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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共和国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历史源流之一。
它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历史背景，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反映现实生活，弘扬正义力量的文学形式。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文学思潮、代表作品等几个方面，分步骤阐述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
第一步，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背景共和国文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诞生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思想广为传播，艺术创作也得到了大力支持。
同时，中国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步，共和国文学的思潮演变共和国文学的思潮演变也是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之一。
在20世纪40年代初，伴随着《解放日报》、《新民主主义文艺》等刊物的问世，新民主主义文艺这一文学思潮逐渐形成。
在此之后，又出现了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导的文学思潮。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艺术没有逃避这场浩劫，被严重干预、打压，这一时期是共和国文学的低潮期。
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文学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伤痕文学”、“后现代主义”等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第三步，共和国文学的代表作品共和国文学的代表作品是共和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也是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之一。
其中，代表性文学作品包括：鲁迅《阿Q正传》、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贾平凹《庐山谣》、余华《活着》、刘震云《一地鸡毛》，王小波《黄金时代》等，它们是共和国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共和国文学的珍贵财富。
通过以上三步，我们可以了解到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是多方面的，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受到不同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一代代文学大师付出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总之，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是丰富多彩的，它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和昌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作人应人之邀到辅仁大学作题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讲演，八次讲演的结果是一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首先，从最开始为疑问，中国有没有“文学”？倘若有，这种“文学”是“言志”的还是“载道”的？周作人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但是从“运动”到“源流”，他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易名的原因，只是摆出了写史的依据，“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就是从这上面建设我的议论来的”。
但是，他却不研究中国文学史如何起源的，而是一拐弯到了希腊。
“从印度和希腊诸国,都可找出文学起源的说明来,现在单就希腊戏剧的发生说一说,由此一端便可知道其他一切。
”这种奇特的表述方式与周作人的现实处境和发言立场有什么关系呢？周先生将文学分为“言志”和“载道”两派，认为文学的兴衰是个这两派的此消彼长一致的，并且中国文学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那为什么“言志”与“载道”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其实，周作人对文学载道是很反感的，他反对给文学太多的责任。
“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
”“各国每年都有一天特许骂人，凡平常所不敢骂的人，在那天也可向之大骂，骂过之后，则愤气自平。
现在这种习俗已经没有，但文学的作用却与此相同。
”文学仅能给人心理之安慰而已。
周作人虽然可以让文学拒绝承担的责任,却无法回避文学特有的情感表达。
文章中提到文学的作用用于“骂人”看起来文学并没有实际的作用，“仿佛只有在社会上的失败的弱者才需要，不满足的人们，以及对生死无能为的人，或者是面对政治上的腐败，没有实际行动的人，完全的借文学来发发牢骚。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无论是给“文学”定义,还是替“白话”辩护,新的“文学”观念的生成始终是和“人”的“思想与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这篇文章，又何尝不是作者情感的载体呢？作者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也让我很困惑，按周先生的观点：纯文学是专注学校研究的，个人阅读的，极狭义的文学方面。
通俗文学虽然比原始文学进步一点，但是由低俗的文人写出来的，里面羼杂了许多升官发财的思想，它所给予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大。
抒写个性与济世载道——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书报告摘要：周作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始终交织着表现个性和国民性的矛盾运动。
他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史观可以用彰显个性和济世载道来加以阐释。
关键词：言志与载道明末文人周作人出世入世一“言志”和“载道”的辨析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观不是静止的，在他创作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文学观都有所不同。
（一） 1927年前1908年周作人在《河南》上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学观点，即反对梁启超小说为政治“载道”的文学观，但承认文学对时代对民族的“非实用”的“远功”。
周作人认为文章的使命是“一曰在裁铸鸿思汇合阐发之也。
二曰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
三曰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
四曰载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近于高尚也。
”[1]简言之，文学的使命就是振奋国民精神，关注国民性。
只是文学所载之“道”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远功”。
同时，受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的影响，他接受了强调人性发展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观，高度重视个体的意义。
周作人在《谈龙集》的同名文章中阐释了“个性的文学”应具备的特点：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同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2] （二） 1927—1937年五四落潮之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左右两派的激烈冲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夹缝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园地”，选择了回归自我的个人主义道路。
表现个性的文学思想成为影响他后来文学观的主导。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对“言志”和“载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在他看来，“言志”的文学核心是抒发感情，所以又可称为“即兴的文学”或是“革命的文学”。
与之相对，“载道”的文学则以儒家思想、说教意识等内容作为主体，是“赋得的文学”和“遵命的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名词解释中国新文学是指20世纪以来涌现的、具有新意识、新精神和新表现形式的文学作品。
它是一种与传统文学相对应的文学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审美追求。
源流名词一：新文学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此前，中国文学受到古典文学的严格限制，以传统文体为主流。
新文学的诞生打破了旧有的文学观念和形式，追求思想解放和艺术创新。
它突破了传统文体之外，引入了西方文学思潮，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
源流名词二：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新文学的核心特征之一。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思想被束缚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之中。
新文学倡导个人自由、思想独立和精神解放，开拓了思想的边界，让作者能够表达个人的真实感受、情感和思考，呈现多元的社会形态和思想观点。
源流名词三：艺术创新艺术创新是新文学的重要追求。
传统文学以既定的文体为主，而新文学突破了这一限制，引入了多种文体和写作风格。
一些新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相继出现，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
新文学还注重感受生活的真实、反映社会问题，以及以文学的形式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提升作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源流名词四：时代特征新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它在书写上紧密联系现实社会，关注并反映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变革等。
新文学作品的主题涉及到当代人的生活困境、价值观冲突、心理状态等，展现出鲜活的现实感，与时代脉搏共振。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名词解释就是对中国新文学的起源、核心特征、艺术追求和时代表现进行的解释。
它代表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以来的新的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
我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概述我国新文学是指近代以来，我国文学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它的形成离不开我国文学自身的传统积淀和西方文学的外来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新文学的源流，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
二、新文学概念解析1. 新文学的定义新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
它指的是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种与传统文学形式有所不同的文学风格和创作理念。
新文学强调现实主义、人性关怀和表现当代社会问题，同时融入了西方文学的启发和影响。
与传统文学相比，新文学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抒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呈现出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特点。
2. 源流与融合我国新文学的源流，不仅源于我国传统文学的精髓和血脉，还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学的启发和激励。
在我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的精华和理念，进而融入了我国文化的传统元素，形成了一种独特而丰富的文学表达形式。
三、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启蒙阶段、发展成熟阶段和当代多元阶段。
1. 初期启蒙阶段我国新文学的初期启蒙阶段，具有探索和革新的特点。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期，一大批新文学家积极探索和倡导新文学的理念和形式，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等。
他们塑造了一系列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学形象，揭露社会黑暗和人类疾苦，开启了我国新文学的先河。
2. 发展成熟阶段我国新文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了发展成熟阶段。
在这一阶段，新文学家们更加深入地探讨了社会问题、人性冲突和道德伦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创新。
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等作品，代表了我国新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成熟和蓬勃发展。
3. 当代多元阶段进入当代，我国新文学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和开放的阶段。
除了传统主流文学，新生代作家和文学创作者纷纷涌现，形成了多元的文学风貌和创作形式。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为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评台。
浅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正式出现的新兴文学流派，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新纪元，它所表现出的时代特点是独具一格、跨越历史的伟大创作。
那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究竟是什么？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个阶段来概括。
第一个阶段是以清代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发展史，文学主要是服从官体文学的古典文学，如诗词、曲赋、文论、小说。
从口语诗开始，到“四君子”和“七品官”以及婉约、说唱、对偶、赋、章句、古文观止、文论等，所有的文学活动都是围绕古典文学展开的，重视文韵虚饰，强调审美价值，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审美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以民国为主的近代文学发展史，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典文学有所调整，以追求新意和新表达为主，出现了“文学革命”以及有关当代新文学的试探性表现，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等，经过一步步的实践的探索，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逐渐形成。
第三个阶段是以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从思想上也是一种转变，把人的自由、民主和进步的理念融入到创作中，追求自由的文学表达，文学审美也因此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放弃了官体文学强调的文韵虚饰，强调实践性，从而形成了中国新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独立性和文学审美观念。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西方文学的影响，当时的西方文学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对欧洲思想的影响也很大，结合中国文化的特色，全面接受了多种表现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总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来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个阶段，以及西方文学的影响，它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特征，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特点，中国新文学正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细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作者：刘洵月来源：《牡丹》2016年第11期《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在1932年四月间，受沈兼士先生邀约，在辅仁大学做演讲的记录。
演讲看上去是随性发挥，实则包含有周作人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
一、关于文学的问题《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一讲讨论了关于文学的6个问题。
第一，文学是什么。
周作人对其定义中的“美妙”“独特”“愉快”都是没有明确概念的词。
第二，文学的范围。
将文学的全部比作山，纯文学是山顶上的一小部分，山底是原始文学和通俗文学。
为其观察到戊戌变法后的白话和文学革命后的白话之间的差别打下了基础。
第三，研究对象。
作者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尝试从历史中总结、论证文学的发展规律。
第四，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讲述文学与文字、生物学、历史的亲密关系。
第五，文学的起源。
他指出文学起源于宗教，又与宗教存在差异，从而说明文学的无目的性。
第六，文学的用处。
在周作人看来，文学本身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使读者获得快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讲中，周作人关注到“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
一方面，文学表达的是“独特的思想和情感”，这里的“独特”并不是说每个人的思想和感情都要不一样，因为“思想而求其独特，已经不易，感情而求其独特，怕不可能”。
且因为发出思想和情感的个体不同，每个个体所表达思想和情感便有所不同，从而使“独特”有了意。
另一方面，提倡要以整体的视角关注文学，关注通俗文学和原始文学，将可以发声的个体范围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平民百姓。
二、中国文学的变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可以说是全书的精髓，在简要地梳理从晚周到清代的文学潮流更替后，周作人将民国的文学潮流与明末进行对比，得出了胡适、冰心、徐志摩的作品像公安派，俞平伯与废名两人的作品像竟陵派的结论。
周作人通过引述袁宏道等人的文章来点明公安派的文学史观，袁宏道等人所提出的意见，基本上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其实就是一种“代兴论”的观念。
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
共和国文学，指的是中国从1949年建国后，出现的一批创
作新文学作品。
它的历史源流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运动。
这些运动推动了文学的现代化和革命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被严重地打压和扭曲，文学作品被视为
资本主义的工具。
但是，随着1976年的毛泽东逝世和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的文化环境逐渐得到了改善。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80年代，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具有深刻思想的作品，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杨绛的《洗澡》、余华的《活着》等等。
这些作品表达了大众生活的
特点和情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刻变革。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比如，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女性文学的崛起。
网络文学创造了新的文学方式和语言
形式，许多年轻作家通过网络成为了文学明星。
女性文学则着重表现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历程，探讨了性别问题和身份认同的话题。
总的来说，共和国文学在历史上经历了多种磨难和变革，但是它
一直在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反映社会的变化。
抒写个性与济世载道——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书报告摘要：周作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始终交织着表现个性和国民性的矛盾运动。
他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史观可以用彰显个性和济世载道来加以阐释。
关键词：言志与载道明末文人周作人出世入世一“言志”和“载道”的辨析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观不是静止的，在他创作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文学观都有所不同。
（一） 1927年前1908年周作人在《河南》上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学观点，即反对梁启超小说为政治“载道”的文学观，但承认文学对时代对民族的“非实用”的“远功”。
周作人认为文章的使命是“一曰在裁铸鸿思汇合阐发之也。
二曰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
三曰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
四曰载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近于高尚也。
”[1]简言之，文学的使命就是振奋国民精神，关注国民性。
只是文学所载之“道”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远功”。
同时，受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的影响，他接受了强调人性发展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观，高度重视个体的意义。
周作人在《谈龙集》的同名文章中阐释了“个性的文学”应具备的特点：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同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2]（二） 1927—1937年五四落潮之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左右两派的激烈冲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夹缝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园地”，选择了回归自我的个人主义道路。
表现个性的文学思想成为影响他后来文学观的主导。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对“言志”和“载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在他看来，“言志”的文学核心是抒发感情，所以又可称为“即兴的文学”或是“革命的文学”。
与之相对，“载道”的文学则以儒家思想、说教意识等内容作为主体，是“赋得的文学”和“遵命的文学”。
周作人尊前抑后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他认为“，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载道的原因，是因为文学刚从宗教脱出之后，原来的势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学之内，有些人认为单是言志未免太无聊，于是便主张以文学为工具。
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东西———‘道’表现出来。
”[3]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思想是存在矛盾的，他在排挤一切“载道”派的同时，实际上潜意识中已经承认了“载道”对于是文学必不可少的。
于是他开始打破“言志”和“载道”之间的界限，改变了言志和载道的机械对比，指出“言他人之志是载道，载自己之道是言志”，“以此（俞平伯的意境）言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可见，周作人并不绝对的反对“载道”，只不过“载道”的文学必须以“言志”为前提。
（三） 1937—1945年进入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学观出现了表面上的大反扑。
周作人竭力地将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本性的求生意志的儒家本位主义，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传统道路，主张“凡国民应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文人也在其内。
”[4]他对30年代自己提出的“言志”“载道”的观点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把文学“直截了当地以诚与不诚分别”[5]。
他所“真实”，本于人生、本于心。
说这种思想的转变是表面的，是因为周作人的这些观点不是来自于一个文学家，而是来自于政治家。
这一时期出任说的“诚”是儒家所强调的基本思想之一，大概是指文学的伪职的特殊经历，使他不得不重新阐释自己的观点，以求精神上的解脱。
把周作人所提出的“言志”和“载道”的理论用于他自身文学观的发展与转变的分析，而不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似乎更为恰当。
“言志”和“载道”的斗争是以“载道”为主转变为“言志”为主的过程。
由对国家社会民众的积极关注到钻进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象牙塔。
最后，周作人将言志所表现的个性与载道所在的济世同归于“诚”，实际是超越了“言志”和“载道”的狭隘束缚，将文学与艺术、人生合而为一，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现代著名学者曹聚仁对周作人的思想变迁有着精确生动的概括，他说：“周先生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二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
”[6]二明末文人与周作人周作人对晚明文学的情有独钟一个重要原因是晚明文人和他们的文章与周作人的人生观存在共鸣。
（一）思想的矛盾性周作人不是没有看到他所欣赏的晚明文人在思想和创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性，只是这些矛盾的思想与周作人自身人生观的双重性是同构的。
明末社会的动荡和黑暗使明末文人不得不退居于艺术的世界。
他们的隐逸是被迫之举。
周作人评述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色彩，但根本上却是反抗的……大多数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
”[7]正因如此，他们的文章既具有闲适的风韵，又隐含着“亡国之音”的怨愤。
周作人在自传中介绍了一个关于自己是老和尚转世的说法。
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周作人的确具有古代名士的精神风貌。
他就像一个活在现代的古代书生，面对着出世和入世的思想困境。
一方面他有儒者的风范，即使声称要闭门读书，深入到骨髓的儒者气质也使他时刻关注着世态炎凉；另一方面，他又是道家尤其是释家文化滋养长大的宠儿，因此质朴、单纯、自然的生活态度，闲适、优雅的精神状态也同样是输入到他的潜意识之中。
（二）解决矛盾的途径为了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晚明文人和周作人选择了相同的道路，即尊重、提倡文学的个性、反对枯燥干瘪的宣扬道统。
其不同之处在于晚明文人的张扬个性，来自于其“入世”不得的无奈，周作人的表现个人似乎更多的与他的性格相关，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周作人对晚明文人的好感几乎是从不掩饰的。
追求率真与自然的真性情、真趣味，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摆脱假道学与八股文之后的一种人性的复归。
晚明文人“以文自娱”的写作姿态也源自于他们的生活态度——一种庄子式的艺术化的生活态度。
公安派和竟陵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俗套”、“信腕信口，皆成率度”的主张被周作人视为是新文学的来源。
正是人格中散发着的个性魅力，使晚明小品普遍具有为争取精神自由而表现出来的洒脱、自娱的心境；具有那种超脱政治功利而表现出来的满足自我、发泄自我的审美体悟式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和情调，异于秦汉古文、六朝骈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而自成一格[8]。
周作人看似矛盾的思想是以一条主线来贯穿的———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
他的个人主义与现在所说的西方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
同五四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周作人追求的个人主义更近于尼采所说的“成为你自己”，即确立真正的自我。
对自我价值的过多强调，最终使周作人将济世的情怀理想化了，它们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成为一种“爱好”和“趣味”。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于是释家道家生活态度最终占了上峰。
同样的体现自我价值和表现趣味的倾向，使周作人自觉地选择散文，自觉地将生活审美化，人生艺术化。
（三）周作人归于个性的原因周作人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接受了众多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没有专一的采用一种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主体，而是博采各家。
日本评论家本山英雄说，在周作人的思想深处相信“个人”和“人类”之间具有一种无媒介的一贯性，而不肯承认在生活层面上填充着两个极端的人之关系的各个阶段——宗教、乡党乃至民族、国家[9]。
他认为个人的也是人类的。
文学家对济世的关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变得毫无意义，既然从个性中可以看到人类，那么只要写个性就可以完成儒家“文以载道”的使命；文学家也就不必因时代、社会等因素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
总之，个性和国民性在周作人看来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存在质的差异。
三出世与个性，入世与载道（一）中国人的出世和入世中国人是偏感性的，圆融、中庸的，我们是通过体悟来了解这个世界的。
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元素的相互作用来解读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发展轨迹，那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出世和入世两种思想随着时代的此消彼长带来的文学上的出世抒情和入世阐道。
冯友兰先生说“：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
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
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
”[10]出世和入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人共有的心理模式。
（二）长期以来入世思想的压倒性地位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论点，即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道德两个体系因为普遍王权的瓦解而导致崩溃，因而引起了“五四”时期，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在潜意识中相信，思想文化的改革是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基础。
从他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遍王权和思维定势的共同作用导致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具备入世思想的必然性。
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真实情况看，历代文人都是在入世不得的情况下转为出世的。
中国的文人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充当社会导师的热忱。
他们是“带着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的伟大激情与无比强烈的演说冲动”[11]来到这个世界的。
因此，后代文人多以圣贤作为效法的对象，想通过立言来达到教化国民的目的。
五四时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的解放个性、宣扬民主科学、传播人道主义等活动，其最终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通过思想革新改造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
（三）出世和入世对文学的影响出世和入世对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章的取材、内容，更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
出世的道家、释家思想与入世的儒家思想总是处于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的过程中。
当前者的力量较强时，文人会暂时忽略社会现实和他们的政治理想，转而以闲适的心情，行云流水地描写人在自然中的快乐、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就在这时，他们开始注重文笔的锤炼，重视文章的辞藻和神韵，用审美的眼光对待文学创作。
当后者的力量较强时，大丈夫齐家治国平天子的雄伟抱负就会不自觉地成为文章的主体。
作者对一切人和事物的描写都会以便于阐述自己的政治意图为旨归，行文中处处可见一种潜在或显现的人格力量。
文章的审美艺术特质和丰富的情感力量在两种思想的运动中逐渐加以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独有的风格[12]。
（四）出世与个性，入世与载道对应关系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儒家思想形成了人们的入世思维，而道家、释家的观点又使人们淡然出世。
这种区分只是大致上的，这几种中国传统思想各自有十分复杂的体系，很难绝对的判定何者出世、何者入世。
出世和个性，入世和载道的对应主要是从文章的思想内容角度来分析的。
“独善其身”之时所作的文，记录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文人墨客从这点滴中找到聊以自娱的精神源泉；“兼济天下”之刻所作的文，关注的是国家民族苍生的事，文人从中表现自己的爱国、忧国之思，入世、济世之才。
至于入世的文章中同样张扬了个性，出世的作品中也有载道的倾向（隐语），应该算作是一种相对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