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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方法浅析第一篇：质性研究方法浅析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教育研究工具——“质的研究”方法浅析现行的教育环境下要求广大的教师做研究型教师，可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啊。
据笔者调查，现如今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真正潜心做研究的可谓凤毛麟角。
究其原因有二：一来是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偏低，平均为大专水平，对于专业的研究理论和技术基本一无所知，多数人对于“研究”态度还是敬而远之；二来，教师基本的教学工作任务过于繁重。
备课、上课，各种读书笔记、业务积累，每学期还要准备常规检查的材料，如此种种已经让老师们应接不暇，哪还有心思潜心研究？如此反复的工作量，只会让老师们产生职业倦怠感。
如何让老师们从繁琐又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走上幸福而又充满乐趣的研究之路呢？我认为，还是先消除老师们对于做研究的误解与迷茫，然后再让其了解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最为重要。
说起做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而作为教师的教育研究，也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教育研究可以看成是教育工作者对待教育的一种态度。
是教师在走上讲台之前，了解学生，对已有的教学内容经过恰当的筛选和加工，然后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这样的一个过程。
狭义的教育研究隶属于规范研究，是基于一定的观念、方法和途径对教育问题的一种探究、研讨过程。
对于广大的中小学教师而言，由于直接面对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所以研究主要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表现为行动研究或实践研究，其目的是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即“质的研究”。
对于质的研究国外学者这样定义：西方学者伯格（Berg）指出：所谓“质”，是指一件事物是什么（what）、如何（how）、何时（when）、和何地（where）等意义，其本质是非常暧昧不清的；邓津（Denzin）与林肯（Lincoln）也指出“质的”一词，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意涵；斯特劳斯（Strauss）指出：质性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验证或推论，而是在于探索深奥、抽象的经验世界之意义，所以研究过程非常重视研究对象的参与及其观点之融入；同时，质的研究对于研究结果不重视数学与统计的分析程序，而是强调藉由各种资料收集方式，完整且全面地收集相关资料，并对研究结果做深入的诠释。
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深入理解质性研究凌建勋凌文辁方俐洛1摘要2质性研究是采用自然探究的方式,从自然观察的行为中收集所需的资料,并由观察与深入分析的过程来探究现象的发生及特定现象所蕴涵的社会意义。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都是获取真知的手段,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将更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
1关键词2质性研究;量化研究;社会科学1中图分类号2C31文献标识码2A1文章编号21000-4769(2003)01-0151-03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与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基本研究模式。
长期以来,量化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量化研究本身的不足以及在应用中存在许多问题,使得人们开始反思这一牢固的研究传统。
20世纪50年代以来,质性研究开始崛起,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其应用层面也日益广泛起来。
随着质性研究的深入,许多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完善,所以,在这个时候对质性研究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与研究模式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社会科学0不是单指社会学而言,而是指以社会环境中的个人、群体以及由其互动与时间延续而构成的社会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类学科,其中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等等。
中国的社会科学诞生于19世纪末,/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0112。
究其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科学的建设几乎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像西方那样,有传统而深厚的哲学思维作为指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学科都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0、/唯心的0,因此而受到打压。
8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处于一个补课的阶段,大量引入西方量化的研究方法,通过几十年的发展,量化研究已经处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模式中的主导地位,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质的研究方法名词解释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用于探究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现象和内在意义。
与定量研究方法不同，质的研究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描述、解释和理解，而非仅仅依赖于数量数据和统计分析。
质性研究方法通过采集和分析文字、图像以及观察和访谈等质性数据，从而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复杂与深层次意义。
质性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深入了解社会现象的途径，通过对社会现象背后的动机、感受和经验等进行细致的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使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例如观察、访谈、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等。
观察是质性研究中最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之一。
观察者通过亲身经历，以及记录和分析事件、行为、环境等细节，来揭示社会现象的特点和内在意义。
观察可以分为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察两种形式。
参与观察是指研究者以成员的身份参与到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中，与其亲密接触并记录所见所闻。
非参与观察则是研究者以观察者的身份观察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并尽量不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访谈是质性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者通过与被研究者面对面的交谈，获取其对于社会现象的看法、经验和观点等信息。
访谈可以分为结构化访谈和非结构化访谈两种形式。
结构化访谈通常采用预先设计好的问题，通过固定的顺序进行问答，以确保研究对象能对同一问题进行回答。
非结构化访谈则相对自由，研究者可以根据被研究者的回答来调整问题，以更深入地了解其思想和感受。
另外，文本分析也是质性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通过对书籍、文章、文件、广告等文字表达形式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者可以探究其中的隐含意义和文化价值观。
文本分析可以利用定性分析软件进行量化分析，也可以进行主题分析、语义分析、叙事分析等形式，以归纳和总结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
除了上述方法，质性研究还可以采用案例研究、民族志、个案分析等方法来深入研究社会现象。
这些方法通常会充分利用研究者的情感和主观感受，以了解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2016-09-29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 文章来源：民族教育研究 2016 年第 4 期第 27 卷 作者：王富伟 [ 摘要 ] 质性研究方法与教育研究有着天然的亲和性。
但学界对于什么是质性研 究， 它具有什么基本特征， 应用时遵循什么基本解释逻辑等问题并没有形成恰当 理解。
利用“制度化”概念，本文对质性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定量 研究进行了横向比较， 在此基础上将质性研究界定为 : 研究者在对自身参与保持 反思之下对特定情境进行系统的意义探究， 并指出它具有多样性， 重视情境、 研 究关系和意义探寻， 以及遵循个案式解释逻辑的基本特征。
本文认为具备这样特 征的质性研究将有助于探究教育事实，促进对教育变革意义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 ] 质性研究 ; 制度化 ; 个案式解释一、问题的提出质性研究方法与教育研究有着天然的亲和性。
这不仅仅是指众多教育研究者理解质性研究———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偏好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乃至其中的一些杰出者对这一方法的贡献超出教育学界进而扩大影响至社会科学界; 也不仅是指教育一线实践者往往利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并对实践问题进行反思和改进; 而且更是指两者在精神气质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当教育过程不只强调技术和技巧，而是更为注重情感和价值，质性研究过程也强调价值涉入和道德意向; 而教育对具体情境的依赖、对个体价值和主体关系的关注，也与质性研究对情境性的强调、对个体和研究者参与影响的关注高度契合。
总之，两者都对从业者的综合实践影响———技术的、情感的和道德的———持有深刻的反思。
[1]因此，质性研究方法吸引着大批的教育研究者。
但在教育研究领域对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解和应用显得如此混乱和失范。
什么是质性研究? 它具有什么基本特征? 应用时遵循什么基本解释逻辑? 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形成共识性的理解。
但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分析这种混乱产生的原因，而是要为澄清混乱做些努力; 努力的重点也并不在于教育研究这一方面，而是着重从质性研究自身出发。
关于质性研究你需要知道这些(1)同学们好！在上一期，小竞为同学们分享了有关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比较的内容，相信大家都对质性研究有了初步认识，那么我们这一期就接着来详细了解质性研究的其他方面内容吧！一、为什么要进行质性研究1.定量研究规范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提高了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但是对社会科学的适用度极其有限。
定量研究侧重于解决概括性问题、差异性问题、推断性问题、评价性问题以及因果性问题，缺乏充足的过程性考量。
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许多研究内容均与“人”有关，包含理性与非理性、有序与无序、直观与抽象、静态与动态等多方面因素，因此仅仅通过静态的信息数据将极其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单化再进行分析、推论，难免会破坏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动态性和意义连贯性。
2.“客观性”、“科学性”、“普遍性”评价标准在人文社会学科内的局限日渐突出。
以“客观性”、“科学性”、“普遍性”作为各学科的主要评价标准不适合解决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问题。
一方面，定量研究所倡导的“客观性”、“科学性”、“普遍性”以可视的现象问题为调查和分析对象，缺乏全面收集抽象信息、充分考虑动态趋势的意识和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难以摆脱自身认知局限及主观偏见，现实人类社会也远远比研究假设和数据程序复杂、多变，在次种情况下，坚持以所谓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普遍性”为主要分析原则，所得出的就难免是价值甚微的“伪科学”理论了。
3.社会科学问题需要过程式的、动态发展的质性研究。
不论是在信息收集阶段、信息呈现阶段还是信息分析阶段，研究者都需要不断修正信息数据及阶段性推论，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特征，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定量研究在处理解释性问题、过程性问题以及描述性问题上的局限。
4.质性研究的内容较全面、程度较深，且适用于研究和解释特殊性案例。
研究者基于其中一种人类社会现象及问题，进行多层次考察、访谈，不仅关注到了可视性现象及问题，同时也关注到了大量非可视的、抽象的以及动态的现象及问题，探究其背后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影响和由来等深层因素，较符合人类社会行为特征及发展规律。
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直接用来备课了）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直接用来备课了）一、质性研究的概念质性研究又称质的研究，或称定性研究，是对某种现象在特定情形下的特征、方式、涵义进行观察、记录、分析、解释的过程。
对于质性研究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①Denzin和Lincoln把质性研究看成是一种在自然情境下，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观察、交流、理解、体会和解释的过程。
②Strauss认为“质性研究的目的不在验证或推论，而是在深奥、抽象的经验世界之意义。
研究过程重视被研究者的参与及观点之融入；同时对于研究结果，质性研究不重视数学与统计的分析程序，而强调借由各种资料收集方式，完整且全面地收集资料，并对研究结果做深入的诠释”。
③陈向明将质性研究定义为“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构建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质性研究是一个从实际观察的资料中发现共性问题的过程，属于探索性和叙述性的研究。
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本质的区别是建立在不同的哲学观和专业范式的基础上的。
量性研究建立在实证主义的专业范式的基础上，遵循客观、有效、实用的原则；而质性研究则建立在诠释主义的专业范式或批判主义的专业范式基础上，该类范式认为理解一个过程的最佳途径是去经历和体验这一过程。
二、质性研究的基础理论质性研究不是来自一种哲学、一个社会理论或者一种研究传统，它受到多种不同社会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在质性研究中也存在很多其他不同的建构理论的方式，研究者个人所受训练的流派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不同、研究的情境不同，都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对待和处理理论的方式。
目前主要还是从以下几种理论取向来剖析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建构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
（一）建构主义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
质性研究中的“关系”资源利用与身份介入差异———基于个案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思考刘博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质性研究中几个经典个案研究的实施过程，并结合亲身参与的观察研究，来探讨个案研究如何实施的情境性因素以及“关系”资源的利用与研究者调查身份的不同对于质性研究的效果和意义，并尝试性地分析在中国社会进行质性研究可能遇到的困难问题。
关键词：质性研究“关系”身份伦理一、质性研究的范式交叠与伦理要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人文主义为本体论基础的质性研究强调研究应在自然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它是“对社会现象的质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社会对象发展过程及其特征的深入分析，对社会现象进行历史的、详细的考察，解释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变化发展的规律。
（仇立平，２００８：５５）”质性研究过程中将研究者本人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在情境化的生活空间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所研究的社会对象进行整体性考察，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来对其社会行为及意义进行解释性的理解与说明。
在已有的研究中，按照研究者的不同分析取向，质性研究方法的实际分类十分丰富，各有不同，例如“按研究问题的类型进行分类，如意义类问题、描述性问题、过程性问题、有关口语互动和对话的问题、行为的问题，据此将研究策略分成六种类型：现象学、民族志、扎根理论、常人方法学?言语分析法、参与性观察、质的生态学。
有的按研究者的立场分类，如批判民族志、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女权主义民族志、历史民族志。
有的按传统分类，如生态心理学、整体民族志、交流民族志、认知人类学、象征互动主义。
有的按类型分类，如象征互动主义、人类学的方法、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常人方法学、民主评估、新马克思主义民族志、女性主义研究方法。
另有按取径分类，如历史研究、民族志研究、个案研究、现象学研究、传记研究、扎根理论研究、行动研究”（陈向明，２００８）。
在一般意义上来说，质性研究存在三种认识论上的取向：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
托马斯·Ａ·施瓦特就认为，这三种范式包括了关于理解人类行动的目的和方法的不同视角、不同的伦理承诺，以及在关于再现、效度、客观性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取向（邓津、邓肯，２００７）。
当然，这三种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范式并不是质性研究中仅有的三种方式，其它的研究视角也在不断补充着质性研究方法，例如后实证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民族主义视角等，但随着不同范式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转换，方法之间的对话已经逐渐成为在理论框架内将各种质性研究、定性分析甚至包括量化研究组织起来的通常方式。
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现代人类社会越发紧密的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一种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的研究与分析很难再以一种单一的方法论范式进行有效地解释，不同的学科对某一问题的理解尚且需要不断地沟通与借鉴，那么在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框架下的各种范式更需要不断地吸收各自的优势达到最佳的融合与分析效用。
而对任何一种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问题的社会科学方法来说，它所被要求的伦理标准就越发明显起来。
长久以来，质性研究深受争议与讨论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者如何合理地界定自己的身份以及如何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影响，这种关于研究者价值取向的讨论最早发端于韦伯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韦伯的“研究者价值立８５《青年研究》２００９·６场”论述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可以从实践中存在的各种具体的价值判断中归纳出最终的、具有内在一贯性的价值公设。
第二，当认识到一个人接受一种价值公设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价值公设出发，判断出这个人在具体的实践中所做出的价值判断。
第三，依照具体的价值判断进行的实践活动必然是有目的的行动，所以行动者应该考虑行动的手段和后果（范明林，２００１）。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韦伯强调研究者在进行解释的时候要尽力保持对于问题的客观性陈述，但事实上他并不是说研究者可以完全做到个人的“价值无涉”，因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其方法或知识建构的方式，最根本的差异是其所面对的对象不同，前者研究的是人和与其相关的事物，而后者研究的是纯粹的自然物，而人和自然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是具有“主观意识”的，“主观意识”的可变性和能动性要求使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始终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下并且具有很强的互动性，所以，要想将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与个人的价值立场严格区分开来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质性研究过程中的伦理要求实际上应该以不违反研究者及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原则为基准，研究者应该尽最大的可能还原研究对象的现实情况并且是在不伤害研究对象道德标准和个人情感的前提下进行相关研究。
这种伦理要求应该是在保证最基本的原则基础上具有不断的变化性，而这种变化性应该视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如果只是教条性的按照纯粹的道德伦理标准进行研究，那么研究的分析结果不仅难以保证其可信性和有效性甚至在有些时候研究本身就难以开展起来。
二、“关系”资源的利用与研究材料的收集在实际的质性研究中，当研究者确定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后，最为重要的应该就是如何才能“找到”所要研究的对象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可以说能否“找到”所要研究的对象反过来决定了研究者能否以此对象开展相关的研究。
这里所谓的“找到”指的是能否按照质性研究目标所规定的要求，深入接触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去，因为只有将研究者本身放置于研究对象的生活空间中去才能更好地挖掘出研究问题的深层次内涵，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也将运用到多种的质性研究方法力图完整地展现出研究对象的原始面貌。
按照一般的实地研究步骤可以分为：选择研究背景、获准进入、取得信任和建立友善关系，实地研究中的记录，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和无结构访谈法等（风笑天，２００５）。
事实上，在接触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使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者的世界中去的，这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搭建起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各自所属的两个不同世界的桥梁，在很多的实地研究中，如果没有这层关系资源的利用，研究者往往很难进入到所要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去的。
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可以是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研究者的家乡，熟悉程度高，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可以利用民间组织进入乡村社会，如晏阳初、李景汉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也可以是亲戚朋友本身就涉及相关的研究对象范围，如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潘毅的《失语者的呼声》等等。
凡此种种，以往多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叙述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研究者是如何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而社会学的研究则多是出于保护隐私和避讳敏感问题对“关系”的利用隐匿下去。
可以说，利用“关系”接触到研究对象并有效的进入其生活世界对质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往往可以使研究者更好、更快的融入进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中去。
怀特在对社区科纳维尔进行研究的初期，是希望遵循林德夫妇《中城》的研究思路开展的，他打算对这一社区的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考察并计划以一个１０人的课题研究小组进行这项研究。
但是在他之前以往的社区研究并没有将社区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组织的社会系统进行研究，与朋友和同事的探讨使他认识到开展以小组方式的针对科纳维尔的调查目前的条件是不够充分的，于是他决定以自己参与的方式先进行资料的收集。
当时，我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上一门有关贫民区和住房的课。
作为一项学期计划，我着８６质性研究中的“关系”资源利用与身份介入差异手研究科纳维尔的一个街区。
为了使这一研究合法化，我与一个关心住房问题的私营部门取得联系，并提出把我调查的结果交给他们。
有了这一后盾，我开始走家串户的登门拜访，到公寓里看房，并向住户们了解他们的居住条件。
这使我开始接触科纳维尔人。
不过，现在看来，在开始一项研究时，再也没有比我最终采用的方法更为不恰当的了。
对于这种闯入人家的做法，我觉得很不好，而且我敢肯定别人也这样觉得。
我尽快结束了这项街区研究，并认为，就真正得以进入这一地区而言，这一研究是个彻底的失败。
（怀特，２００６：３７５）后来，我们知道，怀特通过社区文教馆工作人员的介绍，认识了科纳维尔的一个关键人物———多克，在与他建立了信任与友谊后得以顺利地进入到科纳维尔，开展了自己的研究调查。
在我开始想对服务业工作人员进行个案研究时，是打算按照怀特的方法进行的，应该说最开始我也没有意识到以正式的调查身份进行资料收集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在对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进行调查的开始，我最先考虑到的是寻求熟悉相关行业的朋友进行引荐，利用熟人的“关系”进入到研究对象的范围中去，一个同学的朋友是我要进行调查的饭店的老板，在他的帮助下，我以调查者的身份对饭店的服务员进行相关研究主题的访谈，很明显的是，在知道我身份背景的情况下，服务员们显然不能对我讲述更多的工作经历与生活经历，所回答的内容仅仅是泛泛的讲述与含混其词的敷衍。
即使是在我单独一个人的情况下，服务员们也不愿多回答任何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更何况是他们真实的城市生活经历，许多的时候是漫长的沉默。
（研究笔记，２００７，１２）这里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研究者在从事实地研究中都曾遇到过的问题，在“关系的”帮助下成功接触到研究对象的时候，尴尬的身份地位将是许多研究者进行研究时首先面临的困难，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收集到的研究资料，其真实性与可靠性是难以保证的，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是不能反映出研究对象实际情况的。
另外，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也应该提醒自己注意在公开身份的情况下出现“霍桑效应”的影响，即研究对象在知道自己处于被调查研究的处境时，可能会下意识的做出一些伪装的行为来掩饰他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我又考虑以明确的研究身份进行调查访谈，无一例外的是，尽管我一再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与保密性，甚至出示有关方面的介绍信和调查说明，没有一家服务行业的主管同意进行这样的一个访谈调查，主要的经营者是肯定见不到的，个别几家经营场所的部门主管即使在看到访谈提纲的相关内容后仍不能接受研究调查，不能接受的理由总是有的，更多的是简单明了甚至蛮横的拒绝，这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
（研究笔记，２００８，１）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关系”的利用是否会影响到研究者保持自身的客观中立性？是否会影响到研究对象群体的正常生活？进而是否影响到被研究者对此所做出反应的真实性？即是说当我们在考察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外在社会经验存在时，我们特殊的“关系”利用是否会影响到这种社会经验自身的发展以及它们呈现给我们的表现是否会由此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差异。
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述说自己调查经历的时候也探讨过这一问题：一个田野调查者（或说是讲故事者），通常面临着“深入性”与“科学性”的两难：一方面，如果他得不到社区的某种认同，无法消除当地人中的“外人”感，无法在参与中去观察，那么，他田野作业的“深入性”就成了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