休憩用地中动态休憩用地(通常设有户外康乐和运动设施，主要供进行主流康乐活动，包括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网球、篮球、排球、壁球、足球、小型足球、健身/舞蹈、体操、榄球/棒球/木球、田径、滚轴溜冰、缓步跑、儿童游乐场)和静态休憩用地(通常经景观设计，成为公园、花园、休憩处、海滨长廊、休闲活动地点、儿童游乐场、缓跑径和健身径等，同时供市民观赏花草树木等；社区休憩用地还需设有休憩处和儿童游乐场)的比例不低于3∶2，也规定了各类休憩用地中各类设施的配置要求，保障了不同户外休憩活动的需求，十分值得借鉴. 本研究证实了公共空间面积、吸引力及可达性对社区公共空间活动量有显著影响.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供给可从如下方面着手：1)场地面积是影响公共空间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活动总量与场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活动密度与场地面积呈显著负相关. 当社区公共空间单元面积为500～2 000 m2时，其利用效率较高. 过大或过小的场地都不利于聚集人气. 因而不宜布置过大的公共空间，应化整为零，均衡布局.2)对于同等面积的社区公共空间单元，增加其吸引力比增强可达性更为重要. 可通过增加草坪面积、步行道和座椅，设置水体景观，增加商业设施和健身设施等，提高公共空间吸引力.3)居住人口数量与公共空间的活动量显著正相关，而就业人口数量与公共空间活动量几乎无关. 社区公共空间的布局应主要满足居住人口的需求.。

论主题公园体验价值的创造——以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为例论主题公园体验价值的创造——以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为例引言：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观念的变革，主题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主题公园不仅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更重要的是通过创造全方位的体验，为游客带来深刻的价值。

本文以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为例，探讨主题公园如何创造体验价值，以及对于游客的影响和意义。

一、主题公园背景介绍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是中国最早建立的主题公园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之一。

它融合了国内外各种主题元素，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华侨城主题公园拥有世界级的演艺表演、创意游乐项目、博物馆和文化展览等，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二、主题公园的体验设计1. 多元化的景观布局华侨城主题公园通过景观布局的多样性，创造出一个异彩纷呈的旅游空间。

游客可以在不同的主题区域中体验到不同的文化风情，比如欧洲风情街、东南亚风情街、明清街等。

这种多元化的景观布局，使游客能够通过旅游体验感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文化。

2. 刺激性的创意游乐项目华侨城主题公园的创意游乐项目给游客带来了极高的刺激和挑战。

比如“火山”过山车、激流勇进等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充分释放压力和乐趣。

这些创意游乐项目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娱乐需求，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游客与主题公园之间的情感连结。

3. 融入艺术表达的演艺表演华侨城主题公园在演艺表演方面注重艺术表达的融入。

舞台上的演员通过精彩的表演和舞蹈，将故事情节和音乐细腻地结合在一起。

演艺表演不仅能够给游客带来视听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表达激发游客的情感共鸣。

三、主题公园的体验价值1. 满足旅游需求和娱乐欲望主题公园通过多样化的体验项目和娱乐设施，满足了游客的旅游需求和娱乐欲望。

游客可以在主题公园中尽情享受游乐项目带来的快乐，释放压力和疲劳，满足了他们对休闲娱乐的需求。

2. 丰富的文化体验华侨城主题公园通过融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元素，为游客提供了一种丰富的文化体验。

深圳的公共空间设计方案摘要深圳作为中国的特别经济区之一，其公共空间设计方案对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深圳现有公共空间设计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案，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和提升城市形象。

1. 引言公共空间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休闲、交流和社交的场所。

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其公共空间设计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缺乏独特性、不满足多样性需求、缺乏绿化等。

本文将提出一些建议来改进深圳的公共空间设计，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

2. 问题分析2.1 缺乏独特性深圳的公共空间设计缺乏独特性，很多公园、广场都在设计上缺乏创新，没有独特的特色来吸引人们。

这导致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兴趣下降，使得公共空间利用率低下。

2.2 不满足多样性需求深圳的公共空间设计过于单一，很多公园都只注重绿化，忽略了人们的其他需求，比如休闲、运动等。

这导致了公共空间的功能单一化，不能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

2.3 缺乏绿化深圳的公共空间缺乏足够的绿化，很多公园的植被不够丰富，缺乏自然的氛围。

这不仅导致了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削弱了公共空间对人们的吸引力。

3. 改进方案3.1 增加独特的设计元素为了增加深圳公共空间的独特性，我们可以引入一些创新的设计元素，比如艺术装置、景观设计等。

这将让公共空间更具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来使用和享受。

3.2 实现多功能性设计为了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深圳的公共空间设计应更注重多功能性。

可以为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活动区域，比如儿童游乐区、健身区、休闲区等。

这将使公共空间更加多样化，并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3.3 加大绿化力度为了增加深圳的公共空间绿化程度，我们应该推动绿化工作的开展。

可以增加植被覆盖面积，引入更多的绿化植物，并在公共空间中设置自然景观和生态水体。

这将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和自然的环境。

4. 实施计划为了落实改进方案，我们提出以下实施计划：4.1 制定设计准则深圳应制定公共空间设计的准则和标准，明确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如独特性、多功能性、绿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