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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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学的新意义
吴承学教授新著《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一书从礼制、政教、职官、语言、作者、听众、媒介、场合、文本等展开文体的发生,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文体之手,将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理得有条不紊。福柯说:“我希望能够注意到,当我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没有名字的声音在我之前早就存在了。”文体正是中国文学背后“看不见的手”或“没有名字的声音”,不是作家论,不是文学史论,而是文本与文体的内部结构以及它们相互连接的游戏,构成中国文学的隐秘逻辑。由此而论中国文体学,义莫大焉!因而,可以更开阔地探讨一下文体学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想的潜在意义。
第一,文章学的重建。“游文章之林府”(《文赋》),这是说古往今来的文学遗产;“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文心雕龙》),这是说中国好文章的起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这是说经典;“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诗品》),这是说文采……“五四”以还,我们讲“文学”,讲想象、幻觉、灵感、浪漫、美感甚至魔幻等,其实“文章”这个概念比“文学”这个概念更文学、更美好,因为“文章”更加Word 版 本 的 资 料 ,下 载 后 可 随 意 编 辑 !
本色、本真,文人可以守护的,读书人可以珍惜的,鲁迅先生当年说的,“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就是写文章。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文章”常常与如下词语组合并同时使用:经术文章、纲纪文章、礼乐文章、气节文章、文章志节、道德文章、大块文章、节义文章、青史文章等,其中有人的胸襟、气节与道德行为,有制度与政教的正义、仁善与文明教化,有代代传承的经典,也有天地自然的大美,因而,如果回归中国文体真相,文章的价值与地位应大幅提高。现有的中国文学史,文学的概念基本上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其中大大遮蔽了文章的面貌,不要说文章与文明的关系,诸如文章的体裁、类别、作法、功能、内容、美学等,都十分稀缺。当代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有选择性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真实的文学史。
第二,非虚构性。如果回到文章的本份,中国文学的“非虚构性”要重新加以重视。中国文学以诗文为正统,小说戏曲毕竟是后起的(其实中国的戏曲很大程度也是非虚构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以实用为主,所以大致是非虚构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诗,非虚构性亦是主流。邓小军教授《中国诗的基本特征:写实还是虚构》从诗歌大家、诗论与诗文化背景,得出结论:中国诗具有写实性的基本特征;诗歌以虚构为基本特征的文学理论,不适应中国诗,Word 版 本 的 资 料 ,下 载 后 可 随 意 编 辑 !
因此应该相应地改写。不能忽视中国诗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立场说,诗歌内容如果未被了解,其艺术造诣便无从谈起。
第三,作者身份。中国文体学有助于对作家士人身份的重新认定。与现代文学家的作家身份相比较,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身份的“多向性”。韩愈诗曰:“余事作诗人。”中国古代的诗人作家,基本都是“业余”的或者说是“兼职”的,因为他们本身另有一份正式职业。士人一身而兼官员、政治家、学者、文人、艺术家甚至农民。如吴承学教授论“士之九能”:
在先秦的原始语境中,“九能”说涉及当时占卜、田猎、外交、军事、丧礼、地理、祭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精神在于强调大夫应该具有多方面修养与能力,能在不同场合适应不同的需求。正如章太炎所言:“古之儒者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放于‘九能’,诸有术者悉晐之矣。”
文体学的复苏,将是真正“士”的文学精神的复苏。
第四,得体。这是一个有待于重新发现的文体思想。中国文体学对文学与人的真实交往活动有细致用心的安排。我想起亲身经历的一些文体学小故事:某年,日本高桥教授以Word 版 本 的 资 料 ,下 载 后 可 随 意 编 辑 !
其所藏古籍相赠,我转赠五言古诗一首:“友人扶桑去,故籍重千金。临岐脱手赠,平生一片心。”对于爱好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本学者来说,这比回赠其他礼品都更为得体,也更为可贵!又某年,我与王新才馆长、程章灿馆长、陈思和馆长等,为北大图书馆百二十年馆庆,步韵酬唱叠十余章,书成卷轴,作为献礼,以最少的文字,最小的篇幅,又最有浓度、最有深度、最为典雅地表达了向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校近代图书馆传统敬礼。从这些个人的经历可见,一方面重新复活旧文体的功能,一方面创造新的现代生活所需求的新文体,正是中国文体学的任务。
最后,文体与教化。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文体担负着文明习得的使命。仅举一例:研究发现,唐宋至明清士人的写作训练、文学启蒙是从对对子开始的。对对子可以作为全社会测试儿童聪颖与否的主要方式,作为士大夫教养过程的能力指标,也可以开启一般知识人生的钥匙,甚至,还可以开启命运的钥匙(婚姻的媒介)、显姓扬名的机会(义子的凭借,明清有不少故事)。古代社会能科举取得功名做官的士人,毕竟是少数,然而,借着自少年时代即养成的八股训练之助力,士人可以经营实业,可以做文人安顿自己,这也是中国文体学为士人谋划的一条生路,或者,是科举人生之外的另一选项。(参见王鸿泰:《学属对觇器识:明清士人的启Word 版 本 的 资 料 ,下 载 后 可 随 意 编 辑 !
蒙教育、练习与文人性格的形成》)总之,现代中国文学是“语”的系统,古典中国文学是“文”的系统。前一个系统,注重作家的艺术与个性的话语行为与话语创造,因而是一种自主的艺术,封闭的艺术、秀异的艺术;后一个系统、更为注重读者与语言行为的功能、特定场合,因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或政治的艺术,作家有时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文本身,成文明之体、成教化之力,是文明本身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治理、政治生活及日常活动中,成一种毛细管式的文化力道。因而,古典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文体化的艺术,即技艺化的文学。其中有待发现更多的文体习性;而现代文学失去了这个文体习性。失去的后果,是精英文学的资源、本土传统的资源和语言的资源的断绝。
因而,文体学不仅要研究文体真相,也应该研究文体习性,回应“五四”时代,重建中国文论。 Word 版 本 的 资 料 ,下 载 后 可 随 意 编 辑 !
各类公文写作技巧五篇
一、标题结构的严谨之美
一则公文标题,如同一个人一般,同样要结构完整、功能齐全、符合语法规范,既不能“缺胳膊少腿”,也不能“随机组装”、变换位置,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和任意变通的空间。关于公文标题的结构,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出了明确规定:公文标题“由发文机关名称、事由和文种组成”,要求三要素必须兼具,不得随意省略成分,以标明由谁发文、为什么发文和用什么文种发文。严格来讲,除了这三个实词性元素,还包括两个虚词性元素,即发文机关名称和事由之间的连接介词“关于”、事由和文种之间的结构助词“的”。一般而言,这五个元素的顺序不能调换,要严格按照“发文机关名称+关于+事由+的+文种”的总体结构和规范格式进行排布。例如,《××集团有限公司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请示》,不能缺省介词“关于”,应改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请示》;又如,《关于××集团有限公司推行全员健身活动的通知》,其中发文机关是“××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挪位至介词“关于”之后,应改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推行全员健身活动的通知》;再如,《××集团有限公司表彰决定》尽管标题三要素兼有,但要素之间缺少连接词,且事由未作具体说明,不能笼统用“表彰”二字概括,应改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表彰××××的决定》。
二、标题语言的简约之美
公文标题的简约之美主要反映在标题语言的简明扼要、精约简省。一方面,要尽量使用简单好记、通俗易懂的词语,方便阅读者记忆或转述,切忌冗长拖沓、晦涩难懂。一般来讲,公文标题以不超过三行为宜,如果字数确实过多,可以根据文件的主要内容、关键性词语等作合理简化。例如,《××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同志在公司首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及关于公司首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加强司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这则标题包括三个被印发文件的标题,看起来相当繁冗、复杂,对此可采取概述法,将印发文件名称概括统称为“公司首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三个文件”,瘦身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公司首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三个文件的通知》”,如此则容易记住、便于传达,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三、标题表述的精准之美
这里的“精准之美”,其一是事由表述的精准性。公文标题中的“事由”应与内容高度相符、契合,要通过准确提炼,全面、清楚地反映出公文的主旨,避免出现事由概括不准、表意不清而引起歧义、费解甚至误解等问题。要使阅文者通过标题即可了解发文机关的行文目的,以及公文的基本精神和中心内容,从而提高公文阅读和流转的效率。例如,《××大学关于土地问题的请示》这则标题便让人无法从字面上获取关键信息,是单位想申请划拨用地还是转让现有土地,是解决校舍用地面积不足问题还是协调土地权属纠纷问题?属于典型的表意含糊,阅文者只能通读文件后才能得知发文机关请示的真正意图。特别是若出现同一单位需要在同一问题上多次发文的情况,不论是对发文单位还是收文单位,都会造成公文收发办理、档案查找借阅等多个环节的不便或麻烦。公司标题事由表述精准、到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四、标题外观的规范之美
除了标题结构的严谨之美、标题语言的简约之美、标题表述的精准之美,公文标题还要讲究外观形式的规范之美。一直以来,国家党、政、军等各类机关都对公文标题的美观性做了相应的要求。如2000年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规定公文标题的位置在“红色反线下空2行,用2号小标宋体字,可分一行或多行居中排布;回行时,要做到词意完整,排列对称,间距恰当”,2012年版《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则进一步提出“回行时,要做到词意完整,排列对称,长短适宜,间距恰当,标题排列应当使用梯形或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