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要超越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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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道德经》首章首句在译介中的误读范文 1老子的特殊主体性 毫无疑问,老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具争议、备受误解的一位,而老子所着《道德经》则被公认是一部神秘难解的经书,其版本问题尤为复杂。
楼宇烈指出:“《老子道德经》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有后人增删、意改,而在其传抄、刊印过程中又时有衍夺错植等发生,从而形成了《老子道德经》一书极其复杂的版本问题。
”[1] 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是1993 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其次是 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甲、乙两种帛书本《老子》。
除此之外还有从西汉至清朝 100 多种注疏版本,影响最大的当属汉朝河上公的《河上公章句》和魏晋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
后世学者对上述版本作进一步校注、翻译,着述浩如烟海。
在唐代,《道德经》首次译成外文传扬海外,目前是除《圣经》以外被译成外文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着,国际汉学界至今仍把译介研究老子当作一种时尚,甚至把《道德经》研究成果多寡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发达与否的标志。
这一切既造就了《道德经》在中国古籍中版本、注本和译本最多的奇迹,也造就了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老子。
面对这样一个颇具争议的老子,人们不禁要问:老子为什么会引起如此深远的影响?老子到底是什么人?是与耶稣一样的圣人吗?我们手中的《道德经》是原始版本吗?从《道德经》外部先入为主地回答这些问题,显然不可取。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取决于读者是否认真研读过某一版本的《道德经》,是否从中发现了某些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否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假如确实发现了有价值的思想,并且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就权当手中的《道德经》是原始版本,权当老子是圣人。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人和人不同。
诗人臧克家有言:“有的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活着别人就能更好地活;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其实还活着”[2].老子显然与古今中外的圣贤一样,是造福他人、虽死犹生的人。
跨文化交际主要理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沟通和互动的过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交际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挑战,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跨文化交际理论。
本文将介绍其中几个主要的理论,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跨文化交际理论。
一、文化相对论文化相对论是跨文化交际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强调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观念,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该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避免将自己的文化观念强加给他人。
文化相对论提醒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和欣赏不同文化的独特之处。
二、文化适应理论文化适应理论认为,跨文化交际中的个体或群体会经历一个适应新文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学习新文化、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以适应新环境,以及与当地人建立联系和互动。
文化适应理论强调了适应的重要性,并提供了适应策略,如观察、模仿和学习当地文化,以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三、沟通风格理论沟通风格理论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沟通方式的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沟通中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非语言符号和沟通方式。
例如,一些文化倾向于直接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另一些文化则更注重委婉和含蓄的表达。
了解不同文化的沟通风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意思,避免误解和冲突。
四、文化智力理论文化智力理论认为,跨文化交际中的成功取决于个体的文化智力水平。
文化智力是指个体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和理解,以及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有效沟通和适应的能力。
文化智力包括认知智力、情感智力和行为智力三个方面。
通过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智力,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挑战。
五、文化冲突理论文化冲突理论探讨了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冲突和摩擦。
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价值观、信仰、行为习惯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误解、偏见和冲突。
文化冲突理论提出了冲突解决策略,如建立共同目标、寻求共识、尊重差异和建立信任等,以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和谐与成功。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2014年03月11日10:45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作者:单波字号内容摘要: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围绕文化与传播、人与人的传播关系、他者的意义等问题展开,包括文化与传播的同构、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
本文认为,文化与传播同构是用来观察文化的偏向与传播的偏向的理论命题,我与他者的关系根本不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我们应该理解并接受差异性,在差异中理解自我的意义,在对话中建立互意性理解。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他者;传播关系基金项目:教育部211工程项目“社会转型与中国大众媒介改革”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这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理解与沟通的难题(problems),以及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需要质疑的问题(question)。
当我们寻找解决这些难题和问题的可能性时,跨文化传播理论也就被我们创造出来了。
不过,跨文化传播研究史表明,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一种相对的解决方案,而且每一种理论都与现实的其他问题相冲突,也与其他理论相矛盾。
于是,我们感觉到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很不可靠,又回到文化、传播、语言、社会、陌生人、文化认同、文化多元化、文化适应等概念里寻找基础。
其实,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不是什么概念化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创造的东西。
世事变幻,我们不可能固守某种概念以及由概念形成的理念、规则去进行跨文化传播,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我们只能创造彼此交流的基础,即共同面对跨文化传播的难题和可质疑的问题,形成可讨论、争辩的对象性问题(issues)。
本文试图提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集problems、question与issues于一身的基本理论命题,它们围绕文化与传播、人与人的传播关系、他者的意义等问题展开。
我们只有在实践中辨析这些问题,才能发现跨文化传播的可能路径。
一、文化与传播的同构文化与传播的同构通常表述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
关于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反思李颖【摘要】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数量快速增长、跨学科应用特点显著,但少有实际应用之实;理论硕果颇丰但多移植国外成果;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有本土化创新.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继续拓宽学科视野、适时创新研究方法,并在确保理论来源多元化的同时,着手构建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从而摆脱传统的文化中心路径,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期刊名称】《唐都学刊》【年(卷),期】2016(032)002【总页数】6页(P74-79)【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学科应用;理论多元;本土化创新【作者】李颖【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71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06.7由于传统的全球化自欧洲开辟,经美国发扬光大,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以西学东渐为主的文化传播秩序,但随着欧美主流价值观在全球日渐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努力从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东学西渐开始呈现新态势。
“球土化”的大趋势迫切需要运用全球化思维和本土化行动达到一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再平衡。
而在此过程中,如何以一种非对抗、非妥协的平等姿态来面对不同文化及其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其中有价值之作不少,很值得总结、梳理和研究,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跨文化传播”一词始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
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广泛展开,并伴有大批理论、著作陆续问世,有代表性的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和斯卓特贝克(Kluckholn and Strodtbeck)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荷兰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以及美国传播学者萨默瓦与波特(Samovar and Porter)合编的《跨文化导读》(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Reader)和孔登与尤谢夫(Condon and Yourself)的《跨文化传播概论》(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
二元体判断技巧-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经常面临需要作出二元体判断的情况。
所谓二元体判断,就是需要做出一个判断,结果只能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之一。
例如,决定是否接受一个工作邀约、选择是继续学术攻读还是转行等。
而在面对二元体判断时,我们常常会感到困惑和犹豫不决。
这是因为二元体判断往往具有重大的影响和风险,我们不愿意犯错误或者做出后悔的决定。
因此,掌握一些二元体判断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将重点讨论二元体判断技巧,并给出一些实用的建议。
这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在二元体判断时更加明晰思路、提高判断准确性,以及在不确定性中做出更好的选择。
首先,我们将介绍二元体判断技巧的要点。
通过了解这些要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二元体判断的本质和特点。
随后,我们将详细讨论每个要点,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说明。
最后,我们将对二元体判断技巧进行总结,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
通过阅读本文,读者将能够获得对二元体判断技巧的全面了解,并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应用这些技巧,提高判断与决策的能力。
无论是面对职业发展、人际关系、学习选择还是其他二元体判断场景,这些技巧都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并走向成功和幸福的人生道路。
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掌握二元体判断技巧显得愈发重要,希望本文对读者有所帮助。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包括概述、文章结构和目的。
在概述中,将简要介绍二元体判断技巧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
接着,说明文章的整体结构,即引言、正文和结论的组成,并说明各部分的内容和目的。
正文部分将详细介绍二元体判断技巧的要点。
在二元体判断技巧要点1中,将叙述第一种判断技巧的相关概念、原理和实施方法,并给出案例加以说明。
在二元体判断技巧要点2中,将介绍第二种判断技巧的关键要素、应用场景和实践经验,并列举相应的实例进行解析。
结论部分将对全文进行总结。
总结二元体判断技巧的优势、局限性以及实践价值,并强调该技巧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美国华裔新女性的跨文化反思作者:董美含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8年第05期内容摘要:与黄玉雪、汤亭亭等老一辈美国华裔女作家相比,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面对双重文化压力时,放弃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
黄锦莲的《点心》以“饮食”和“食物”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调和的物质层面为切口,通过细节建立契合点,将两种文化合理衔接,尝试取得多元文化平衡共存状态,让华人血统、中国文化,与美国生活、现代社会意识在美国华裔女性的主体内部得到统一。
关键词: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跨文化黄锦莲《点心》新一代华裔作家讲述“中国故事”,并不局限于“从中国到美国”的叙事模式。
黄锦莲(Kim Wong Keltner)的《点心》(The Dim Sum of All Things,2004)、任壁莲(Gish Jen)《爱妾》(The Love Wife,2004)、雷恩华(Andrea Louie)《月饼》(Moon Cakes,1995)等作品将“去中国”的探寻之旅穿插在主人公的美国生活中,亲临老一辈回忆中念念不忘的国度,触摸实实在在的中国环境,感受保留一定传统气息的现代中国文化。
这种体验之旅带动读者,对当代美国华裔家庭中的误解和新一代华裔女性的成长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可能关乎种族主义、东西方文化差异和人性的善恶,也可能只是在游览秀丽的风景时思考“中国”令新老华人魂牵梦绕的魅力所在。
一.乐观的第三代华裔黄锦莲(Kim Wong Keltner)是一位以撰写都市女性的成长历程为主要创作题材的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
自开始写作至今,共有三部小说出版。
《点心》(The Dim Sum of All Things,2004)以及它的续篇《佛的孩子》(Buddha Baby,2005)都曾荣登《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畅销书榜单。
而《我要糖果》(I Want Candy,2008),则讲述了关于一个笨笨的十四岁胖女孩的有趣故事。
97685 电视电影论文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好莱坞电影作为全球电影市场的产业“大亨”,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和冲击力。
而其在中国本土的电影受众中同样受到追捧,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引领下尤甚。
因此,对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产生的热烈反应进行思考,寻找解决本国电影的出路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对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概况,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几个关键因素以及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之所在进行研究,通过探究电影媒介的传播属性,在两国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寻求交流与融合。
一、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和表述形式为我们所熟知,而好莱坞电影的兴起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电影市场不断产业化,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传播的力度以及被接受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成为好莱坞电影的消费大国。
好莱坞电影在内地占有如此的高分值比重,其多元化的取材是它在“电影场”攻城略地的关键之所在。
美国的移民文化决定了其开放自由的思想风气,并在影片中呈现出来。
在电影题材的广度上可谓是无人能及,历史、现实、科幻、梦境、史前、未来等不拘一格的创意形式都有所体现。
除了不同类型的影片之外,好莱坞电影也更多的开始直观地呈现出异国的自然人文景观元素。
中国传统的功夫、历史人物(如动画影片《花木兰》)、中国的自然景观等一再出现在电影中,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构成元素。
(如影片《阿凡达》)。
中美之间这种文化元素的融合更为好莱坞电影行销全球注入新的血液。
好莱坞电影能够在中国乃至全球电影市场取得优势的另一因素是人性观照的体现。
随着人们逐渐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原始的自然风光,质朴善良的人性成为人们渴望憩息的精神园地。
从《阿甘正传》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影片中个人通过不断奋斗得到成功的故事情节,感人的故事性和人情味,都能拨动大多数人的感情之弦,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同。
在物质越来越丰富,人们内心情感却越来越匮乏的今天,关注人性不仅使美国赢得高票房,也是其在中国占有“位高权重”地位的重要支点。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引言霍米·巴巴(Hommi Bhabha),英籍印度裔文化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以其对后殖民理论的独特贡献而闻名于学术界。
巴巴在其著作《殖民自己》和《位置的位置:文化中的第三空间》中提出了众多的后殖民理论概念,为后殖民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提供了深入的研究分析。
本文将重点探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并探讨其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影响。
一、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框架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三个核心概念:边缘性(ambivalence)、第三空间(third space)和文化重构(cultural hybridity)。
1.1 边缘性边缘性是指处在后殖民国家和民族中的个人或群体所面临的既不完全是殖民者、也不完全是被殖民者的困境。
这种边缘性不仅体现在个人的身份认同上,也包括在文化、语言、思维方式等多个层面。
巴巴强调,边缘性不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生存方式。
在边缘性的中间地带,个体可以较为自由地展现自己的独特性,同时也可以超越二元对立的认同,实现更加包容和多元的认同。
1.2 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是指那些融合了西方主导的殖民文化和当地民族文化的新型文化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文化之间的边界和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各种文化的元素相互交织、碰撞,从而形成全新的文化形态和认同。
第三空间不仅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态度。
在这个空间中,个体可以同时融入多种文化,拥有多重身份,对自身和他者有着更加包容和理解的态度。
1.3 文化重构文化重构是指后殖民国家和民族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所遭受的文化剥夺和压迫后,通过文化的创造和再创造,重新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
这种文化重构不仅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更多地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符号。
文化重构不仅有助于后殖民国家和民族走向自主,也为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中西文化和谐摘要:中西跨文化交际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如文化霸权主义、欧洲中心论等,其根源是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
要消除这些弊端,使中西文化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必须用中国的和谐主义图式指导跨文化交际教学,指导学生建构起和谐的跨文化交际图式。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教学和谐主义图式人类中心主义图式一、引言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
”[1]所以,要用和谐主义图式去指导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与沟通,促进中西文化的和谐发展,帮助学生建构起和谐的跨文化交际图式。
二、图式理论“图式”是指个人过去获得的知识、经验等在头脑中系统的、有条理的储存单元或方式,可分为语言图式(linguistic schema)、内容图式(content schema)和形式图式(formal schema)。
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属于内容图式,是指以文化背景知识为基础形成的图式,它通过一种知识组织模式把人类先前的知识储存在大脑之中。
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主义图式能够使不同文化和谐相处,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跨文化交际图式。
人类中心主义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框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文明间的对立及跨文化交际的紧张局面。
三、和谐主义图式和人类中心主义图式的文化渊源(一)以中庸为特点的和谐主义图式《说文解字》对“和”的解释是:“和,相应也。
”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尚书·舜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尚书·尧典》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跨文化交流要超越二元对立(新论)
黄平
《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7日05 版)
跨文化不只是地理或空间意义上跨越各种有形阻隔的交流与对话,更是对现有文化屏障的超越
世界秩序与人类不同文明的和谐发展,离不开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多元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曾使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明的平等交流与合作上陷入困境。
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世界观,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来“冷战”的影响,让人们自觉不自觉以西方尤其是美国模式为“理想类型”,用静态的、二元的、非黑即白的线性分析框架,在“普世意识”的掩盖下,使世界文化“一体化”。
这种思路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现代性本身具有内在张力和矛盾,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寻求适合各自特色的发展道路时,各自的文化和传统对其发展也具有内在的道义和伦理意义,这是所谓“一体化”或普世化叙述无法解释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二元对立的叙述就一直试图裁剪和诠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比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的对立。
在这一叙述下,中国的历史变迁、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建设和文化再生,似乎都只是一个如何追赶西方的问题。
这种二元叙述并不能解释、更无法理解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和其中所包含的独有文化。
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恰恰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从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走
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丰富而多样的传统思想文化伦理中的优秀成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凝聚认同和文化自信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仅从经济增长的单一视角进行描述和判断;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也必须突破“普遍与特殊”“现代与传统”等二元对立分析框架。
以绵延几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多样性包容性为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命运,怎么能够说中国道路仅仅是一个“特例”,或者根本就没有中国道路?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实现着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正走出一条非二元式的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文明并非只能彼此冲突,各种文化正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跨越各种傲慢与偏见,实现新的文化重建。
面对各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关键不是争论何种道路更具优越性,而是如何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话语框架,真正形成多元文化和多重现代性的互补性知识。
换言之,跨文化不只是跨越地理或空间意义上的交流与对话,更是对现有文化屏障的超越;不仅承认并保护文化的差异,还要在各个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搭建借鉴、互补之桥,并在互鉴互补中进一步发现自己。
跨越文化屏障,是真正认识和理解文化多样性的前提。
从文化的多元性中,我们才能看到人类未来发展走向美美与共的可能性。
西方文明需要突破自我中心主义,在急速变动的世界秩序中不断学会用旁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对于曾受到“西方中心主义”规制的非西方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而言,也需要在与西方的平等对话中,不断更新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重建文化自觉与文明自信,逐渐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