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下的污名化建构--兼析《我的凉山兄弟》中艾滋病污名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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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从:现代性中的成年礼———读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袁兆宇现代化与疾病的孪生关系既是现代性分析的着眼点,也是人文社会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自1995年在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艾滋病疫情数便持续上升。
直至目前,凉山州仍是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龚煜汉等,2014)。
这一发展趋势在人类学家眼中并非艾滋病传播的自然结果。
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台湾学者刘绍华于2002年夏天进入凉山利姆地区开始初步调查①,2004年12月正式进入利姆村落,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研究。
《我的凉山兄弟》是这项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刘绍华用“凉山兄弟”这一类同于“土匪兄弟”的污名概念为书名,表明本书继承了医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分析的传统和批判框架。
②她将利姆地区的毒品与艾滋病现象放在中国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加以分析,进而试图“说明造成(利姆地区)海洛因和艾滋病双重流行病的复杂因果链”(刘绍华,2015:17)。
读书的英文版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男子成年礼:中国西南的青年移民、海洛因与艾滋病》)于201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称为“研究传染病的社会科学学者和艾滋病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本书的介绍与评论:(1)按照现代性的发展逻辑简要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呈现刘绍华对利姆地区毒品与艾滋病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讨论该书在现代性分析中嵌入主体性的方法论进路;(3)聚焦于主体置身其中的地方社会与国家典范之间的关系,挖掘本书将现代性置于这一张力关系之中的理论意涵。
32①②“利姆”是刘绍华为保护报道人,对凉山当地某乡村所用的假名。
在医学人类学的批判作品中,法莫对海地艾滋病疫情的分析堪称典范,他将艾滋病疫情流行与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并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Farmer ,2001)。
读书笔记《我的凉山兄弟》本书所描述的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世人讶异於中国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上海的繁华成为耀眼新星。
与此同时,同样是在中国,却有这麼个任由艾滋病人凋零的乡间。
本书让中文的读者明白诺苏是如何走到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汉化之途;让读者明白他们付出了多少生命转型的代价;让读者明白这个世界的运作逻辑如何不利于边缘的独特性;让读者明白无需恐惧、歧视凉山的诺苏人;让读者明白吸毒者、艾滋感染者的生命无奈与尊严需求;让读者明白再边缘的年轻生命也有追求灿烂的渴望。
毒品艾滋贫穷、落后、毒品、艾滋与留守儿童这些都是我是我想到凉山所联想到的名词两年前是“最悲伤小学作文”,前阵子是“格斗孤儿”,人们眼里凉山破烂不堪,一片荒凉。
海洛因成了诺苏年轻人眼中的现代性象征诺苏年轻男子为了自己的一场成人礼,沾染了毒品,但他们却自以为是抓住了时代,后来却因为没有钱而选择静脉注射接着带来了艾滋……等到政府采取行动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然而,行动却失败了。
这背后的根源,是对少数民族的偏见。
流动青年新兴成人礼新生活、新认同踏上探险之旅落入灾难混沌性别与药物城市隔离终结扭曲的成人礼艾滋流行疫情浮现这些都是流动青年们所遭受的困苦,他们紧紧抓住城市而城市始终不接纳他们,使他们处在一个一个的边缘艰难前行,即使头破血流也要完成自己的成人礼这更像是一场朝圣,几代人惨痛代价的朝圣流动青年中不仅有青少年,还有女孩们沉重的生活负担,婚姻的困扰,还有无尽的绝望让她们选择了出门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但只能靠贩毒为生,并过得光鲜亮丽这一群被“逼下凉山”的兄弟们,该何去何从?“如今,这里的毒品问题虽已消减,艾滋却早已成为不定时炸弹,谁都说不准何时会彻底爆发。
但是,连年轻女子都大量外移,乡里年轻人所剩无几,这里愈来愈像中国中原与沿海地区的寻常农村。
我体悟到,我正在见证一场更为彻底的汉化之途。
”诺苏人在短短半世纪中,所经历的空前巨变:从部落社会跃入社会主义集体公社制,再一百八十度翻转到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的错综复杂过程恍若在历史上一眨眼的片刻,诺苏人的生存时空顺着现代性的方向随风而逝,速度之快,任谁都头晕眼花历史之殇永远都磨灭不了那么请善待我的凉山兄弟们。
刘绍华著《我的凉山兄弟》评介作者:宋玙席方来源:《读书文摘(下半月)》2017年第08期2016年5月24日,新京报一则题为《悬崖上的村庄》的新闻,报道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一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很难相信,在如今仍然有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爬着藤梯去上学。
而在与“悬崖村”同属昭觉县辖区的利姆乡,除了贫困,还有毒品和艾滋在這里纠缠和蔓延着。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人类学家刘绍华,在历经10年、长达20个月的深入田野调查后,完成了自己的又一著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这本中文民族志,是从作者于2011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的Passage to Manhood:Youth Migration,Heroin,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改写而成,英文版同时被收入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中心的丛书系列。
这套始于1962年的丛书,严格挑选现当代东亚及东南亚相关的学术书籍,在学界极具知名度和公信力。
此外,本书还荣获2012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2014年台北国际书展“年度之书”大奖、2014年台湾“文化部”第三十八届金鼎奖非文学图书类优良出版品等荣誉。
作者著作另有《柬埔寨旅人》,2005年被《中国时报》评为“开卷十大好书”。
“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
故事主角涉及一个‘恶名昭彰’、古称‘㑩㑩’的中国少数民族——凉山彝族(诺苏人)。
这样开场,不是因为我要借由这个族群的奇风异俗来写个耸动好看的故事。
正好相反,我想替他们的传奇‘翻案’。
故事起源于四川凉山州海洛因泛滥与艾滋蔓延的问题。
不过,问题不在毒品,艾滋亦非末路。
”刘绍华更深层关注的是透过这两个社会灾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
[边疆与民族]凉山彝家的现代性之路评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王㊀禹(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650500)[关键词]«我的凉山兄弟»;毒品与艾滋;现代性[摘㊀要]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中,凭借扎实的田野资料和精妙的文笔,通过对诺苏族群历史与具体个案的生动描写,感同身受地描绘出了凉山彝族诺苏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历经的所有苦难和不安,并借此分析了毒品与艾滋问题的复合维度和多元主体的建构过程.同时也以多重意象民族志的方法表现出了跨越地域㊁民族的对于全球性问题的探讨,实现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拓展,通过细腻和生动的笔调,表现出人类学者对 他者 怀有的无比真挚的情感以及人类学者应有的学术担当与学术责任.[作者简介]王㊀禹,硕士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中图分类号]C 913.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06(2018)07-0021-08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以消费和市场为核心的现代性正潜移默化地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一种均质性文化强制介入了各不相同的地方性文化中,也改变了享有这种地方性文化的族群之命运.吉登斯认为: 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㊁关于现实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 ①因此,现代性是工业文明带来的一次强制性的均质化转变,自20世纪伊始就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将全世界卷入到由它掀起的热浪之中,每个地区㊁国家㊁族群和社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聚集到这场浪潮的中心,彼此相较之下,以相对的中心为基准点,有中心就会有边缘,因此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一直是各学科和社会各界都在聚焦和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以下简称«我的凉山兄弟»)即是一本描述现代性影响的医疗民族志.作者这样说: 这本书的焦点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问题的灾难根源,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㊁文化㊁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②该书是基于刘绍华教授201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发行的P a s s a g e t o M a n h o o d :Y o u t h M i g r a t i o n ,H e r o i n ,a n dA I D Si n 12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34卷)2018年第7期㊀J o u r n a l o f Y u x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Vo l .34N o .7J u l .2018①②[英]克里斯多弗 皮尔森.现代性 吉登斯访谈录[M ].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69.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自序15-16.S o u t h w e s tC h i n a 改写而成,简体中文版终在2015年9月出版发行,得以与中国内地的读者见面.该书生动地将四川凉山诺苏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所经历的苦痛和磨难,以毒品和艾滋病为载体表现出来,通过一个名叫刘绍华的人类学学者忠实的观察和记录,使得身在现代性中心的大多数人,终于有机会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这一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中被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们是怎样在我们的视野外经历着和我们同样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又表现出怎么样的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被置于毒品与艾滋的怀抱之中?一㊁发展的代价毒品与艾滋问题的复合维度与多元主体建构«我的凉山兄弟»以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利姆乡的诺苏人为研究对象,分为8个章节,纵向论述了凉山诺苏人是在历史上一步步进入现代化意象的过程,又横向概括了全球㊁国家㊁社会㊁个人4个层面相互作用的方式.整个进程中,传统诺苏文化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张力㊁包容力以及韧性,而正是这一复杂的互动过程导致了凉山诺苏文化适应性的㊁必然性的变迁,毒品与艾滋也在这一过程中一同滋生,在超越时空的维度和不同主体所构建的全新的意象上被构建和重组.沿着本书所描绘的框架,现笔者将这个复杂的有机互动过程解构如下:1.凉山诺苏族群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脆弱性的生成作者以毒品和艾滋问题为讨论诺苏族群现代性过程的切入点,展开了一场针对不同参与主体多层面的讨论,指出诺苏族群在毒品和艾滋问题面前的脆弱性不仅是一个自上而下,也是由下溯上的各主体积极和消极的行动所叠加而成的有机互动过程①.确如作者所言,毒品与艾滋问题的生成实际上是社会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单纯某一层面单独造成的影响.贝克教授认为: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 压缩饼干 ,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历史与现实㊁传统与现代㊁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②全球化在对一个地区施加影响之时,必然要经过作为地区主权的载体,即国家的过滤,最鲜明的表现莫过于国家根据现代性的特质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计划.作者认为诺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3个各自迥异的社会生活形态,推进了其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地位大转移与剧烈的社会变迁.第一阶段,1952年以前.诺苏族群遗世独立,处在一种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部落状态,在西南地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③.此时,国家政权涉入不多,其现代化过程尚未开启.第二阶段,1952年至1978年之间.这个时期国家实行了重要的民族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民族识别,其目的是将国内各民族按照各自的特点区分开来,与汉族一起收束到一个统一的新中国管理之下,同时保持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色.根据本次民族识别的结果,凉山诺苏人被归入了彝族之中.这个阶段凉山诺苏人从以下3个方面被纳入了中国行政体系之中:首先,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此次的变革并未带来当地根本生计方式的改变,诺苏社会仍然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但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造成了诺苏传统社会组织和亲属体系的瓦解,同时也使得传统诺苏社会从以血缘为纽带向以地缘为纽带转化.22玉溪师范学院学报①②③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6.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㊁风险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 贝克教授访谈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53.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37.其次,传统权威势弱与社会阶层的重构.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权威的建立,使个人的效忠对象从家支转移到了国家,以法律制度代替了传统的仲裁体系,传统社会权威均因未被赋予正式的行政权力而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和社会地位,以此确认对国家权威的认同以及对理性科学的价值观的承认,并由此形成一套新的社会秩序,确定以行政权力为主轴的新的社会阶层.最后,民间信仰地位的变化.这一时期民间信仰体系通常被认为是 封建迷信 ,实际上民间信仰体系可以被解释为: 社会中世代传承的围绕超自然力量的一整套观念及其相应的仪式活动.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凉山诺苏人的民间信仰体系体现了两重涵义,一方面,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格尔茨认为: 民间信仰是一种属于各族群特有的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认知结构.②随着民间信仰地位的变化,诺苏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加入了新的元素,并整合进原有的认知体系当中发生了调和,这是诺苏族群观念现代化的开端.另一方面,经由仪式活动可以确立社会结构,强化社会认同.体现传统权威的仪式活动确认了现存的社会秩序,使诺苏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系统,起到确认个体权利义务和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仪式活动的形变和消亡,却使得诺苏传统社会组织和文化体系生长的土壤发生了松动.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先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体系的接轨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1978年之前的现代化相比,这个阶段从客观上来说造成了一个相对 多合为一 的结果,中国所有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团结到了一个 中华民族的广泛概念之中.刘绍华博士提到了两个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市场体系,一是定期集市,二是地方产业.定期集市将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引入到诺苏的社会体系中来,同质化的货币将带来建立在经济与文化之上的共享与交流.这个市场体系的引入,使经济理性的思想开始进入当地人的脑中,从自身利益出发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作者认为当地的地方产业 其实仅为利姆居民提供了有限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却对当地产生了莫大的负面影响 ③.地方产业在不能顺利实现诺苏生计模式的转换的情况下,反而强化了市场规则在诺苏传统社会中的破坏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年轻人的流动.新事物涌入带来的诱惑,使部分诺苏年轻人开始无限憧憬着外部的未知世界,并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划自己的冒险之旅.2.毒品之于个体探索现代性过程中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熟悉了市场机制的诺苏年轻人,拥有了进入更大的资本市场的机会.塞缪尔 亨廷顿这样说: 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 ④随着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撤消了社会关系的安全网,减少了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监督机制,更加强调个人选择的自由多样性,阶层间和地域间的流动更加自由.这种流入城市寻找新的冒险和生存机会的行为意味着对全新的生活和价值的认同,作者称其为诺苏青年的 通过仪式 成年礼 ,作为他们初入市场改革初期的 阳刚展演 ⑤.缺乏必要的谋生能力和知识技能的诺苏青年,在诺苏人群流动初期,从客观上来看没有融入城市和现代化生活的可行渠道,离开了以传统农业为生计方式的诺苏社会,面对强烈的生存压力,要么只能在城市选择 亚文化生计方式 ,要么只能选择归乡而回归到传统生计之中.对更为现代化的清洁㊁便利㊁体面的生活的追求,是他们不断重塑的价值观中优先性更高的目标.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与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的扩展,他们得以到建筑工地干活谋生.至此,诺苏青年通过获得的货币得以32王㊀禹:凉山彝家的现代性之路 评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①②③④⑤黄彩文.仪式㊁信仰与村落生活 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6.[美]克利福德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90-93.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62.[美]塞缪尔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 ].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36-37.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68-71.加入到市场体系中来,受制于他们在资本化的现代社会中被划定的地位以及经济理性的缺乏,他们仍然无法参与到竞争激烈的都市经济中.作者认为, 尝鲜 的心态与吸食海洛因所体现的地位是促成诺苏青年 物质成瘾 的根本原因.出于经济状况的考虑,海洛因的成瘾必将带来由吸食到注射的转变,而注射毒品导致的针头共用则是重要的艾滋传播途径之一.由于诺苏流动青年与毒品带来的各种治安问题,基于警方的强力取缔和居民的反感,加之国家严厉的强制措施,诺苏流动青年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有了大幅度的降低.因毒品和艾滋带来的消极影响,整个诺苏社会由于青年群体的衰弱而失去了活力,也为他们的成年礼划下了一个不圆满的句点.而诺苏的年轻一代,在承受着更为沉重的族群污名,涉世未深㊁教育程度低下的情况下仍义无反顾的走向现代化之路.书中提到警政部门与民间组织共同投入禁毒时,民间组织在缺少国家力量支持下的局限性表露无疑.书中写道: 在利姆的禁毒过程中也体现出根源于传统象征权威㊁个人经济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权威之间的多重张力 显示出在面对政府监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吸力时,诺苏传统的韧性与限制.①利姆乡毒品的使用与禁止的过程,无时不刻不在描绘着现代性介入传统社会的轨迹和走向,也表现了超地域㊁超时空的现代性影响力,恰巧是一个极端的㊁可以用来观察现代性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3.政府介入失败引起艾滋污名与反污名相互作用利姆乡于1997年传出首例因毒品注射而引起的艾滋感染,政府相关部门对利姆乡的艾滋调查与介入接踵而至.书中通过对凉山州政府与 无国界医生组织 的合作计划与 中英项目 两个阶段的计划的描述,分析了政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 官僚体系的缺陷 与 国家代理人缺乏文化识能 而导致的项目失败与污名化的加重等后果②.由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仅造成了获取医疗服务的成本的可利用度的降低,也造成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彼此之间缺少交流与合作.作者认为 官本位 思想忽视了与地方社会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任何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的实施如果没有当地社会力量的支持,不仅意味着计划从一开始就欠缺赖以实行的社会基础,也难以得到成功的结果.国家代理人欠缺 文化识能 则体现在计划中去污名化的过程反而构建了一个在没有艾滋污名的诺苏社会中的艾滋污名, 去除艾滋污名是全球对抗艾滋行动中的重要环节③.在实施反污名的具体行动中,如若缺少对当地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了解,那么制定的反污名策略和具体的措施就会有失偏颇,基于全球化的艾滋的疾病和道德概念的传播,对艾滋的污名化也就应运而生了.在考究地方道德体系对去污名化政策的作用时,«我的凉山兄弟»提出了三个与艾滋认识息息相关的层面,其一是艾滋病在其观念体系中并未有明确概念.其二是诺苏人在因果推定中所认为的行为的直接性与时间上的最近性,艾滋不是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由于这种观念限制了艾滋污名的产生.其三在于诺苏人的死亡分类体系,由于疾病死亡被归入正常死亡一类,艾滋病也被认为是正常病死,并不被归入非正常死亡之列.以上三种地方性道德体系都在发挥着抑制艾滋污名化的作用,而与此相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宣传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项目参与者欠缺科学知识而表现出的对艾滋的恐惧,自内而外地覆盖了诺苏人对艾滋原有的认识,使得艾滋的危险被夸大化,长此以往,在国际化的污名概念与以恐吓为主的宣传策略之下,艾滋42玉溪师范学院学报①②③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15.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77-180.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26.污名不知不觉间渗透入诺苏社会,使得原有的一场去污名化的国家计划成了一个积极地构建艾滋污名化的反动力.二㊁现代性过程动情的描述广阔的视角与细致入微的观察对于这本优秀的民族志作品而言,其特别之处不言自明,纵观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 多重地域意象 民族志的呈现.作者提到其主要的研究点在凉山州昭觉县利姆乡,而选择这个地点作为田野调查点的理由在于其处于凉山的腹心地区,曾经作为凉山州的州府而存在,保留了最多的诺苏文化,并且也是最严重的双重流行病重灾区.随着现代化建设注意力的转移,这个地区是一个被遗忘之地.作者从这一点展开,借助对个案的分析以及对诺苏社会背景和历史的分析,进一步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表现出全球性在不同地区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同质性.作者认为以民族志为载体,最适宜于体现出现代性论述中不同制度㊁政策与行动者的多重意义实践,也能使研究者个人的背景㊁社会地位㊁专业经验和生活方式与当地情境融合在一起,造就特定的田野处境①.马凌诺夫斯基认为:现代民族志是 田野民族志者进行的严肃㊁冷静的研究,达到了包括每一文化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㊁乏味㊁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诧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取得的一致性㊁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 ②.因此,在这种田野处境下,民族志作者可以和当地的田野环境发生充分的互动,使作者能够以最真实的方式记录最具亲近性的田野材料,体验最深刻的个体的情感表达.而读者在阅读该作品的时候,又以自身的经验与民族志作者记录的材料发生互动,借此获得一种多重的㊁具延展性的阅读特点.二是田野调查方法的综合运用.作者在调查凉山州昭觉县利姆乡的时候,采取了诸如参与观察㊁深度访谈㊁滚雪球式的抽样调查㊁个人的生命史研究㊁问卷调查式的家户调查等调查方法,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对比,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细致的资料收集过程.田野调查中材料的信度和效度,是困扰进行田野工作的学者的一个难题,而作者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即同时收集能够证实社区整体情况的数据与个人生活叙事材料㊁官方材料与非官方材料③.调查第一个层面使得对社会的整体描述兼顾宏观与微观,使材料在支持作者的观点表达时更具有说服力.第二个层面将材料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可以从数据中得到不同主体的立场与观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能够得到一个相对而言可信度更高的材料和数据.作者在分析毒品与艾滋病泛滥的成因时,以国际组织㊁国家机构㊁民间组织与个人四者为基调,以一种多重视角的研究方法,探讨各级不同组织之间相互角力㊁合作与交流的过程,表现出了在对策实施之中的利益冲突,论证了诺苏地区毒品与艾滋问题的复杂成因.三是对个案细致入微和充满感情的生动描写,表现出极其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情结. 在这里什么都干不了.没钱,不好耍.想跑出去外头看看,去赚钱 不怕警察,警察抓不到,怕就不好耍了嘛! ④ 以前一口都没有吸过的没有啊!以前年轻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以前吃这个好耍,朋友来,我杀猪给朋友,朋友不高兴.买这个给他就高兴了! ⑤作者通过对田野对象第一人称叙述,原真地保存了田野52王㊀禹:凉山彝家的现代性之路 评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①②③④⑤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28-229.[英]马凌诺夫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 ].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8.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30-233.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68.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88.对象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看法和思考.这一点在该书各处均有体现,其中尤以第五章 啼声初试个体性 为甚.这一章个案丰富,通过不同诺苏人的亲口讲述,刻画出一副凉山诺苏人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图景,例如 出去的人穿得干净㊁吃得好㊁我开使想这才是男子汉 大家都出去找钱,我又想出去了.外面好耍,找不到钱也要出去.到远的地方偷不丢脸,要是在离家近的地方偷东西很丢脸①.作者以马海布都的个人口吻,表现出了诺苏青年对于充满现代性的外部社会的憧憬和追求.还有对于当地方言特点的忠实记录, 没办法,阿和(阿米的丈夫)天天吸毒,没办法了.天天打我,没钱为孩子,没办法了,只好出来做生意 没办法啰 ②.通过这些在个案中细微之处的呈现,使得这些田野材料更显真实.透过这些文字的记载,我们得以观之这些鲜活的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喜怒哀乐便生动地跃于纸上.不仅是这些鲜活的个人,若非对诺苏群体和个人抱有深厚的感情,作者也不会在这么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中倾注如此强烈的个人情感.萨特说: 我为了别人才去理解痛苦,我能看到它,只要你愿意. ③人类学者的处境正是如此,若不是对他人苦难和悲伤的强烈关注,又怎能书写出如此具有感染力的文字?作者由此深刻地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担当和学术责任,这是所有从事科研的学者都不可或缺的珍贵品质.«我的凉山兄弟»,这饱含个人感情的书名,就如同刘绍华博士在本书最后所言: 研究与书写是对我身处时代的结绳记事,以铭记我经历过的风起云涌或黯淡幽微 ④该书获得了一种超越学科本身的意义,描绘出一幅生动鲜明的凉山诺苏人生活画卷,将个人的喜怒哀乐皆置于广大的读者眼中,唤起了一种文字本身具有的人文关怀.这是该书能在学术领域之外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的关键.人类学学科常陷于 科学 还是 艺术 的两难境界,不得不说本书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有力解答.民族志本身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是一种辅助分析的工具,但民族志在作为一种工具之前,就构成了一种文本,一种可以将人类的知觉㊁感觉㊁意志凝聚在一起,可供阅读的具有表现能力的抽象的结合体,称之为艺术,也恰如其分.刘绍华教授以一个人类学家的身份,只身深入到诺苏族群的腹地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利姆乡,陆续进行了一场横跨10年,为期20个月的田野调查,身为一个汉人女性,她无法被归入在地人群的分类;靠着偶然见了鬼,她因而得到当地人的接纳 ,结交外人眼中的 土匪 或当地人称的 兄弟 ⑤.正是因为跨越了这些田野调查中的困难和恐惧,在与凉山诺苏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人的交往和生活中,才有了这本被作者自己称为生命之书的优秀民族志作品.刘绍华教授不仅作为一个观察者注视着诺苏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一丝一毫,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和兄弟一般,于是她选择用自己最珍贵的时间与诺苏人呆在一起,用心地去探求和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苦难,分析其原因所在.在漫长的过程中,她见证了不少诺苏友人㊁朋友的失落和死亡,也渐渐地在一个个鲜活的个案之中将诺苏人生动的现代化过程娓娓道来,做到了一个人类学者应尽之事.三㊁反思与评价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的凉山兄弟»可谓在发行之初就好评如潮㊁颇受广大学者和读者之肯定,在2012年,该书的英文版就获得了第一届 中央研究院 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2014年繁体字版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年度62玉溪师范学院学报①②③④⑤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56-157.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73-174.[法]让 保罗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35.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跋309.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㊁艾滋与流动青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序二4.。
女大学生“被污名化”现象的“几何”解析作者:于安龙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05期女大学生曾被视为思想解放、追求自我的一族,是有知识、有品位的群体,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社会精英”。
尤其是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要求妇女三从四德的中国,女大学生一度立时代潮头、领风气之先,成为人们艳羡和瞩目的对象。
时至今日,女大学生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其“被污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
一、“以何为据”:女大学生“被污名化”之实当前,在网络空间和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女大学生”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与以往冰清玉洁、志趣高雅的形象不同,“女大学生”频频与“包养”“裸贷”“代孕”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一时之间沦为“堕落天使”和“坏女孩”,社會形象与声誉一落千丈,令人不由大跌眼镜。
关于女大学生的正面和负面网络新闻报道比例数据如下:(一)“被浅薄化”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被人广为传颂,文中他对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大学生的勇敢、坚毅和从容感概不已。
彼时女大学生的进取精神、担当精神令人钦佩,她们足可成为民族的希望、社会的中坚。
事实上,在任何时代,女大学生都应是有知识、有理想、有修养的群体,应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成为历史发展洪流中有作为、有担当的一份子。
然而,当前一些女大学生的价值追求极其功利,人生目标尤为庸俗,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已被物欲膨胀、金钱至上所悄然代替,以致于在电视相亲节目中,一些女大学生屡出惊人之言,更有甚者明确标榜“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现实生活中“无房不嫁女”“无车缓嫁女”也并不鲜见。
据《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在婚姻与人生的价值观调查中,结果显示,有三成女大学生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对于富二代,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理由是可以少奋斗很多年。
”[1]在校园中,一些女大学生相互攀比成风,享乐主义盛行,拜金思潮泛滥,甚至积聚了一定的乖戾之气和暴力倾向,成为一些校园施暴案件的主角。
32现代交际2016年6月 总第434期精神障碍者的污名与建构符颖(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4)[摘要]精神障碍者是我国人口比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社会各界对于精神障碍者的刻板印象造成了其蒙受污名的现状。
通过南京某精神病院和某康复中心的实地考察和对部分精神障碍者及其照顾者的访谈,关注精神障碍者的污名是怎样在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中被建构的,其自身又是怎样应对这样的污名,并对精神障碍者如何被社会更好地接受提出思考。
[关键词]精神障碍者 照顾者 污名 建构[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32-02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精神障碍患者福利依赖研究”研究成果。
符颖,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据《南方都市报》从国家卫计委获悉,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者截至2014年年底达到429.7万例。
①可以说,精神病患者是我国人口比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社会中绝大部分的常人群体对于精神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刻板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疯癫与污名现代医学对于精神病的诊断是:身体中的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
现代医学认为精神障碍者必须依靠医生的帮助才有可能控制“病情”,但福柯于1961年发表的《疯癫和文明》向我们指出,我们现有的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噪音,真正的疯癫在缄默。
欧文•戈夫曼构建了一种污名理论,用来解释污名者的低人一等和他代表的危险:我们有时会将基于其他差异的敌意合理化,并且容易在最初的缺陷之上再加上一大堆缺陷。
精神障碍者由于他的非理性也会让常人运用各种各样的歧视来减少他的生活机会:精神障碍者是没有理智的,都会歇斯底里,鬼哭狼嚎,他们会伤害别人,却不受法律的约束。
连带着,精神障碍者住的医院都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地方。
本文以污名理论和三重建构理论为理论框架,运用了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在南京江东街道睿城社区精神病康复中心和南京青龙山精神病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将2名医护人员、3名患者家属、7名精神障碍者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采访。
心理科学进展2010, Vol. 18, No. 1, 123–131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艾滋病污名的形成机制、负面影响与干预*刘颖1,2时勘1,3(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3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0)摘 要艾滋病污名主要包括实际污名、感知污名和自我污名, 这些不同形式的污名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社会资源的剥夺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归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道德理论分别从社会心理学、社会不平等和文化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艾滋病污名的形成机制。
从这些机制出发, 减少艾滋病污名可以结合接触假设、知识传播以及认知行为疗法, 并注意改变艾滋病患者的自身观念。
未来的艾滋病污名研究应更多地从社会文化以及道德的角度进行跨文化的量化研究。
关键词艾滋病; 污名; 归因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 文化道德理论分类号 B849: C91; R395“污名”这一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由Goffman重新提出后, 对污名的研究至今从未中断过。
根据Goffman的定义, 污名(stigma)指的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 具有耻辱性质的特征” (Goffman, 1963) 。
随着对污名现象研究的细化, 研究者们逐渐区分出不同的污名类型, 受到较多关注的有精神疾病的污名(Corrigan, 2000; Rüsch, Angermeyer, & Corrigan, 2005), 传染疾病的污名(Des Jarlais, Galea, Tracy, Tross, & Vlahov, 2006; Mak et al., 2006; Zhang, Liu, Bromley, & Tang, 2007), 性取向的污名(Neilands, Steward, & Choi, 2008), 性别(Herek, 2007) 、种族的污名(Dean, Roth, & Bobko, 2008) 以及肥胖的污名(Roehling, Roehling, & Pichler, 2007) 等等。
污名研究: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分析作者:管健, Guan Jian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天津,300071刊名:江淮论坛英文刊名:JIANG HUAI TRIBUNE年,卷(期):2007(5)被引用次数:2次1.杨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生活质量与相关耻辱的关系[期刊论文]-中国公共卫生 2005(06)2.刘能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期刊论文]-社会学研究 2005(06)3.Looper K J Perceived stigma in functional somatic syndromes and comparable medical conditions[外文期刊] 2004(57)4.Todd F H;Robert E K;Michelle R H;Jay G.H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20005.Bharal S;Aggleton P;Tyrer P India:HIV and AIDS related discrimination,stigmatization and denial 20016.Herek GM;Mitnick L AIDS and stigma: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genda 1998(01)7.Herdt G Stigma and the ethnographic study of HIV:Problems and prospects 2001(02)8.Corrigan P How stigma interferes with mental health care[外文期刊] 2004(07)9.Crocker J;Major B;Steele C Social stigma 199810.维纳 B;张爱卿责任推断: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 200411.Link B G;Phelan J C Conceptualizing stigma 2001(27)12.Chung K F;Wong M C Experience of stigma among Chinese mental Health patients in Hong Kong 200413.张满玲疾病污名的社会表征--项多元尺度法的研究 200414.王美珍台湾报纸对精神病患烙印化之初探 200415.张智污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期刊论文]-中国临床康复杂志 2005(12)16.周方莲大学生对一些典型社会污名的责任归因 200317.管健身份污名的建构与社会表征--以天津N辖域的农民工为例[期刊论文]-青年研究 2006(03)18.蒋峰;汤宜朗精神疾病病耻感形成的相关因素与对策[期刊论文]-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10)19.陈熠精神病患者家属病耻感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期刊论文]-上海精神医学 2000(03)20.高士元精神分裂症病人及家属受歧视状况[期刊论文]-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02)21.行红芳熟人社会的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以艾滋病为例[期刊论文]-青年研究 2007(02)22.Wright R G Perceived HIV stigma in AIDS caregiving dyads[外文期刊] 2006(62)23.Matthias B S;Angermeyer C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stigma.A Focus group study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their relatives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外文期刊] 2003(56)24.Berger B E;Ferrans C E Measuring stigma in people with HIV:Psychometric assessment of the HIV stigma scale 200125.Dinos S;Stevens S;Serfaty M;Weich S.King M Stigma:th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of 46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200426.Ni·olas Rüsch Mental illness stigma:Concepts,consequences,and initiatives to reduce stigma[外文期刊] 2005(20)27.Patrick W C;Amy K;Lissa K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Explanatory models and methods for change 2005(11)28.Parker R;Aggleton R HIV and AIDS 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for action 2003(57)29.Deaux K;Reid A;Mizrahi K;Ethier K.A Parameters of social identity 199530.Goffman E 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19631.张红彩.王凤.刘玉莲.尹利.李峥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感知病耻感的调查分析[期刊论文]-中华护理杂志2009(12)2.闻羽从社会心理探析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期刊论文]-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本文链接:/Periodical_jianghlt200705021.aspx。
从艾滋污名看凉山诺苏人的个体意识变迁作者:邱玲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7年第05期内容摘要:时逢当代欧美人类学已被后现代的抽象论述和反思叙事所替代的年代,刘绍华博士通过《我的凉山兄弟》中描写凉山昭觉县利姆乡的毒品和艾滋问题,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陲群体遭遇和改变,作者还通过某些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变化来揭示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群体中个人的转变。
特别是隐藏于艾滋污名下的个体意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所发生的变迁,本文的任务是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从而对社会改革中个体意识的变化进行反思。
关键词:刘绍华山彝族艾滋污名个体意识蓝佩嘉先生说“凉山兄弟的故事,是一个现代性的悲剧寓言。
”这不仅是对凉山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如此,对于生活在边陲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来说也一样。
《我的凉山兄弟》通过描写凉山昭觉县利姆乡的毒品和艾滋问题,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陲群体遭遇和改变,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某些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变化来揭示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群体中个人的转变。
其实在刘绍华看来,凉山彝族人所遭遇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僵化所致。
一方面,他们是被汉文化边缘了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被边缘化的落后山区人民。
两种边缘化的叠加,以及民族原来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几者之间监护摩擦,造成了他们无奈的社会问题——毒品和艾滋的泛滥。
毒品在凉山的四溢,艾滋在诺苏人(彝族的族群方言)中的流行让这个民族的未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本文主要从艾滋污名和凉山彝族的个体意识变迁这两个大的方面来对被边缘化个体及进行描述,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进行论述,最后对社会改革中个体意识的变化进行反思。
一、艾滋污名在中国市场改革之初,凉山彝族的向外流动变成当代年轻诺苏男子的新兴成年礼,他们以进入成都这样的城市为荣。
(一)当地人对艾滋的看法这里所描写的当地人对艾滋的看法,在时间上很大程度上是艾滋泛滥的前期诺苏人的态度。
后真相时代下的污名化建构—兼析《我的凉山兄弟》中艾滋病污名化过程林珊(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008)21 9年第八期特别推荐丨传媒与社会摘要:近几年,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后真相时代的出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人们对于真相的渴望逐渐消解,情感的宣泄成为首要目的。
笔者主要以污名化为切入口,在解析《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中艾滋病污名化的过程中反观后真相时代的污■名化建构。
污名化的第一步往往来源于自我对他人的认知,这一认知体现为标签化,但并不是所有标签化都会演变为污名化,负面情绪累积的标签化才易导致污■名化的产生。
笔者通过分析当下社会中污名化现象,试图解释污名化现象的存在机制,并探讨污名化过程中标签化的双重面向。
关键词:污名化贴标签后真相时代2016年,西方政坛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被任命为美国总统。
这两起政坛事件,一时间让“后真相”(post-truth)—词迅速火爆。
同年11月22日,"后真相”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年度词汇。
社交媒体的兴起导致信息的全面泛滥,信息的全面泛滥令大众在海量信息中逐渐迷失对真实的渴求。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污名化更容易成为自我对他人的标签化过程。
过去的污名化多数是针对身体有缺陷的人的标记过程,在后真相时代,污名化更多的是对个人或某一社会群体进行标签化。
因此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在后真相时代下,污名化的建构过程。
在探讨该问题之前本文将引入《我的凉山兄弟》中对于艾滋病的污名化,通过实例理解污名化的建构过程,再反观当下后真相时代的污名化过程,试图从贴标签行为解读污名化的形成。
一、污名化起源:不良标记的开始污名(stigma)-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中,戈夫曼提到:善于使用视觉辅助的希腊人,设计了一些身体的标记,来彰显被标记着的道德状态异于寻常而且不良,并发明污名。
m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会在道德上有缺失的人身上做标记,以此来表明他们的不良身份。
污名正式被概念化来源于戈夫曼的《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
在该书中,戈夫曼认为,污名比较是指耻辱本身,而非展现耻辱的身体证据。
回并且污名会在虚拟的与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造成一种特殊的落差。
131这意味着,人们通过给他人建构污名,从而令他人拥有一个虚拟的身份,这个身份通常情况下是人们从外表便可预测别人的属性与类别的"社会身份”,"社会身份"包括结构属性和社会属性。
虚拟与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落差越大,污名也就越明显。
而后真相时代的属性加大了这种落差。
戈夫曼提到,污名这个用语指的是一种具有强大贬义效果的属性,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将它视为一种"关系"(relationships)的语言,而非"属性”(attributes)。
141污名的出现往往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现。
简单而言,人们在对他人作出评价的同时,其实就是在规定自身与他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不是联系,而是一种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手段,将他人污名则可以被当做是将他人区隔。
在戈夫曼定义的污名化中,有学者认为其忽略了对个体遭遇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过程进行分析。
林克(uknB.G.)和费伦(hPelanJ.c.)归纳了污名化过程的五个要素,首先是人给人贴标签,其次是将被贴标签者与负面社会特质连接,接着被贴标签者开始被区隔,然后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失去社会地位,处于弱势,最后强势者强化标签,于是污名出现了。
污名化的过程包含两个主体,一个是施加污名者(stigmatized person),—是承受污名者(stigmatizer)。
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了(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亦东南传播2019年第8期(总第180期)紧盯前沿理论透析传播实践DONGNAN CHUANBO糊袖一船栓导致了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151南开大学管健副教授认为,污名除了戈夫曼所说的三种形式的污名身体污名、个人特质污名、种族身份污名,还存在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污名现象。
161例如人们对于农名工群体的污名化。
管健对于污名建构的流程是建立于林克和费伦的污名化要素。
管健提到当承受污名者因被贴上标签后,不仅是社会的压力,自身的压力也开始产生,内心认同和自我污名化的念头开始萌发。
二、污名化建构:他者的贴标签与自我的道德设想戈夫曼在书中所表达的污名化基本上指的是身体残缺者所遭受的污名化,身体残缺不单单指的是表面上的身体受损,如视障、听障等,还包括疾病,如艾滋病等。
在《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中刘绍华阐释了人们对于艾滋病这种疾病的污名化。
该书较为细致地描述了生活在中国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利姆乡村民们的污名化是如何被建构的。
这本书中对于艾滋在利姆乡的污名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接下来笔者分析作者田野调查的利姆乡艾滋污名化现象。
研究的第一步,从问题开始。
首先作者在当地发现一个较为难以理解的现象。
利姆乡随处可见有关艾滋病的标语和□号,通常情况下,只有在当地艾滋问题较为严重,政府才会将其纳入重点治理的名单之中。
但在利姆乡似乎当地村民并没有将艾滋病污名,那问题呼之欲出,为何会在街边随处可见相关标语和警告。
带着这个疑问作者开始深入研究利姆的诺苏人如何看待艾滋病以及村里的艾滋病感染者。
污名化是何以在这个村落存在的,同样也是作者要探究的问题。
作者认为,反歧视标语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规划者对于诺苏文化的偏见。
当艾滋疫情在世界扩散之后,人们为了提高警觉,采取各种措施,而文化差异的存在让同样的措施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政府的介入缺乏合理逻辑,充满文化偏见,于是制式做法在利姆乡弄巧成拙,反而引入艾滋污名。
171利姆乡的艾滋污名以及社会给予整个利姆乡的污名与社会心理学家林克和费伦所指出的污名化要素并没有较为明显的对应。
在利姆乡,根据刘绍华的总结,当地艾滋污名来自他者的贴标签与自我的道德设想。
利姆的道德地景面貌变化使得艾滋的污名在利姆必然是一个多面向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单纯因为一个疾病令人生畏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连串社会因素。
全球去污名计划的政策移植在利姆乡的进行并没有因地制宜,而是利用了"公文包概念”对当地采取了"现成的、普遍的套装防备策略”o181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势必给当地的艾滋污名带来了更多的误解。
这是他者的污名化,也是污名化最常见的方式,他者通过不了解、不彻底的路径为他人贴上与自己不同的标签,再加之诺苏人当地的道德世界的建构,因为在诺苏人看来,艾滋病并不是受歧视的病种,相比起艾滋、麻风、肺结核可能才是乡民会歧视的疾病类型。
因此在道德层面作者从诺苏亲属关系、病引论、死亡责任推论和死亡分类四个方面解释了当地人对于艾滋病的看法。
三、污名化的温床:后真相下的污名现象在《我的凉山兄弟》中,作者碰到过类似情况,当地的男人大多乐于与作者握手,表示友善欢迎,而有位病患并没有主动摆出握手的姿势,起初作者以为是害羞,但实际上是因为病患认为自己患艾滋病,已经到了需要与人保持距离的程度。
作者当下意识到,他已将他人对艾滋的恐惧内化。
这也使当地病患自身也认为艾滋是不好的,在其内心达到了认同。
这恰恰吻合了管健提及的承受污名者的内心认同和自我污名化。
对于当下的污名化现象,笔者将通过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戏谑化的污名当下社会对于"宅男”的污名化也让多数宅男表示想要脱离此标签,他们认同了他人施加的污名化,因此想要摆脱。
“宅男”-词,基本上与“单身”、"家里蹲”、"不修边幅”、“眼镜男”、"身材肥胖"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这些是公众对于男性御宅族这一群体所贴标签。
笔者周围同样存在男性御宅族,相比起以上特征,笔者周围的男性御宅族除了更多关注日本宅文化,更喜爱呆在家中,除此之外的特征基本与公众所贴标签不符。
当然,“宅男”一词本身并无褒贬之意,但是人们的污名化,令“宅男”一词开始在不同于语境下出现不同的解释,甚至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成为了不修边幅、邈遢、宅在家里的男子形象代名词。
大众通常会采用戏谑化的方式制造污名,诸如使用"公务猿”(公务员)、"砖家”(专家)、"叫兽”(教授)、"呕像”(偶像)等网络词汇指称某些现实社会中的特定优势群体,—些特殊群体也被赋予“富二代”、“官二代”等带有人格贬损意义的标签。
这些词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施污者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某一类有着特殊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污名建构。
这种建构往往不需大费周折,社交媒体的匿名性,让多数施污者在其"庇护"下,敲击键盘即可完成对他人的污名化。
(二)自我与他者的区隔污名在笔者看来,其实是区分他者与自我的一个过程,是阶级不平等的结果。
刘绍华认为污名化是种社会过程,其形成可能是沿着不平等与权力落差的轴线发展,⑼同时也是公众在获取信息不全面而产生的结果。
污名往往与歧视分不开,污名的过程伴随着歧视,伴随着不平等对待。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污名他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获得个人的优越感。
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带来优越感,当心理上的不平等通过污名形式展现之后,同样也可以获得优越感。
(二)后真相下的污名“情感先行"已然成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标志。
2016年,"后真相”一词的走红在西方政治圈引起了骚动,事实本身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主体,公众情感的宣泄成为后真相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
后真相时代的特性加之污名化的社会过程,使得污名化在后真相时代变得越发容易。
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污名化在后真相时代下更为明显。
后真相时代下的公众,相对于客观事实,更容易将立足点加之于情感之上,人们不在乎真相为何,不会为了真相而寻找表象背后的逻辑关系,真相永远在人们抵达的路上,而不在于抵达的位置。
因2019年第8期(总第180期)|东畜传播22 9年第八期特别推荐I传媒与社会此当人们情感先行的时候,并不渴求真相,网络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会让民众在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容易产生误差或偏见。
于是污名化的出行显得尤为容易和明显。
在笔者看来,键盘侠可以说是后真相时代下产生的幕后"操手"O键盘侠在屏幕背后操纵着一切,他们不断为他人贴标签,在释放自身快感的同时,享受着评价别人带来的愉悦。
当然不仅仅在后真相时代,在刘绍华所描述的凉山利姆乡,乡民们存在着道德情感与常识的博弈。
就算是对艾滋病的基本情况有着一定了解的国家卫生人员,他们在面对利姆乡的艾滋病人时,同样也会对艾滋病患者及其感染者产生恐惧。
科学的客观常识经常难敌道德的主观认识。
1,01在利姆乡的艾滋宣传进入之后,原本并没有污名化的艾滋病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疾病,乡民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被硬性盖上了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疾病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