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视角下的《红楼梦》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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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从文学文体学视角鉴赏《红楼梦》第十七回的两个译本张珍煦 刘 冰【摘 要】本文以霍克斯以及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为目标译本,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总结了该译本中可供借鉴的翻译技巧,并从词汇、句子、篇章三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文体分析,得出以文学文体学角度分析其译本是可行的结论。
【关键词】文学文体学 《红楼梦》 风格翻译一、前言《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到世界各地。
红楼梦的两个最有名的英文全译本分别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的合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第十七回中主要人物的活动都在大观园里展开,以贾政、清客和宝玉观赏新修的大观园,拟题匾对为主线,让题对额变成两类人在文才诗思方面的实地考核,并对贾政及其门下清客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
本文将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着重分析第十七回两译本中对人物以及大观园的方位、建筑布局、山水特色的传神翻译。
二、文学文体学文学文体学是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基础上产生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体。
“文体”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体裁,技巧及风格。
确切的说,文学问题反映了文学作品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作者的独特气质和精神。
刘世生认为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对象是各类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和文学特点以及语言运用技巧。
文学文体学分为三个基本的研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文学体裁;第二个层次是文学语体,即句法,词汇,语音等方面;第三个层次是文学风格,即作者在创作作品时所显现出的基本特色。
翻译风格论研究的不仅是原语的风格表现手段,还包括如何使译文在与原语的对应中力求在风格表现上做到“恰如其分”、“对等”。
三、《红楼梦》第十七回翻译的文学文体学研究(一)词汇的选择词是组成句子的基本要素之一,选词的准确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译文翻译的质量。
赏析霍克思汉译英《红楼梦》好了歌与好了歌注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顶峰。
《好了歌》和《好了歌注》可以说是其诗词曲赋的代表作。
本文就霍译版的《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进行了一些赏析。
关键词:《好了歌》《好了歌注》赏析霍克思正文:《红楼梦》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它的语言艺术达到了一个极高极美的境界,而它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哲学更是博大深奥。
如何把这样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给有着不同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西方读者,无疑给译者出了一道巨大的难题。
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面对语言文化差异,将文本原作者的视界与本人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视界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视界,使原作获得了再生。
于是,“一部作品得以跨越时空,在译者特定的时空中得到认可,获得生命的延伸,起关键、中介作用的是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差异和主观能动性”。
[1] 霍克思成功地将《红楼梦》译介给了西方读者,有效地进行了中西文化交流。
他认为研究汉语不仅仅是研究一门外语,而是研究另一种文化,另一个世界。
《红楼梦》第一回跛足道人所唱的《好了歌》云:“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甄士隐听了《好了歌》后颇有感悟,并为之作注,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蜘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说甚么脂正浓。
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雾里看花终不同——浅析《红楼梦》的两大译文比较【摘要】“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具有恒久的魅力, 它在中国文化里产生、流传,在异域文化里也得到传播, 这主要是通过它的译文得以实现的。
迄今为止,已有多个译本,其中最为完整、最为成功的两个译本是杨宪益夫妇的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和霍克思(Hawkes)与闵福德(Minford)合作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这是由于两个译本的作者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所造成的。
本文通过对上述两个《红楼梦》的英文译本的实例进行对比,对两译本中的人名称谓、地名、诗词等的不同译法加以比较,从而分析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对翻译文化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比较文化差异翻译策略一、人名翻译在原著中曹雪芹给每个人物取名都可谓是独具匠心的,使其包含丰富的文化蕴涵和意味。
然而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使得译者很难在译语中全面准确地再现源语意义的情形。
再加上两位译者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势必会引起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再认识与再表达的不同。
例1:“老祖宗”、“贾母”杨译:0ld Ancestress,Lady Dowager霍译:Grannie, Grandmother Jia文中称贾母为“老祖宗”,是为了显示贾母在贾府中的最高地位,奉承这位家族地位最尊者。
杨译抓住了这一特征,突出了中国文化里“祖宗”受尊敬、有权威的至高地位,译得很贴切。
霍译仅仅译出了表层意思,不够忠实,因为这里的贾母并非一般意义上家庭中的老奶奶。
例2:“凤辣子”杨译:Fiery Phoenix霍译:Peppercorn Feng文中用“辣子”形容王熙凤,意在起到一语双关的效果,既表现出她外表火热、泼辣,又暗示她内心阴险、狠毒。
霍译比较贴切,起到了同原文一样的双关效果,而杨译只译出了表面意思,没有对王熙凤的内在性格进行暗示,所以有失忠实。
《红楼梦》诗词曲赋两种英译文的对比和赏折朱 晓 茜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是我国清代伟大文学家曹雪芹的传世之作,曹雪芹把复杂的生活现象成功地描绘下来,组成了一幅广阔的时代画卷。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在我国广为流传,在世界文坛上也颇受瞩目。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四种文字的53种不同译文在世界各地发行。
仅英文就有两种全译本,一种是英国大卫・霍克思(译前八十回)和其婿明菲尔德(译后四十回)的T he Story of the Stone;另一种是我国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 ansions。
霍克思在译《红楼梦》之前曾译有屈原、杜甫等人的作品。
他的中文修养相当好,不但能用中文写文章,而且还能写中国旧体诗。
为了潜心翻译《红楼梦》,他辞去了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职务,并且仔细研读过许多红学专家如俞平伯、吴世昌和赵冈等的著述。
杨宪益夫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翻译家,他们学贯中西,几十年如一日,密切合作,辛勤劳动。
除《红楼梦》外,还翻译过《阿Q正传》、《老残游记》等著作,共有上千万字的译著。
因此,霍克思、杨宪益这两个译坛高手的《红楼梦》英译本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兴趣和重视,并且受到一致称赞。
他们的译文好在哪里?有哪些不足?本文拟从两位译者对《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的翻译处理,具体地加以比较和赏析,以期总结其中的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七年第三辑经验与教训,供翻译工作者参考。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他小说也有把诗词组织在故事情节中的,比如小说中某人物所写的与某事件有关的诗等等,但在多数情况下,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
这些无关紧要的附加文字,删去后并不影响内容的表达,有时倒反而使小说文字更加紧凑、干净。
有些夹入小说的诗词曲赋,虽然在形容人物、景象、事件和渲染环境气氛上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总不如正文重要,有些读者不耐烦看,碰到就跳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
从英译《红楼梦》简析古典文学的不可译性摘要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翻译中存在着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
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出,源语与译语在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会造成语际翻译的困难,产生不可译性。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充满了艺术想象力和审美情趣,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可译而导致很多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文化特色随之消失。
关键词:《红楼梦》不可译性源语和译语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可译与不可译是一对古老的二律背反的命题,不可译性是一个连续体(clime)而不是一个的二分体(dichotomy)。
翻译等值关系取决于同一语境中源语和译语文本的互换性,取决于与语境实体相同的(至少是部分相同的)相关特征的关系。
卡德福德所说的互换性都与“该语境中文本的交际功能相关”,也就是说,“为了建立翻译等值关系,源语与译语文本都必须与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相联系”。
反之,“如果不可能把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建立在译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之中,就无法进行翻译,或者说出现了不可译性”。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就是很好的例子,曹雪芹对中国语言的精湛运用及对中国文化生动翔实地展现,造就了《红楼梦》在文坛不朽的地位。
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出,源语与译语在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必然会造成语际翻译的困难,产生不可译性。
一般来说,翻译中存在着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
一语言不可译卡德福德说语言不可译是指译语没有与原文文本对应的语言形式特征。
语言不可译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源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或单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2)源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
其中,汉语中的炼字、措辞、句式以及谐音、飞白和儿化韵都体现了语言层面的不可译。
下面仅从《红楼梦》谐音词翻译以及飞白翻译分析语言的不可译性。
1谐音词翻译“谐音”是《红楼梦》中最普遍的语音修辞手段。
这里的“普遍”之“最”,主要原因即曹雪芹有意运用谐音手法来起名,以寄托他对人物的爱憎褒贬之情,如:贾府四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系“原应叹息”四字谐音。
从《红楼梦》两英译本看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1. 引言在传统翻译观念里,译者主观能动性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他们遵从的是“文本中心论”。
人们往往认为,译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原文本和原作者,不得任意增添译者个人的主观因素。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这一因素被忽略。
如今,译者主体性对译作的影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在对比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英译本基础上,指出在对原文本的理解和处理上,两名译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而这种差异性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2.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是由文本、作者、译者、读者这四要素构成。
在对原文本(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基础上,译者才能更好地对原文本进行审美体验,以创造性的文字再现原文本的精神和实质。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即,在忠实于原文本的基础上,允许译者对原文本做出适当的叛逆,这种叛逆可以表现在语言、文化或文学性等方面。
3. 译者主体性查明建提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2003:1)。
换言之,在不脱离原文本的基础上,允许译者对译作一定程度上的叛逆,而这种叛逆正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4.《红楼梦》两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和霍克斯这两英译本,可看出两译者对原文本有不同的解读,采用了不同的选词、句式、翻译手段等,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4. 1两译者对书名的翻译《红楼梦》一书围绕贾宝玉所佩戴的一块石头展开,而这块石头见证了贾府的兴衰。
霍克斯将书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本整体的把握程度,这一译名合情合理。
相比之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其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是从全局考虑的。
文学翻译视角下的《红楼梦》赏析本文从文学视角赏析了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英文译本,对其译本中语言的运用,诗词、歌曲和酒令的翻译及文化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通过解析,提出作者的观点:译文不仅必须具有与原创作品一样的文学功能,而且要全面再现原文的审美意义,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充分领略原文的思想情感,这就是文学翻译的内在要求,因此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还要尽可能彻底地保留原作的美学价值。
标签:文学翻译;艺术意境;审美意义;美学价值《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
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
它对于研究我国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这部著作现在已经有各种文字的译本。
就《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来看,现在主流的译本有共有7种,本文笔者就霍克斯对于《红楼梦》的第二十八回的翻译,管窥蠡测,略探其翻译风格。
一、译者简介及《红楼梦》英译概况大卫?霍克斯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Waley)的学生,1948年至1951年曾在北京大学做过研究工作。
1955年以论文《楚辞的年代及作者考》获得博士学位。
曾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教授。
霍克斯在进行《红楼梦》的英译翻译的时候把《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分为五卷。
第一卷出版于1973年,名为“黄金时代”,共二十六回;第二卷名为“海棠社”,包括了从二十七回到五十三回;第三卷是从五十四回到八十回,名为“预兆”;标题为“泪债”的第四卷包括十八回。
最后的二十二回构成了霍译本的第五卷,标题为“梦醒了”。
二、赏析霍克斯的翻译(下简称霍译本)1、霍译本中语言的运用在语言运用这个层面上,古今中外的译家们都提出过各自的见解,如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鲁迅先生的“兼顾两面”论,钱钟书先生的“化境”,以及英国学者泰特勒的三原则和美国学者奈达博士的“对等”原则。
但对于文学翻译来说,仅仅忠实与通顺是不够的,其目标是全面再现原文的审美意义。
这样的目标决定了译者的翻译过程也是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
霍克斯在对《红楼梦》进行翻译的时候特别注重细节方面的理解和把握,在选词上能够通过使用恰当的词语来描述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
在本回的翻译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典型的例子。
如:在“Meditation on the fate of the flo wers had had led her to a contemplation of her own sad and orphaned lot,…”一句中,通过运用“orphaned”,译者形象真实地向读者展示了黛玉的身世及其当时的心境。
又如:在“ ‘Pshaw!’She said crossly to herself.‘I thought it was another girl,but all the time it was that cruel,hate——hateful…’”,在本句“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中的“短命”译者并没有翻译为”short-lived”或者在别的译文中出现的”wretched”,而是使用了” hateful”一词,在展示林黛玉对贾宝玉怨恨的同时又很清晰的反映出其内心世界中对于贾宝玉的爱意。
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顺,了解文章中的人物关系,在一些人称代词的处理上,霍克斯直接的把他们翻译为被指代的名字。
如:文中的“宝玉向黛玉说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中的“二姐姐”直接被翻译为“Feng”;“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中的“太太,老爷,姨太太”被译为”Sir Zheng,Lady Wang,Mrs.Xue”。
2、霍译本中有关诗词、歌曲和酒令的翻译文学翻译的过程中,矛盾先生认为应该分为三个步骤,理解,印证和表达。
理解是掌握原文所要表达的信息,正确的分析表层,挖掘深层。
印证既“通过原著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作过程,把握住原著的精神,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
表达则是在印证的基础上,运用合适恰当的文学语言,尽可能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形式,风格,使译文达到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再现原著的神韵和语言风格。
然而在《红楼梦》中,诗词,歌曲还有酒令随处可见,如何在领会原著的精神要旨之外,把其神韵、风格表现的淋漓尽致呢?笔者发现霍译本中霍克斯在对诗词方面的处理也是比较独到的。
中国诗词讲究的是句子工整,句式对仗,讲究押韵,霍克斯在翻译“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以及“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两句“葬花词”时,使用“attend”和“end”进行押韵,“fled”和“dead”押韵,比对原诗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中的“痴”和“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句中的“知”押韵,可见译者在处理的时候采用以[d]音结尾的词,和原文达到了一致。
又如宝玉的诗,“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霍译本中译为:Flowers in my eyes and bird-song in my ears,Augment my loss and mock my bitter tears.译者用押韵的” ears” 和“tears” 的押韵来反衬宝玉诗中的“左右”和“东西”有着异曲同工的妙用!此外,针对本回中的歌曲的翻译,译者在追求音美的同时追求它能给读者带来的感官上的美!如蒋玉菡在他做的酒令中所吟唱的歌曲:“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
度青春年正少配鸾凤,真也着。
呀!看天河正高听谯楼鼓敲剔银灯同入鸳帏悄”A mischievous bundle of charm and love,Or an angel comes down from the sky above?Sweet sixteenAnd so green,Yet eager to see all there is to be seen.Aie aie aieThe galaxy’s highIn the roof of the sky,And the drum from the tower sounds the midnight hour.So trim the lamp,love,and come with meInside the bed-curtains,and you shall see!原歌中作者使用“娇”“ 霄”“ 少”“ 着”“ 高”“ 敲”“ 悄”几字进行押韵,使得整个歌曲一唱三叹,颇有韵律,霍克斯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则使用“love”与“ above”,“ sixteen”,“ green”和“ seen”,“high”和“sky”,“me”与“see”分别押韵,达到了原歌曲的效果。
酒令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其形式丰富多彩,如投壶猜枚,联诗对句,拆字测签,猜拳行令等,或遣词造句,或意义通联,或妙语双关,或双声叠韵,或顶针回环。
真是变化万千,在翻译本回中的酒令时,译者也通过运用韵律的手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使外国人对中国这一传统的娱乐手段有所了解。
3、霍译本中的文化倾向性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因此翻译需要进行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两者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这就注定它们之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等。
在汉语译成英语时,由于文化的载体改变了,就会出现两种情况:首先,译入语没有相应的词语来承载源语种的文化因素,形成词语空缺。
其次,译文受众缺乏原文的汉文化背景知识,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译文,造成误解。
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对原文蕴含的文化知识在译文中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在对异族文化中容易造成误解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转换,使读者有效地跨越了文化的障碍。
(1)霍译本中有关人名的翻译。
在读霍译本的时候,笔者发现霍克斯在翻译人名的时候没有按照一般方法直接地按照汉语拼音进行翻译,而是创造性地在使用更加符合欧美人风格的名字的同时,将名字的寓意翻译了出来。
如:贾宝玉的丫环和小厮的名字的翻译“晴雯”被翻译为“Skybright”(天晴),袭人被译为“Aroma”(香气),焙茗被译为”Tealeaf”(茶叶),锄药被译为”ploughboy”(耕童)。
通过这样翻译贾宝玉的丫环和小厮的名字,霍译本不仅仅符合了原作名字本身的含义,并且使不具备一定《红楼梦》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在符合其自身的文化习惯的前提下,能够了解著作一定的文化内涵。
值得一提的就是译者对于“琪官”和“紫绡”二人名字的翻译。
“琪官”是蒋玉菡的艺名,因此在文中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使用了“Bijou”。
“Bijou”一词来自法语意为“珠宝”,通过使用法语单词,译者更好的增加了一定的艺术氛围,也便于读者去识别小说中的演员。
关于贾宝玉的另外一个丫环“紫绡”的翻译,“紫绡”是曹雪芹在构思时所想使用的贾宝玉的四大丫环的名字,但是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曹雪芹把贾宝玉的四大丫环命名为“袭人,晴雯,麝月,秋纹”。
可以说霍克斯是对《红楼梦》全书有着较为明确的了解和探考,因此在霍译本中把“紫绡”一名翻译为”Ripple”(波纹)。
(2)有关颜色的翻译。
霍译本中有关颜色的翻译在本回中体现的并不多,如在翻译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的时候将其译为“Green Delight”,在提到贾宝玉的丫环红玉和蒋玉菡的大红汗巾的时候转而将“红”译为“crimson”。
颜色词“红”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等,然而在英语中,红色则是更多的和暴力、流血联系在一起。
霍克斯明确的意识到这种差别,深刻理解“红”的含义,将其译为“green”或者“crimson”,从而避免了与外国文化得冲撞。
(3)霍译本中有关宗教用语的翻译。
在本回中有两处提到了“阿弥陀佛”这个佛教用语,霍克斯在翻译的时候把它们分别译为“Blessed name of the God”和“Holy name”。
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这两句话是典型的基督教用语。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比较迷信,一般都信奉佛教,因此在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讲,他们很容易通过对“阿弥佗佛”的用法的理解来明白说话人的心境。
但是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来讲,如果把他们译为“Buddha”,他们则可能很难理解。
因此霍克斯直接把它们译为为西方人所熟悉的日常用语,以便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文中的本质含义及所想表达的思想。
综上来看,霍克斯在翻译的时候强调对于原文的整体把握,并且渗透了不少文化因素在其中,以便译文受众者更好地理解原著的精髓。
三、结束语文学翻译不单单是事物概念和情节的记叙,更具有吸引读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不仅要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还要尽可能彻底地保留原作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