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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论文关键字：理论主义制度国际历史政治研究组织社会学国际制[摘要]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具有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的深刻印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
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学术积累上的必要条件。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
就解释行动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关键词] 国际制度研究;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人类生存的基本社会空间———由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而言,国际制度(internatinal institu2tins) 的确立、扩展与强化无疑是20 世纪后半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革之一。
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的主要焦点,新制度主义( ne institutinal2is) 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确立了分析范式的地位。
本文旨在通过一种跨学科的视野,阐明新制度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概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范式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国际制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由于其早期拓荒者们“大多局限于威尔逊的国际政治观”,[1 ] ( P215) 这一学科在幼年时期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
在著名的“十四点方案”中,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希冀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制度来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
在“十四点方案”的影响下,国际制度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时起就在其研究议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威尔逊理想主义以致命打击,但人们对国际制度的关切并没有因此而趋于消弭。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又有何不同？随着各自历史与文化的演变，中印两国拥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等级制度。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等级、有严格分工的社会，这让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有着其独特的特点，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相对于印度的不同之处。
1. 划分方式不同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主要是由政府来实行划分，封建时代，官僚阶层是社会等级的代表；而在现代社会，则是根据人们的职业、教育、收入、地位等因素来划分。
相比之下，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则是根据出身来区分，也就是所谓的“种姓制度”。
印度的社会等级结构很严格，不同种姓的人之间不能通婚、不能共进餐，更不能互相接触。
这与中国的官僚等级制度相比，完全是两种划分模式。
2. 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表现形式上则更为隐蔽。
虽然古代的官制体系分为九品中正制到八品上堂制，区分了官员的职位等级，但是这种制度并不明显地表现出社会等级的差别。
相对的，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则十分明显，人们都按种姓分居在不同的地方，有些种姓的人甚至不能进入别的种姓的居住区。
3. 社会地位不同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现了“功臣有位、贤能擢用”的特点，只要有能力、有功绩，人们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上升。
唐朝时期，身世卑微的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因为才华出众，被朝廷提拔为官员。
相比之下，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则是一种极度不公的制度。
印度的婚姻、职业、地位等都受到种姓的制约，由此导致了不公，使得下层人民难以摆脱出自己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与印度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差异。
中国的等级制度是由政府划分的，相对隐蔽，要基于能力或功臣而非出身来反映等级差别；而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则是以身份或出身为基础，完全由种姓决定人们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不公。
在当代，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发展，社会等级制度有了质的转变，正在向更加公正、民主、平等的方向发展。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的家户制传统及其在农村发展道路中的影响，同时以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进行比较分析。
家户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塑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
本文首先将对家户制的定义、历史演变及其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具体表现进行概述，分析家户制如何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讨家户制传统对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
一方面，家户制传统为农村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支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家户制传统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的发展。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家户制传统的影响，本文将引入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进行比较分析。
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与中国的家户制传统在形成背景、社会结构和功能作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将揭示不同传统在农村发展道路中的优劣得失，为中国农村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将总结家户制传统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中的作用，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挥家户制传统的积极作用，促进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家户制传统的历史演变中国家户制传统源远流长，其历史演变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
在中国古代社会，家户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
早期的家户制主要体现在农耕文化中，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承担着生产、繁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多重功能。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家户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特征和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家户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家族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族内的家户通过共同的土地、财产和祭祀活动维系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这种家户制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家户制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1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作者简介：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许昌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本体问题的研究。
在本文看来，对传统需要细分。
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性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不同，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
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
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家户制是不可规避的传统，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
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它仍然会如人体基因一般顽强的再生和复制。
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农村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一基础性制度和本源性传统，精心厘定本国的制度传统资源，注意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本源型传统；家户制；村社制；中国农村当下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之中。
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为其著作中译本写的序言说：“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并特别引述了一句中国经典名句“与古为新”。
[①]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性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的条件。
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大国小农”，即由数亿个农户构成的农民大国。
而这是由数千年历史型构而成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中国特性”，其中包括特有的中国家户传统。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引言：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其农村发展道路与家户制传统密不可分。
而与中国相比，俄国和印度也拥有极为独特的村社传统。
通过对比研究这些国家农村发展与村社传统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第一部分：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的家户制传统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起源。
家族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形式的核心，强调家族的长幼有序、祖孙代代相传。
这种系统不仅决定了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结构，还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
中国古代农村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同时也是生产经营单位。
家族成员共同耕种土地、养殖牲畜，形成了家族经济的基础。
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家庭都有明确的责任范围，负责物资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角色划分，年长者担任领导和管理责任，年幼者则接受教育和指导。
第二部分：俄国村社传统与农村发展与中国的家户制传统不同，俄国拥有独特的村社传统。
俄罗斯的农村社会早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就形成了村社制度。
俄国村社制度强调集体经济和共同决策，村民共同决定土地的使用和经济分配。
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也限制了个体的发展空间。
然而，随着俄罗斯国内的社会变革，俄国的农村发展也逐渐面临挑战。
过去的村社制度无法满足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需要。
俄国开始向市场化和个体化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逐渐放弃了传统的村社制度。
虽然这一过程面临一些困难，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部分：印度村社传统与农村发展印度的村社传统同样独具特色。
印度农村社会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形成了一种以卡斯特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
这种结构对村民的工作和婚姻有特殊的规定，同时也限制了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发展。
然而，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也在发生变化。
古代印度社会阶层制度分析古代印度是一个极为丰富多彩而复杂的社会。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存在的阶层制度，也被称为“种姓制度”。
这个制度分为四个基本种姓，每个种姓的人都有不同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在这篇文章里，将对古代印度社会阶层制度进行分析。
1. 印度社会阶层制度的来源印度社会阶层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印度时期，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
那时的印度部落社会十分原始，没有固定的阶层制度。
然而，当雅利安人入侵时，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雅利安人把他们自己视为更高贵的人，因此建立了四个基本种姓（或阶层）：婆罗门、刹帝利雅、吠舍和首陀罗。
这四个种姓的人分别拥有不同的职业和地位。
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宗教和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的。
2. 四个基本种姓（1）婆罗门婆罗门是最高的种姓，通常被称为神职人员。
他们是印度教的祭司，也是学者、哲学家和行为规范的制定者。
婆罗门家族通常是印度社会的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
（2）刹帝利雅刹帝利雅通常被称为武士、军人。
他们是守护国王和社会的防线，也是民间经济活动的监督者。
刹帝利雅的家族通常是军队和政治领袖的家族。
（3）吠舍吠舍是农民、手工艺人和商人。
他们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经济的主要力量。
吠舍的家族通常是商人和农民家族。
（4）首陀罗首陀罗是印度社会的最低阶层。
他们是奴隶、犹太人和贫穷的人。
首陀罗的家族通常是没有任何财产或社会地位的家族。
3. 印度社会阶层制度的后期发展印度社会阶层制度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后期的时期，开放新的职业和机会，但种姓制度仍然存在。
婆罗门、刹帝利雅和吠舍这三个种姓的人互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称为“神的力量”的群体。
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新的上层阶层，国王和政治领袖开始依靠这个群体来控制人民。
而起初属于首陀罗的人，则逐渐升级到其他种姓。
总之，古代印度社会的阶层制度是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
不同种姓的人拥有不同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这个制度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它影响了印度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下）1学人简介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四、农工商结合传统与农工商互补经济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岁月里，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同时又伴随着农民的普遍贫穷，存在着世界上最为突出的农民问题。
造成这一历史悖论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
呈几何级增长的庞大人口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不断细碎化，所获得的产品也十分有限。
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内寻求生存的可能，由此形成在家户基础上的农工商结合传统。
一家一户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
所谓自给自足，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物品主要、甚至完全依靠自己。
要维系简单的温饱生活，除了农业生产以外，还需要手工业劳动，这就有了“男耕女织”。
手工劳动是农民得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条件。
除了家庭内部手工业以外，家户以外的务工并以此获得劳务收益是农民生活的重要条件。
特别是在缺乏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家庭，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需要通过出卖劳动寻求生路。
首先是在本家户附近为大户帮工，其中有时间较短的“短工”，也有长年累月为他人做工的“长工”。
这种务工尽管主要是农业劳动，但不是为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为他人劳动交换自己所需要的收益。
当然，这种劳动收益取决于劳务供给。
如果当地不能提供更多的劳务供给，便会出现进城或者到外地务工。
如农忙季节专门从事割麦子的“麦客”，远走他乡寻求生存之道的“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
除务工以外，经商也是农民获得收益的活动之一。
这种活动最初或者普遍的是简单的产品交换。
因为农民的许多日常用品是本家户难以生产和满足的，如作为生产用品的铁器、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盐等，因此集市贸易成为农村普遍的经济活动，也是维系农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
中国农村社会也被有的学者视为一个集市社会。
(33)在此基础上，农民萌发了商业意识，一部分人脱离或者半脱离土地专事商业活动，有的甚至远离故土，如“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中相当一部人是从事商业活动。
2017年第1期56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总第91期湖北行政学院学报No.1，2017General No.91・公共管理研究・：收稿日期：2017-01-01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印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基于实地调研”（项目编号：15JJDZONGHE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远涛（1986—），男，湖北襄阳人，管理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印地方治理比较研究。
〔摘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可知，中国家户制是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并为中华农业文明与农民价值伦理奠定了基础；印度村社制则源于雅利安人与达萨的冲突与融合，其鲜明的特点是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的嵌入，它是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内部事务不受国家干涉。
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生成过程可知，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本源型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是村落社会的根基。
当前农村家户的离散和流动破坏了家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损坏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得乡村社会的治理及其现代化转型面临新的挑战。
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塑农村家户，筑牢乡村社会的基础。
〔关键词〕家户制；村社制；制度起源；本源型传统〔中图分类号〕D69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7)01-0056-06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过程中。
在探索乡村社会未来转型之路时，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
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1]。
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过去”，并引用中国经典文论《诗品》中的名句：“结合故旧，产生新颖”[2]（P20）。
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中国的家户制与印度的村社制，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与沉积后所形成的制度因子，生长于农村社会的本源型传统中，构成了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基础的“底色”以及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并规制着未来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
然而，作为两个东方国家村落中的本源型传统，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东西方之间。
因此，需要从微观层面去厘清二者的差异，把握二者的个性。
不了解二者之间的差别，哪怕是细微的差异，都无法准确把握这两个均具东方农业文明的本源型传统对后来农村发展及其制度变迁的影响。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历史深处，选取中国家户制作为切入点，以印度村社制为参照，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的分析范式，通过深入细致地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的生成过程，准确把握“家户制”这一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进而从传统中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建立起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
一、理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制度在动态的历时性过程中生成并维系，故制度的生成、维系与变迁在形式上构成了制度运作过程的不同阶段，而解释制度的生成和变迁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
卡尔・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和研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而马克斯・韦伯从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来观察政治制度的产生；行为主义则因为忽视制度而基本上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生成理论。
现代政治科学真正从自身的生成变化规律角度来研究和解释（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施远涛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57 2017年第1期制度生成和变迁的是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
他们从产权理论、囚徒困境和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制度的生成和变迁进行分析，并构建出精致的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模型。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深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视角，并基于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一套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是因为相关的利益主体基于利弊的考量而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的契约规制，这种规则能够为相关个体带来较之于其他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
但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种制度起源理论虽然为政治科学的制度起源提供了精巧的解释，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如它的功能主义视角、目的主义以及自愿主义色彩等[3]（P221）。
因此，在融合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生成理论将个体视为扩大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观点，以及谢茨施耐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冲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制度生成理论框架。
第一，新制度的创设或采用是在已经充满了制度的世界中进行的。
第二，制度起源于既存的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而不是合作，或者旧制度在新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从而引发出原有制度之下的政治主体产生改变现存权力的企图。
第三，新制度的建立虽然存在着制度设计的成分，但制度的起源并不在于理想化的设计。
第四，制度形成的偶然性。
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都受制于其背景提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又是另外一些事件的偶然性联系的结果。
所以，他们在对制度的形成进行解析时，一再强调历史进程的无规则性而不是规则性。
另外，历史制度主义者积极进行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观念（理念）这一重要因素纳入其研究的范畴，将制度与观念结合起来，并将观念与制度纳入到“结构——能动”的框架中去进行讨论，故制度与观念之间的结构性互动成为解释制度生成的又一关键性变量组合。
从以上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生成的解析可以看出，旧制度、环境、观念和行动者是制度起源主要涉及的变量，制度起源的方式和时机就取决于这几个关键变量之间的组合。
二、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的起源（一）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1.家户制的形成：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的理论内核与关键要素，本文接下来将从宏观环境、旧制度、思想观念与行动者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进行一个归纳性的总结与阐释。
首先，从宏观环境及时代背景来看，家户制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一方面，铁制农具较多的使用以及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但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当时的上层建筑依然是以奴隶制为主的奴隶社会。
奴隶制社会的特征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其政治统治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
维护其统治的组织形式是分封诸侯以维系天子的天下。
各诸侯既是“王”的助手，又是“王”的制约力量，它是阶级统治还不甚成熟的一种松散的统治形式。
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体系。
奴隶主利用此国家机器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奴隶对生产毫无兴趣，而且不断破坏生产工具，成批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此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有一种适应其发展水平的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
其次，从旧制度方面来看，如果说奴隶制度是主导这一时期的宏观制度环境，那么，支撑这一上层建筑的核心下位制度（中观层面的制度）便是以血缘内聚力为基础、通过分封建国的宗法制度。
随着宗法制度内部所蕴含的冲突矛盾在新的宏观环境背景下变得愈发激烈，既有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成为了新制度产生的重要因素。
宗法制度所蕴含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其一，诸侯分封制。
分封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必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4]（P155）。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血缘的内聚力因代际相传而间隔式变弱，越来越难以起到有效凝聚统治力量的功能，故各诸侯国的地缘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独立性越来越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地域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政治上则逐渐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
而脱离了周王室控制的各诸侯国，在对财富和疆土扩张的驱使下逐渐走向战争和冲突。
其二，财富的嫡长子继承制。
宗法制度中规定，家族的君位、王位和财富由嫡长子来继承，这也激发了宗族内大、小宗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其三，世卿世禄制度。
世卿世禄制度的存在使得有能力的普通人无法凸显，造成板结式的社会堵塞，当新兴的异性大夫或贵族取得一定的地位后，势必希望打破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因而，便展开了与旧贵族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从观念与行为方面来看，随着宏观制度环境施远涛：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2017年第1期58湖北行政学院学报的逐渐变化，以及上述宗法制度中这些矛盾冲突的加剧，优雅的周礼在这些诸侯国间以及各诸侯国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被彻底颠覆。
一些诸侯国特别是弱小的诸侯国谋求变革的思想与图强的决心逐渐产生。
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不仅使得秦国从一个弱国逐渐变强，最终统一了天下；最关键的是，商鞅变法中形成的家户制度以及高密度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即“两千年皆秦制”。
可以说，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不在于修建万里长城，而在于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亿万自由家户小农的制度[1]。
2.家户制的形式与性质：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通过上述过程形成的家户制具有如下形式与特性：第一，“五口百亩之家”是其基本形态。
根据《汉书・食货志》中关于战国时期李悝为解决当时农民丰歉之年粮价波动很大而算的收支账目中的数据记载，当时一个个体家庭，一般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这不仅是普通平民的家庭形态，也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主要家庭形态。
第二，个体家户既是基本生活单位，也是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
在宗族制度下，大的宗族组织虽然也是由个体小家庭组成，但这里的小家庭还仅仅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生产的基本单位一直是宗族公社。
而在家户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体小家庭，不仅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所有的生产活动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
一户小农，占地百亩或数十亩，全家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用简单原始的农具，在小块土地上辛勤的耕作。
同时，个体小家庭也是一个独立的消费单位，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而且，这样的个体小家庭还是一个进行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单位，由家长或者家中长者代表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积累家庭的社会资本。
第三，个体家户是一种农工商结合与互补的自然经济生产单位。
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家庭，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家中的女劳动力也利用房前屋后种的桑麻，田边地角种的瓜菜，从事采桑、养蚕和织帛及饲养家畜、家禽等生产活动，以补贴农业生产的不足，从而形成了农工商结合与互补的基本经济形态。
第四，个体家户是国家户籍登记以及征收税赋、兵役与徭役的基本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