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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与诗词钱钟书先生曾举例说：“花红得发‘热’，山绿得发‘冷’；光度和音量忽然有了体积——‘瘦’，颜色和香气忽然有了声息——‘闹’；鸟声竟熏了‘香’，风声竟染了‘绿’；白云‘学’流水声，绿荫‘生’寂静感；日色与风共‘香’，月光有簌可‘听’；燕语和‘剪’一样‘明利’，鸟语如‘丸’可以抛落。
五官的感觉简直是有无相通，彼此相生。
”这就是所谓的通感现象.即在文学艺术创作（鉴赏）中，尤其在诗歌的创作中最常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段。
它把人的各种感觉（官能的、心灵的）间的感觉互相沟通起来，把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种感觉通联起来塑造形象。
在通感作用下，色彩可以呈现冷暖的变化，声音可以表现为物体的质感和动感，原有的界限在心灵中被突破。
它由一种感觉引发，并突破这种感觉的局限，从而跨入另一种感觉的心理现象。
这种感觉的交互迁移，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形式之一。
在通感的作用下，文学家或诗人，可以在更大的形象空间驰骋，并将语词不能直接状述的事物或情感生动、形象地反映出来。
另外，通感在文学研究中有时是作为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但仅从这个角度对通感作研究是不充分的。
研究通感要在对传统的定义内容作理论批评的基础上，应从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角度出发才能最终突破通感的修辞阈限，可以说通感是某些修辞的心理机制，它比单纯的联想、想象和比喻更广泛，更灵活，更奇特。
通感手段的运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在荷马史诗中曾有这样的诗句：“树上的知了泼泻下来百合花似的声音。
” 这里，诗人把属于听觉的知了的“声音”转化成“百合花”这一视觉形象，使声音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形象化到可以通过视觉去感知，从而拓展了欣赏者对审美客体的感受范围。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心灵论》就提到过痛感现象，他说：声音有“尖锐”与“钝重”之分，因为“听觉与触觉有相似之处”１９世纪末叶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在他1840年创作的十四行诗《交感》中（又译为《呼应》或《对应》）中，也写过这样的诗句：“象儿童肉体一样喷香，象笛音一样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