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电影电视文化

一、张艺谋电影中的性和暴力与女性形象塑造之间的联系、特点及其文化意义联系：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性和爱是人最根本的需求,所有能打动人的影片都不能缺少这两个因素,张艺谋的电影尤其如此。

他擅长表现在森严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女性对爱与性的自由的渴求。

女性总是和暴力与性相伴随的，她们的命运坎坷，深受封建势力的毒害。

在封建因素的压迫下女性不得不屈就于强势的男权，但是越是妥协，他们的地位就越低下，命运就越悲惨。

但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她们越受暴力威胁越勇于反抗，虐待到极致，反抗的越猛烈。

张艺谋善于地在悲剧中,在女性处于极度摧残中表现她们的抗争之美,就在于“将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任何一个熟悉张艺谋电影的观众都强烈感受到红颜色在他电影中的显著地位。

红颜色可以说在张艺谋电影中随处可见：红高粱、红灯笼、红棉袄、红辣椒，《菊豆》中的红染布，《英雄》中在金色树叶中飞舞的两位侠女的红衣，《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为空教室所贴的红剪纸。

红发卡，上梁时所用的红布。

红色的物体成为画面中的亮点。

不仅使整个画面显得生动活跃．更重要的是红色所产生的崇高感显示了张艺谋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红颜色为血和火的颜色,它代表了对幸福和理想的向往。

同时也代表着暴力与情欲。

这种红色是一种意义的承载。

《红高粱》中“九儿”是张艺谋电影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我奶奶”的形象成功地转化为一种符号,象征着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尽管父母把九儿下嫁给有麻风病的酒坊主人,但她一开始就没有压抑自己的欲望,从在轿帘中偷看轿夫赤裸的汗背,到对劫匪灿然一笑反而威吓了对方,一直到对“我爷爷”的一见钟情。

很多人一定不会忘记“野合”这个经典场景:在高亢的唢呐声中,火红的高粱摇曳舞动,“我奶奶”穿着红棉袄在高粱铺就的席上仰面躺下,“我爷爷”仿佛祭拜仪式一样跪在她的面前…….人还原为真正的人本身,服从自己的自然属性,表现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彻底释放生命的激情! “我奶奶”的形象比“我爷爷”更加光彩照人,她在危难时挺身而出独挡大局成为烧酒坊的女主人;她不忍让顺从,面对外族的侵犯挺身而出号召村里的男人为刘罗汉报仇。

⾹港电影发展史⾹港电影发展史 ⾹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港开始，1895年12⽉28⽇，法国⼈路易.卢⽶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埃尔⼯⼚的⼤门》、《⽕车到站》、《⽔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

这⼀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埃尔的助⼿来了⾹港放映这些影⽚，⽽电影就是这样传⼊⾹港。

⾃他离开后，⾹港电影直⾄1898年才再有活动。

1903年，⾹港放映过⼀些很短的纪录⽚，每次放映⼗套以上。

直⾄1903年10⽉5⽇，⾹港才有整部故事⽚公映。

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即同记办馆⾯前，准⼗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部名⽚《基督的受难》。

1907年，⾹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港电影事业的第⼀个⾼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港拍摄的⼀部默⽚谐剧。

该⽚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的主⾓，故事讲述⼀个⼩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

剧情⼗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港摄制，却并⾮⾹港电影公司的作品。

该⽚出品⼈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港出品的第⼀部故事⽚《庄⼦试妻》，并因⽽催⽣了⾹港电影事业，⽽黎民伟更被誉为「⾹港电影之⽗」。

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徵⾹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黎民伟是⼴东新会⼈，他曾拍摄反映孙中⼭在⼴东的⾰命活动、北伐、淞沪抗战等中国近代史重要事件的纪录⽚《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1913年起，他拍摄了⾹港第⼀部故事短⽚《庄⼦试妻》、第⼀部故事长⽚《胭脂》、第⼀部新闻纪录⽚《中国竞技员赴⽇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开办⾹港第⼀间华资影院“新世界戏院”、创⽴⾹港第⼀间制⽚机构“民新制造影画⽚公司”……。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港的第⼀部故事⽚《庄⼦试妻》在1913年出产，是黎民伟、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港片三缘三爱作者：来源：《北京广播电视报》2017年第32期作者李爱社谈及对香港电影的观感和印象，不能不提到我看过的三部影片，它们曾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爱国观、爱憎观和爱情观，为何这么说，那是由于这三部影片传达的内容和价值观所决定的。

记得首次看香港影片，还是一部由鲍方执导并主演的电影。

一改过去“八个样板戏”的程式化和政治化，在让我接受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欣赏到了有历史传统的屈原形象。

鲍方的表演，与其说是饰演一个历史人物，不如说是在演绎一个道德完人，不仅如此，这样的人，基本上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屈原，尤其是片中的主题曲《橘颂》，曲调悠扬、含义丰富，至今都依然萦绕在耳畔。

在那个时期，《橘颂》是较早听到的有内涵、有思想、有品位的歌曲，片中婵娟弹筝演唱的《橘颂》，可以说清音缭绕，字字珠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记得影片用中远近、特写镜头分别展示屈原和婵娟的表情，一个是词作者的忧伤和悲愤，一个是演唱者的清纯和阳光，影片将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随着香港和内地文化交流的增多，又先后看了更多的香港影片。

如果说《屈原》是爱国影片，不仅让我感受到香港人所表现的爱国情，另外一个片子，还让我看到香港人的爱情观。

记得看过一部叫作《巴士奇遇结良缘》的影片，不仅对片中表现的爱情观印象深刻，还对当时香港严格的管理制度记忆深刻。

每到发车点，不管司售人员在干什么，必须保证到点发车和运营。

有个镜头：对待售票人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的老师傅，身体不好，但是，到了发车时间径直把车从车场开出去，售票员连忙把最后一口饭扒拉到口里，将空碗抛给下面同事，一面吞咽饭菜，一面在票台上售票，感慨他们那种时间观念和敬业精神。

后来，我迁居到北官厅一个车场的总站，看到我们如何调度车辆和对待时间的，就又有了与香港彼时的时间观念和敬业精神的对比。

香港与内地文化之比较——香港与内地媒体文化对比近年来，香港与内地文化联系日益密切。

香港电影、流行音乐以及文学作品在内地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也带来香港文化在内地的风靡，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得不归功于香港媒体的强大的影响力以及港媒与内地媒体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

发展状况：作为亚太区的资讯中心之一，香港传媒业的发达令人称奇。

拥有60多种报纸，平均每4人每天购买1份报；有600多种期刊，每万人阅读1种；有2家广播公司，94%的港人仍保留收听广播的习惯，人均每天收听时间达2小时12分；有5家电视台，人均每日收看电视时间不少于3.7小时。

香港的文字传媒和电子传媒几近与欧美同步发展，如今在诸多方面已赶超欧美，走在世界前列。

因此香港媒体对海外辐射能力很强。

一些重要报纸如《明报》、《文汇报》、《大公报》在北美、欧洲或者东南亚华人地区发行海外版，以凤凰卫视、TVB为代表的香港电视台也制作了大量的专题和方艺节目销往港外。

内地传媒产业近年来的发展也可谓是风声水起，360多家地面频道，出版期刊9549种，报纸数量接近2000种。

但媒体节目、报道的质量还亟需加强，媒体的群众影响力也有待提高。

新兴传媒还始终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后还需要大力发展。

报道风格：港媒报道时多以社会新闻作头条，报道多夸张渲染，语言风格犀利。

如今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香港某报纸头版便以“他妈的”表最严厉抗议。

以斗大“他妈的”三大字，作为头版标题，配以巨幅照片，质疑和谐号出事后，相关单位态度的草率、轻蔑，体现了港媒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香港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化长期浸染的地区，香港人对香港以外的新闻的关注正在衰减。

除非有重大国际新闻波及香港人的生活，香港报纸上清一色“港闻”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很难改变。

香港的记者大多年轻，出道时间不长，但“港记”的敬业精神令人称道，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会追逐官员和名人，他们都会提当下最热点的问题，哪怕提问对象与问题“八杆子打不着”，比如，分管医疗的官员会被追问如何看待“三三四”教育改革。

电影与电视剧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电影和电视剧是当今文化传播的两大重要载体。

它们不仅是娱乐的重要元素，更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途径。

在当下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和电视剧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正在不断扩大，给人们带来了丰富而多彩的生活。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谈谈电影和电视剧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推动文化交流电影和电视剧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化形式，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它们在世界各地日益受到欢迎。

好的影视作品能够通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人们互相了解、交流和学习。

例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受到全球各地影迷的追捧，而中国的电视剧也进入了世界市场，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

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观众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精彩故事和生活方式，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二、传播价值观念电影和电视剧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人类和生活的认识和价值观念。

好的影视作品可以引导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和思考方式，帮助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仰。

例如，《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就以情感和家庭为主题，通过描绘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强调亲情的重要性，呼吁珍视亲情和家庭。

这种良好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倡导。

电影和电视剧对于塑造社会文化风貌，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拓展文化领域电影和电视剧还通过拍摄原创故事、改编文学作品等方式，不断创造并拓展文化领域，丰富了人们的审美和文化体验。

好的影视作品可以激发人们对于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增强他们阅读文学、了解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例如，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通过电视剧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触传统文化。

电影和电视剧的创造，可以使文化得到新的解读和再现，拓展了文化领域和文化内涵。

总结而言，电影和电视剧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不仅可以推动文化交流、传播价值观念、拓展文化领域，更可以让人们了解和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

香港邵氏电影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体现——以李翰祥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张璐璐【摘要】香港邵氏电影非常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挖掘。

1965年，邵氏公司导演李翰祥的电影《梁祝》，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中国人情感的含蓄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传统文化已融入其影视文化之中，并在与影视艺术的融合中，不断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由此说明，中国影视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才能不断发展与进步，并逐步走向世界。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年(卷),期】2012(000)008【总页数】3页(P109-111)【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梁山伯与祝英台》;邵氏电影;香港;传承;传统文化内涵;影视文化;《梁祝》【作者】张璐璐【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909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香港邵氏电影非常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挖掘。

1963年，邵氏公司导演李翰祥的电影《梁祝》，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中国人情感的含蓄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传统文化已融入其影视文化之中，并在与影视艺术的融合中，不断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由此说明，中国影视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才能不断发展与进步，并逐步走向世界。

上世纪60年代，是香港邵氏电影的黄金时代。

邵氏公司李翰祥导演的《梁祝》一经上映，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该片在第二届香港金马奖上将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片、最佳女主角、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收入囊中。

而剧中饰演梁山伯的凌波，由于其精湛的表演，获得了当年金马奖专门设立的最佳演员特别奖，这也是该奖项的第一次设立和颁奖。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体现（一）邵氏黄梅调与《梁祝》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中国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戏曲综合了多门类传统艺术的元素，并受到传统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如从诗歌中引进了“意象”、“意境”、“趣味”，从绘画中引进了“神似”、“形似”、“虚实”，从小说中引进了“真假”等等各种美学理念。

试看香港僵尸电影中传统伦理的渗透作者：王昊郑玉倩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3期摘要：香港僵尸电影是香港影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和代表片种。

而且中也蕴含着中国传统伦理的渗透，其特征分别为传统突破与重组、女性缺席与脸谱化、宗教渗透与杂糅、和武侠精神缝合四个方面。

这种道德的暗含也是支撑其叙事结构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香港僵尸电影；传统伦理；秩序重组作者简介：王昊（1990-），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戏剧与影视学13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影视艺术批评。

郑玉倩（1988-），女，内蒙古通辽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广播电视专业13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影视艺术批评。

[中图分类号]：I23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3--01香港僵尸电影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的出现是香港影坛的一道独特风景，也成就了其辉煌时代。

近年来，香港影坛正试图重振僵尸片的雄风，然而结果却差强人意。

香港僵尸电影集武打片与传奇片的特征为一身，背景通常设置在清末民初，其中蕴含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是支撑叙事与人物塑造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因此，香港僵尸电影与中国传统伦理之间的关系便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其中，香港僵尸电影中包含的传统伦理道德特征归纳为传统突破与重组、女性缺席与脸谱化、宗教渗透与杂糅、和武侠精神缝合四个方面。

1、传统突破与重组香港僵尸片通常属于鬼怪灵异片范畴内，它的出现结合了香港本土特色与西方吸血鬼影片的特征。

早在1974年，邵氏电影公司就出品了一部以“湘西赶尸”传说为题材的影片——《七金尸》，这部影片不仅与英国公司携手并且由英国公司指导，并且加入了吸血鬼元素，足以见得西方元素对僵尸片影响之大。

但经历过这部《七金尸》后，电影人发现观众对于这种过于杂糅的鬼怪片并不买账，票房凄惨。

直到六年后，洪金宝开创了“灵幻功夫片”《鬼打鬼》，将民间传说的茅山法术与僵尸题材相融合，成为僵尸片鼎盛发展的开端。

港台电影浅析一、香港:东方“好莱坞”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电影技术前卫、风格多样，表、导、摄人才辈出，其作品不仅令亚洲同行羡慕不已，甚至让影坛霸主好莱坞也大加赞赏，使香港最终赢得了“东方好莱坞”的称誉。

与内地和台湾电影相比较，香港电影最鲜明的两个特点是商业化和都市感。

香港电影的运作机制始终以大众品位和商业利益为轴心。

任何一类片或一位导演都必须经受票房的检验，仅仅艺术精湛但无市场效益决不被认同。

譬如新锐导演徐克的处女作《蝶变》和气候的《地狱无门》虽然在艺术上前卫，在技术上实验，但却叫好不叫座。

为了在行业中真正站稳脚跟，徐克迅速改变拍片策略，以一部亦庄亦谐的《鬼马智多星》获得了新秀地位。

在香港电影的历史系列片中，动作片、鬼怪片、文艺片、喜剧片、历史片都已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技巧处理令同行啧啧称道。

香港电影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肇始于70年代末的“新浪潮”运动，70年代以前的香港电影艺术制作粗糙，技术水准低下，这时一批海外归来的电影学子图变求新，纷纷从电视转向电影，以锐不可当之势掀起一股重建电影的巨浪，为奄奄待毙的香港影坛注入起死回生的强心剂。

持续了五六年的“新浪潮”运动为香港电影史留下一批优秀的实验性艺术作品，如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章国明的《边缘人》等。

作为当代香港电影的中坚，吴宇森、徐克、王家卫、关锦鹏都为影坛带来了值得细细品味的艺术影片。

吴宇森把中国传统情感和武打元素相结合，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英雄风格。

徐克1979年以《蝶变》问世，其诡秘莫测的影像风格使同仁为之镇定，1981年拍摄的《鬼马智多星》，叫好又叫座，开创豪华型喜剧样式；了983年以《新蜀山剑侠》轰动影坛，为香港培养出第一批现代特技制作任；1986年出品《英雄本色》，掀起“英雄片”热潮；同年指导的《刀马旦》脍炙人口，好评如潮；1987年拍摄《倩女幽魂》，带动了聊斋鬼片的亚洲风行；1990年的《笑傲江湖》和1991年的《黄飞鸿》使香港的古装武侠片全面复苏。

讲华人故事 用文化感染世界——专访香港卫视执行副总裁钱国华本刊记者 钱林霞钱国华11月10日，第23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暨第4届深圳青年影像节上，钱国华荣获“十年十佳导演奖”。

二十年前，适逢香港回归，他的纪录片不仅为大陆人了解香港打开了一扇窗，同时也记录了一代杰出香港华人的记忆。

二十年间他和他的团队从未停止过对国内国外华人的报道，从专访名人到社会热点，以独特的视角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用镜头记录传播中国人的故事记者：首先恭喜您获得“十年十佳导演奖”，记得您纪录片的成名作是1998年拍摄的二十五集的《中华儿女—香港篇》，已时隔二十年了。

当年您采访了香港回归时很多政界、商界和艺术界的杰出人士，是什么缘由使您去拍这部纪录片，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钱国华：当时香港刚刚回归，深港之间文化界的联系也多了起来。

有一次我参加香港文化界庆祝回归的国庆活动，在那天晚上的酒会上，同桌的一个女诗人有一首诗是专门歌颂祖国的，大家聊得很开心，她说“钱先生，你的普通话比我好多了，我这首诗请你到台上帮我去朗诵吧。

”整桌人都鼓掌让我去朗诵，于是我就上台把这首诗念完。

刚刚走下来，有一个人就把我拦住了，他就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宣传部刘部长。

他建议我拍一个纪录片，记录一下香港像范徐丽泰、汪明荃这些杰出人物简介：钱国华，香港卫视执行副总裁，中国侨联海外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深圳影视产业联合会副会长。

影视导演、制片人、出品人，曾任职深圳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

香港回归之时，拍摄了25集电视纪录片《中华女儿--香港篇》，采访了范徐丽泰、汪明荃等２０余位香港知名成功女性，该纪录片先后在全国１８0多家电视台播出，获得当年中国纪录片一等奖。

其代表作品还有《全球华人纪实》、《选择的震荡》、《点亮一盏灯》，电影《六扇门》《国境线》《秘密潜入》等，著书《走近香港名女人》，主编大型丛书《深圳四大支柱产业崛起》等。

香港卫视执行副总裁钱国华（右）接受本刊记者、副总编辑钱林霞专访的女性，她们为回归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