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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觉之浅谈何谓文学自觉，从古代文学的概念简介上看，“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文学的自觉，最重要或者说是最终的还是表现在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目前关于文学自觉的主流观点上，都认为文学自觉始于魏晋南北朝，从其文学背景上看，确实是有根有据的。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
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内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的繁荣，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
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此外，还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代表了一般的认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其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浅论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摘要：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使文人觉醒，现在的文学在形式上的特征是对形式美的强调。
文学的自觉主要表此刻：对文学价值的重估、文学题材的大开阔、在创作上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和对语言的形式进行自觉的探索，对汉语这种语言的规律进行总结等方面。
关键词：魏晋时期文学自觉1 什么是文学的自觉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期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由此而提出“文学的自觉”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观点。
什么是“文学的自觉”呢？所谓“文学的自觉”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拜托经学“附庸”的地位而进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
“文学的自觉”是与人的自觉有深刻联系的。
人的自觉是“文学的自觉”所表现的深刻主题，而“文学的自觉”则是魏晋的自觉的表现形式。
“文学的自觉”是以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若是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熟悉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期的来临。
2 社会动荡使文人觉醒从东汉末年起到东晋衰亡，在这两百连年中内祸外祸接踵而来，战争使得人们流离失所，人口大大减少，土地荒废，在这种社会大动荡时期，人民的思想也发生了大的转变，传统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在那个时期，已不能作为保护封建社会的有效武器而存在，也不能知足人们思想的需要。
再加上现在的儒学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了，因为汉武帝时期起来的儒学，虽然顶着孔子的招牌，但其学说的本质，已并非孔子的真面目。
儒学中加进去了许多阴阳五行的学说，因此那时的儒学，就带有了浓厚的术士之气，哲学也就成了迷信的宗教。
那时的帝王、权贵却极爱这种哲学，这种哲学成了他们的护身符，但这种哲学对平民老百姓却无丝毫有利和受用的地方，因此当政治动荡、政权四分五裂之时，如此的儒学也就随着衰亡了。
而在动荡之时，人们思想往往更需要一种寄托，无论是知识分子阶级仍是平民阶级，都有酿成新信仰、新宗教的需求，老庄玄学、道佛宗教便应运而生了。
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时期？对于“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的理解主要有有三方面，一是“摆脱附庸”，如：“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文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发展”。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萧统编辑《文选》，选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完全区分开来，使文学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南朝文人试图通过“文”与“笔”区分来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类型，刘勰《文心雕龙》说当时的“常言”即一般意见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二是认为此时的文学同时最为集中的表现出来文人化、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文学自觉就是对文学的形式化、审美化、个性化特征的自觉”。
《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的说法，已指出了诗歌的抒情作用，汉代人也指出辞赋具有“丽”的特点，这些都对文学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直至汉末，人们一直未能摆脱把它看作教化工具的观念，文学一直居于经学的附庸而未能独立发展。
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明确。
《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从建安开始，人们已经明确文学的特性。
曹丕作《典论·论文》，根据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加以分类，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对诗赋“丽”的特性作了明确的概括；而且他还运用了“气”的理论，对作家各自不同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其后陆机作《文赋》，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学观的束缚，在这篇《文赋》中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了；《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涉及情采、声律、比兴、夸饰等等方面，有意识地追求了文学的艺术美感和生命活力，标志了文学自觉，在克服了玄学思潮对文学过度的侵蚀之后，南朝文学再度接续了自建安以来文人文学注重华美的传统，并将之推向唯美化的程度。
“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材料一：古代文学上,“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根据当代学者胡旭的研究,中国文学自觉有以下标志: 标志之一是张衡《归田赋》的出現。
张衡曾用十年时间写成《二京赋》,该赋的主旨是讽谏帝王公候节俭,但这篇花费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赋,于政教却丝毫无补。
両对着朝政目非、江河日下的局面,其道家思想开始抬头。
《归田赋)》中表现了隐居生活的恬淡情趣。
赋中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値得到了关注。
此后,抒情小赋不断出现,辞赋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实现了文学的自觉。
标志之二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現。
大约在桓、灵之世,出现了一批文人五言诗,其代表就是选录于《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
古诗在内容上表现了“人的自党”。
“十九首”的内容不外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词两个方面,诗人们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前途的渺茫,抒写了羁旅愁怀和离别相思,情调是悲哀而深沉的,这些慨叹正是对人生的执着与重视。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十分真实强烈,作者们对自己的种种情感,毫不怖,一寄之于诗。
这说明古诗的作者们不再把文学作政教的附庸,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进行创作;人的主题鲜明了,文学成了表现人生、人的命运、人的心灵的文学。
标志之三是散文创作方画新西貌的出现。
首先是各体散文的长足发展。
以文体而言,碑、铭、诔、箴、书、笺、楸、策、令、议、记、嘲、谒文、连珠等,种类繁多。
其次,东汉中后期散文逐渐趋向整齐华美。
一是在向式、音节、辞藻、用典等方面做文章,着カ创造出一种形式美;二是讲究散文风神的飘逸与灵动。
(摘编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二: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朝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
“文学自觉魏晋说”再探讨首先，魏晋时期的文人具有对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文人们深感时代的变幻和不安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关切和思考。
他们深入反思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意识到自身的文学才能和责任。
例如王羲之认为：“书者有以记名姓者，有以发缛心思者。
”他将书写视为一种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方式，通过文字来传递情感和思考。
其次，魏晋时期的文人对文学的自觉追求体现在他们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探索。
他们意识到文学不仅是一种表达情感的工具，也是思想的载体。
因此，他们对文学形式进行了创新和改变。
例如陶渊明追求自然写实的文字表达，通过描绘自然景色、个体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以独特的写作手法和角度展现了对世态和人性的深入探究。
他们对文学内容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探索，关注社会伦理和道德，通过对历史、政治、人性等方面的思考来展现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和反思。
而魏晋时期的文人的自觉追求还体现在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
魏晋时期，文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需要一种标准和规范。
他们开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和批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批评标准。
例如陶渊明在《陶渊明集序》中提出了“公正、宽容、审美、理性”的文学四原则，要求文学作品既要有审美价值，又要有思想内涵。
这种对文学评价的追求，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对自己创作的自觉和自省，也促进了魏晋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文学自觉魏晋说”是一种对魏晋文学特点的观点，它认为魏晋时期的文人对自身的文学创作有一种自觉的认知和追求。
从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探索、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的关切和反思等方面来看，魏晋文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自觉和自省。
他们通过文学的表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来丰富文学的内涵和价值，通过对文学评价和创作规范的思考来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文学遗产“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作者：雷恩海《光明日报》（2015年12月31日15版）鲁迅论“魏晋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
曹操提倡通脱，打破东汉经学之桎梏以及党锢清流末派的固执，嵇康、阮籍之“师心”“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
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
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
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显然，鲁迅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
正因为关切世事，文学所承载的乃是世情、思想和个人情性及其生命体验：“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探源溯本，极为精当。
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
人有性灵，自古而然，但此前往往湮灭于社会群体的状态之中，至此则超越社会群体的束缚而日趋独立、觉醒，重视个体生命意识。
时世动荡，战乱相仍，人命危浅，被时代所裹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将目光内视，追求精神与心灵的自由与自足，乃使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可贵、处于动荡时世的艰危与无奈。
因觉醒、自尊而使生命过得精彩，服食求长生乃虚妄，纵情享乐为荒诞，如何超越限制而自致不朽？立德、立功，皆须依凭机遇和位势，非由自我所能掌控，唯有立言则可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致，遂为人所青睐。
因而，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必然借助于文学艺术来表达。
文学自觉乃一个渐进的进程。
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娱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
魏晋文学自觉名词解释：
魏晋文学自觉是指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220年-420年）文学界在创作和批评方面的一种自觉和自觉性的意识。
在这个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士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和文学进行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观念。
魏晋文学自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学观念的转变：魏晋时期的文人开始强调个性、情感和内省，认为文学应该反映个人的真实感受和思想。
他们追求自我表达和自由创作的权利，反对墨守成规和套路化的文风。
2. 文学批评与评论：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和批评家，他们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标准。
他们关注作品的内容、形式和艺术性，并对文学创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指导。
3. 诗歌的变革：在魏晋时期，诗歌的形式和题材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新诗体的出现使得诗歌表达更加灵活多样，不再受限于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
另一方面，诗人开始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关注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
4. 散文的兴起：在魏晋时期，散文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
散文以散放自由、表达真实感受为特点，既有个人抒发情感的随笔散文，也有对社会现象和时事的评论文章。
总的来说，魏晋文学自觉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和创作范式的转变，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创了新的方向。
这一时期的文人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个体自身价值的追求，推动了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概述“魏晋文学自觉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指的是在魏晋时期，文学开始从经史之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识。
这一说法自上世纪初由王国维等人提出以来，对于理解魏晋文学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反思也逐渐兴起。
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说法的梳理和反思，重新审视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以期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在具体反思过程中，本文将首先回顾“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背景及其主要内涵，分析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通过考察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创作实践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等方面的情况，探讨“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尝试提出新的视角和方法，以重新审视魏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 简要介绍“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指的是在魏晋时期（大约公元220年至04年2），文学创作开始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和独立性，与之前的文学形式相比，更加注重个体情感的表达和审美追求。
这一说法的历史背景与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在于它为我们理解古代文人心态和文学创作动机提供了重要视角。
历史背景方面，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士人阶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这种压力与困惑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对个体情感、生命哲理的深刻思考。
同时，由于佛教、道教等思想的传入和融合，也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和视角。
学术意义方面，“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探究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揭示了魏晋时期文学创作的独特面貌，也为我们理解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通过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和创作动机，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和魅力。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在近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魏晋文学自觉说”是最有影响的一种说法,它甚至成为许多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识性判断。
但是,“魏晋文学自觉”的这种提法合适吗?它能很好地揭示中国文学史现象吗?近年来,陆续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有力反驳。
但总的来说,“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的影响仍然巨大。
我以为,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却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
这样做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全面认识,也有碍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和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说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讨论。
一、“魏晋文学自觉说”简述“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
铃木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按此路线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倾向。
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作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就是他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
铃木强调了四点:第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的评论;第二,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
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这是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
可见,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铃木当时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
但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最直接接受的还是鲁迅的观点。
1927年9月,鲁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
他不仅沿用了铃木“文学的自觉”的说法,而且同样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主要论证根据,包括对于曹植的分析,都与铃木的说法大致相同。
以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开始出现,但是由于都没有对鲁迅的观点作更多的展开,因而它的影响并不大。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郭绍虞就指出:“(曹丕的)这种论调,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离儒家的见地。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以鲁迅为代表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迅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有“风靡天下”之势。
其后,学者们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具体内容也做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并在时间上也各有修正。
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的说法。
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袁行霈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这种概括,比起李泽厚的论述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挑战“魏晋文学自觉说”虽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自鲁迅以来对于“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解释的并不清楚,而当代学者对于什么是“文学自觉”本身就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所以,近年来逐渐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不是从魏晋时代开始,而是从汉代就开始了。
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龚克昌。
早在1981年,在《论汉赋》一文中,他就认为应该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
后来,他又专门就此问题发表了题为《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的文章,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一是“文学意识的强烈涌动,文学特点的强烈表露”,二是“提出新的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
张少康在这方面论述得最为系统。
他说:“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
”以此而进行综合考察,“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我以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
”詹福瑞也坚持汉代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开始的观点。
他认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
李炳海同样以汉赋创作实践的大量事实说明:“辞赋的出现……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
”如果进入现代学术界关于“文学自觉”的讨论范围的话,在以上两种观点中,我本人是赞成“汉代文学自觉说”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按袁行霈所说的三个标志来衡量,凡是“魏晋文学自觉说”所提出的诸多理论和事实佐证,在汉代我们都可以找到明显的存在。
首先,汉代的文学已经“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诗赋单列一类,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而由刘向所编辑的楚辞,所收只限于屈原作品和汉人摹仿《离骚》、《九章》之作,说明当时人对于文体的区分已经非常细致。
其次,汉人不仅“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这方面,扬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班固在《扬雄传赞》中说:“(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
”可见,扬雄对于“易”、“传”、“史”、“箴”、“赋”等文体及其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并有意识地去进行仿作。
张衡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曾经写过多种文学作品,也体现了比较明显的文体区分意识。
同时,从《后汉书·文苑列传》可知,汉代文人使用的文体不仅有诗与赋,还有书、铭、诔、吊、赞、颂、连珠、碑、策、箴、论、笺、奏、书、令、檄、谒文等等多种,每种都有明确的体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末蔡邕的《独断》里,不仅把天子号令群臣与群臣上奏天子之文各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和“章”、“奏”、“表”、“驳”四类,而且对上述文体的性质以及基本写作要求都做了细致的说明。
可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不是他的提倡和发明,不过是对汉人各种文章体裁风格与创作实践认识的一般性的简要总结而已。
其三,汉人已经“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这一点,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司马相如关于作赋的论述外,其他赋家的创作也莫不如是,如扬雄在《解嘲》中自言“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
”史称张衡作《二京赋》就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可见,即便是以袁行霈关于文学自觉说的三个标志来衡量,汉代文学也已经完全达到“自觉”了。
如果说中国文学有一个自觉时代的起点,这个起点也应该是在汉代,而不应该是在魏晋。
三、对曹丕《典论·论文》的重新理解与评价考察“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缘起,总是与人们对于曹丕的《典论·论文》的理解相关。
铃木、鲁迅、李泽厚等人之所以把它看作是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曹丕在这里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说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文学的价值;第二,曹丕又说过“诗赋欲丽”的话,说明魏晋人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文体区分意识和对文学审美特点的认识。
下面我们就在重读文本的基础上,分别讨论这两句话的意义。
(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所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指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吗?不是,而是“文章”。
在曹丕所列出的八种文体中,在今天我们看来真正属于“文学”的诗赋两类,被曹丕排在了最后,可见他对“文学”的真正态度。
在曹丕的眼中,真正能够让人不朽的是可以“成一家之言”的论说文。
他在对建安七子进行评价时,没有认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写出了《七哀诗》和《登楼赋》这样高水平的文学作品的王粲不朽,而是认为只有写出了《中论》的徐干才会不朽。
由此看来,把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看成是他对“文学”自身价值的重视,显然是对曹丕《典论·论文》的一种误读。
其实,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由来已久,这句话最早来自于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三不朽”之说。
它是春秋以来士大夫人生价值观的基本追求,并被汉人继承了下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就是对叔孙豹“三不朽”观点的继承,也是司马迁追求立言不朽的最好说明。
扬雄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观点。
曹丕的《典论·论文》基本继承了司马迁和扬雄的思想,而且,司马迁、扬雄所说的文章不朽都不是专指论说之文,而是指包括诗赋在内的广义的文章。
在这一点上,曹丕的观点不但没有比司马迁、扬雄二人进步,反倒有些落后。
(二)“诗赋欲丽”的观点是曹丕首先提出来的吗?也不是。
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
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又说:“华丽即曹丕的主张”。
鲁迅把“华丽”看成是曹丕的提倡,这是错误的,当今的研究者已经从汉赋的研究中作了很好的证明。
追求华丽的辞藻是汉赋写作的基本特征。
我们看汉人对于诗赋的评价,基本上都要提到“丽”字。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关于汉赋的“丽”的特征,连当时的皇帝汉宣帝也看出来了,他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
”由此可见,鲁迅说汉文华丽是曹丕的提倡,显然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把曹丕的《典论·论文》看成是“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是不妥的。
四、“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的关系“魏晋文学自觉说”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从魏晋开始,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在魏晋以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基本都是功利主义的,而魏晋以后则开始追求艺术自身的美。
功利主义真的与艺术审美不相兼容吗?我们从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如何看待先秦两汉时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问题很明显,站在“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立场上,从铃木虎雄到李泽厚,对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或者说经学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们影响或者阻碍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