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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作者XX大学内容提要：本文简要评述研究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
文献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金融是否可以增加(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或金融是否可以优化投资结构。
同时，文献也表明，如果金融发展有利于穷人进行融资，那么金融发展会缩小收入不平等。
反之，金融发展则会扩大收入不平等。
关键词：金融发展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一、前言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经济技术进步率(Solow，1956，Swan，1956)。
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是一个黑箱，人们不确切知道哪些因素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一代代的经济学家尝试打开技术进步的黑箱。
在20世纪80年代，对技术进步的黑箱的研究取得了进展，Romer (1986)和Lucas (1988)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从而开启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时代。
在经济增长理论取得突破之前，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契约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Diamond and Dybvig，1983，Diamond，1984，Gale andHellwig，1985，Townsend，1979)。
也正是由于这些突破性的进展，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但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上，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是因，即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例如，Hicks，1969)；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是果，即经济增长带来了金融发展(例如，Lucas，1988)。
在20世纪90年代，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金融中介和金融契约理论，经济学家构建理论模型来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一些理论模型中，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在一些理论模型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也即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促进金融发展。
经济学研究报告之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研究报告一、引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旨在探讨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分析其中的机制和影响因素。
二、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
一方面，经济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从而促进了收入分配的改善。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可能加剧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三、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1. 就业机会的增加：经济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扩大，从而改善了居民的收入状况。
2. 教育和技能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带动了教育和技能水平的提升，提高了居民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3.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财政资源，使得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加强和完善，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四、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消极影响1. 资本积累与财富积累：经济发展可能加速了资本积累和财富集中的过程，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2. 技术进步与劳动力需求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一些传统产业可能会面临衰退，从而导致一部分劳动力的收入下降。
3. 市场竞争与收入差异：经济发展可能加剧市场竞争，使得一些高技能和高资本的个体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技能和低资本的个体收入可能受到挤压。
五、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1. 政府政策的导向：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导向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通过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政府可以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平衡。
2. 教育和技能水平：教育和技能水平的提升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重要作用。
高教育和技能水平的个体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3.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浅析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摘要]收入分配问题是多年以来备受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2009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这标志着始于2006年的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提上日程。
本文以反思金融危机的影响入手，对收入分配改革现状进行科学分析和理性思考，拟提出深化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导性建议，希望有助于推进当前收入分配改革。
[关键词]金融危机；收入分配；改革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央结合我国国情，在收入分配领域实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收入分配面临严峻挑战。
为缩小贫富差距，满足基层群众的集体性诉求，国家在2009年加快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出“调高、扩中、提低”的政策目标。
因此，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金融危机影响下收入分配改革。
一、金融危机对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及时采取经济调控措施，保障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企稳回升的关镛时期。
反思金融危机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一下几点：(一)经济增长减缓，失业人数增加。
改革开放后。
我国一直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发展经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金融危机不仅使作为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外需下降，也使其他很多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品的外需普遍下降，加之政府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增幅有所减缓。
一些资金实力较弱、技术水平较低、创新能力较差的企业受损严重，一些中小企业停产甚至倒闭。
(二)商品价格上涨，居民消费较低，企业投资较少。
首先，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大量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商品也不例外。
为控制通货膨胀蔓延，2008年，中央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物价上涨的趋势得到基本遏制。
其次。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调整阶段，就业与收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很多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减缓，经济趋冷的状况又对居民的消费信心造成一定影响，导致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较低。
《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一、引言随着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然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以期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过去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金融发展的不均衡性也可能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例如，金融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收集并整理相关年份的金融发展数据和城乡收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协整分析等，探讨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其次，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金融服务和经济发展情况的一手资料，为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四、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的积极影响金融发展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
随着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断完善，农民可以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增加收入。
此外，金融发展还提高了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和壮大，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收入。
（二）金融发展对城市地区的积极影响金融发展为城市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同时，金融市场的竞争也推动了城市产业的升级和优化，提高了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
然而，由于城市地区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基础，因此金融发展对城市地区的积极影响相对较小。
（三）金融发展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尽管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城乡地区的经济收入，但由于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村地区无法充分享受金融发展的红利。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经济发展不仅仅指经济总量的增加，也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收入分配则决定了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影响程度。
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不仅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同时也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的持续繁荣。
本文将探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分析其中的互动关系。
一、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发展可以对收入分配产生积极作用。
首先，经济发展使得社会总体收入水平提高，进而增加了家庭和个人的收入。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和产出增加时，更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人们可以通过工作获得相应的报酬。
这使得收入分配可以更加公平，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有助于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其次，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改善收入差距。
通过促进教育和技能提升，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这使得劳动力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经济的要求，并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更容易获得高收入的工作机会。
此外，经济发展也为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和发展本土企业家精神，推动创新和增加就业机会。
然而，经济发展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剧贫富差距。
当经济发展过于集中在某些行业或地区时，可能导致富裕阶层的利益得到进一步增加，而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则没有明显改善。
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阻碍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其次，经济发展还可能产生“拉大型”现象。
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一些高技能和高薪资的工作机会可能会出现，从而拉大了不同职业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对于那些缺乏相关技能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他们将难以获得较高的收入，进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
二、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有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也能够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首先，当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时，可以提高社会的稳定性与凝聚力。
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它指的是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与互动的加深，包括货物与服务的贸易、跨国投资、金融流动等。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收入分配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利与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得各国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这意味着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机会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形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具体表现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得以流动到全球市场，以更高的薪资条件来获取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
其次，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能够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利润，然而往往是少数富裕阶层享受到了这些利益的增长。
这种差距的拉大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
跨国企业的进入导致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进而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被压低，导致收入不均衡的进一步加剧。
此外，经济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中产阶级的收入份额。
中产阶级通常是一个经济体中的稳定和重要的力量，在经济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全球化的阻力日益增多，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和劳动力，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不再主要集中在本国内。
并且，技术创新也导致了一些传统行业的淘汰，这使得中产阶级的收入受到冲击，甚至有些人被迫降低自身收入水平。
除了以上一些直接的影响外，经济全球化还引发了一些间接的社会问题，对收入分配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比如，贸易自由化会导致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无法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失去了他们的生计，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
此外，金融流动的自由也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金融危机传播，使得经济不稳定，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和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大转移趋势,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加速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外迁或新设全球(地区)总部、办事机构或代表处。
北京、深圳、天津、广州等兄弟城市纷纷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发展。
因此,加快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集聚,是上海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增强上海金融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和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并巩固上海在国内的金融中心地位。
二、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和问题
1.主要成效。
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和上海金融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进程明显加快。
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在金融方面,截至2012年末,在沪银行类功能性总部持牌专营机构总计七大类12家,非持牌专营机构达到34家。
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第二总部持续推进,继中国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人民币交易总部之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中心揭牌成立。
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也占全国一半以上。
在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方面,上海积聚了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财富里昂、海际大和、东方花旗等证券公司,以及光大、国投中谷、新湖等期货公司总部。
全国161家期货公司中28家期货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占总数的17.4%。
在保险业金融机构方面,太平洋保险、中国大地财险、海尔纽约人寿保险、劳合社再保险(中国)、丘博保险(中国)等保险公司总部,以及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
在新型金融机构方面,集聚了中银消费金融、农银金融租赁、交银金融租赁、上汽通用汽车金融、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弘毅跨境投资基金、方源资本等新型金融机构总部或业务总部。
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功能机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2.基本特点。
一是外资或合资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特征明显。
截至2011年末,累计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沪设立机构,机构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资产规模占全国48.8%,从业人员占全国逾40%。
二是金融机构总部能级不断提高。
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中国、大中华乃至亚太总部设在上海,并不断升级总部管理权限和扩大业务范围。
如花旗银行除了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亚洲新设的首个亚洲拉美贸易服务处也落户上海。
三是金融机构总部辐射带动效应较强。
如中国银联总部落户上海,充分发挥组织枢纽作用,推动了支付产业资源和大批的金融、芯片技术和IT人才向上海集聚。
四是各类新型金融机构集聚速度加快。
近年来,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科技银行、基金管理、股权投资、资信评级、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村镇银行、企业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向上海集聚。
五是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并逐步向外围扩散。
金融机构总部目前主要集中在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等中心城区。
随着中心城区商务成本不断提升,新型金融机构和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后台服务机构向外围城区集聚。
3.主要问题。
一是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和统一的统计口径。
全市层面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关于金融机构总部认定的明确标准,导致目前没有统一规范的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口径和准确的金融机构总部数据。
二是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和能级与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差距较大。
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集聚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能级都相差甚远。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也不占有明显优势,国家级的金融监管决策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集团企业总部大多集聚北京,且面临着深圳、天津等的激烈竞争。
三是政策扶持和配套体系还不完善。
调研中普遍反映比较突出的是与人才引进相关的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出入境等问题。
目前的人才政策针对企业高管居多,核心专业人才和一般金融人才难以享受。
由于供给能力有限,引进人才在享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
四是政府服务意识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调研发现,政府在政策宣传和主动对接企业上做的不够,很多被访企业都反映对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如何享受这些政策、应该找谁办理等方面都不太清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落地和惠及面。
五是金融制度环境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形成一定制约。
在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会计准则体系、金融人才数量、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税收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等软环境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
六是上海商务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
随着上海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写字楼租金、人力资源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并导致很多企业向外转移。
三、加快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对策建议
1.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标准。
(1)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范围。
建议将银行(含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股权投资机构(含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集团财务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公司、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中外资营利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功能机构、国内外金融组织和金融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金融机构都纳入本市总部认定范围。
(2)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条件。
由于金融机构类型复杂多样,在资产规模、业务性质、组织架构、税收贡献、企业人数等方面差别较大,不宜采取统一的总部认定条件。
对于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建议针对金融细分行业(如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信托类、基金管理公司类、股权投资机构类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认定条件,如注册地、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管理基金规模、市外下属企业或机构数量、纳税额等指标。
对于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可综合考虑功能属性、管理级别、社会影响力、行业地位等,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认定。
(3)针对不同总部级别制定差异化政策。
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不同总部级别(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或亚洲区总部、中国区或大中华区总部、地区性总部)的认定条件,并给予差别化的优惠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升格总部级别和扩大管理权限,并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资助。
(4)合理界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
在加大对新注册和新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扶持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和完善对现有金融机构总部特别是本地金融机构总部的扶持,保持政策的衔接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扶持,防止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外迁。
妥善设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划分的时间节点。
(5)明确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机构和程序。
金融机构总部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企业自愿、政府审核、社会公示、动态管理。
建议在全市层面成立金融机构总部联合认定小组,由市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和受理工作,定期召开总部认定工作会议。
建立健全申报、受理、审查、复核、公示、颁证、考核、统计等制度,明确办事流
程,确定最长申报审批时限。
(6)加强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工作。
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总部统计体系,建立金融机构总部企业统计报表制度,构建属性指标(如登记注册所在地、登记注册类型、行业类别、总部类型等)和数量指标(如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计、增加值、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等分类统计指标,建立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库,经认定的金融机构总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破产、解散、撤销、迁移等重大调整的,要及时进行统计、分析和上报。
本文来自于《经济师》杂志。
经济师杂志简介详见
2.完善金融机构总部扶持政策。
(1)尽快制定和出台本市促进金融机构总部发展的专门政策性文件。
上海包括各区县目前已有一些碎片化的促进金融机构总部发展的政策,但与广州、深圳、安徽、黑龙江等兄弟省市相比,无论是政策优惠力度、细化程度还是配套完善程度都存在不足。
建议尽快出台本市关于加快金融机构总部发展的意见、实施细则、认定办法等相关文件,同时做好与已有政策文件的衔接。
(2)明确金融机构总部发展的重点。
大力支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展,积极争取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设立上海第二总部,完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框架。
借鉴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业务交易总部模式,鼓励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整合行内贴近市场的相关业务部门,在上海设立业务总部。
争取国家将更多市场交易场所、功能机构和清算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设在上海。
大力吸引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和新兴金融机构落户发展。
重点发展产业带动大、税收贡献高、就业吸纳多、创新驱动强的金融细分行业龙头企业总部。
(3)加大对金融机构总部的各类奖励扶持力度。
对新设立或外地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要在用地指标和年限、办公用房购买或租赁、开办奖励、公共设施配套、税收返还、行政事业规费减免、金融创新、经营贡献、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方面,根据金融机构总部级别,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奖励,且支持和奖励额度一般不低于兄弟省市标准。
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发展专项资金。
此外,还要建立相应的约束和惩罚机制,增加金融机构总部外迁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