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价值角度分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设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名和法定刑问题[摘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于惩治贪污腐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上的不足以及配套制度建设的滞后,影响了其立法目的的实现。

本文从罪名和法定刑两方面分析了该罪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只有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才能真正发挥该罪惩治贪污腐败的作用,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法定刑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14条规定将刑法第395条第1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而1997年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此次修改主要是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即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

这一修改再次引起学术界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关注和讨论。

实际上,从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中首次确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项罪名开始,围绕此罪的罪名、犯罪构成、法定刑、立法价值等问题的争议就持续不断。

纵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此罪的设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贪污腐败的作用。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此罪在理论及实践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也日益突显出来,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

此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顺应了当前我国加大反腐败力度的现实,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不当的法律思考我国刑法增设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罚是5年有期徒刑，从刑法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都暴露出其刑罚不当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不当之表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或支出明显超过正常收入的巨额财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我国刑法增设此罪名以来，为司法机关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及时有效地惩治腐败提供了强有力武器。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职务犯罪更加复杂化，此罪刑罚滞后性、不当性问题凸现，明显不能满足惩治腐败斗争的需要。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刑法典同类职务犯罪比较中，罪与刑不相适应凸现。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归类于刑法典分则第八章，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系列。

这一系列的罪名主要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

贪污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挪用公款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

受贿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法定最高刑可达7年有期徒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主刑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

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罪数额的起点，现行司法解释规定为10万元即来源不明财产与合法收入的差额。

然而与贪污、受贿相应数额财产的刑罚相差甚远，前者至高只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而后者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是行为人在主观上知道通过贪污、受贿等途径获取非法财产而故意隐瞒、拒不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之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要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大。

目录一、对我国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反思 (1)（一）对现行《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在司法实践运行中的尴尬处境 (2)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理性构建 (2)（一）法定刑构建的法理思考 (3)（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种的多样化设计 (3)（三）改革自由刑 (4)（四）增设财产刑 (6)（五）增设资格刑 (7)三、总结 (8)参考文献 (9)浅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构建[摘要]：现行刑法典为了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新罪名。

此罪的设立对纯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该罪名目前已成为刑法分则最具有争议性的罪名，矛盾的焦点更是直指该罪名的法定刑配置。

为此，笔者将从罪刑的均衡性以及法定刑结构的合理性两方面出发，实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的理性构建。

[关键词]：会计电算化会计工作影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它改变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遵循的原则，在其犯罪构成上也与一般犯罪不同。

主要表现在：不能说明犯罪行为的具体细节，其犯罪过程是推定的。

该罪立法的本意是考虑到实践中贪污贿赂等犯罪有极强的隐蔽性，再加上侦查手段的欠缺，使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期限内无法收集到非法所得的确凿证据，防止以非法手段获取财物的行为人由于证据不足而逃避法律的制裁。

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

然而，目前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对该罪名的指责多于赞誉，尤其是在该罪名的法定刑设置上。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构建进行探讨。

一、对我国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反思（一）对现行《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评析和完善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内涵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在数量巨大的情况下，不能说明财产的来源，或者虽然说明了财产来源，但是不能证明财产来源合法的犯罪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非法经营罪、洗钱罪、贩卖、运输毒品罪等犯罪行为中的附带罪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罪名，通常在其他犯罪行为中为补充性质，但是它又极具重要性。

因为对于保护社会财产和经济秩序，及打击经济犯罪，尤其是贪污受贿和洗钱，在得罪的底线问题上必须有足够的法律武器。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的问题虽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于打击贪污受贿和洗钱犯罪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问题：1.证明财产来源的难度大在实际操作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难度非常大，一方面因为财产数量巨大，难以查清来源;另一方面因为在我国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的商业活动比较发达，财产来源难以确定，这也给证明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容易被滥用或存在一定的误判现象。

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属于附带罪名的犯罪行为，而且其案件的审理经常需要对贪污、受贿等其他罪名的审理有所协调。

但是，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程序较为复杂，审理时间长，这使刑事诉讼程序更难协调。

此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需要更加严格的法律证明要求和证据采集要求，这使得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难度也进一步增大。

3.立法缺乏明确性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这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较为主观。

因此，法律应该在此方面加强规范，在权衡证据、证明等方面应该更加明确。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完善途径1.加强证据收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需要证据来证明财产金额的来源，如果证据不充分或严重不足，则很难证明这个罪名成立。

因此，应加强证据的收集，确定客观、科学、公正的证明标准，规范证据的审查和采集。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的一点看法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7-000-0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但很少被单独适用，而大部分情况是成了贪污罪、贿赂罪的附带罪名。

如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77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被判13年徒刑；该犯还对298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判3年徒刑。

数罪并罚，共判15年徒刑；深圳原民政局长黄亦辉收受贿赂人民币605万元、港币946万多元、美金5万元，大约3500万元的财产来源不明；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收受的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2577.4万元，264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面对从自家里搜出的巨额财产，往日思维敏捷，记性超强的贪官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失忆，似乎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已成为贪官污吏的一个护身符，究其原因，原来是量刑因素在作怪。

一、比较“贪污、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不同量刑《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而受贿罪比照贪污罪论处。

《刑法》中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三百八十六条和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面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是五千元（特殊情况下是四千元），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是三十万元。

另一方面，犯贪污（受贿）罪，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管涉嫌犯罪金额多大，都只能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评析和完善[内容提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个科学性专门强且特点十分明显的罪名，其刑罚的设置是差不多合理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本文试着从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现状入手，结合当前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议，辩证地分析了我国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的合理之处和不足所在。

主张在保留现行立法合理规定的同时，针对现行立法的不足，从立法和制度两个方面予以补偿和完善，以期对我国惩治贪污、打击腐败有所关心。

引言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猛进展和法治进程的逐步推进，反腐败问题日益引起国人关注，有关严惩腐败的呼声也日趋高涨。

为顺应民意、适应反腐倡廉新形势的要求、爱护社会的和谐稳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在第395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将其纳入反贪污贿赂罪一章。

全国人大以立法的高度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表达了国家严惩贪污、打击腐败的决心，客观上也对贪污腐败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遏制和预防作用。

但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的过于粗疏和过于概括，司法机关在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困难重重，突出表现为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甚至还从来没有单独适用过。

由于同样的缘故，许多学者主张或废止此罪，或以它罪代之，或并入它罪。

学界有关此罪存废的争议专门多，但对现行立法能够辩证分析和看待，既确信其合理之处，又不忽视其不足所在的观点却几乎没有。

笔者在此提出了辩证地分析的观点。

因为辩证地分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差不多观点，关于指导理论学习和司法实践有重大作用。

任何单方面主张“确信说”或“废止说”的观点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立法用辩证地点法重新作出评析，以便保留其合理之处，完善其不足所在。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现状(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概念《刑法》第39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庞大的，能够责令说明来源。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思考]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收缴。

该条款的设立是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现象日益严重，少数国家政府官员聚敛财富而司法机关限于实际情况难以查明其真实来源而采取的立法措施。

它的制定有力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弥补了我国惩贪立法的漏洞，是“从严治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综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这把“利锐武器”似乎并不锐利，甚至它成为一些贪官们的“避风港”“保护伞”，成为贪污、受贿罪的附带罪名，更有甚者，成为个别地方贪污腐败势力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

从审判实践中，我国法学界存在两种争议比较大的观点：第一，法定刑过低，直接导致对不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的处罚难以均衡。

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类案件涉及的不明财产数额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几十万，发展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

不同案件的不明财产数额相差很大，但在处刑时却相差无几，或者处刑相同，这样的刑罚配置，必然导致不明财产的数额越大，相对处罚越轻，量刑难以均衡。

与贪污罪的最严量刑标准死刑相比较，如同小巫见大巫，但却可以堂而皇之的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

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偏低，这就容易使犯罪份子产生侥幸心理，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出现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坦白交代自己的贪污、受贿等事实的可能受到教重的处罚；而拒供述并给侦察工作设置很多障碍，致使侦察机关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最后可能仍然无法查清其巨额财产来源情况的，只能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量刑，反而得到较轻的处罚。

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过轻，不利于体现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不利于敦促犯罪份子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同时也未能完全体现刑法设定该罪加大反腐败力度的立法宗旨。

第二，从保护被告人权角度来看，举证责任倒置使审判工作陷入“有罪推定论泥潭”。

《刑法》第375条第1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

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财产申报立法价值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

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

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

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

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

[1]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

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大量财产，但无法合理解释其来源合法性的行为。

这类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在我国刑法中也对此类犯罪做出了明确的处罚标准和量刑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标准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考虑犯罪所得的金额大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犯罪所得数额较大的，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果犯罪所得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因此，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行为，其所得金额的大小将直接影响量刑结果。

其次，要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如果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那么量刑标准也会更加严格。

法律对于这类犯罪行为，往往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此外，还要考虑犯罪行为的情节和后果。

如果犯罪行为具有特别恶劣的情节，或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也会对量刑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在判决量刑时，法院会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所有相关情节，对犯罪分子做出相应的处罚决定。

总的来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标准是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犯罪所得金额的大小、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行为的情节和后果等因素来综合考量的。

在实际刑事司法实践中，法院会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对犯罪分子做出公正合理的量刑决定，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因此，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行为，我们应该加强对其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了解，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守法律，不做出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对于犯罪行为，法律也会给予严厉的惩罚，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希望大家共同遵守法律，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