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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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作者:戴宇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34期摘要我国刑事立法通过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来进行根本性转折,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让我国的刑法走向了国际化和现代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合理的一面,同时在使用中的消极因素也不断展现,因此当下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简单的典型化罪刑法定原则,让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得到真正的实现,众所周知的是法典可以使用司法解释来弥补不足,但随着使用的加深这一方法的作用也成为一个引起争端的问题。
所以,本文认为要想对刑法传统的观念进行转变,并做到坚持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在使用法典过程汇总时,需要将罪刑法定的精神和要求立于司法解释之上,以此保障刑法适应性和确定性的完整。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法典作者简介:戴宇,山西戴德律师事务所。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12.051罪刑法定原则最初由西方国家提出,其本质是一种刑法原则,主要用于反抗封建社会中的罪刑斗争擅断,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下萌发的产物。
因此我国针对当前社会的发展要求,为了保障法治社会的实现,我国在1997年针对刑法的内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改完善,而此次修正最主要的目的是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加入到刑法中最明显的位置,三项原则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和过去我国刑法中其他法律法规有很大的的不同,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体现了民主的精神,也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因此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但我们在赞美将罪刑法定原则写进刑法的同时,司法解释在实践中的体现却让这种赞誉值得思考,因此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含义,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是本文需要探索的内容。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及要求罪刑法定原则来源于英国,也就是英国宪章中的规定:一切自由人不得被扣留,监禁,没收财产,被剥夺他们的法律,除非依照贵州法律或依照国内法规定进行保护,流放,受伤,查处或者逮捕。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摘要】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贯穿于刑法的各个关键环节中。
研究与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定义出发,简单讨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进而探讨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实施情况和现阶段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以期对罪刑法定原则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罪刑法定;司法适用;缺失;对策一、引言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社会契约中的一条铁律,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条铁律,它因其限权的特征而受到社会公众对它的信赖,将其认为是现在法治社会的一圈藩篱。
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使这一信条在受到挑战,法律制定的滞后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掌控一切,因此自由裁量权成为了弥补这一漏洞的方法。
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可以在先有的法律基础之上来解决现有法律所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提高司法效率,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但同时也滋生了司法腐败,因为法律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法官的工具。
二、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实施过程中就是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空白罪状空白罪状是我国刑法立法上的一大弊病,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某一犯罪的全部或部分构成要件,要参照其他规范性文件,从而加以确定。
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立法机关对“立法授权”的下放,即立法机关仅仅对某一犯罪的罪名和法定刑进行了规定,其他国家机关通过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来对该犯罪的具体构成特征的全部或一部分进行补充和充实。
空白罪状的不确定性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是明显相违背的。
罪刑法定中的“法”应当确定无疑的指“法律”,而非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二)弹性规定弹性规定也是我国刑法立法中存在的一大弊端。
在现实生活中,刑事犯罪的行为方式、危害程度存在着千差万别。
立法者为了全面的、完整的概括犯罪行为,相当一部分采用了“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其他方面”等等的描述方式。
这些弹性的规定都是立法者没有明确的,其内容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等特点,需要司法机关对其进行确定。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作者:王枫来源:《企业文化·中旬刊》2012年第02期【摘要】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不断增强,在理论上日益完善,已成为当代世界刑事法治发展的趋势。
但实践中过多关注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问题,忽略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问题,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问题恰恰是真正在刑事法治领域中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对刑法的指导意义也甚为广泛,我们不能只对其作简单化的教条理解。
认为对新刑法第3條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里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刑法,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的附属刑法。
刑法典,包括刑法总论和刑法分则的规定。
单行刑法是指立法机关为应付某种特殊情况而专门颁布的规定犯罪与刑罚的规范性文件。
附属刑法是相对于单一刑法而言的,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为了保护该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规定的、刑法典和单行刑法所不具有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规定的总和。
二、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现状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连一部刑法典都没有,更不要奢望有罪刑法定原则了。
1979年颁布的刑法典对罪刑法定原则未做明确规定,却明文规定了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的类推适用,虽说这是一种经过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但它还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的。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没有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也无从发展。
坚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更是对立法机关的要求。
但是,1997年之后,我国还是普遍存在着“严打”、“集中整治”某些犯罪等“运动式”的刑事司法实践,并在这些实践中出台了一些关于溯及既往的规定。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及其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贯彻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亦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认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什么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都由刑法明文加以规定,无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处以刑罚。
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它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及其必要性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量刑。
可以看出罪刑法定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
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对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
由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原则作如下理解。
一是明确性原则。
法律应该明确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成罪当罚,该定何罪,受到何种处罚。
二是法律不溯及既往。
从法律溯及力来看,新法优于旧法,轻法优于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从法律追诉时效的角度来讲,一旦经过追诉时效,此行为也不受刑法追究。
三是禁止类推。
类推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类推的适用增加了法的不确定性,使定罪量刑处于不明确状态中,有违刑法理念和罪刑法定精神。
四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
五是禁止不定之刑。
法即无明文规定为罪,则行为人不受刑,这是罪刑一致的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而且也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法治,从学术到法律,它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在现代法制社会显得尤为必要。
一是反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斗争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东方,凡是在实行专制的社会中,君主大权独揽,集立法、司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实行的是罪刑擅断。
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刑法被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当人类资本主义文明时,为防止审判中的罪刑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它对防止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起到了重大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法律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之一、它是指刑罚的适用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的行为作为依据,法律追溯作为依据,同时要求刑罚的种类和程度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
下面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进行详细阐述,包括其起源、内涵、价值和存在的问题。
首先,罪刑法定原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
当时,法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条被推翻,人民要求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法治体制。
为了防止君权专断,法国立法者决定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即将刑罚的适用权力限制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使司法处罚透明化、公正化,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其次,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是指刑罚的适用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的行为为依据。
这意味着刑罚的适用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犯罪行为、犯罪主体和犯罪过失。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这些行为的界限和负有责任的主体,以便使刑罚的适用具有合法性和可预见性。
同时,法律还应当明确规定刑罚的种类和程度,确保刑罚的适用符合正义原则,不会造成过度惩罚或不足惩罚。
第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保护了人权和自由,使刑事处罚不会随意滥用。
其次,它保护了社会公正与稳定,使刑罚的适用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
再次,它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使司法决策公开、公正。
最后,它促进了法治社会的建设,推动了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然而,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法律的表述和界定往往过于模糊和不明确,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一些刑事犯罪领域,如网络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法律对于相应行为的界定还不够准确和完备。
此外,法律中的一些罪名和刑种的设定可能存在过度惩罚或不足惩罚的情况,对个体权益的保护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综上所述,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之一、它的研究对于完善刑事法律体系,提高司法公正性、透明度和规范性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以确保刑罚的适用符合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简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应用作者:张艺川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7年第08期摘要: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刑事司法中贯彻罪行法定原则,既要完善”找法”中的刑法解释问题,又要协调其与司法裁量发生冲突和矛盾。
在这种追寻与把握中,忍受”法无明文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社会为了维护刑法正义、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为切入点,从而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为切实改善中国面临的实际罪刑法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应用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一)司法认定法律的司法认定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的。
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法律规定就必须要求具有明确性,立法就是从千姿百态的案件事实中抽象出适用于所有案件的法律原则,因此它具有高度概括性,但立法又必须是有鲜明的明确性,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是美国刑法学家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的又称之为“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
根据该项原则要求,罪刑虽然是法定的,但若其内容不明确,就无法防止刑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主义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也便无法实现。
因此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应该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应有意。
这里的法,首先是指刑法,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刑法典是指把规定犯罪和刑罚的一般原则与各种具体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加以条理化的刑法典。
刑法典是刑事基本法,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在罪刑法定原则制度下,刑法典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罪刑法定原则之所谓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是指刑法典的规定,包括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规定。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早在18世纪90年代,随着以贝卡利亚,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将社会契约理论运用于刑法学说,刑法经典著作中便出现了旨在反对罪刑擅断,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罪刑法定主义。
从此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便作为一条“至尊原则”亘古贯穿于世界刑事法学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罪刑法定原则以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说作为其理论基础,与罪行相适应原则和罪行人道原则一道成为近现代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
虽然自1801年《法国刑法典》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至今已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但依然是刑事立法的最经典原则和法律科学的最高思想。
在中国清末立法运动中诞生的《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以最直接,最明确的方式将罪刑法定原则植入、并力图表现于法典的具体条文中的资产阶级的先进法典。
罪刑法定主义这一西方舶来品的到来,被视作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最伟大的立法成就。
它是中国刑法近现代化发展的标志和思想基础。
从此,中国刑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罪刑法定原则适应并体现了世界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潮流。
因此,其被我国 1997年刑法继续继承吸收。
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将其与罪行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举作为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无庸质疑,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典中的确立,是我国刑事立法日益健全和完善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罪刑法定原则旨在通过抑制来自公权力的刑罚权来保障人权,使它的发动以法定为前提。
其基本价值体现为对人权的保护,尤其体现在保障犯罪人的人权,由此,该原则享有“犯罪人之大宪章”的美誉。
但自1997年新刑法以来,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已整整十七年之久,在历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之后暴漏了哪些不足和诟病?如1997新刑法第 3 条的阐述中所显现的功能障碍。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论文摘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分。
”刑法第3 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根据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含有历史进步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分。
”刑法第3 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根据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含有历史进步意义。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渊源能够追溯到12 英国大宪章第39 条的规定:“但凡自由民除经贵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这一规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
17、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将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统化,使之成为学说。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学说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以确认。
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 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并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订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分任何人。
”在此规定指导下,18 法国刑法典第4 条初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
尔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在宪法和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
现在,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当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罪刑法定原则确实立含有重大意义。
它不仅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且有助于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涉及: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时刑、严禁有罪类推、严禁重法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规定是:罪刑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加以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的擅断;罪刑实定化,即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具体法律后果,刑法应作出实体性的规定;罪刑明确化,即刑法的条文必须文字体现确切、意思清晰,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它被视为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基石。
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概念解释、运用方式以及对司法实践的影响等方面探讨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首先,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刑事犯罪行为及其刑罚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主观臆断或类似解释而裁定某个行为构成犯罪,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对相应行为进行定罪处刑。
在中国,刑法中对各种犯罪行为都有明确的描述和相应的刑罚,以确保司法决策的公正性和可预测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通过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来保证公民的权益得到合法保护。
法律的规定对于犯罪行为的定性和定罪程度的判断起到了关键作用。
例如,在刑案审判中,法院需要依据法律规定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认定,并根据此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确定相应的刑罚。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决策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以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案件的处理上,还体现在司法操作的程序上。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等司法机构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工作。
这包括侦查工作的权限和程序、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审判程序以及判决的执行等方面。
司法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依法操作,以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
然而,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由于法律的适用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不当的解释和执行。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同样行为的定罪判刑结果不一致,降低了司法公信力。
其次,司法机关在处理一些新型犯罪行为时,可能会面临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的情况。
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订和完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为了更好地实践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的刑事司法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
首先,司法机关应加强对法律的解释和执行规则的培训,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
有关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的探究
【摘要】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其中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罪刑法定原则实现司法化必将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主要趋势。
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过程的理性分析,总结了部分问题,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旨在为完善我国刑法略尽绵力。
【关键词】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
我国现行刑法中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标志着罪刑法定原则已被纳入司法工作范围以内,是国家为了从根本上力求完善民主法治建设,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使刑法对人民大众的权益保障与人身保障更加健全[1]。
由此看来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且具有任重而道远的历史意义。
一、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的定义与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是指:对事件当事人的定罪与处置,必须参照法律中的明确的规定条例进行相应的判断处理。
如果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未查找到与之对应的规定条例,则对当事人所进行过的行为,仅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不能对其进行定罪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包括四项内容:第一,禁止裁定过程中类推行为,但可以进行扩大解释。
明确刑法中的明文规定是对当事人行为定罪与处罚的唯一标准,对刑法中未提及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形式进行定罪处罚;第二,禁止裁定过程中运用习惯法,杜绝在裁定过程中,对刑法中无提及的行为,通过习惯法进行定罪处罚;第三,禁止在裁定过程中使用溯及既往,对当事人的行为定罪处罚,只能以该行为有效作用的时间内的法律规定作为根据,不能对行为后新颁布的法规进行溯及既往的效力;第四,禁止不定期刑和法外刑,即裁定刑罚,必须遵照刑法中的明文规定,明确刑罚种类、名称及程度。
二、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刑罚法定原则的坚持
我国刑法中实行的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在司法化过程中给出了对当事人行为定罪及处罚的统一标准,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首先在司法化过程中,刑法所规定的条例存在许多模糊不清无法界定的词语、句子等,这使法官产生困惑,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不得不借助个人主观意向或是经验对当事人做出罪刑的判断与裁决,甚至严重时会出现类推行为,从而影响了司法解释的明确性,也为某些犯罪行为的辩护提供了法律漏洞而干扰司法公正[2],有悖于刑法中罪刑法定
的原则。
(二)刑法体系过于笼统
由于罪刑法原则的实施,所有定罪处罚依据的都是刑法中的现有条例,但刑法中的某些相关规定,过于笼统,无法为司法人员提供全面系统的参照,造成定罪范围太广、定罪衡量不合理甚至判断错误定罪的现象。
三、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中存在的问题的改进意见
(一)坚决杜绝裁决过程中的类推行为
在司法界和学术界针对刑法类推与罪行法定的辩证与争论由来已久,由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复杂性尚难以有所实质性和压倒性的定夺。
大部分专家学者认为,鉴于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刻板和相对的滞后性,刑法存在的局限性,尤其面对新型犯罪行为和模式时,达不到司法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目的,可以在法定罪行判定与处罚的基础上,对相应的特殊情况做出适当的合理的引申判断及处罚,针对法律空白和模糊处[3],且在近期内无法通过立法来实现完善的法律条例,应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方式来填补与之相关的法律缺失,为罪刑判定提供相关法律依据。
学术界与司法界针对“罪刑法定”与“刑法类推”之间的矛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与辩证,最终立法者通过两者之间利益权衡的比较选择了具有更优社会公正和司法权威公平的“罪刑法定原则”,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司法态度。
(二)完善罪刑法体系
通过对司法具备的独立性进行分析,司法的公平公正是保障立法立国合理安全、法律系统发展以及发挥法律对社会影响力的基础。
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基础上,立法者和执法者必须对存在刑法立法中无法满足任意性和多变性的局限及缺陷进行有效的弥补,做到尽可能在统筹的前提下,精密详细的划分出刑法的各个分支,及时和尽可能全面的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并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积极总结有用的改进措施,为我国建设完善的法律体系提供宝贵意见,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完整性。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制度正在日趋完善之中,任何刑法法规只有遵循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平等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真正发挥其法律效果和社会约束,保证司法公平公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明确及完善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并实现其司法化的处理模式,是广大司法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希望广大司法工作者在认真贯彻我国法律法规的同时,积极努力地探索研究,为我国司法建设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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