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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内容提要】：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逐渐凸出，使得群体性事件进入了高发期。
笔者在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关键字】：群体性事件；矛盾；执法公信力；利益冲突一、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现状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已有每年的10000起增加到60000起，参与人数也由73万增加到307万，05年达到8.7万起，06年有9万多起，而且影响较大[1]。
最近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冲突的剧烈程度之高、破坏程度之大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发生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和我们在应对这些事件上的不足之处。
二、群众性事件的概念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由共同心理或共同诉求的特定或不特定的多数人参与实施的，以自发或有组织的人员聚集为基本特征的，以采用各种干扰和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极端行为作为手段的，以满足其经济、政治、文化或心理等方面要求为目的的，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较大影响和危害的，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其他社会规范的行为[2]。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对群众性事件的性质进行分析，对其进行充分而理性的认识。
（一）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局部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矛盾。
但我们不能因为矛盾的非对抗性就掉以轻心，不闻不问。
否则，很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甚至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从法律的角度看，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大部分群体性事件本身在形式上具有违法性。
有的群体性事件构成了一般的治安违法行为，有的甚至已经转化为刑事犯罪行为。
群体性事件引发的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由于人数众多，行为复杂，侵犯的客体往往具有多重性，而参与者的行为性质也有所不同。
我国近五年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案例的宪政分析我国近五年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案例的宪政分析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其中涉及了广泛的社会问题。
这些事件往往体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挑战。
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考。
宪政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强调权力分立、公正和法治。
在群体性事件中，宪政的理念和原则可以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指导。
本文将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基于宪政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事件一：“伊利事件”2013年，一家功能性乳制品企业伊利集团被爆出产品质量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
这一事件反映出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和复杂性。
宪政视角下，政府应当对食品安全问题负起监管责任，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来保障公民的权益。
二、事件二：雾霾治理近年来，我国的雾霾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
雾霾事件既涉及环境问题，也牵涉到公民健康问题。
宪政视角下，政府应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立法、监管和执行环保政策，确保公众权益得到保护。
三、事件三：“太阳花运动”2014年，台湾发生了一系列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群体抗议活动，被称为“太阳花运动”。
这一事件凸显了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参与需求和对民主决策的追求。
宪政视角下，政府应当加强公民参与机制，倾听民意，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四、事件四：城管执法暴力事件近年来，城管执法过程中的暴力事件屡屡发生，引发社会关注和争议。
这些事件体现了执法机构的权力滥用，侵犯了公民的权益。
宪政视角下，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执法人员的培训，并依法约束他们的权力行使。
五、事件五：手机App“摩拜单车”问题近年来，在共享经济概念兴起的背景下，共享单车成为城市绿色出行的代表。
然而，这种新兴业态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管理混乱、产业乱象等。
Legal Sys t em A n d Soc i e t yl经济与法0i．▲籀I J占缸会2008．03(中)群体性涉法事件的法律对策思考裘陈摘要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也是各种矛盾突发的过程，群体性涉法事件在现阶段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主要矛盾。
社会转型，行政行为违法、群体法制意识淡薄、基层政府权威弱化等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本身又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复杂性以及过激性。
对群体性涉法事件的解决，法律手段意义重大，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救济体系，才能从源头上规制群体性涉法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群体性涉法事件成因特点法律对策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0592(2008)03-102_02目前我国人均G D P已达1700美元，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社会矛盾处于高发的时期，尤其突出的是群体性涉法事件逐年增多。
这类事件既有传统社会矛盾的特点，又有鲜明的时代性，涉及面广。
影响范围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长治久安。
本文通过对群体性涉法事件成因和特点的分析，从法律角度提出解决群体性涉法事件的对策。
所谓群体性涉法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个别团体、组织，认为政府机关的某些决策或某项具体行政行为或司法机关的某项判决违法、不公。
使其利益受到损害或不能得到满足时，受入策动，经过策划和酝酿，采取集体上访、集会抗议、游行示威、集体罢工、罢市、罢课，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位，静坐请愿，集体阻断交通，打、砸、烧、杀、抢等方式，以求解决问题的非法群体性活动现象。
…一、群体性涉法事件的成因群体性涉法事件的成因是复杂、多方面的。
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社会转型后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转型是群体性涉法事件产生的基础性根源。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有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进行了新的整合。
法社会学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对策研究法社会学是一门研究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主要关注法律在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和影响。
群体性事件是指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群体行为，可能涉及抗议、示威、暴力冲突等，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
针对这种群体性事件，法社会学角度下的对策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加强法治意识和法律宣传教育。
在群体中宣传普及法律知识，提高群体成员对法律和法治的认知水平，增强群体成员的法治意识。
同时，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加大法律宣传的力度，提醒社会成员遵守法律，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
2.完善法律制度和管控措施。
加强对群众性事件的法律规制，制定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相关权益和责任。
同时，建立健全案件处理机制，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审判，确保事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和解决。
在管控措施上，加强对社会动态的监测和分析，及时介入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件扩大化和失控。
3.强化社会治安管理。
加大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力度，增强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控制能力。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并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同时，要加强对社会安全风险的评估和管理，预防与化解矛盾冲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4.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和社区建设。
依托社区，加强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建立多元化的矛盾解决机制，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发展。
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增强居民对社会秩序维护的认同和参与度。
同时，加大对群体性事件发生背后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从根源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5.强化舆论引导和沟通协商。
在群体性事件中，加强对媒体的引导和监管，及时传播权威信息和声音，减少谣言传播，稳定社会舆论。
同时，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和互动，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总的来说，通过加强法治意识和法律宣传、完善法律制度和管控措施、强化社会治安管理、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和社区建设，以及强化舆论引导和沟通协商等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群体性事件原因的法律解析目前，群体性事件在我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在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诱发因素与内在原因。
主要表现为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
在法律的视角下，可对其进行如下解析。
1、经济原因：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后，慢慢进入改革的深水区。
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企业转制中的下岗职工群体，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下岗失业工人极有可能受到煽动而引发集会、游行、示威；城市拆迁补偿未及时到位，回迁日期遥遥无期，永迁地点不理想，生活设施不配套等原因，导致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的矛盾激化。
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而法律没有有效地调整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保护弱势群体。
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制度原因：玛丽.道格拉斯在《制度是如何思维的》一书中指出，制度具有“人”的特征，一种好的制度应该具有容纳冲突的能力，并且应该有制度化的方法解决冲突。
在成熟的法治国家，群体性事件都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解决。
例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表示对战争的反对，而政府和警察对此不加干涉，这是因为这种群体性事件是在法律制度的规制下进行的，事件的发展趋势是政府和民众都能够预期并可控的。
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正在逐步推进，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更需要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的配套发展，方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规制现阶段，我国在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宪法、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信访条例》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法律途径解决进行了规定。
此外，还有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部门规章。
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中，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体系。
对流浪乞讨问题的宪法学分析二总的来说，要对行为限制适用“鲁滨逊理论”，必须满足3个条件。
第一，“行为”和“身份”密不可分，因而惩罚行为就等于惩罚了身份。
第二，“行为”是非自愿(involuntary)的。
第三，除非获得外部援助，这种身份不能通过个人愿望而改变。
目前，大多数法院仍然认为“无家可归”不完全符合这3项条件，至少对露宿的禁止并不构成宪法所禁止的针对身份的惩罚。
2. 乞讨作为一种言论自由?在封建时代，乞讨是流浪的衍生现象，因而乞丐是封建秩序所不能容纳的外来人。
随着封建系统本身的衰微，限制流浪的法律依据逐渐转向流浪乞讨本身的危害倾向。
但这类从封建时代延伸而来的依据早已被最高法院的判例所否定，因为这些规定不但禁止恶意或有害的乞讨行为，而且也惩罚那些动机和行为都无害的乞讨行为，因而也可以适用于那些散步或闲游的一般人，而对这些行为的禁止不具备任何公共利益理由。
然而，尽管对乞讨的全面禁止不能成立，法院却一般认可在特定场所对某些具体乞讨行为的禁止。
美国宪法并不直接保护乞讨行为，但主张这项权利的论点认为乞讨构成了一种言论，因而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23 这种主张的依据是1968年的“焚烧征兵登记卡案”。
24该案将反对越战者焚烧征兵登记卡的行为认定为“表达式言论”，也就是说尽管焚烧征兵登记卡是一种行为，但它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表达一种观念，相当于一种无声的言论，因而和有声的言论(例如高呼反战口号)同样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因此，政府可以限制焚烧征兵登记卡的行为，但限制目的不得是禁止反战言论。
此后，联邦最高法院运用这一理论撤消了州和联邦禁止焚烧国旗的规定。
25不论乞讨过程是否带有言辞，乞讨行为除了获得他人的资助之外，还可以被认为是表达了一种获得同情的意念，因而也是一种表达式行为。
尽管最高法院已经判决地方禁止流浪乞讨的一般规定过分模糊，但对于地方禁止乞讨的规章却迟迟不予表态。
26 事实上，一般的法院到目前为止也很少处理乞讨问题。
群体性事件法律问题研究什么是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涉及多个人或者社会群体的事件。
这些事件可能导致财产或人员损失，或者涉及到道德、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集体上访、群体性斗殴、大规模游行示威、群体聚众闹事等。
群体性事件法律问题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到法律问题。
一些群体性事件可能涉及到行政法、刑法、民事法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下面我们将重点讨论些常见的法律问题：公共安全问题在群体性事件中，公共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一些示威游行可能会堵塞交通、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会对市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
对于侵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政府部门有权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维护社会秩序。
例如，可以采取警力加强监管、集中控制、辅助警力配合等方式。
民事赔偿问题在群体性事件中，受害者往往需要得到理应的赔偿。
群体事件使得事故的危害范围扩大，受害者人数繁多，赔偿金额也较高。
因此，民事赔偿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诉讼，诉讼数量庞大，赔偿金额也可能因此而增大。
如果赔偿不当，很可能会引起公众对政府或公司管理不当的不满。
而如果过于慷慨地给予赔偿，也有可能导致抢劫和其他的违法行为。
刑事责任问题在群体性事件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同样需要重视。
示威游行、聚众闹事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有义务对这些犯罪行为进行制止和打击，以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而对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群体，需要特别关注其行为背后的原因，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舆情管控问题群体性事件有时会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舆论作用也开始发挥作用。
政府部门需要通过舆情分析，调整态度、加强管理、释放信息，以维护社会稳定。
同时，还需要合理地约束舆论引导，以避免舆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保持社会稳定和谐。
总结群体性事件是当代社会治理领域中一个复杂而又常见的问题，遵守法律、维护公共秩序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预测和应对，对各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调研报告：检察院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思考一、群体性事件概念“群体性事件”的概念首先是在政府文件中提出并使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制定颁布了《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其中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其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到目前为止，其内涵和外延仍具有模糊性。
总体而言，现阶段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追求具体的民生诉求，并不企图用体制外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力的再分配。
因此，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或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激发的、由人数较多的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以多数人语言或肢体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方式，借以表达其诉求、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其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突出问题。
群体性事件最严重的后果是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中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扰乱，是社会规范和国家法律所不容的。
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敏感时期，转型时期我国持续深化改革，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已经大大震动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随之而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阶层分离，致使不同的群体在权利运作方式、资源分配原则等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大量出现。
民众对公力救助存疑，信崇自身的自力救助。
当公力救助缺位，找政府没有效果时，自力救助往往就成为民众的选择，而其中的暴力就被他们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
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与公民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双重交织，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三、群体性事件特征从处理涉法上访的实践来看，群体性上访大致可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正当有理型。
浅谈对群体性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论文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宪政建设人权宪法保障制度以人为本论文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呈现上升趋势。
作为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这类群体应当受到关注，这是我国宪政建设中遇到的新课题与新挑战。
应当贯彻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制度，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深化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从根本上转变个体、群体与国家、民族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切实保障人权。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呈现上升趋势，给我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冲击，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笔者认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直接作用对象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群众，它是宪法上“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我国宪法学的视角来探讨群体性事件。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界定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内涵和外延都很复杂。
从我国现行宪法寻找关于“群体”的界定，会发现“人民”、“群众”、“集体”等字眼，我国宪法是以“人民”“群众”、“集体”等概念替代用之，来表述“群体”的范围,可谓定性上是“褒义”的，或至少是“中义”的。
从《中国共产党党章》来看，“中国人民”、“群众”、“最广大人民群众”“阶级”、“全国各族人民”等称谓来表述对各种“群体”的范围。
从这些概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观念是给予“群体”一个褒义的定性，同时也是我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对“群体”进行定位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参照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群体性事件”的称呼也不尽相同，大致有“群体事件”、“群体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治安事件”、“群众治安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等说法》如此混乱的概念运用，必然导致人们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不清，同时还给群体性事件的相关工作带来一定的模糊性。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群体性事件定义如下：“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采取一种非法的、极端对抗的形式或手段向具体的国家管理者主张合法权益或表示不满的群体性骚乱，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浅谈对群体性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论文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宪政建设人权宪法保障制度以人为本论文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呈现上升趋势。
作为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这类群体应当受到关注，这是我国宪政建设中遇到的新课题与新挑战。
应当贯彻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制度，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深化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从根本上转变个体、群体与国家、民族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切实保障人权。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呈现上升趋势，给我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冲击，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笔者认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直接作用对象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群众，它是宪法上“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我国宪法学的视角来探讨群体性事件。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界定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内涵和外延都很复杂。
从我国现行宪法寻找关于“群体”的界定，会发现“人民”、“群众”、“集体”等字眼，我国宪法是以“人民”“群众”、“集体”等概念替代用之，来表述“群体”的范围,可谓定性上是“褒义”的，或至少是“中义”的。
从《中国共产党党章》来看，“中国人民”、“群众”、“最广大人民群众”“阶级”、“全国各族人民”等称谓来表述对各种“群体”的范围。
从这些概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观念是给予“群体”一个褒义的定性，同时也是我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对“群体”进行定位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参照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群体性事件”的称呼也不尽相同，大致有“群体事件”、“群体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治安事件”、“群众治安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等说法》如此混乱的概念运用，必然导致人们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不清，同时还给群体性事件的相关工作带来一定的模糊性。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群体性事件定义如下：“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采取一种非法的、极端对抗的形式或手段向具体的国家管理者主张合法权益或表示不满的群体性骚乱，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可以看为一种处于社会底层或者被边缘化的群体以一定的方式进行抗议而实施的集体维权行动。
通过从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表征分析,存在着多数合理要求与少数无理要求的现象,至于蓄意破坏秩序的反政府、反社会行动，只是极少数案例，况且这种个别现象也被排除在上述官方的界定之外。
二、群体性事件的多维度理论意义群体性事件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社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阐释的理论也有很多种。
我国台湾学者吕世明用社会学中“岛力救济”的理论观点来解释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导因。
所谓“自力救济”是指人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社会正义不能伸张，因而采取法律之外的行动。
笔者在上文中把群体性事件定性为集体维权行动,但从宪政建设的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维权，而是包含着政治性的意义。
从经济和社会意义角度分析，作为一个集体维权行动行动者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个体只能采取集体性行动，成为集体行动者才有获得表达的机会。
因此，群体性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的失序，但从深层分析，应该是一种对现有的社会结构秩序、价值分配秩序的反抗。
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因为特定群体普遍的挫折感要求利益表达(而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而采取的一种群体性的冲突对抗活动。
正因为集体性行动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远大于个人行为，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趋向集群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个体也渐渐明白如何利用集体行为来为自己的利益实现服务，这也成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激增的一大主观因素。
生活在社会转型中的国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体现出不同程度的传统和现代的混合特征或者过渡特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反应出不同诉求的矛盾与冲突，这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大客观因素。
三、群体性事件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从现实角度看，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一定影响与冲击的同时，也给我国的宪政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对我国的宪政建设的启示匪浅。
(一)疏通意见释放途径，健全意见表达与协调机制，完善并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制度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来看，意见释放机制不健全与利益表达途径受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管理界、学术界的不少学者已经从社会转型与低度政治参与的关联来审视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弱者的反抗，是一种被“法律认可”但被“政治禁止”的行为。
但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并不反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是地方和基层的党政机构和官员的具体行为。
在中国的高层领导提出民主、人权、以人为本等价值的情况下，群体性事件往往会促使中央政府采取措施来约束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2]。
从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来看，多是市民与政府的直接冲突，在这冲突的背后其实可以看到更深刻的体制问题。
被称为“公共事件元年”的2008年，我国发生了诸多群体性维权事件，例如重庆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上海市民的集体“散步”事件。
这些活动参与主体逐渐广泛化和组织化，显示出了巨大的维权能量。
无论从传统的公权领域与私权领域，还是从后来的公权领域、私权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来分析，能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有利于进一步博弈并矫正传统能量的失衡与失调，达到平等的对话状态。
群体性维权事件的频发，不仅改变了政府以往对待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机制，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维权效能的理解与支持。
从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就是人民主权原则，是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人民主权解决了现代国家的权力合法来源问题。
对于权力运用问题，现代国家都规定了代议制度来解决主权与治权的矛盾。
在此实现的过程中，选举制度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选举制度是否健全、各个代表是否切实发挥了代议的作用、代议机构通过的规制文件是否代表利益诸方的意志等相关问题都是宪政建设所关心的，同时也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深层制度原因。
面对新的形势，形成适用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用社会和谐的方法来处理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矛盾，从根本上说，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政治，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依法办事。
当一个国家已经拥有自己的宪法体系或者制定一部宪法后，人们色然把评价宪法价值的眼光从宪法设计转向宪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即从宪法实施的实际效果来感受宪法存在的意义。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应通过各种有效形式保障宪法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与具体规定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落实[4]。
宪法保障是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也是对利益进行选择和调整的过程。
在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今天，如何通过宪法保障来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宪法的制定者当初设置与构建宪法保障制度的初衷在于预防和有效解决各种违反宪法的现象，这也契合了宪法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目标。
在群体性事件面前，平常的宪法保障制度已不足以解决可能出现的宪法危机，一种特殊的宪法保障制度------- 国家紧急状态制度应运而生，这种制度的初衷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宪法危机，以恢复到正常的宪法秩序。
我国制定了《戒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否科学合理、能否有效恢复宪法秩序、是否冲击其他宪法保障制度与现有的合理的宪法秩序等问题都是我们应当重视的。
笔者认为，在宪法保障制度社会化的过程中，该制度能得以有效运行来预防和解决各种违宪现象并能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促进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才是符合宪政发展的历史潮流。
（二)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而树立司法权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多元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耍想成为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仅有一套依法建立的司法系统是远远不够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显得必要而迫切。
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对司法作用的依赖性逐渐增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成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垄断者，司法也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垄断者。
司法只能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掌握的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权，要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威，必须建立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支持并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壮大。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互相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体系” [5]。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有利于维持一种“生态平衡”，以保持“物种”的多样性。
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内的价值取向都有其合理的“基因”。
无论从当前法院的多元纠纷解决试点实践还是从一些来自官方的关于多元纠纷解决的意见，均试图将代表国家权力的行政与司法和代表民间力量的教育与调解结合起来，通过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形成各种手段的合力以化解纠纷。
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中，法院是解决纠纷的主力，人民调解、仲裁机构、人民团体、行业协会、行政机关、信访部门等，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保障权利的重要途径,是对被侵害的利益所进行的保护。
对纠纷进行便捷又妥善的解决，不仅对保护公民之合法权益，也对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原有的源自西方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以法院裁判为核心，存在着仅处理纠纷而欠缺解决矛盾的尴尬。
虽然其在我国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和有待开发的潜力，但已不足以完全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
对于不同的纠纷和矛盾，应构建一个有效而又合理的纠纷解决和消除矛盾的方法，以适应多元化社会的变迁。
从目前来看，信访制度是一个亟待完善的纠纷解决途径。
虽然信访制度在民意表达与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但笔者认为现行的信访制度不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渠道，仅是一个补充制度罢了；其应突出民意表达和社会监督功能，弱化其纠纷解决功能。
另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完善司法审判之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如调解、仲裁等。
为了健全其发展，应该通过立法将该机制纳入法制化的过程中，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三)以人为本，切实转变个人、群体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惯性思维，切实保障人权进入21世纪的中国法治，所表现的制度是民主，所统摄的灵魂是人权。
言民主而不言法治，言法治而不言人权，民主和法治都是虚假的[7]。
齐延平从人权精神建设的抑制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认为“以义的追求压抑利的观念、以群的观念压抑个体意识、以国家权力挤压个人权利”为其主流特征。
义利之争在贯穿于整个中国的思想史过程中，指导着国人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活动，这种重义的思想势必导致权利意识的萎缩，压制了个体权利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