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聊聊皖南事变（18）：中央对皖南事变做出决议：由于项、袁领导错误导致发生在皖南的悲剧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在继续。
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在决定中，中央明确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并回顾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是“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
对他在统一战线上的理解，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措辞严厉地指责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
”并且“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今始证明依然未改。
”对于皖南事变的失败，也在决定中指出是“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导致的，是“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甚至提出“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并且也对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决定最后要求“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并“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但为了避免给国民党以口实，也要求“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中共中央对于历史问题的定性向来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有些问题要拖上数年、十数年才会形成决议，特别重大、特别复杂的问题甚至干脆不作决议。
而对皖南事变，却是在叶挺、项英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就直接做出了决定，将整个事变定性为项、袁的错误导致的，并在没有任何佐证的情况下，竟然提到了对“内奸阴谋”的怀疑，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但也由此可见中央领导集体对项英以往作法的极度不满，和对造成今日之后果的极端愤慨。
在做出了对事件的决议之后，中共中央还面临着事件引发的更为棘手的问题：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否还能继续。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激烈的，尤其是蒋介石声称已于12、13日向顾祝同下达了解围的命令，并且表示他还可以再下一令给顾祝同，但实际上皖南的国民党并未停止作战和对突围者的围剿。
聊聊皖南事变（14）：皖南事变是如何产生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从1941年1月7日皖南新四军在移动途中遭遇阻截起，到14日叶挺谈判被扣，项英下落不明，皖南事变战斗部分全部结束，历时7天。
这是一场不应该上演的悲剧，对“失败者”共产党而言，是一场极大的挫败，更是损失了包括叶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高级军政干部，以及任光等知名艺术家和进步人士，还有东南局和教导总队等优秀人才；而对“胜利者”国民党来说，其实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作战行动，除了使本就脆弱的抗日统一战线分裂之外，几乎一无所得；就算是这场大三角斗争中的第三方日本，也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胜者未胜，败者未败。
但这场悲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现象？还是从国共合作开始就注定的历史必然？是项英与中央战略分歧的产物？还是叶项矛盾的必然结果？评价历史，最忌讳抛开时代背景去纠缠是是非非，这会陷入因果律的圈子里去脱不出来。
因为凡是能被载入历史的事件，没有一件是孤立存在的。
288比如说，很多人把皖南事变视为国民党对黄桥事变的报复，但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黄桥事变是共产党对韩德勤消灭陈文团和独立三团的报复；而反对者则还可以说，韩德勤消灭陈文团是因为他不听调遣，消灭独立三团是他跨防区活动；但我们还可以说，独立三团之所以进入韩德勤的防区是因为国民党给新四军划定的防区太过狭窄，无法生存；然后反对者再说，之所以……在这个追溯是非的磨盘中，我们可以一直追到国共两党成立，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原来皖南事变全怪共产党成立。
历史不是这样来评价的。
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国共两党在本质上就不可能合作无间。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继续，而不是偶发性、突发性事件。
因为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是相互抵触的，不可能相互融合或包容。
所以，两党的最终结局必然是你死我活。
在此期间，两党可以因外来势力相互妥协，暂时休战，但却不可能尽释前嫌。
在国民党强大的时候，消灭共产党，就只是机会问题。
皖南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皖南事变为何跟这两人有关
本文导读：
首先，先来看一下叶挺将军。
叶挺将军是我们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更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战场上打起仗来那可是一点也不手软，并且指挥起来十分有经验，是正儿八经接受过训练的。
再来看一下项英，则是我们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更是抗日的著名将领，他在游击战中多次立下汗马功劳，十分值得我们尊敬，可惜逝世的早，没能熬到新中国的建立。
按理说，这样两位十分强的将领，应该联起手来更加强大，让我军走的更快更好才对，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新四军在这二人的手上，发展的并没有那么好。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二人在意识形态上差异太大。
叶挺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早期加入的是国民党，由于受过正统的训练，因此叶挺将军平时都十分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不仅穿的十分整洁，而且常常带着白手套和指挥棒。
而项英则平时没那么多讲究，穿的衣服上不少补丁，而且平时吃的也都是野菜。
除此之外，便是在对于新四军未来走向和规划上的问题，二者之间意见不合。
叶挺的想法则是和毛主席相同，想要赶紧撤离江南一带，以防蒋介石背后下手，但项英却不这样认
为，他始终觉得蒋介石胆子没打么大，怎么着也不可能公开和共产党打起来。
就这样，二者意见不合，撤离的事情拖了很长事件，最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的9000多人最后只剩下了20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伤患者，此时，一切都迟了。
皖南事变名词解释皖南事变是指1924年，国民党在安徽省皖南地区发动的一次反抗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
这次斗争可以追溯到1923年5月国民党在安庆的会议上筹划的“筹备抗共行动”，即“为了抗击中央，组建大抗共军”。
1924年7月，安徽省国民党领头的游击队发起了一轮重大的进攻，它的目的是要摧毁省里的共产党基地和抗击安徽省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8月10日，游击队在安徽省以及皖南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其中包括安庆、安康、黄山、滁州、界首等市，几乎占领了安徽省的全部地区。
随后，游击队又攻占了江苏省的五个县，占据了安徽省的一部分，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游击军政权。
虽然国民党当时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之后却后悔莫及，因为这次斗争给北洋政府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打击和国际压力。
在实际上，北洋政府无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是经受着巨大的震动。
首先，国民党占领安徽省引发了武装斗争，这使得安徽省一瞬间变得毫无秩序可言，国民党当局更加急切地要求恢复秩序，并宣布对安徽省实行战争治安编制，并解散安徽的自治党。
苏联也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国家元首抗议而采取决定，宣布取消对中国的贷款和技术援助。
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撤回军队，以及它拒绝接受北洋政府的提议，因此有了它以后的皖南会谈。
皖南会谈是指1924年底，北洋政府、国民党、中共三方在安徽省安庆召开的一次谈判会议，会谈期间，三方就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安徽省抗共武装斗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谈判。
会谈的最终结果是，国民党同意撤回军队，北洋政府同意撤销自己的战争治安编制，三方都同意不立即解散安徽的自治党。
不过，皖南会谈仍然对国民党军队和安徽省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导致安徽省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动荡。
皖南事变的发生，不仅给国民党和中国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打击，也给北洋政府带来了强大的内政动乱和国际压力。
事变的发生也改变了未来国民党和中共在政治上的对抗面貌，开启了国民党对抗共产党的历史性斗争。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皖南事变真相辨析核心提示：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而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上过于乐观，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点击查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真相始末》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8期，XXX：王洪光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题：《皖南事变真相辨析》近期认真拜读贵刊2011年1月第1期载《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真相始末》（下简称为《同》文）一文，感受颇深，获益良多。
但对其中有些史料及评述有不同看法。
该文对基本史料和最新史料掌握不透彻，论证方法不够客观、辩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符合史实，没有把一个接近真实的“皖南事变始末”呈献给读者。
应该说，皖南事变的基本史实是清楚的，不像《同》文所说“70年前皖南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现就皖南事变中部分史实，综合新四军研究中部分最新成果一并解析如下，也欢迎有不同见解的辨析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而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上过于乐观，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蒋介石早有消灭新四军的方略国民党自始至终处心积虑要消灭心头之患新四军。
早在1940年5月，国民党制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以顾祝同、冷欣部进攻我皖南、苏南部队，以韩德勤部进攻我苏北部队和皖东第5支队，以李品仙部进攻我第4支队。
6月，当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溧（水）武（进）路以北开进时，冷欣以重兵尾追我北进，并派兵楔入我茅山根据地。
我军被迫自卫，取得了西塔山战斗胜利，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原因研究综述作者：张萌来源：《东方教育》2016年第13期摘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75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发生的原因又是怎样的，直到今天，依然扑朔迷离。
关键词：皖南事变；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一、皖南事变的爆发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第一种观点：杨奎松认为，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和共产党必欲独立自主有很大的关系。
国民黨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使得皖南事变的爆发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但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
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蒋介石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无法简单的只从国民党一党的角度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因为一旦批准此计划，不仅中共做出激烈反应会有碍于抗战的全局，而且在国共日三方力量交错牵制的情况下，此计划未必能达到目的。
作战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还是忐忑不安，他特别暗示周恩来，若不听令将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遵从蒋介石的北移命令，而是选择了南渡。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并非想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他对军方剿共的作战计划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至于其后批准的军方的作战计划，夜雨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和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
所以皖南事变的爆发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蒋介石没有处心积虑地想消灭皖南新四军。
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时间：1941年1月6日地点：皖南，也就是安徽南部宣城的泾县茂林镇附近事件：我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奉国民政府令，在前往黄河流域的路上被国民党部队伏击，在突围中致使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而军队数量直接牺牲了7000余人，除傅秋涛率领的2000人逃出外，军部领导层及其直属部队几乎被洗戮殆尽！前因：一是1940年后我党在敌后战场兵力快速发展，以至于在江苏一带的新四军已发展至4.5万余人，并不可避免地与江苏区域国民党的敌后势力发生地盘摩擦；二是日本在1939年后与国民政府的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双方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这也让蒋介石腾出精力来去对付我党创造了机会！基于上述两个背景原因，蒋介石发出调令，令江南地区的我新四军调动到河北、察哈尔一带，并且限时让我新四军直接北上过长江前去抗日！但那时长江及其沿岸都是日军控制的，蒋的目的有借日本人之手消减我军实力的嫌疑，并且仅有的东部通道也是由国军将领驻扎的，且禁止我军路过！后果：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我党高层怒不可遏，刚开始打算发动针对性“报复”行动，但毛与彭沟通后，发现武器炮弹均不支撑如此全面报复。
并且考虑到发动报复行动不利于获得舆论支持，综合考虑下军事报复计划搁浅！与此同时，向国民党转变为政治攻势。
各方表态：首先是彼时的第三方党派以及民主人士都是亲蒋的，但发生此事后，他们均对我党报以同情支持的心态，甚至在重庆的美英媒体都对蒋军队大加批判之词！这包括苏联人在内！但苏联人那时正在同德国在西线激斗，不想东线也腹背受敌，所以仅仅是言语上批评了国民政府几句，对蒋的军事援助却是丝毫未落下，同时也安慰我党希望大事化小，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统一抗日！影响：事变前我党名义上是隶属于国民政府下的政党，是要随时呈报且领取军费补充的，形式上也是使用统一的民国货币和遵守统一的民国政法的，因此，蒋的命令一般时候也有其约束力！但事变后，国民政府断绝对我党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我党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
皖南事变的背景和起因皖南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起义，该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
起义的核心区域是位于安徽省南部的皖南地区，因此得名为“皖南事变”。
以下是该事件的详细背景和起因。
一、背景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中国社会进入了抗日战争前夜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其中，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是整个社会最为迫切和显著的问题之一。
在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的统治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
外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日本的侵略和南京政府与北平政府之间的矛盾。
内部的压力，则主要来自于共产党、地方割据势力和军阀的挑战。
同时，在统治危机的带动下，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皖南地区的局势更是显得异常动荡。
皖南地区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战场。
在当时，这个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然而，在国民党政府对该地区进行“清剿”之后，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抑制和破坏。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和敌视行为也令当地的各种民间组织和革命力量深受其害。
因此，该地区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二、起因皖南事变的爆发，源于当地共产党人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和打击而发动的一次起义。
具体来说，其起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民党政府对当地共产党人的打压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打压已经达到了顶峰。
此时，安徽省南部的皖南地区更是成为了国民党政府打压共产党和各种反对派别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下，皖南地区的共产党人遭受了相当大的打击和迫害。
他们的许多干部和党员都被捕、被杀或者被关进监狱。
这导致了当地共产党组织在政治和组织上的严重削弱。
2.当地社会的矛盾和动荡作为一个红色根据地，皖南地区存在着一些独特的社会特点。
在这里，土地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等都与其它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
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五十二师、四十师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对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
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占地 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千古奇冤千古谜——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
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
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
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
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
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
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
皖南事变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皖南事变发生在国共内战时期，因为皖南事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开始恶化并达到极点。
那么皖南事变爆发原因是什么，皖南事变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的相关历史知识，希望能帮到你。
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
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据实驳斥“皓电”的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朱、彭、叶、项(即“齐电”)，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他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
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成为泡影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互相指责。
3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共毫不退让，进行回击。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
皖南事变失败原因分析2018-06-20 02:18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军事上受到重创，组织上蒙受重大损失的事件: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覆没;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干部牺牲;二纵队、三纵队两位司令员也牺牲在战场上。
只有傅秋涛成功突围，他所指挥的一纵队的干部战士也突围出来约1000人，占全纵队成员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并行开拔北上。
傅秋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的一纵队为左路纵队，周桂生司令员指挥的二纵队为中路纵队，张正坤司令员指挥的三纵队为右路纵队。
军部机关及各直属队、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动，共计9000余人。
行军路线为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奔苏南，然后北上。
事实证明，由于叶挺与项英的指挥思想不一致，中路纵队、右路纵队陷入了军部指挥连续失误、战机一失再失的危局。
中路、右路纵队的团以上指挥员个个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但伤亡惨重。
只有左路纵队因与军部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干部牺牲较少。
傅秋涛的一纵队作为大兵团行军的左路纵队，与军部在皖南事变中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因电台被毁，而失去了联系，使自己能够独立行动，处身于叶、项矛盾漩涡和项英的错误指挥之外，这是傅部胜利突围的关键所在。
战役战斗中会议时间过长，是兵家征战之大忌，新四军军部和左路纵队在战斗中都召开了时间较长的军事会议，而左路纵队的较长时间会议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围的基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时新四军北移路线可供选择的有三条: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线。
即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渡江到无为。
二是"东进"的路线。
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到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
三是"绕道"的路线。
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然后渡江北上。
三条路线都各有利弊。
THE NORTHERN F ORU M№61996(Su m№140)
皖南事变的原因探析
吴凤琴 张冬华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主力共9000余人由皖南北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预谋部置的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除2000多人突出重围外,约7000名新四军将士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导致皖南这场历史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文就这一问题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首先,皖南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蓄谋已久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必然结果。
1935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蒋介石认为这些革命武装的存在、发展、壮大构成了对其统治的严重威协,所以曾千方百计进行清剿。
1937年二三月间,国共两党西安谈判时,我党曾提出在改编陕北主力红军的同时,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日。
国民党在“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的口号下,一面提出要红军游击队无条件集中,由国民党派一批人来担任军职等无理要求,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
“七七”事变爆发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和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蒋介石为了达到控制、收编红军游击队的目的,1937年九十月间,单方下令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将南方各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交叶挺军长编遣调用。
但事与愿违,1937年底,叶挺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并表示“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①使蒋介石的阴谋破产。
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组建工作展开后,各支队迅速挺进华中抗日前线,随后在大江南北的敌后地区展开,从敌伪手中收复失地。
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
这对于坚持华中抗战,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使蒋介石感到极度恐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限共”的同时,加紧了“军事限共”活动,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并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磨擦的重点由华北移向华中,把矛盾指向新四军。
他们在对皖东、苏北新四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失败后,决意进行报复,消灭皖南新四军。
正值此时,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45
北方论丛 1996年第6期(总第140期)
订军事同盟条约,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攫取东南亚,加紧诱降蒋介石。
而英美为了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也极力拉蒋,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的政策。
这时的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也以大量贷款、支援物资、派军事顾问等方式积极援华,1940年10月16日,斯大林还亲自致电蒋介石。
所有这些无疑抬高了蒋的身价,造成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际环境,使蒋介石更坚定了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的决心。
第二,中共中央对形势分析的失误和项英的不主动,导致皖南新四军错过了北移的时机,使蒋介石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能够得逞。
1940年10月苏北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要报复,便着手布置皖南事变。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并宣布限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②。
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在局,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的名义向何应钦、白崇禧发出《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
《佳电》声明,中共决定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同时也列举了部队北移的种种实际困难,要求国民党中央“宽以限期”,“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③。
可见,中共中央北移的方针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中央对皖南情况缺乏直接和具体了解,只能从全局出发,所以,对何时北移最为有利,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十分准确的估计,以致几次指示项英“拖一两个月”④,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汤恩伯部队停止东进的交换条件,又批准苏北部队发起曹甸战役,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项英率部北移的决心。
而作为皖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对皖南新四军所处的险恶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舍不得放弃南进的错误设想,对北移犹豫不决,在中央下定决心之后,仍迟迟不肯北移。
所有这些,都使皖南新四军丧失了在国民党军队围剿部置就绪前进行北移的有利时机。
第三,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上选择的失当,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事变造成口实。
新四军撤出皖南,北渡长江,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云岭向东北进入苏南,再通过敌占区北渡长江。
这条路线沿途我军设有兵站,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另一条是从繁昌、铜陵之间通过日伪封锁线渡口,到达江北无为地区。
这条路线最大的优点是路程近,而且是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往来的路线。
以上这两条路线虽有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但皖南新四军如按这两条路线北移遇到危险,可以得到其他就近部队的策应。
可是,由于项英南进思想的作怪,而选择了所谓“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方案,向南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到达漂阳再待机北渡。
从军事上看,这条路线山路难行,国民党军队密布,又得不到新四军其他部队的策应和支持,我军很难通过。
而且,由于蒋介石早在12月10日就已下令新四军“只准其由江南就地北渡”⑤。
所以,从政治上讲,向国民党的后方行动,无疑会给顽固派提供挑起反共内战的口实。
项英选择这条路线无异于自投罗网。
第四,项英优柔寡断的错误指挥,致使皖南新四军损失惨重。
在北移的军事行动中,当1月7日部队从高岭向星潭进发受阻后,军部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叶挺等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冲出包围的正确主张,项英不同意,自己又提不
55
出其它方案,会议持续了7个小时之久,项英仍犹豫不决,最后在叶挺的一再催促下,项英作出了不攻星潭,部队原路折回,改从高岭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
而1月8日部队到了高岭,碰到敌顽79师部队,项英为避免作战,又提出部队再撤回里潭仓,改从茂林方向突围,部队又走了一次回头路。
项英这种举棋不定的错误指挥,使近万人之大军辗转反复于敌人重围之间,不仅影响了军队的势气,而且也丧失了多次化险为夷的机会。
特别是在最危机的关头,项英竟擅离指挥岗位,一度离队私自出走,致使军心涣散,最终使整个皖南部队陷入绝境,为敌所败。
第五、新四军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本身固有的封建沉垢和积习、小生产者的狭隘和偏见,也是导致惨败的原因之一。
这一方面表现就是当时的新四军部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
项英凭着令人倾慕的革命经历,同时担任着几个显赫的军政职务,具有强烈的封建专制意识,在新四军军部自当拥有绝对的权威,以至于在皖南部队转移的整个行动中,根本不接纳军部其他首长的正确意见,结果给皖南新四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另一方面,新四军各支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尤其是皖南新四军,虽是军的直属部队,扩充得没有像其他在敌后作战的部队之迅速,但70%以上都是皖南当地人。
这些战士之所以参加队伍,是因为他们要保卫家乡、保卫皖南,要他们离开皖南北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朱、彭、叶、项在复《皓电》的《佳电》中就曾指出:“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抵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至难。
”⑥为此,皖南新四军领导和各级干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北移的时间。
总之,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它的发生,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国共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①《新四军组成史略》,《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83页。
②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第82、28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③《六大以来》(上)第113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廖盖隆:《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第74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⑤段雨生等:《叶挺将军传》,第371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版。
(作者单位:吴凤琴,佳木斯师专历史系;张冬华,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 65
THE NORTHERN F ORU M№61996(Su m№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