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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六经：庄子提及。

诗书礼易乐春秋。

唐代九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礼的注书汉代才出现）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易、诗、书宋代十三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礼的注书汉代才出现）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易、诗、书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竹简：策木牍：方文→独体字→合体字（字）单音节→双音节词（汉代始）汉字产生新字的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字”合体字铁云藏龟：1902年，王懿荣长子王汉甫将家中甲骨全部出售给刘鹗。

刘鹗又通过其他途径继续收集甲骨，总计收藏超过5000片。

1903年，他从中选出1058片编为《铁云藏龟》，石印出版，是我国商代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

甲骨四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

史籀篇：《说文·叙》：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宣王即西周末年的周宣王（前827—前782）。

大篆十五篇即史籀篇。

西周三大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毛公鼎。

象形：形体完全依据物象构造，是物象的真实反映亚象形：形体表面上的象形，实质上已不能完全物象，是表物象形体向表音义形体转变的过渡。

守丘刻石：战国时期中山国刻石。

三晋书体。

现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刻石为一天然河光石，在其一侧的平整处竖刻文字2行，共19 字，右行有一合文，是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为敬告后来的贤者而刻制的。

鸟虫书：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一种美术字体。

铜器上有时用鸟虫书作为文饰，常见于戈矛剑之类，都是吴、楚、宋、蔡、越国之物，从地理上看鸟虫书大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侯马盟书：1965年12月出土于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此地为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新田”所在地，盟书距今2400多年。

遗址共出土玉石片5000余件，有字可识者600多件。

石质盟书以圭形为主，玉质盟书有圭形和璜形两种。

温县盟书：1980年3月至1982年6月发掘，地在今河南省温县。

共有十六坑出土书写盟书的玉石片，总数达1万余。

盟书用毛笔书写，字迹为黑墨。

玉石片多为圭形、简形。

此前于1930年、1935年，1942年在此地多次出土圭形石片，后流散。

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沁阳盟书”11片，也是此地出土的。

温县盟书的时代与侯马盟书相近，也在春秋末期，主盟者为晋国的韩氏。

秦駰玉牍：玉牍共两件，双面有镌刻和朱书文字，两件文字相同，单件文字299字，器主駰即秦惠文王“驷”，属战国时期遗物。

内容是秦駰久病不愈，向华山之神祷告之事。

诅楚文：是北宋时在今陕西凤翔发现的秦刻石，原本有三石，今皆亡佚，拓本也不存，仅有摹刻本。

有字300余，时代为战国后期。

帛书：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帛书是被盗掘的，今存美国。

帛书有五种，关系不明，最大的被称为“第一帛书”，帛书原物略成方形，中间有正反方向颠倒的两大段文字，一段13行分3章，通常称为《甲篇》，另一段8行也分三章，通常称为《乙篇》，两篇各有长方形分章符号。

帛书外层除彩绘四木、十二月神图像外，还有12段文字。

每段结尾都有朱色长方形符号，其后另有月名和小标题，通常称为丙篇，三篇文字基本完整，加上合文和重文，共计961字。

甲篇言天灾产生原因，乙篇言创世神话，丙篇言十二月神宜忌。

《说文》古文：《说文解字》标明的古文形体是500多个。

《说文·序》：“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

又北平侯张仓献《左氏春秋传》。

”说文古文三个来源：①孔子壁中书②张仓献《春秋左氏传》③许慎所见到的出土铜器铭文孔子壁中书：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焚书时在壁中的书籍。

熹平石经：东汉末年的汉灵帝熹平四年命蔡邕校正经典文字，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刊刻于石碑之上，立碑于洛阳太学，后称“熹平石经”。

三体石经：东汉以后，由于古文经盛行，魏曹芳正始年间，又用不同字体刊刻经典于石碑之上，同样立碑于洛阳太学熹平石经之旁，后称为魏“正始石经”或“魏石经”，魏石经大体上是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刊刻的，故又称为“三体石经”。

汗简：北宋初年，郭忠恕采集各种资料中的古文字形，汇编成《汗简》一书。

全书共七卷，共收2961个字，其征引的71种资料，95%今已佚失。

古文四声韵：北宋庆历四年，夏竦以《汉简》为基础，增加古文材料，编成《古文四声韵》一书，全书共5卷，所收字以《切韵》四声分类，每卷之中又按韵排字，故名“古文四声韵”。

据统计此书收古文（包括隶定古文）9000余字，共引用资料98种。

敦煌遗书：清代以来发现的敦煌古文献，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17窟藏理洞发现的最多，其它还有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发现的等等。

敦煌遗书总数超过5万件，其中汉文写本4万件以上。

其中五分之三在国外，中国仅存约2万件。

遗书年代上起东汉，下至元代。

北朝以前的字体基本为隶书，南朝及隋唐五代宋写本为楷书或草书。

敦煌遗书包括5～11世纪间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

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最早的为406年(西凉建初二年)，最晚的为1002年（宋咸平五年）。

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

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

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

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

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

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

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

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

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

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

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

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

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

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

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

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

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

吐鲁番文书：1959年到1975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县火焰山公社阿斯塔那村北和啥拉和卓村两地先后进行了13项发掘，共发掘晋代至唐代墓葬400座，共出土2700多件纸质文书。

其中，晋十六国时期的文书100多件，割据的高昌王朝时期700多件，唐代至少1700多件。

主要是汉文﹐其次是古粟特﹑突厥﹑回鹘﹑吐蕃文等。

据文书记年，最早的是西晋泰始九年（273），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前后历时五百年在这批资料已编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全10册，已在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等教经卷四大类﹕就目前所知﹐大部分均在国内。

吐鲁番文书除少数作为随葬品的文书较为完整外，大部分残缺不全，这是因为这些资料是作废纸剪裁或死者穿戴的鞋靴，冠帽，腰带和枕褥，棺拆等入葬的。

《字样》残卷：本卷见于斯388号，卷首残缺，无书名和作者名，其后为郎知本的《正名要录》。

周祖谟认为本书“是根据颜师古的《字样》进一步有所考定补充的。

主要是辨别形近义异和别体俗书，指明何者为正字，何者可以通用，一以《说文》、《字林》为定”；其书写的时代“当在唐高宗或武则天之世”。

至于其是否为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周氏认为尚难确定。

而朱凤玉、张涌泉则皆认为应即杜书的残卷。

《正名要录》：本卷接抄于上揭《字样》残卷之后，字迹相同，当系同一人所抄。

书名下题“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

周祖谟指出《正名要录》“是一本分别古今字形的正俗和辨别音同字异的书”，包括比较隶定字与通行楷体笔画的异同、刊定正体与俗讹、辨正楷体与别体、定字形、定古今异体字、辨音同义异字六部分。

张涌泉说：“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已在该书中被载录，如怜、床、粮、断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后人不甚了然的俗字在该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时要字样》：凡存三个写卷，即斯6208、斯5731、斯6117号。

斯6208号有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分类抄录事物名称的字书残页，后一部分即本书残片，首行题“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第□(三)”，所存皆去声字。

斯5731号残卷首为去声字，与斯6208号相衔接，周祖谟以为系同一抄卷断裂为二，极是。

斯5731号凡存三十九行，后二十五行为入声字，入声字前题“时要字样卷下第四”。

周祖谟据此推断全书当为两卷，上卷为平声字和上声字，平声为卷上第一，上声为卷上第二；下卷则为去声字和入声字，去声为卷下第三，入声为卷下第四；所谓“时要字样”和“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实系同书异名。

《一切经音义》：隋仁寿元年（601年），颜之推、陆法言等撰成《切韵》一书，凡5卷，共收12100余字。

王仁昫在其基础上又进一步整理增订而成《刊谬补缺切韵》，除对《切韵》加以刊正、补注义训外，还对本字俗体等加以辨析，周祖谟先生云：“本书所载的唐代的通俗字体相当完备，可作为一部唐代通俗字典来看。

”《干禄字书》：唐颜元孙撰，后为颜真卿书写刻石，广为流传。

其例以四声隶字，同声调的又以二百六韵排比字之后先。

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赅。

《干禄字书》是收录唐代俗文字的一部字书，对于研究近代汉字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经文字》：张参撰。

大历十年六月张参奉诏校勘五经文字，并且书于太学屋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