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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论文关键字：理论主义制度国际历史政治研究组织社会学国际制[摘要]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具有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的深刻印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
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学术积累上的必要条件。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
就解释行动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关键词] 国际制度研究;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人类生存的基本社会空间———由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而言,国际制度(internatinal institu2tins) 的确立、扩展与强化无疑是20 世纪后半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革之一。
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的主要焦点,新制度主义( ne institutinal2is) 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确立了分析范式的地位。
本文旨在通过一种跨学科的视野,阐明新制度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概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范式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国际制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由于其早期拓荒者们“大多局限于威尔逊的国际政治观”,[1 ] ( P215) 这一学科在幼年时期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
在著名的“十四点方案”中,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希冀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制度来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
在“十四点方案”的影响下,国际制度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时起就在其研究议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威尔逊理想主义以致命打击,但人们对国际制度的关切并没有因此而趋于消弭。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又有何不同？随着各自历史与文化的演变，中印两国拥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等级制度。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等级、有严格分工的社会，这让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有着其独特的特点，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相对于印度的不同之处。
1. 划分方式不同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主要是由政府来实行划分，封建时代，官僚阶层是社会等级的代表；而在现代社会，则是根据人们的职业、教育、收入、地位等因素来划分。
相比之下，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则是根据出身来区分，也就是所谓的“种姓制度”。
印度的社会等级结构很严格，不同种姓的人之间不能通婚、不能共进餐，更不能互相接触。
这与中国的官僚等级制度相比，完全是两种划分模式。
2. 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表现形式上则更为隐蔽。
虽然古代的官制体系分为九品中正制到八品上堂制，区分了官员的职位等级，但是这种制度并不明显地表现出社会等级的差别。
相对的，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则十分明显，人们都按种姓分居在不同的地方，有些种姓的人甚至不能进入别的种姓的居住区。
3. 社会地位不同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现了“功臣有位、贤能擢用”的特点，只要有能力、有功绩，人们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上升。
唐朝时期，身世卑微的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因为才华出众，被朝廷提拔为官员。
相比之下，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则是一种极度不公的制度。
印度的婚姻、职业、地位等都受到种姓的制约，由此导致了不公，使得下层人民难以摆脱出自己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与印度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差异。
中国的等级制度是由政府划分的，相对隐蔽，要基于能力或功臣而非出身来反映等级差别；而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则是以身份或出身为基础，完全由种姓决定人们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不公。
在当代，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发展，社会等级制度有了质的转变，正在向更加公正、民主、平等的方向发展。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的家户制传统及其在农村发展道路中的影响，同时以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进行比较分析。
家户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塑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
本文首先将对家户制的定义、历史演变及其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具体表现进行概述，分析家户制如何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讨家户制传统对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
一方面，家户制传统为农村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支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家户制传统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的发展。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家户制传统的影响，本文将引入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进行比较分析。
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与中国的家户制传统在形成背景、社会结构和功能作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将揭示不同传统在农村发展道路中的优劣得失，为中国农村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将总结家户制传统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中的作用，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挥家户制传统的积极作用，促进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家户制传统的历史演变中国家户制传统源远流长，其历史演变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
在中国古代社会，家户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
早期的家户制主要体现在农耕文化中，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承担着生产、繁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多重功能。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家户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特征和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家户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家族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族内的家户通过共同的土地、财产和祭祀活动维系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这种家户制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家户制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1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作者简介：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许昌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本体问题的研究。
在本文看来，对传统需要细分。
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性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不同，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
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
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家户制是不可规避的传统，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
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它仍然会如人体基因一般顽强的再生和复制。
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农村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一基础性制度和本源性传统，精心厘定本国的制度传统资源，注意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本源型传统；家户制；村社制；中国农村当下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之中。
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为其著作中译本写的序言说：“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并特别引述了一句中国经典名句“与古为新”。
[①]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性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的条件。
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大国小农”，即由数亿个农户构成的农民大国。
而这是由数千年历史型构而成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中国特性”，其中包括特有的中国家户传统。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引言：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其农村发展道路与家户制传统密不可分。
而与中国相比，俄国和印度也拥有极为独特的村社传统。
通过对比研究这些国家农村发展与村社传统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第一部分：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的家户制传统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起源。
家族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形式的核心，强调家族的长幼有序、祖孙代代相传。
这种系统不仅决定了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结构，还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
中国古代农村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同时也是生产经营单位。
家族成员共同耕种土地、养殖牲畜，形成了家族经济的基础。
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家庭都有明确的责任范围，负责物资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角色划分，年长者担任领导和管理责任，年幼者则接受教育和指导。
第二部分：俄国村社传统与农村发展与中国的家户制传统不同，俄国拥有独特的村社传统。
俄罗斯的农村社会早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就形成了村社制度。
俄国村社制度强调集体经济和共同决策，村民共同决定土地的使用和经济分配。
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也限制了个体的发展空间。
然而，随着俄罗斯国内的社会变革，俄国的农村发展也逐渐面临挑战。
过去的村社制度无法满足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需要。
俄国开始向市场化和个体化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逐渐放弃了传统的村社制度。
虽然这一过程面临一些困难，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部分：印度村社传统与农村发展印度的村社传统同样独具特色。
印度农村社会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形成了一种以卡斯特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
这种结构对村民的工作和婚姻有特殊的规定，同时也限制了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发展。
然而，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也在发生变化。
古代印度社会阶层制度分析古代印度是一个极为丰富多彩而复杂的社会。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存在的阶层制度，也被称为“种姓制度”。
这个制度分为四个基本种姓，每个种姓的人都有不同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在这篇文章里，将对古代印度社会阶层制度进行分析。
1. 印度社会阶层制度的来源印度社会阶层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印度时期，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
那时的印度部落社会十分原始，没有固定的阶层制度。
然而，当雅利安人入侵时，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雅利安人把他们自己视为更高贵的人，因此建立了四个基本种姓（或阶层）：婆罗门、刹帝利雅、吠舍和首陀罗。
这四个种姓的人分别拥有不同的职业和地位。
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宗教和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的。
2. 四个基本种姓（1）婆罗门婆罗门是最高的种姓，通常被称为神职人员。
他们是印度教的祭司，也是学者、哲学家和行为规范的制定者。
婆罗门家族通常是印度社会的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
（2）刹帝利雅刹帝利雅通常被称为武士、军人。
他们是守护国王和社会的防线，也是民间经济活动的监督者。
刹帝利雅的家族通常是军队和政治领袖的家族。
（3）吠舍吠舍是农民、手工艺人和商人。
他们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经济的主要力量。
吠舍的家族通常是商人和农民家族。
（4）首陀罗首陀罗是印度社会的最低阶层。
他们是奴隶、犹太人和贫穷的人。
首陀罗的家族通常是没有任何财产或社会地位的家族。
3. 印度社会阶层制度的后期发展印度社会阶层制度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后期的时期，开放新的职业和机会，但种姓制度仍然存在。
婆罗门、刹帝利雅和吠舍这三个种姓的人互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称为“神的力量”的群体。
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新的上层阶层，国王和政治领袖开始依靠这个群体来控制人民。
而起初属于首陀罗的人，则逐渐升级到其他种姓。
总之，古代印度社会的阶层制度是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
不同种姓的人拥有不同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这个制度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它影响了印度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下）1学人简介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四、农工商结合传统与农工商互补经济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岁月里，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同时又伴随着农民的普遍贫穷，存在着世界上最为突出的农民问题。
造成这一历史悖论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
呈几何级增长的庞大人口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不断细碎化，所获得的产品也十分有限。
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内寻求生存的可能，由此形成在家户基础上的农工商结合传统。
一家一户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
所谓自给自足，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物品主要、甚至完全依靠自己。
要维系简单的温饱生活，除了农业生产以外，还需要手工业劳动，这就有了“男耕女织”。
手工劳动是农民得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条件。
除了家庭内部手工业以外，家户以外的务工并以此获得劳务收益是农民生活的重要条件。
特别是在缺乏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家庭，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需要通过出卖劳动寻求生路。
首先是在本家户附近为大户帮工，其中有时间较短的“短工”，也有长年累月为他人做工的“长工”。
这种务工尽管主要是农业劳动，但不是为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为他人劳动交换自己所需要的收益。
当然，这种劳动收益取决于劳务供给。
如果当地不能提供更多的劳务供给，便会出现进城或者到外地务工。
如农忙季节专门从事割麦子的“麦客”，远走他乡寻求生存之道的“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
除务工以外，经商也是农民获得收益的活动之一。
这种活动最初或者普遍的是简单的产品交换。
因为农民的许多日常用品是本家户难以生产和满足的，如作为生产用品的铁器、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盐等，因此集市贸易成为农村普遍的经济活动，也是维系农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
中国农村社会也被有的学者视为一个集市社会。
(33)在此基础上，农民萌发了商业意识，一部分人脱离或者半脱离土地专事商业活动，有的甚至远离故土，如“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中相当一部人是从事商业活动。
印度的乡村自治及其与中国的比较党国英比较印度和中国的情况，我想首先说两句开场白，不然下面说的话有点难以启齿。
中国是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几年后印度从英国人手里获得独立。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两个事实，印度在英国的统治时期，每十年就有一个大饥荒，但独立之后没有发生饥荒。
这个情况让人非常感动，但是我们想想1949年以后，我国有两、三年的历史难以见人。
这个情况使我感到对印度人民的尊敬。
后面的发言要讲基本的事实，印度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随迟福林院长领衔的中改院代表团到印度访问，去了十天。
我们主要是靠阅读材料获得大量的信息，有的地方是走马观花，看得比较肤浅，但还是要说，谈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
首先，对印度的发展，看到的情况比我们想象要差一点。
看幻灯上表格给出的情况，1990-2001年食用粮食增长慢于人口增长；第二个情况，印度人口的贫困状况和文盲的状况，投影中显示的是识字率，文盲率在穷人里面非常高，比中国要差；印度的学者告诉我们，最近几年印度居民卡路里的摄入量城市和农村居民都在下降，尤其农村下降程度比较大，每天摄入不足2400大卡。
印度的经济发展增长比较好，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不完全是这样。
下面我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听到一个说法，印度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制度。
到印度访问的时候，印度的农业部秘书长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印度是民主国家。
关于印度市场经济的说法听得更多。
随着代表团访问之后有深刻的体会，这两个帽子戴得有点高。
因为，印度的民主制度是精英民主，基层社会的民主发育很不够。
为什么这样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80年代的基层民主开始推行，晚一点在基层引入政党竞争。
到村里访问的时候，尤其是妇女参与率比例不够，根本没有决策权，还是少数的精英把权利拿走了，虽然法律条文写得很好。
关于民主从机制到实际的情况不敢恭维。
又说是市场经济，有些学者和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你搞市场经济，印度农村发展和民主政治都有问题，可能和市场经济有关，你还敢搞市场经济吗？所以觉得这个帽子戴得不太好。
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总第３１６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１１ꎬ２０２１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１６政治发展研究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轨迹㊁逻辑与动阻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臧雷振１ꎬ２ꎬ潘晨雨３(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ꎬ北京１０００９４ꎻ２.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ꎬ北京１００８７１ꎻ３.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ꎬ北京１０００４９)摘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ꎬ尤其是新中国成立７０余年以来ꎬ中国政府始终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放在突出位置ꎬ使社会治理体制在发展变革中日益完善ꎬ为中国革命㊁建设㊁改革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强劲的创新动力ꎮ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ꎬ对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进行系统梳理ꎬ对经验及教训进行全面总结㊁深刻反思ꎬ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议题ꎮ不断深化对这一议题的研究ꎬ不仅有利于分析社会治理体制变迁背后的制度逻辑ꎬ而且有利于深入阐释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动阻力机制ꎬ从而为新时代建设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持ꎮ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ꎻ历史制度主义ꎻ制度变迁ꎻ动阻力机制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６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２１)１１－００３４－０９①㊀学术和官方语境中经历了 社会管理 到 社会治理 的转变ꎬ但所指对象并没有发生变化ꎬ均指对社会维度的引导㊁管理和调控ꎮ故本文统一采用当前更为广泛使用的 社会治理 一词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㊁演化与前沿探索研究 (２０ＡＺＺ００２)作者简介:臧雷振ꎬ１９８５年生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ꎮ㊀㊀新中国成立７０余年来ꎬ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ꎬ中国社会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转型过程ꎬ社会治理①体制也随之发生持续性变革ꎬ并在探索实践中不断完善[１]１－２ꎮ中国的社会治理由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的管控体制ꎬ发展至今已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ꎬ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２]ꎮ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治理现实ꎬ如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㊁国际环境日趋复杂㊁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以及累积的技术风险等[３]ꎬ都加剧了当下社会治理难度ꎮ与此同时ꎬ社会治理现代化㊁社会治理创新等关键词不断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ꎬ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逐渐成为新时代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ꎮ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ꎬ其变迁将直接影响社会各领域的运行与发展ꎮ过去７０余年的实践探索与宝贵经验为更好建设社会治理格局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镜鉴ꎬ更为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社会建设成果提供了历史脉络ꎮ从宏观视野来看ꎬ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经历了 管控 管理 到 治理 的变迁历程ꎬ但是这种局限于宏观历程的考察往往忽视制度变迁的复杂性㊁系统性ꎬ不利于 全景式 把握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全貌ꎮ因此ꎬ运用规范理论框架对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历程进行归纳梳理ꎬ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尝试的研究方法ꎮ为此ꎬ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对新中国７０余年社会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系统梳理ꎬ分析制度演进的理论逻辑ꎬ检验制度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机制ꎬ进而总结社会治理体制经验ꎬ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提供对策建议ꎮ４３㊀㊀一㊁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范式是确保研究规范开展的基础ꎬ对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变迁分析也不例外ꎮ在已有的研究中ꎬ朱涛㊁陈鹏等学者从历史视角对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４][５]ꎬ并运用规范理论进行综合提炼㊁归纳分析和规律探讨ꎮ但这种探讨尚未充分展开ꎬ相关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ꎮ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制度本身ꎬ旨在从历史回溯中探究制度变迁背后的规律ꎬ为制度变迁提供具体而详实的理论分析框架ꎮ历史制度主义在中观层面上对制度本身的关注ꎬ链接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的微观的 行动者 与社会学制度主义中的宏观的 观念 等概念ꎬ建构了 宏观结构 中观制度 微观行动者 的分析结构ꎮ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要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处于关键时间节点的外部冲击ꎬ社会中的内生行动者基于外部压力推动制度变迁[６][７]ꎻ二是制度变迁是 均衡 断裂 均衡 的过程ꎮ制度在均衡时期不会发生明显变迁ꎬ在关键节点断裂则产生变迁[８]ꎻ三是制度变迁中存在 路径依赖 现象ꎬ即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会很大程度影响后续制度变迁的过程ꎬ使制度变迁所遵循的惯性不断自我强化ꎮ当然ꎬ也有学者指出路径依赖研究过于重视制度的静态稳定性[９]ꎮ但是ꎬ随着学界从早期强调制度变迁的剧变性ꎬ转向当前强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１０]ꎬ使以路径依赖为视角的相关研究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ꎮ学界对制度变迁动力与阻力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外部来源ꎬ艾肯贝瑞㊁豪尔等学者主张重大的外部冲击导致制度变迁[６][７]ꎮ二是内部来源ꎬ舒尔茨提出的人的经济价值[１１]及海杜提出的内部结构性要素[１２]ꎬ对行为者的观念㊁行为及其制度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ꎮ三是混合来源ꎬ部分学者综合了内生要素和外部要素提出了制度变迁的混合模型ꎮ马洪尼㊁席伦认为解释制度变迁过程需要整体审视制度的变化和维持过程ꎬ故有必要将行为者㊁结构等内部变量与外部冲击进行综合分析[１３]ꎮ程波辉通过 观念 结构 行为 的制度范式分析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动阻力[１４]ꎮ这些研究初步展现出制度变迁动阻力研究中的结构㊁行为者和观念是普遍选择的变量ꎮ因此ꎬ立足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和上述文献总结ꎬ本文对社会治理体制变迁逻辑提出了 断裂 均衡 的解释框架ꎬ对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机制提出了观念㊁权力结构和行为者等影响变量ꎬ这些共同构成了本文对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详见图１所示)ꎮ图１㊀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㊀㊀二㊁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１９４９至今)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分析社会治理体制变迁ꎬ首先需要把握社会治理体制的历史发展脉络ꎮ从宏观层面来看ꎬ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建设ꎬ到改革开放５３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直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迁历程ꎬ本文将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作为时间节点ꎬ对中国社会治理体制进行分段阐述ꎮ１.制度创建时期(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年)新中国成立之前ꎬ中国的社会治理由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共同实现ꎮ国家对社会实行全方位的权威专制管理ꎬ但国家权力始终没有到达县以下ꎻ社会自我治理以本土伦理道德纲常为基础ꎬ依靠宗族和地方乡绅实现家长式宗法统治ꎮ新中国成立之后ꎬ在苏联模式的指导下ꎬ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ꎬ这也标志着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的开启ꎮ此时ꎬ 社会治理 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ꎬ但是建立新政权的过程必然存在大量的社会治理实践ꎬ尤其是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建立ꎬ使国家管理权力到达基层ꎬ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的治理范围ꎮ全面推广革命价值观ꎬ建成革命化的新社会成为这一时期的价值导向[１５]ꎮ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㊁毛泽东思想ꎬ强化意识形态ꎬ开展政治运动清理旧社会遗毒等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ꎮ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中国不仅以革命的方式迅猛摧毁了旧社会遗留的社会结构ꎬ而且培育了新社会价值观ꎬ建立起国家与社会高度聚合的总体性体制[１６]ꎮ２.制度稳定时期(１９５７ １９７７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中共中央以 鼓足干劲㊁力争上游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为总路线ꎬ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ꎮ经济建设带动了社会建设ꎬ农村成立人民公社㊁城市组建单位和街区ꎮ人民公社㊁单位等组织结构本质上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延伸ꎬ是政府的附属体ꎬ体现了 政社合一 的特征ꎮ国家通过城市的 街区 和 单位 ㊁农村的 人民公社 来实现社会治理ꎬ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计划型社会治理体制ꎮ由于承袭了上一阶段的革命价值ꎬ广泛动员群众自主参与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ꎮ这种计划型社会治理体制极大提升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资源的高效整合能力ꎬ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十分必要的ꎬ但也相应降低了社会的流动性[１７]ꎮ３.制度转型时期(１９７８ １９９２年)１９７８年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从 阶级斗争 转向 经济建设 ꎬ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ꎬ建设小康社会㊁追求共同富裕成为价值导向ꎮ为进一步释放社会发展活力ꎬ国家权力日益从社会的具体事务管理中退出ꎬ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变革ꎮ在农村ꎬ人民公社制度逐渐瓦解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落实ꎻ在城市ꎬ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被打破ꎬ城镇单位制逐渐瓦解ꎮ严格的计划体制开始松动ꎬ人员社会流动加速ꎬ这与传统的计划型社会治理体制产生了大量矛盾ꎮ城市中大量流动人口带来了严重社会治安问题ꎮ与此同时ꎬ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ꎮ１９８２年宪法确定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地位ꎬ城市居民委员会㊁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进入制度化发展轨道ꎮ这一时期计划型社会治理体制的全方位松动ꎬ新的社会观念开始萌动ꎬ但政府对社会治理仍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ꎬ体现出过渡型社会治理体制的特征ꎮ４.制度渐进调适时期(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年)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改革目标ꎬ这一创举宣告了中国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巨变ꎬ市场化机制引入社会领域ꎬ重塑了社会形态ꎬ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加强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开始建立ꎮ市场化改革全面深入地改变了经济结构ꎬ国营企业改头换面㊁多种经济形态相继涌现ꎬ单位办社会的模式逐渐消失ꎮ这种转变也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社会保障㊁社会治安㊁行政服务等新要求ꎬ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当务之急ꎬ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了功能性再造ꎬ现代社会治理体制雏形初现ꎮ建设 服务型政府 也成为这一时期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理念ꎬ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支撑ꎮ民间社会组织不断成长ꎬ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日益完善ꎬ双重管理体制确立[１８]ꎮ但是ꎬ由于过于强调 市场化 ꎬ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ꎬ其中住房㊁教育㊁医疗等民生领域的问题最为突出ꎬ正是这些问６３题催生了部分民生领域的 社会的反向运动 ꎬ一些公共服务的 去商品化 再分配 议题重新纳入政府议事日程ꎬ社会治理面临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１９]ꎮ５.制度逐步完善时期(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ꎬ我国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势如破竹ꎬ社会治理领域也因之发生深刻的变化ꎮ２００４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 党委领导㊁政府负责㊁社会协同㊁公众参与 的社会治理格局ꎬ改革开始从经济领域深化到社会领域ꎬ社会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ꎮ２００５年ꎬ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四个建设 ꎬ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㊁政治建设㊁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ꎬ并强调 四个建设 全面协调发展ꎮ这标志着改革日益触及社会深层领域ꎬ 社会 开始作为独立的领域被剥离出来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ꎬ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建设和谐社会ꎮ自此ꎬ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国家战略层面ꎬ由中央推动的社会治理创新试点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ꎬ全国各地涌现出大量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ꎮ为保障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进ꎬ国家在强调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ꎬ确立了以人为本㊁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ꎮ６.制度发展创新时期(２０１３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官方文件中更普遍地使用 社会治理 一词ꎬ鲜明地提出了对现代社会治理的战略构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ꎮ国家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以激发社会活力ꎬ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提升公民参与能力ꎬ力求实现 党委领导㊁政府负责㊁社会协同㊁公众参与㊁法治保障 的治理格局[２０]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ꎬ这标志着社会治理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ꎮ以人民为中心㊁以民生为根本㊁以美好生活为目标社会治理创新理念ꎬ在实践中表现为脱贫攻坚㊁环境治理㊁应急管理等改善与保障民生的战略举措ꎬ着力于协助人民群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ꎮ㊀㊀三㊁社会治理体制变迁逻辑历史情境是宏观的社会环境背景ꎬ是制度变迁的底色ꎬ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宏观方向和整体逻辑ꎬ为制度生成㊁变迁与稳定提供了结构性动力ꎮ制度在存续状态中嵌入具体历史情境ꎬ就会在其发展的脉络中发现变迁的基本逻辑ꎮ而通过考察社会治理体制的变迁则可以看到其结构性特征ꎬ并根据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勾勒出变迁的样貌形态ꎮ在关键时间节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契机ꎬ其表现就是旧制度退出㊁新制度产生ꎬ从而改变制度的走向ꎮ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使得制度自我维持㊁自我稳定㊁继而进入自我 锁定 的惯性状态ꎮ一旦遇到重大事件打破原有的平衡ꎬ就会再次迎来制度变革的契机ꎬ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又迎来新的路径依赖的起点ꎬ如此往复循环ꎬ形成持续的 断裂 均衡 循环[８]ꎮ社会治理体制变迁是在宏观历史情境下ꎬ由偶然的关键节点与必然的路径依赖共同作用形成了 断裂 均衡 式制度演变模式(如图２所示)ꎮ以宏观历史情境为背景ꎬ基于时间尺度的制度变迁轨迹ꎬ是由多个关键节点的制度断裂和断裂节点间的制度强化组成ꎬ其构成方式更为细致地展现了图１中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逻辑ꎮ图２㊀社会治理体制的 断裂 均衡 变迁示意图㊀㊀１.制度选择的历史情境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时强调历史情境的重要性ꎮ例如ꎬ斯坦默认为应当在制度所处的社会㊁政治㊁经济的宏观社会背景中去解释制度[２１]ꎮ宏观社会背景既作为前置变量影响制度选择㊁行为者的观念与行为ꎬ又作为制度变迁的目的ꎬ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并促进制度变迁ꎮ７３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１９４９ １９７７)ꎬ以国家管制㊁计划体制为特色的传统社会治理体制ꎬ是历史赋予的必然制度选择ꎬ主要取决于下列宏观社会背景:(１)清理社会遗毒ꎬ彻底改造旧社会ꎮ旧社会经济凋敝ꎬ国民文化水平不高ꎬ黄赌毒恶遍地ꎬ新中国成立后ꎬ为解决这些遗留问题ꎬ在政府主导下实施了扫盲识字班㊁妓女改造㊁肃清烟毒㊁处理流氓黑社会团伙等一系列措施ꎮ(２)建设新政权ꎬ建设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治理体制ꎬ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行直接调控与高效管理ꎮ(３)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怀有深厚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作风ꎮ从苏联和东欧学成归来的人才ꎬ必然将苏联的社会治理理念引入新中国ꎬ并深刻融入社会治理体制建设ꎮ(４)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ꎮ面对复杂的国外形势ꎬ在 一边倒 外交政策指引下ꎬ中国政府也更倾向于借鉴苏联的社会治理模式ꎮ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社会治理体制逐步由以计划为特点的传统社会治理体制向以 面向社会 为主要特点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转变ꎬ这一过程主要取决于下列宏观社会背景:(１)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ꎮ随着时代的发展ꎬ计划型社会治理体制日益表现出 统得过多㊁管得过死 的弊端ꎬ导致社会发展缓慢㊁缺乏活力ꎮ尤其是１９９２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启动ꎬ中国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ꎬ但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ꎬ使得社会治理体制亟须改革创新ꎮ(２)国际环境的变化ꎮ随着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ꎬ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ꎬ促使中国在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ꎬ逐渐改变计划指令型的社会治理方式ꎮ(３)改革开放前ꎬ中国广大农村生产力低下ꎬ大量知青回城面临失业的窘境ꎬ社会矛盾空前集中ꎬ社会治理工作需要相应地调整ꎮ(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化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逐渐放松ꎮ政府开始倡导基层自治㊁培育民间力量ꎮ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兴起ꎬ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ꎮ２.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制度变迁过程是 断裂 均衡 的过程ꎬ由关键时间节点和在关键时间节点形成的制度共同构成ꎮ关键时间节点在制度变迁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２２]ꎮ关键时间节点往往表现为经济㊁政治等重大事件ꎮ重大事件打破制度原本的平衡形成断裂ꎬ行为者往往会立即采取行动修正旧制度ꎬ催生制度变迁[８]ꎮ基于前文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历史的考察ꎬ可以看到四个关键时间节点:(１)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ꎬ建立了新政权ꎬ确定了国家的基本性质ꎬ在中国建立了计划指令性的社会治理体制ꎮ这一时期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样貌ꎬ以 计划 为中心㊁配合计划经济体制ꎮ(２)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ꎬ政府转变工作重心ꎬ充分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ꎮ在市场高效率的压力下计划性社会治理体制日益松动ꎬ社会治理部门开始面对复杂的社会新问题ꎬ从而推动了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ꎮ总的来看ꎬ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仍然是主旋律ꎮ(３)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ꎬ促使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ꎮ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ꎬ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ꎬ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ꎬ社会治理的内容㊁理念及方式也随之发生变革ꎮ(４)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以来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进ꎬ共建共治共享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ꎬ党委领导㊁政府负责㊁民主协商㊁社会协同㊁公众参与㊁法治保障㊁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日益完善ꎬ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㊁开辟 中国之治 新境界奠定了坚实基础ꎮ上述四个关键节点的前后时期都是制度变迁中的断裂期ꎬ衔接起了整个制度变迁过程ꎮ而在断裂期中间的均衡期ꎬ制度没有发生显著变化ꎮ３.制度强化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过去的制度选择对现在和未来制度变化产生的惯性影响ꎬ制度会维持初始路径并不断自我强化ꎮ纵观７０余年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ꎬ制度在变迁中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惯性ꎬ存在着多重路径依赖ꎮ梳理７０余年来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过程ꎬ可以看到其中存在三重路径依赖:(１)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依赖ꎮ我国传统社会治８３理的文化基础主要表现为政府本位的 强政府 思想㊁大一统思想ꎬ并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ꎮ新中国成立初期ꎬ由于面临极为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发展任务ꎬ人民更期待一个强大的政府运用统一的力量有效整合资源ꎬ这就使得计划性的社会主义集体制度成为必然选择ꎮ(２)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依赖ꎮ虽然改革不断深化ꎬ但计划指令性的管理方式并没有立即退出ꎬ而是在某些领域一直延续ꎬ并在市场化改革过渡期间留下了深刻印记ꎮ(３)改革开放后维持社会稳定的路径依赖ꎮ保持社会稳定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维护生产秩序㊁追求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ꎬ在社会矛盾频发的改革过渡时期亦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随着社会转型ꎬ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ꎬ因此亟须变革传统社会稳定机制ꎬ建立新型韧性稳定ꎮ㊀㊀四㊁制度变迁的动阻力交互作用机制机制是 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 [２３]ꎮ本部分将以 结构 行为者 观念 的框架分析动阻力与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ꎬ回答社会治理体制为什么会变迁㊁怎样变迁以及变迁的动力㊁阻力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ꎮ虽然机制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下ꎬ但它却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发挥作用ꎬ制度变迁的动阻力机制也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发挥作用[２４]ꎮ权力结构改变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关系ꎬ催化行为者的行为选择ꎬ权力结构也受到宏观社会观念的影响与制约ꎮ行为者是制度变迁的实现载体ꎬ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的具体体现[２５]ꎮ观念既能作为一种宏观社会思潮ꎬ诱发权力关系改变ꎬ也能作用于具体行为者指导其行为ꎮ观念从宏观视角对制度变迁作出解释ꎬ行为者则从微观视角对制度变迁作出解释ꎬ权力结构在制度中链接了宏观观念与微观行动者ꎬ搭建了中观维度解释制度变迁原因的桥梁ꎬ串联起了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ꎮ权力结构㊁行为者与观念搭建了多层次的㊁互动的解释框架来分析制度变迁ꎬ属于图１中的制度变迁动阻力机制部分(具体如图３所示)ꎮ图３㊀社会治理体制变迁动阻力机制解释框架图㊀㊀１.权力结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较量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之一[２６]ꎮ在社会治理体制变迁中ꎬ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㊁要素分配㊁运行路径等是观察制度中权力结构的重要角度ꎮ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ꎬ全能式政府操办了社会的方方面面ꎬ用单位和公社将个体及社会力量纳入政府治理中ꎮ改革开放后ꎬ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改革为社会悄然松绑ꎬ社会力量开始萌芽ꎮ政府利用分类控制的方法ꎬ以行政力量吸纳社会ꎬ培育可控制的社会力量㊁抑制不可控制的社会力量[２７]ꎮ伴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等一系列改革的推进ꎬ新时代下政府与社会又在不断融合ꎮ从权力关系来看ꎬ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从始至终都是不对等的ꎮ时至今日ꎬ政府仍然处于主导地位ꎬ但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ꎬ社会的地位已９３。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引言家户制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与国际上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村发展道路又有其独特之处。
本文将以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探讨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
二、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和特点中国的家户制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封建社会。
在家户制传统中，家庭被视为社会和经济单位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个家庭通常由几个代际人员组成，其中包括祖父母、父母、子女和其他亲属。
家庭成员通常合作进行农业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在家族长者的领导下共同分配和管理家庭财产。
家户制在中国农村社会的背景下形成，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农村家庭可以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
家户制传统提倡家族的凝聚力，强调亲情和亲缘关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
在家庭内部，不同的祖辈代代相传，以确保祖业的延续和家族的繁荣。
三、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与中国家户制传统的比较在俄国和印度，村社传统也是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
然而，与中国的家户制传统不同，村社传统更强调集体利益和社区的共同责任。
在俄国的村社传统中，村庄被视为社会和经济单位的基本组成部分。
村庄的居民拥有共同的土地和资源，共同参与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并共享产出。
村庄的决策通常由村民通过共同讨论和决策程序进行，村民将自己的个人和家族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
在印度的村社传统中，村社被视为一个集体的社会单位。
村社的成员通常是来自同一个社会团体或种姓的人，他们共同居住并共享土地和资源。
村社的决策通常由村庄中的长者（类似于中国家庭中的家族长者）领导，他们负责管理和分配村庄的资源，并维护社会秩序。
四、中国家户制传统对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中国的家户制传统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相比，更注重家庭的稳定和发展。
2017年第1期56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总第91期湖北行政学院学报No.1，2017General No.91・公共管理研究・：收稿日期：2017-01-01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印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基于实地调研”（项目编号：15JJDZONGHE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远涛（1986—），男，湖北襄阳人，管理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印地方治理比较研究。
〔摘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可知，中国家户制是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并为中华农业文明与农民价值伦理奠定了基础；印度村社制则源于雅利安人与达萨的冲突与融合，其鲜明的特点是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的嵌入，它是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内部事务不受国家干涉。
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生成过程可知，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本源型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是村落社会的根基。
当前农村家户的离散和流动破坏了家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损坏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得乡村社会的治理及其现代化转型面临新的挑战。
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塑农村家户，筑牢乡村社会的基础。
〔关键词〕家户制；村社制；制度起源；本源型传统〔中图分类号〕D69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7)01-0056-06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过程中。
在探索乡村社会未来转型之路时，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
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1]。
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过去”，并引用中国经典文论《诗品》中的名句：“结合故旧，产生新颖”[2]（P20）。
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应用负数的历史的比较杜瑞芝;刘琳【期刊名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年(卷),期】2004(027)003【摘要】人类对负数的认识和应用是数系扩充的重大步骤,负数的产生和应用不仅推广了算术的范围,而且为代数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负数的国家,在<算数书>中就出现了负数概念及其加、减法运算,而在<九章算术>的方程章中则明确给出了正负数概念的定义和正负数的加减法则.印度人对负数的应用最早见于婆罗摩笈多的著作,他不仅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法则,还建立了正负数的乘除法则.一般认为,阿拉伯人不使用负数,但这似乎不符合东方人对数的概念的发展的认识规律.在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发现10世纪的艾布·瓦发在他的一种算术手抄本中应用了负数.本文对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应用负数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三者都是在"负债"、"不足"等意义下引入负数概念的,但在应用上却沿着不同的途径发展.文章还对阿拉伯人较少应用负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页数】5页(P274-278)【作者】杜瑞芝;刘琳【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数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9;辽宁师范大学,数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O11【相关文献】1.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 [J], 施远涛2.比较历史视野下"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中国与印度 [J], 王子涵3.中国与印度教育之比较:以比较历史法的视角 [J], 陈昀4.东西方对负数认知的历史比较 [J], 刘旻;齐晓东5.中国红茶出口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比较分析\r——中国与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比较 [J], XU Yongmei;SHI Yunfeng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的占有制度在当代中国的生成
张喻忻;罗景文
【期刊名称】《西部学刊》
【年(卷),期】2022()11
【摘要】《物权法》的出台使得占有脱离了所有而独立存在,占有制度在当代中国正式生成。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发现,占有制度在当代中国生成的时间序列,包含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民法典起草、《民法通则》和《物权法》。
占有制度的产生离不开法治中国的大环境,民法学家作为制度施动者的努力以及物尽其用规则所导致的制度受动者理性选择,占有制度的生成是以上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占有制度的生成亦导致占有与所有的二元模式产生,丰富了物上请求权,影响了占有主体的行为模式,完成了制度在当代的历史使命。
【总页数】4页(P99-102)
【作者】张喻忻;罗景文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3.2
【相关文献】
1.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
2.中国社会工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困境r——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3.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框架下农民合作社的生成路径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4.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多维度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视域5.警务供给生成路径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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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期56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总第91期湖北行政学院学报No.1，2017General No.91・公共管理研究・：收稿日期：2017-01-01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印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基于实地调研”（项目编号：15JJDZONGHE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远涛（1986—），男，湖北襄阳人，管理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印地方治理比较研究。
〔摘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可知，中国家户制是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并为中华农业文明与农民价值伦理奠定了基础；印度村社制则源于雅利安人与达萨的冲突与融合，其鲜明的特点是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的嵌入，它是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内部事务不受国家干涉。
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生成过程可知，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本源型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是村落社会的根基。
当前农村家户的离散和流动破坏了家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损坏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得乡村社会的治理及其现代化转型面临新的挑战。
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塑农村家户，筑牢乡村社会的基础。
〔关键词〕家户制；村社制；制度起源；本源型传统〔中图分类号〕D69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7)01-0056-06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过程中。
在探索乡村社会未来转型之路时，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
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1]。
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过去”，并引用中国经典文论《诗品》中的名句：“结合故旧，产生新颖”[2]（P20）。
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中国的家户制与印度的村社制，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与沉积后所形成的制度因子，生长于农村社会的本源型传统中，构成了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基础的“底色”以及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并规制着未来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
然而，作为两个东方国家村落中的本源型传统，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东西方之间。
因此，需要从微观层面去厘清二者的差异，把握二者的个性。
不了解二者之间的差别，哪怕是细微的差异，都无法准确把握这两个均具东方农业文明的本源型传统对后来农村发展及其制度变迁的影响。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历史深处，选取中国家户制作为切入点，以印度村社制为参照，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的分析范式，通过深入细致地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的生成过程，准确把握“家户制”这一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进而从传统中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建立起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
一、理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制度在动态的历时性过程中生成并维系，故制度的生成、维系与变迁在形式上构成了制度运作过程的不同阶段，而解释制度的生成和变迁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
卡尔・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和研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而马克斯・韦伯从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来观察政治制度的产生；行为主义则因为忽视制度而基本上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生成理论。
现代政治科学真正从自身的生成变化规律角度来研究和解释（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施远涛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57 2017年第1期制度生成和变迁的是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
他们从产权理论、囚徒困境和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制度的生成和变迁进行分析，并构建出精致的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模型。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深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视角，并基于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一套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是因为相关的利益主体基于利弊的考量而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的契约规制，这种规则能够为相关个体带来较之于其他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
但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种制度起源理论虽然为政治科学的制度起源提供了精巧的解释，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如它的功能主义视角、目的主义以及自愿主义色彩等[3]（P221）。
因此，在融合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生成理论将个体视为扩大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观点，以及谢茨施耐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冲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制度生成理论框架。
第一，新制度的创设或采用是在已经充满了制度的世界中进行的。
第二，制度起源于既存的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而不是合作，或者旧制度在新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从而引发出原有制度之下的政治主体产生改变现存权力的企图。
第三，新制度的建立虽然存在着制度设计的成分，但制度的起源并不在于理想化的设计。
第四，制度形成的偶然性。
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都受制于其背景提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又是另外一些事件的偶然性联系的结果。
所以，他们在对制度的形成进行解析时，一再强调历史进程的无规则性而不是规则性。
另外，历史制度主义者积极进行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观念（理念）这一重要因素纳入其研究的范畴，将制度与观念结合起来，并将观念与制度纳入到“结构——能动”的框架中去进行讨论，故制度与观念之间的结构性互动成为解释制度生成的又一关键性变量组合。
从以上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生成的解析可以看出，旧制度、环境、观念和行动者是制度起源主要涉及的变量，制度起源的方式和时机就取决于这几个关键变量之间的组合。
二、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的起源（一）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1.家户制的形成：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的理论内核与关键要素，本文接下来将从宏观环境、旧制度、思想观念与行动者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进行一个归纳性的总结与阐释。
首先，从宏观环境及时代背景来看，家户制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一方面，铁制农具较多的使用以及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但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当时的上层建筑依然是以奴隶制为主的奴隶社会。
奴隶制社会的特征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其政治统治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
维护其统治的组织形式是分封诸侯以维系天子的天下。
各诸侯既是“王”的助手，又是“王”的制约力量，它是阶级统治还不甚成熟的一种松散的统治形式。
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体系。
奴隶主利用此国家机器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奴隶对生产毫无兴趣，而且不断破坏生产工具，成批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此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有一种适应其发展水平的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
其次，从旧制度方面来看，如果说奴隶制度是主导这一时期的宏观制度环境，那么，支撑这一上层建筑的核心下位制度（中观层面的制度）便是以血缘内聚力为基础、通过分封建国的宗法制度。
随着宗法制度内部所蕴含的冲突矛盾在新的宏观环境背景下变得愈发激烈，既有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成为了新制度产生的重要因素。
宗法制度所蕴含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其一，诸侯分封制。
分封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必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4]（P155）。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血缘的内聚力因代际相传而间隔式变弱，越来越难以起到有效凝聚统治力量的功能，故各诸侯国的地缘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独立性越来越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地域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政治上则逐渐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
而脱离了周王室控制的各诸侯国，在对财富和疆土扩张的驱使下逐渐走向战争和冲突。
其二，财富的嫡长子继承制。
宗法制度中规定，家族的君位、王位和财富由嫡长子来继承，这也激发了宗族内大、小宗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其三，世卿世禄制度。
世卿世禄制度的存在使得有能力的普通人无法凸显，造成板结式的社会堵塞，当新兴的异性大夫或贵族取得一定的地位后，势必希望打破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因而，便展开了与旧贵族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从观念与行为方面来看，随着宏观制度环境施远涛：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2017年第1期58湖北行政学院学报的逐渐变化，以及上述宗法制度中这些矛盾冲突的加剧，优雅的周礼在这些诸侯国间以及各诸侯国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被彻底颠覆。
一些诸侯国特别是弱小的诸侯国谋求变革的思想与图强的决心逐渐产生。
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不仅使得秦国从一个弱国逐渐变强，最终统一了天下；最关键的是，商鞅变法中形成的家户制度以及高密度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即“两千年皆秦制”。
可以说，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不在于修建万里长城，而在于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亿万自由家户小农的制度[1]。
2.家户制的形式与性质：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通过上述过程形成的家户制具有如下形式与特性：第一，“五口百亩之家”是其基本形态。
根据《汉书・食货志》中关于战国时期李悝为解决当时农民丰歉之年粮价波动很大而算的收支账目中的数据记载，当时一个个体家庭，一般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这不仅是普通平民的家庭形态，也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主要家庭形态。
第二，个体家户既是基本生活单位，也是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
在宗族制度下，大的宗族组织虽然也是由个体小家庭组成，但这里的小家庭还仅仅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生产的基本单位一直是宗族公社。
而在家户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体小家庭，不仅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所有的生产活动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
一户小农，占地百亩或数十亩，全家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用简单原始的农具，在小块土地上辛勤的耕作。
同时，个体小家庭也是一个独立的消费单位，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而且，这样的个体小家庭还是一个进行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单位，由家长或者家中长者代表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积累家庭的社会资本。
第三，个体家户是一种农工商结合与互补的自然经济生产单位。
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家庭，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家中的女劳动力也利用房前屋后种的桑麻，田边地角种的瓜菜，从事采桑、养蚕和织帛及饲养家畜、家禽等生产活动，以补贴农业生产的不足，从而形成了农工商结合与互补的基本经济形态。
第四，个体家户是国家户籍登记以及征收税赋、兵役与徭役的基本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