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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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艾米莉·勃朗特作品很少, 只有一部小说和一些诗歌。但她仅有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在100 多年来掀起了阵阵研究热潮, 在过去十几年里更是引起了东西方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研究和评论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来阐释《呼啸山庄》的各种意义:《呼啸山庄》主题阐释与比较;《呼啸山庄》的艺术魅力研究;《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 希斯克利夫形象研究;艾米莉·勃朗特与《呼啸山庄》。

关键词:《呼啸山庄》; 主题; 艺术魅力;比较

一、《呼啸山庄》的主题阐释与比较

《呼啸山庄》是世界性文学批评课题“勃朗特文学”中最受各国学者关注的作品之一。自从1917 年《妇女杂志》上“泰西女小说家论略”一文首次把勃朗特姐妹介绍给中国读者至今,《呼啸山庄》一直受到各个年代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和学者的盛情评论,逐渐成为中国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热点。[1]综观中国《呼啸山庄》批评史,百年间《呼啸山庄》批评思潮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基督教文化研究、叙事学等文艺批评理论和意象、人物、地名寓意研究都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呼啸山庄》作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无疑为有益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单向地锁定文本中那些各种理论指向和需求的“趣味”元素,将文本割裂得支离破碎,故此诸多论断偶尔也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上世纪50 年代后,阶级斗争思想所体现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给当时文学批评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在这样时代背景下,文学评论肯定了《呼啸山庄》文本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元素,正如1955 年《译文》刊载的一篇文章所说:“勃氏姐妹‘也许是无意中成了千百万不幸的和受压迫的人们的代表’。”[2]艾米莉·勃朗特作为英国现实批判主义时代的伟大女性作家,肯定其文本中客观反映时代人类生活及精神面貌的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文本时代共性特征。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马克思文艺批评理论对《呼啸山庄》中的各种人物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定性,进而《呼啸山庄》便成了无产阶级复仇者希斯克利夫的阶级意识斗争。诚如刘亚芬先生所言:“‘文革’时期,在不断升级的‘斗资批修’的‘思想大扫除’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一律被扣上‘资产阶级文艺’的帽子,成为完全被批斗的对象。”[3]故此,我们在研究中卸下《呼啸山庄》那顶“资产阶级文艺的帽子”就成了保证文本研究客观公正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才能实事求是地、批判地考察文本产生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现实。张云军的《〈呼啸山庄多重主题的再阐释〉》总结了西方多位著名批评家所阐释的主题,认为《呼啸山庄》的主题是多层次的,诸如“善与恶(爱与恨)的冲突”说、“邪思”与“报应”说或“罪与罚”说等。同时他认为《呼啸山庄》在吸纳哥特式小说的主题传统的同时也成功地超越了它,于是也就有了“阶级斗争”说和“风景宁静因素”说等主题的再阐释。艾米莉是一个文明的继承者也是一个大胆的革新者,她为那些瞻前顾后不知所措的作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范式,正因此《呼啸山庄》才得以不朽。[4]他在这些阐释基础上进行了再解读,认为艾米莉成功地吸纳了哥特式小说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并凭借异常个性化的艺术策略超越了它, 从而实现了对于哥特式小说传统的最恰如其分的继承与扬弃。

二、《呼啸山庄》的艺术魅力研究

读《呼啸山庄》,往往可以感受到一种自由,心灵、感觉和生命的自由。这种奇异的独特的艺术感觉强烈地触动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因而,很多研究者将视点投向《呼啸山庄》的艺术魅力。赵辉辉《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呼啸山庄〉艺术魅力再探》结论是:“《呼啸山庄》从爱写起,结果写到了恨,写到了死亡,写到了灵魂,写到了人类的孤独。尽管那时现代主义理论并未形成,但无论从作品中对主要人物的描写,还是从作品表现的主题和艺术手法,都具有现代主义的倾向,这正是艾米莉天才创作素质的有力证明。不仅如此,作者对作品独创性的孜孜以求,对哥特体的借鉴与发展,使《呼啸山庄》成为一部刚柔并济的和谐佳作,它所体现出的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使这部小说更具深度与力度,它写

出了艾米莉的灵的经验,是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完美结合的典范。”[6]蒲若茜的《〈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指出:艾米莉·勃朗特在主题、人物形象、环境刻画、意象及情节构造等方面都借鉴了哥特传统, 同时凭借其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将现实与超现实融为一体,给陈旧的形式注入了激烈情感、心理深度和新鲜活力,达到了哥特形式与激情内容的完美统一,使《呼啸山庄》既超越了哥特体裁的“黑色浪漫主义”,又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 从而展现出独具一格、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7]精神分析法也是众多学者乐于用其阐释《呼啸山庄》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学者们大多运用精神分析法探讨《呼啸山庄》文本中男女主人翁性格的双重元素和自我意识,以及文本人物形象塑造与作者艾米莉·勃朗特的性格特点等。施叶丽在《〈呼啸山庄〉与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中论述道:“《呼啸山庄》的主要人物之间的强烈情感纠葛,究其原因是施虐和恋物癖这种性变态的关系以及人的死亡本能所导致的。”这个角度的论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小说人物之所以魅力无穷,扩展了小说的艺术视域。[8]

三、《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逐渐关注《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其研究方向主要是从不同视角对《呼啸山庄》与国内外作品进行比较,主要包括《呼啸山庄》与《简爱》、《苔丝》、《还乡》、《原野》、《金锁记》等作品的比较研究。王文惠的《自然之爱与文明挚爱的较量—在凯瑟琳的悲剧中感悟简·爱的幸福》认为:这两部作品都探索了自然之爱、文明之爱与社会之间的依从关系,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解释了自然之爱与文明之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凯瑟琳的悲剧和简·爱的幸福说明文明之爱在现实生活中将战胜独具魅力的自然之爱。[9]孙冬梅在《简爱和凯瑟琳之我观》中则认为:是勃朗特二姐妹对人生、婚姻和爱情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两位女主人公简爱和凯瑟琳不同的爱情结局。[10]张明明于《爱与恨的火焰—从希斯克厉夫和曹七巧看作家的人性选择》中寻找两部作品的达标相同点、不同点,所体现的人性差异,从而也展现了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态度。[11]徐慧的《对〈呼啸山庄〉与〈金锁记〉中人物特征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受当时社会的阶级观的影响同时无法战胜自己心理的弱点成为金钱和地位的俘虏, 遗失了爱情最终在后悔和痛苦中耗尽了生命的凯瑟琳, 还是一度藐视金钱地位却把它们作为复仇的武器,在疯狂的复仇中扭曲了自己心灵的希斯克厉夫,还是戴着沉重的黄金枷锁成为一个类似于变态女疯子的曹七巧, 他们都没有能够在金钱中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而迷失了自己的心灵。在金钱的面前,每个人的人性都得到了最彻底的展露。”[12]王晓燕《浅析〈苔丝〉与〈呼啸山庄〉的悲剧根源》从比较文学的新视角挖掘出它们相同的悲剧根源是爱情悲剧、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不同的悲剧根源是道德悲剧、心理悲剧。[13]

四、希斯克利夫形象研究

《呼啸山庄》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塑造出了有血有肉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上。艾米莉·勃朗特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着划时代的新贡献。近年来有众多学者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分析和探讨《呼啸山庄》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这些论文分别从人物的形象、身世、性格、思想和命运结局等诸方面进行了探讨和争鸣。采撷论争的成果,梳理论述的脉络,可以尽现艺术的光彩。孙莉娜《〈呼啸山庄〉希斯克利夫形象再议》的结论是:“希斯克利夫从一个具有诸多人性美的少年,到遭受伤害后扭曲了人性变成疯狂的复仇者,又到人性复归的过程,其性格的演变,表明了19 世纪英国社会等级观念与偏见对人性的伤害。同时,表明人有保持人性尊严的可贵之处。”[14]付强、盛丽文在论文《希斯克利夫的人性分析———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写道:“在艾米莉·勃朗特创造的小天地里,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单纯得多;那复杂、丰富的人性也仿佛被浓缩了,只剩下两个极端,不是猛烈的爱,就是强烈的恨。正因为如此, 男主人公的个性也由于社会而体现出两个极端。”[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