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第1篇一、引言在中国古代社会，妻妾制度是封建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妻妾之间的地位和权利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将从古代妻妾的法律规定入手，探讨妻妾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以及法律对妻妾关系的调整和保护。
二、妻妾地位与法律地位1. 妻妾地位在古代，妻妾地位存在明显差异。
妻为正室，地位尊贵，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和一定的权利。
妾则地位较低，多为贵族、富豪的侧室，其地位和权利受到一定限制。
2. 妻妾法律地位（1）法律对妻的保护古代法律对妻的地位和权利有一定程度的保护。
例如，《唐律疏议》规定：“妻者，夫之正室，当从夫之命，不得自专。
”这意味着妻在家庭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利，丈夫不得随意剥夺。
（2）法律对妾的限制古代法律对妾的地位和权利限制较多。
例如，《唐律疏议》规定：“妾者，非正室，不得立为正室。
”这表明妾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于妻，不得成为正室。
三、妻妾权利与义务1. 妻的权利与义务（1）权利①财产权：妻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包括继承权、用益权和处分权。
②子女抚养权：妻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监护的权利。
③婚姻自主权：妻有权选择配偶，不受丈夫干涉。
（2）义务①顺从丈夫：妻有义务顺从丈夫的意志，不得违背丈夫的命令。
②孝顺公婆：妻有义务孝顺公婆，尊敬长辈。
2. 妾的权利与义务（1）权利①财产权：妾享有一定的财产权，但受限于丈夫。
②子女抚养权：妾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监护的权利，但受限于丈夫。
（2）义务①顺从丈夫：妾有义务顺从丈夫的意志，不得违背丈夫的命令。
②孝顺公婆：妾有义务孝顺公婆，尊敬长辈。
四、法律对妻妾关系的调整和保护1. 调整（1）维护家庭和谐：古代法律强调夫妻和睦，要求妻妾相互尊重、扶持。
（2）禁止买卖婚姻：古代法律禁止买卖婚姻，保障婚姻自由。
（3）限制纳妾：古代法律对纳妾有一定的限制，以维护家庭和谐。
2. 保护（1）保障妻的地位和权利：古代法律对妻的地位和权利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如财产权、子女抚养权等。
中国再婚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法律透视中国的再婚制度历史悠久，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离婚再婚的现象。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化，再婚制度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和调整。
本文将从历史沿革和法律透视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再婚制度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历史沿革1.古代在古代，中国的婚姻观念相对保守，离婚被视为罕见的现象。
然而，一旦确实无法相安无事，离婚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被弃的女人面临生存的压力，近亲和社会底层的男人是最好的再婚选择。
因此，再婚制度开始显现。
在宋代，就有村庄将离婚女性当作自己的财产来“买卖”，这导致了女性的处境更为困难。
明清时期，保护女性权益的法律却逐渐出现，比如在明代，明显规定了一些可以离婚的理由，包括婚姻中一方有外遇、长期不睦等，这也为女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2.新时期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离婚率的上升，中国的再婚制度开始从各个方面受到挑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的信仰和性价值观的变革导致离婚率降低，再婚率也相对较低。
历史的变化也导致法律的变化，1949年婚姻法开始实施，其中特别指出离异和再婚的的程序和条件。
然而，在那个时期，法律对再婚制度的规定普遍比较保守，再婚率相对较低。
3.当今现状随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和家庭结构变化，离婚率和再婚率都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趋势。
据统计，至2017年，我国的离婚率已经超过3%，而约50%的离婚人士有再婚的打算。
当前，中国的再婚制度比以前更加开明，法律也对再婚的程序和条件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让再婚的人们可以安心地开始新的婚姻，并在法律的保护下享受更加稳定的生活。
二、法律透视我国的最新《民法典》于2021年3月1日起实行，新的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家庭等领域的规定，也为再婚人员提供了更全面的保护。
1.再婚对象限制根据中国婚姻法，离异人员在获得离婚合法认定后，有权再次结婚。
再婚人的对象也并没有特别的限制，除非涉及到未成年人或同性恋，否则其他的情况都应该能够合法结婚并享受婚姻权益。
古时候的法律是允许寡妇改嫁的那么改嫁需要什么条件呢本文导读：通常，人们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既讲贞节又讲从一而终的舆论导背景下，寡妇改嫁是不太可能的。
事实上，除了有特殊身份的妇女外，古代法律是允许寡妇改嫁的，只是寡妇改嫁有诸多的限制和条件。
网络图片古代法律规定，若某个妇女因为丈夫的缘故得到朝廷的封赐为诰命夫人的，因其地位已相当于某一级的官员，虽然没有实权，但有俸禄，所以法律是禁止其改嫁的。
其他普通的妇女，只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则是可以改嫁的。
首先，为丈夫守丧期间不可改嫁。
丈夫死后，妻子必须要为丈夫守丧3年，在这3年守丧期间是不可以改嫁的，如若在此期间改嫁且又未经夫家同意就构成了犯罪。
但若夫家家长同意，且愿意为其主婚，此时也是可以改嫁的。
其此，改嫁需征得夫家的同意。
女子既嫁从夫，一个女子嫁人后和娘家的关系就降到了和夫家的关系之后。
这时女方已加入夫家的家族中，是属于夫家的成员。
所以，若改嫁则必须征得夫家的同意，且由夫家家长为其改嫁主婚。
再次，改嫁时财产分割问题。
妇女在改嫁时只可以带走自己的婚前财产，亦即自己嫁到夫家时的陪嫁等财产，夫家的财产是不可以带走的。
但在具体操作时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古时还没有婚前财产公证的意识，也没有公证机关，因此，女性可以带走的属于自己的婚前财产应该是多少无法核算。
最后，所生的孩子必须留在夫家，不可以带走。
因为这个孩子是夫家的直系血脉，不能够带到其他家庭里去。
网络图片以上四个条件只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规定，似乎一般人改嫁并不是难事。
在汉代及隋、唐、五代时期改嫁虽有条件限制，但还是有可能的。
但在宋朝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社会舆论导向大变，“饿死事极小，失节是极大”，寡妇再嫁成了奇耻大辱。
不仅再嫁妇本人会被人唾弃，而且娶寡妇为妻的男人也会被人看不起。
清朝时有人提出“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寡妇守节成了舆论导向。
加上政府对寡妇守节行为的褒奖，更助长了这种社会风气。
因此，宋代之后，寡妇改嫁是件很难的事。
中国再婚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法律透视中国婚姻制度的演变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婚姻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婚姻制度也十分保守，一夫多妻制度和女性被卖婚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直到20世纪初，中国第一部民法典——《民法总则》建立起来，才开始逐步规范婚姻制度。
中国再婚制度历史沿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离婚与再婚都是禁忌，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
离婚与再婚的机会极少，女性没有再婚的权利，一旦嫁人后就终身难离。
这种传统思想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离婚与再婚的法律地位一度受到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后，再婚权利逐渐得到承认。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中国的再婚制度逐渐减少了限制。
近年来，在中国一些城市中，再婚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
统计显示，中国每年的再婚率已经达到了30％以上。
法律透视再婚制度在我国，婚姻法对于碰到婚姻破裂、无法承受生活压力的人们，赋予了再婚的权利。
在婚姻法的规定下，女性有权利进行再婚。
婚姻法对于离婚之后再婚的限制较少，第一次离婚后，两年内可以再婚。
婚姻法还规定，有过一次婚姻的人，不受任何社会、制度的限制，可以再婚，再婚者的夫妻义务和权利和初婚者没有任何区别。
此外，我国还出台了适用于离婚、再婚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比如离婚抚养子女，离婚后财产的分配等。
再婚制度的推广不仅增加了离婚的人们选择的空间，也为许多想要再续前缘的人们开辟了另一种选择。
总结总的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再婚制度已经逐渐走向合法化和正常化。
虽然依旧少数人对再婚持有偏见，但是更多人已经接受并欢迎再婚制度。
在这种大趋势下，中国的再婚制度将更加完善和健康。
从社会法律层面看唐宋女子再嫁问题2006年第2期(总第115期)青海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Qingha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NO.2,2006GeneralNo.115从社会法律层面看唐宋女子再嫁问题陈大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摘要]本文通过阐述唐宋法律条文,皇帝诏令,具体案例中对女子离婚再嫁问题的规定,从而得出结论,唐宋法律都未禁止女子再嫁,宋代女子离婚再嫁的自主权更多一些,法律更为完备.[关键词]离婚;再嫁;法律[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02(2006)02—0057—04近年来婚姻史的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这方面的论着颇多,作为婚姻史的一部分——女子再嫁问题的研究,也有许多论着,论文发表.就目前来看,这些成果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全面介绍中国历史上的女子再嫁情况;一是只单独论述某个时期的女子再嫁情况.且多停留在对再嫁事实的列举上,而更深层次的探讨尚且不多,譬如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对比的论文寥寥无几,而笔者认为这种比较有益于我们对封建社会全面深入的认识.在我国封建社会,女子再嫁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阶段对这一问题又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规定,本文拟从社会法律层面对唐宋时期女子再嫁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分析唐宋法律条文对离婚再嫁的规定.提起再嫁,不得不说说离婚,因为除夫死守寡外,离婚是女子再嫁的又一重要前提.《唐律》所载离婚形式包括两种,即法定离婚和协议离婚.法定离婚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因"义绝"而强制离婚;二是符合"七出"之法即可由丈夫提出离婚,但妻子有法定的"三不去"内容除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协议离婚了.唐律中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离者,不坐." 《疏议》解释说:"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醯)一些学者把这种离婚叫"协议离婚",其实过于勉强,与实际不符,我认为叫协议弃婚更为妥当.原因如下:第一,按礼制的训条, 《白虎通?嫁娶》说:"夫有恶行起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第二,从法律上看,《唐律?户婚》规定:"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疏议》说:"妇人从夫,无自去之道." 可见法律不承认妇女有离婚请求权,但无论如何,也是经过协议才弃妻的,从而维护了女子的一些权利,为其改嫁提供了前提.北宋婚律基本沿用上述离婚形式,南宋婚律又作了几点新的规定,赋予女子在离婚问题上有限而又可贵的表达意愿的自由.第一,被夫之同居亲属强奸未成,妻子有权提出离婚.依据《唐律》规定,"义绝"是指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和谋杀罪.凡经官府判断认为夫妻有一方犯有"义绝"者,即强制离婚,不问本人意愿如何.南宋则有所改变,"被夫同居亲属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2妻子被与夫家共同生活的亲属强奸未遂,应视为与夫家恩义已绝.南宋婚律并未强制夫妻离异,而是把离婚请求权赋予妻子,官府不予干涉.[收稿日期]2005-09—11[作者简介]陈大为(1979一),男,汉族,北京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一57—第二,夫犯罪而移居他乡,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在我国封建社会,女子一经出嫁,便脱离父宗而加入夫宗,从父权与族权的压迫转移到夫权与族权的压迫之下,因而在法律上即有"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流传于民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为已婚妇女套上的一幅精神枷锁.宋代以前的律令,绝不允许妻子抛弃丈夫,妻子也无权主动提出离婚,如有违背,则予以刑事处罚.而南宋婚律则规定:"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Jc所谓"移乡",指犯有杀人罪应处死刑,遇赦免死,而移居千里之外他乡."编管",是指官吏犯罪除名后贬往指定州郡,编入该地户籍,并受地方官管束.南宋婚律允许妻子在丈夫因犯罪而被"移乡"或"编管"时,有权提出离婚.上述南宋婚律的两项规定,乃前代所未载,弥补了《唐律》的不足.可见,宋代女子相对于唐代有了进一步的离婚自主权,从而为其再嫁奠定了基础.再看看唐宋法律条文对再嫁条件的规定.《唐律-户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从表面看,这项成文法对于再嫁有颇严的限制,其实是承认祖父母,父母有强嫁丧服已除的寡妇的权力.也就是说,寡妇不愿再嫁,祖父母,父母纵然强迫她再嫁,也不为不可.故《疏议》日:"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可见,唐代的法律只机械地鼓吹寡妇不去再嫁,但不禁止,且规定主婚权在于母方.《宋刑统》沿用唐律,但女子再嫁已转为由夫家做主.《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濮王允让为大宗正,奏,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女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与唐代相比,女子的法定改嫁权更多.第一,夫亡不能自给者许改嫁.宋有"夫亡六年改嫁之制."哲宗元佑五年(1090)条贯:"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者,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这项规定,既打破了原来的"夫亡六年改嫁"的旧规,也进一步放宽了对妇女再嫁的限制.第二."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这项立法见于南宋,但在北宋时已有了类似事情.如宋仁宗天圣年间,枢密直学士李一58一若谷知并州时,曾对"委妻去"的赘婿,亡赖之徒规定了期限,凡过期不还,许妻更嫁,即"民贫先婚姻者,若谷出私钱助其嫁娶.赘婿,亡赖委妻去,为立期,不还,许更嫁".】(聊.咖'在对无赖之徒惩罚的同时,给了女子改嫁的自由权.又如宋神宗元丰时,百姓付泽"外出不知消息",御史黄廉亦准许付泽妻改嫁.『6啊'这项立法确定了外出不归者夫妻关系存续的时限.如若过期不归,即以自动解除夫妻关系处理,允许其妻改嫁.此项律文类似现代民法中的宣告死亡制度. 第三,"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此项规定是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在新校订的《皇右法》中提出来的,虽然未能付诸实施, 但说明统治者已在法律上正视客户妻女的改嫁问题了.此外,看看唐宋法律对离异女子及寡妻财产继承权的规定.出嫁女离婚后的财产问题,在《唐律》中尚无明确规定.推测当依礼制或当时的风俗习惯行事.敦煌文=持中收录了几件唐末五代放妻书的格式样文.其中涉及到离婚后的女子的财产问题.如P.3730{某乡百姓某专用放妻书一道》称:"……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夫与妻所有物色书之,已归一别,……三年衣粮,便畜(献)柔仪"o[7](P197)S.6537背(6)《放妻书一道(样式)》也提到:"今已不和,……聚会二亲,已俱一别.所有物色书之,……三年依(衣)粮,便献柔仪"o[TJ(P183)这似乎表明,离婚时不仅需要归还妻子的嫁妆,而且还需要给予妻子一定数量的赡养费.关于这一点,在唐代其它文献资料中亦可得到证实.如《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澄传附李元素传》记载: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札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惑,听谱遂出之,给予非厚.妻族上诉,乃诏日:李元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云:妻王氏,礼仪殊乖,原与离绝.初谓素有丑行,不能显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处置.仿闻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是中情不和,遂至于此.胁以王命,当日遣归,给送之间,又至单薄.不惟王氏受辱,实亦朝情悉惊.如此理家,合当惩责.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五千贯.【.'P3一59)由此可见,在唐代,由男方专权的离婚,除必须归还妻子的嫁妆外,还须付给女方一定数量的钱财,作为女方的赡养费.这是因为唐代法律已明文规定嫁妆为出嫁女的私人财产,故当夫妻离异或再嫁时,均可将这份陪嫁财产随主人带出.宋代离异女子的财产继承权沿用唐代.只是更为详尽,并逐步走向完善.离异后个人嫁妆仍归自己.直到元明以后,随着统治者对妇女贞节观的日趋严格和对女性离婚改嫁及寡妇再嫁行为的歧视,原属于出嫁女个人财产的嫁妆才变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对寡妻财产继承权的规定,最早见于唐代户令"应分条":"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㈣这一规定的潜在含义是寡妻即使无子,也可以与有子者一样代位继承亡夫的应得财产.北宋沿用后周显德五年敕条: "死商财物如有……妻,不问有子无子,……不问随行与不随行,并可给付."[.]啪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对寡妻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南宋沿用前朝旧律,由寡妻继承亡夫财产的事例较为普遍, 正所谓寡妇"未去一日,则可以一日承夫之分.''以上是对寡妻守志不再嫁的财产继承权的规定,若是改嫁,则另有规定.在唐代,"寡妻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有男者,不得别分,谓在夫家守志者.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n](P155)《宋刑统?户婚律》亦有"夫亡,妻不守志者,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可见,唐和北宋在这一点上基本相同,寡妇的继承权只有在夫死无子守志不嫁的情况下,方可承夫分产.如改嫁,不得将夫家财产带走.南宋时期法律有所改变:"寡妇无子孙并同居无有分亲, 招接脚夫者,前夫田宅经官籍记讫,权给,记直不得过五千贯,其妇人愿归后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户绝法."也就是说,如寡妇改嫁到后夫家生活或死亡,财产要没官.虽然,唐宋法律对离异女子及寡妻的财产继承权有某些限制,但与后世相比,毕竟进步许多. 而且,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她们名义之下有可支配的土地,这不仅增强失偶女子的经济地位,而且提高生活自主性,当然在婚姻上也就不那么被动.同时分到田宅,有了土地,说明社会地位较为稳定,再嫁就有了主动性.其次,探讨唐宋诏令对女子再嫁是如何规定的.唐代的最高统治者曾公开提倡女子再嫁.贞观元年二月发布诏书:"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贫宴之徒,将迎匮乏,仰于亲近乡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资送."[12](P1527)这是用诏令的形式鼓励再婚,并从财产上保证已达婚令龄的男女和寡居服纪后的妇女能够成婚.这项财产保障措施在现实生活中能否真正实现值得怀疑,但它至少说咀唐代法令不禁止再嫁.此外,还从官吏考核制度上加以保证,诏日:"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口减少附殿."[坨]'''即以婚姻是否及时,鳏寡是否数少,户口是否增多来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可见,妇女再嫁并不受法律约束,相反,法律还为妇女的相对自由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直到宣宗时期才开始限制公主再嫁,即"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13](P3672)但对公主,县主以外的妇女没有禁止再嫁.宋代允许妇女再嫁的诏令有个变化过程.就有关宗室女改嫁的法律而言,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的诏令中规定:"宗室大功以上亲之妇,不许改嫁.自余夫亡而无子者,服除听还其家."[](m∞即宗室近亲女丧夫,虽年少.无子,亦不许更嫁.自嘉右四年(1059)汝南郡王允让提出准许宗室女改嫁的上请后,情况有所变化.英宗治平中诏:"宗室女再嫁后,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已上,即许为婚姻."¨'即有条件的允许再嫁,打开了不准再嫁的禁门.神宗元丰时又诏:"宗女毋得与尝娶人结婚,再适者不用此法."[](聊进一步降低了宗女再嫁的条件.又令"宗室袒免以上女与夫离而再嫁,其后夫已有官者,转一官."'实际上是鼓励官吏娶再嫁宗女.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再诏: "宗室女夫亡服阙归宫改嫁者,听."¨从以上诏令可以看出,北宋中期之后,宗室女夫亡亦可以改嫁,而且法定的改嫁条件也逐步放宽了. 一59—宗室女尚可再嫁,一般庶民妻女的法定改嫁权就更多了.宋真宗大中样符七年(1014)诏: "不逞之民娶妻,给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 自令许改适."[】(.)最后,考察具体案例中唐宋官员对女子再嫁的看法.唐代官员并不以再嫁案为如何棘手之大案,而是司空见惯,当即立断.《云溪友议》载,"颜鲁公为临川内史……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知之也,山妻厌其澶藿不足,索书求离."D4](ra23)颜真卿于是判决他们离婚,后改嫁别人.九,十世纪的敦煌放妻文书中,记载有夫妻双方认为生活在一起不欢娱,均自愿离异另觅佳偶,且几乎都有对妻子离婚后再得美满因缘的祝福,如S.0343背(9,1O)《放妻手书(样式)》载:"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S.6537背(6)《放妻书一道(样式)》载:"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恐(解怨)舍结,更莫相谈.……伏愿娘子千秋万[参考文献][1]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73.[2]薛允升.庆元条法事类[M].北京:中国书店,1990.[3]周劭.清明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4]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r77.[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 岁."['】(附P.3212背(11)《夫妻相别书一道》载:"自别已(以)后,愿妻再嫁富贵,得高夫厶(某)."['】'm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体现了唐代对女子再嫁的开明观念.赵宋政权也不反对妇女再嫁,无故阻止寡妇改嫁,还会受到政府的处罚.南宋末年,一个乡下人名叫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寡嫂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案子由名臣胡颖审理.他认为阿区在丈夫死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所自择可也."D0]前夫之弟李孝德不应以此兴诉讼.胡受杖一百,以维护阿区更嫁的自主权.另外,阻止寡妇再嫁,也成为一些士大夫遭受弹劾的罪名.仁宗时,参知政事吴育弟媳李氏"有六子而寡",以后多年未嫁.御史唐洵向皇帝上奏,谴责吴育"弟妇久寡不使更嫁.'''.'以上笔者通过对唐宋法律条文,皇帝诏令,具体案例中关于女子离婚再嫁问题规定的阐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概言之,唐宋法律均未禁止女子再嫁,宋代女子离婚再嫁自主权更多一些,法律更为完备.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8]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窦仪.宋刑统[M].北京:中华书局,1984.[1O]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11]仁井田升.唐令拾遗[M].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12]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范摅.云溪友议[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AComparativeStudyonWomen'DeuterogamyAccording totheLegalizationintheTangandSongDynastyCHENDa—wei(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CoUeg~.ShanghaiNormalUniversitytShanghai20023 4,China)Abstract:Thispaperfocusesonwomen'deuterogamyaccordingtothelegalizationintheTangandSongDy—nasty.Analyzedhowdidthelawitems,emperor'orderandcasesprescribeonthisissue,theaut hordrawsa conclusionthatneitherintheTangnorintheSongDynastywomen'deuterogamywereprohibi ted.Keywords:divorce;deuterogamy;legalization一6O一。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一、中国古代的结婚制度在这一讲里，我们主要将两个内容：中国古代结婚的方式和结婚的条件。
结婚制度的性质、内容和特点，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决定和制约。
社会制度不同，结婚制度也就不同。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婚姻的目的并不是男女当事者性爱的结果，而主要是为了宗族的延续，祖先的祭祀。
因此，结婚制度最根本的特点是，婚姻当事人特别是妇女，对自己的婚姻毫无决定权。
所以马恩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婚姻制度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马恩指出"婚姻都是由两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所以就这点而言，尝试权衡利害的婚姻。
"一、中国古代结婚的方式从求妻的方法考察中国古代的结婚方式，大体存在过几种方式：即掠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共诺婚。
（一）掠夺婚掠夺婚又称抢婚，是指男子以暴力劫夺女子为妻的婚姻。
掠夺婚曾是原始社会群婚向个体婚过渡的一种婚姻习惯。
它的特征是：第一，以暴力为手段；第二，以迫使女子与其结婚为目的。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曾记载："娶妇以昏时，故日婚。
"后人解释说，娶妇应在晚上，因为此时容易掠夺女子。
掠夺婚是在原始社会存在过的一种不文明的求妻方法，用这种方式形成的婚姻制度很不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方式逐渐被其他方式取代。
（二）有偿婚有偿婚是指以男子支付女子或其父母某种代价为成婚条件的婚姻。
这种有偿婚是把女子当作货物，由男方用财物来换取。
有偿婚支付代价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买卖婚。
即以女子为货品，男方以支付金钱和其他等价物作为成婚条件的婚姻。
买卖婚是在私有制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继掠夺婚之后出现的，盛行于私有制的各个时代，是中国古代普遍通行的嫁娶方法。
买卖婚的方式多用于买妾。
《礼记o曲礼》："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有时也用于买妻。
买卖婚手续简便，如同去市场购买物品。
宋朝有多开放，女子可随意再嫁或改嫁尽管现代社会夫妻离婚再嫁的比例高，不过女性能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并勇敢二婚实在不容易。
由于过去中国妇女，以及多数民众普遍“沉浸＂儒家礼教的约束，以至于离婚后，难以自主于社会生活。
而这般文化的压抑，令人想起中国封建礼教形成和发展关键时期的宋代，尤以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去人欲＂的观念。
然而，若从宋代笔记小说细究，其实会发现宋代妇女的婚姻状况并非如此。
北宋章献明肃皇后是宋朝第一位摄政皇后，她在嫁给宋真宗前曾有过一段婚姻。
从宋代律法来说，从来没有明文禁止妇女再嫁或是改嫁，且表扬守节妇女的模式也尚未于宋代确立，更对于宗室再嫁之妇女加以补助，可见宋代官方对于再嫁妇女并无轻视之意。
据文献统计，北宋妇女再嫁与改嫁有52位，其中改嫁者37人，再嫁者15人，而守节妇女则有19位。
与一般认知性别观念开放的唐代相比，并未发现宋代的守节人数有上升的现象，可见宋朝并不是贞节思想转变的时代，不过南宋妇女的守节风气与北宋相比，确实有逐渐严格的趋势。
那么，理学所带来的贞节观念，到底有没有改变一般民众的想法呢？宋代小说最能够反映民间情况，南宋文人洪迈着有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时间从南宋高宗到宁宗，将流传于江西等地的民间传统、迷信的故事记录下来。
书中妇女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
当然书中并不全都记载再嫁妇女，《夷坚志》也有收录妇女坚贞守节的故事，有为照顾年长婆婆、因夫妻感情深厚为夫守节、或是不屈于贼寇的烈妇等等，不过在《夷坚志》里，这类守节妇女所占的比例甚低，或许可以推测宋代妇女坚贞守节的事，在民间或许并不是非常普遍的现像。
在《夷坚志》中，改嫁妇女的遭遇可区分为两种：一是改嫁后遭受报应，二是与初婚者相同（不会遭受异样的眼光看待，如同第一次结婚般）。
《汪澄凭语》与《陆氏负约》的内容相似，都是丈夫过世后妻子将其遗物送人，或是带着全部财产改嫁他人，死后在阴间遭到报应的故事。
《夷坚志》里还有不少是男性因违背誓言遭到报应的故事，如《袁从政》中，男主角袁从政娶了寡妇陈氏后，两人相当恩爱并许下诺言“彼此勿相忘，一死则生者不得嫁娶。
历代有关婚姻的立法提起古代有关婚姻的立法，大家多少都有些了解，几千年的封建家族制婚姻，甚至到了现代，还有影响。
说到婚姻立法，必须要介绍西周，在宗法制度下父权和父权专制的社会，西周时期的婚姻制度影响极其深远，汉唐乃至明清，大体上也没超出。
一、西周婚姻制度：“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昏礼者，万世之始也”（一）基本原则1.“一夫一妻多妾”。
妻，为正妻。
侧室，为妾。
《礼法》：“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
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正妻只能一个。
正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所处，是为庶出。
嫡庶之间严格区分，对维护和延续宗法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后世影响甚广，一直被后朝所继承。
2.“同姓不婚”。
禁止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员之间的通婚行为。
在西周时期，同姓为婚受到严格的禁止，凡同姓不问远近亲疏，均不得通婚。
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这，也是影响后世的又一重要婚姻立法思想。
《诗经》：“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在宗法制度下，婚姻的终极目的，除繁衍后代、继嗣家族以外，就是“合二姓之好”，绝非男女当事人个人之事。
因此，婚姻的成立，基本前提就是“父母之命”。
未经父母、家长同意而行婚姻之事，谓之“淫奔”，是不为礼法所容的。
婚姻缔结还要有媒氏中介。
这条原则，甚至在现代的农村，还会看到。
当初我国婚姻法制定时，还特别强调了婚姻自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思想可谓“渊源流长”（二）婚姻缔结的程序——六礼1.纳采，即男方请媒氏携礼到女方家提亲。
2.问名，即在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家请媒氏问明女子的生辰、身分、并占卜祖庙以问吉凶。
3.纳吉，在卜得吉兆以后，男家携礼至女家确定缔结婚姻。
4.纳征，也称纳币，男家送财礼至女家，正式缔结婚姻。
5.请期，即男家携礼至女家确定婚期。
6.亲迎，即在确定之日，新郎至女家迎娶，至此，婚礼完成。
西周时期的“六礼”，对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产生了重要影响。
品读中国古代法律不禁止妇女再婚的规定作者：朱阁雯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4期摘要与封建社会束缚女子再婚自由并片面要求女子贞节的道德观念相比,中国古代法律对于妇女再婚却做出了基本不禁止的规定。
本文从古代的法律文献和有关历史记载进行论证,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了法律不禁止妇女再婚的原因。
关键词妇女再婚权离婚贞节观经济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354-02从《周易》中的:“妇女贞洁,从一而终。
”到程颐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①中国古代妇女的再婚权被拘束在封建传统文化的荼毒里。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从婚,女无再适”②贞节观念和社会舆论成为妇女再婚的极大障碍。
古代封建朝廷做出一些措施,如对守节的妇女嘉奖、为她们建立贞洁牌坊以使得家族光荣也成为一种思想压力进一步内化为妇女不再婚的动力。
然而,我们又可以从历史记载中频繁看到妇女再婚的例子。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五次守寡。
三国时期曹操死时让他的嫔妃改嫁。
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
唐代妇女再婚的情形更是普遍,如处在皇宫贵族层面的太平公主和杨玉环都曾再婚过。
宋元时期,“妇女夫亡守节者甚少,改嫁者历历有之”,当时著名的范仲淹的母亲就是在其生父死后再嫁,他还建“义庄”资助寡妇改嫁。
元代是蒙古族掌权,妇女再婚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
明清时期,作为一种间接史料的小说也多有妇女再婚的描写。
所以可以看出,在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妇女再婚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艰难和受到谴责。
传统封建舆论与现实状况存在着矛盾,法律对这一问题是如何规范的呢?二、中国古代对于女子再婚权利的法律规范法律的规定有两种情况:限制妇女再婚自由和保护妇女再婚自由。
我们可以用今天的法理学知识把它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以“不可为”为模式的禁止性规范,另一类是以“可为”为模式的授权性规范。
(一)禁止性规范1.禁止再婚期间的规定。
《唐律疏议·户婚》中“居父母夫丧嫁娶”条曰:“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
”由于唐以前的立法资料较为缺乏,这是目前所知的违反居夫丧不得改嫁的所受处罚的最早规定。
2.禁止官员妻子再嫁的规定。
如《大明律》中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
其实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隋开皇十六年下诏:“官员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许改嫁,五品以上夫亡妾不许改嫁”但不久就废除了。
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
律文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妻子封号来自丈夫,所以丈夫死了,也不许改嫁他人。
3.对于再婚对象的禁止规制。
同初婚一样,同姓为婚、姻亲属之间的婚姻,自西周开始一直被历朝法律所禁止。
这样,孀妇再嫁就有了一个范围禁忌,即不得与前夫有亲属关系的男子成婚。
如《大明律·户婚一》中有“若娶缌麻以上亲,则各以奸论处,处刑自徒三年至绞、斩不等。
”(二)授权性规范1.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下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丧服已除,必须申以婚媾,令其合好。
”③可见唐太宗鼓励妇女再婚。
2.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诏:“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
”④宋承唐律,原有“夫亡六年改嫁”之条,宋哲宗元八年时规定“女居父母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
可见,宋代赋予妇女再婚的权利,并且体现出人文主义关怀。
3.妇女再婚权当然包括选择不婚的自由,于是保护妇女再婚权的法律规定有些是禁止逼迫妇女改嫁的。
这些规定有:《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
各离之。
”《宋刑统》中关于妇女再婚的条款照搬了《唐律》中的规定,仍然只有“居夫丧改嫁”和“立志守节而强嫁”两条罪名,规定的刑罚也完全一样。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
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也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保护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要多于限制妇女再婚的条款。
少数情况如唐朝的法律的明文规定,在为父母、祖父母和丈夫服丧期间妇女不得再婚,目的只是不违背唐律“一准乎礼”的宗旨而已。
封建统治者所制定的一些规范,除去略微符合“礼”的纲常道德要求妇女在短时间内不允许再婚,针对大部分普通妇女的再婚来讲基本上是持默许的态度。
可以说,法律对于妇女再婚基本是不禁止的。
三、法律做出不禁止妇女再婚权规定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礼法融合的。
就像古代注重孝这种品德,就会上升为到法律上,即有相应的关于不孝的治罪规定。
按照这种推理,宋代后社会重视贞节观,那么也应上升到法律上,以制度形式将禁止妇女再婚固定下来,但是事实却不然。
那法律为何不将此观念纳入其中做出剥夺妇女再婚权的规定呢?经过分析,我认为有以下的原因:(一)经济的制约因素1.来自妇女本身的生活压力,再婚权无异于生存权。
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守节也要有前提,就是人要活着,妇女贫穷到生命无法维系,怎么可能顾及荣辱问题?面对生存的压力,即使是妇女自己有守节的意愿,也往往会迫于生存而放弃了自己不嫁的权利,因为填饱饥肠远比空守节义更有价值。
对于大部分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民间女子来说,女子的再婚权就意味着生存权,必须要重新嫁人才能生活下去。
所以出现了明清时期政府和社会上层人士在经济上对寡妇施行小恩小惠,以图阻止她们再嫁的情形,但是,这种小恩惠毕竟力量微薄,无法解决广大妇女的生活问题。
所以不管道德家们对妇女守节极力鼓吹,不管朝廷对那些守节的寡妇们给予表彰等,许多的普通民间妇女还是为生活所迫而改嫁。
林语堂说:“是那些珍珠项链而不是儒家的学说,成了中国妇女堕落的原因。
”从这种意义上分析,太多的妇女源于此而再婚,“法不责众”,法律就无法禁止普通的民间妇女再婚。
相反的,因为那些级别高的官吏的妻子大多数不为经济所苦,顶多也就是如词中所写“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⑤般孤寂,所以明代的法律禁止命妇再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来自妇女娘家的经济衡量。
中国古代的婚姻多是以“嫁女必强于我家,取媳必不如我家”做基底的.因此很多夫家贫穷的妇女娘家的经济条件多是更差。
这样贫穷的父母、兄长希望通过女儿和妹妹再婚的机会再收取一份聘礼,所以很多妇女就会被迫改嫁。
这样无疑是对妇女再婚权的一种强大摧残,如同当今的干涉婚姻自由。
3.来自妇女夫家的经济企图。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孀妇身上。
出于利益或其他经济因素的考虑,中下层妇女的守节行为一般不会为夫家所认可,因此孀妇的夫家希望其改嫁或者逼迫其改嫁也不想让她顶着丈夫的名来占有这份财产。
《大清律例》规定,寡妇改嫁的,“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孀妇的这份应得财产就成了夫家族人觊觎的目标,因此逼嫁就成了一种影响妇女再婚自主选择权的频发行为。
好在法律及时规范了这一类行为,《大清会典事例·户律·婚姻》明确规定:“其孀妇自愿守志,母家夫家抢夺强嫁者,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
”法律从另一层面保障了妇女选择不嫁的权利,客观上起到保护妇女再婚权的作用。
(二)人口的繁衍问题每逢战乱或是天灾过后,必将带来的是人口的锐减,这在封建前期体现的更明显。
而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每次战乱,都有成千上万的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失去未婚夫和丈夫。
倘若法律规定妇女禁止再婚,那这一大部分妇女就无法为国家繁衍人口。
例如宋代因为频发辽宋和辽金等战争,许多男子战死沙场。
法律必须做出一种许可,即让他们的孀妇可以改嫁他人为国家繁衍人口,以保证国家有足够的劳动力促进生产创造经济价值。
(三)贞节观念未达到广度上的传播贞节观在封建时代主要是指女子从一不改、守一而终,是封建礼教束缚女子的一种道德规范。
宋明理学把妇女贞节提到了极致,造成对妇女的摧残和人性的泯灭。
但是,这种理论多半在大家族中实践,与广大民众关系不大。
妇女可以用压抑终身的代价为家族换来一座可以显赫名誉的贞洁牌坊,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座牌坊不如让妇女改嫁得来的彩礼来的实惠。
尤其是自宋代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受到陈亮、叶适等功利主义思想的有力冲击,并逐步被“义利并重”思想所代替。
反映到婚姻关系中,民众对妇女贞节观有了重新的认识,对贞节观的认识淡薄了许多,贞节观念在民间并没有扎下太深的根基。
何况,道德和观念的形成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想根深蒂固的在社会和人民的头脑中沉淀下来,它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化。
另外,还有一些言辞激烈的反对声音的出现。
例如,清代的胡书巢提出“不娶处子”的主张。
大学问家袁枚称赞他为“以为非处子则不为天下先之戒”,胡书巢和袁枚先生在当时提出这种反潮流思想,是对程朱理学关于贞节问题的极大讽刺。
甚至在今天,这种论调也是比较激进的。
(四)出于古代社会和谐的考虑“和谐”历来是中华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价值理念。
古代社会已经重视和谐社会的建设了。
而法律作为调整人民行为规范的理性工具,也不可避免的为大同和谐社会做着贡献。
反映女子再婚问题上,法律当然也是做出不禁止之规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方可促进社会和谐。
在古代家庭里,妇女是增进家庭和谐稳定毋庸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不禁止妇女再婚,可以出现更多的和睦重组家庭,并减少因为流浪妇女而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倘法律一味的禁止,单方面要求妇女守节,如果男女两性人数比例不失调的话,那么“里多怨妇”就会伴随着“外多怨夫”,也就意味着相当部分的男子不能成立家庭,这对于古代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种威胁.。
此外,儒家思想主张中庸和谐,主张鳏寡孤独能够老有所养,自然也主张使男有所娶,女有所嫁,并且将此作为社会和谐的一个标准。
法律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做出不禁止妇女再婚的规定,使得妇女和男子实现“男有所娶,女有所归”的愿望,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大同和谐的愿望。
总之,古代妇女再婚权是一个及其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到的经济、社会问题很多,因此法律必然会权衡各方利弊做出理性的规定,并且规范那些逼嫁卖婚等威胁社会安定的行为。
或许,这些法律规定也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安定和谐、封建制度异常稳定而持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①程氏遗书.卷二十二.②女范捷录.贞烈篇.③通典·礼·男女婚嫁年纪议.④续资治通鉴长编.⑤李清.声声慢.参考文献:[1]陈东原. 中国妇女生活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陶毅,明欣.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4]王磊. 中国妇女再婚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法律透视.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3).[5]辛更儒. 宋代妇女改嫁不受舆论非议. 妇女研究论丛.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