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悲剧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探析刘玉兴（福建电大龙岩分校福建龙岩３６４０００）摘要：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是人物性格特征形成和发展的客观依据。
鲁迅悲剧小说的环境描写是出色的，阴冷的自然景象、麻木愚昧的周围人群和凶残酷烈的封建势力所形成的典型环境为悲剧人物活动设置了特定的历史舞台。
关键词：鲁迅悲剧小说；环境描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图分类号：Ｉ２１０．９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６２９（２００６）Ｓ１－００４３－０３“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周围的人事关系以及时代风貌、地方习俗等，是形成人物性格，促使人物行动的客观条件总和。
”［１］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
自然环境通常指山川风物，孙梨在《荷花淀》开篇用娟秀轻盈的语言为人物设置了一个清新柔美的生活舞台，朦胧凄迷的月色伴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为人物的性格形成、发展和人物行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不少小说中，自然环境又被充分社会化了，这使得它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成为现实社会的某种象征。
例如《李自成》第二卷中有一段描绘崇祯皇帝所生活的乾清宫的自然环境，“窗外，雨声淅沥，雷声不断，雨点打在白玉阶上，梧桐树上，分外地响。
风声缓一阵，紧一阵，时常把雨点吹过画廊，敲在窗上……一阵雷声在乾清宫的上边响过。
他从梦中一乍醒来，在风声、雨声、闷雷声和铁马丁冬声中，听到一个凄惨的战栗声……”，这种自然环境，其实就是崇祯心理、情绪的对象化。
这种渗透着人物主观色彩的物象描写，在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中随处可见。
“优秀的作品在描写环境时，都不仅仅是提供人物活动的简单场所，更不是给人物的活动贴上苍白的布景，而是把它和人物揉在一块，使之紧密环绕在人物性格，并创造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条件，驱使人物行动，为人物性格的特征及其发展提供客观的依据。
”［１］这正如吴功正先生在《小说美学》中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相向、相逆、相克、相生结成了多走向、多色块、多内涵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也就构成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环境。
”［２］鲁迅是一位“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笔触伸向旧中国的黑暗，伸向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因此他的小说，尤其是悲剧小说，对描写的环境赋予深刻的含义和明确的指向，为典型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设置了合理的舞台。
本文试就其悲剧小说中的环境描写特色作初浅的探索。
一、自然景物：阴冷萧索鲁迅悲剧小说中的景物萧索灰暗，透出寒气。
《故乡》中的“我”回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处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我的心经不住悲凉起来了”。
是悲凉中看到了肃杀，还是萧索引起了心态悲凉呢？应该说二者是统一的。
《药》中首尾各有一处沉寂阴晦的景物描写，“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
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
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
”这是华老栓带着为儿子治病的希望出门时的景物，从这些毫无生气的景物描写中，读者不难预测华老栓此行的无谓和华小栓悲哀的命运。
“微风早已停息，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
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是死一般的静。
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这“两人”的特写镜头和凄寒的深秋景色，让人心生寒栗。
同病相怜，华夏同悲，这浓黑的景物不仅折射了鲁迅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还承载着对民族命运和国民素质的深深忧虑。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而侠肝义胆的革命者，渴望救治的年轻生命合理地被遗葬在荒郊秃岭，营造了极好的悲剧效果。
此外，《祝福》里鲁镇满天飞舞的梅花那么大的雪花，《孔乙己》中“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固然都是秋冬的自然景象，但是这些自然景物成为作者的审美对象后，经过情感的过虑、选筛重现在作品中，己经很自然地和悲剧人物命运结合在一起了。
在鲁迅的悲剧作品中，景物描写最多的是秋冬景物，而且大都笼罩在黄昏夜光下。
故事背景大都这样安排，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鲁迅呼吸着浓重的黑暗和“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心理重负。
因为鲁迅先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出于对国家、民族最真诚无私的爱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感，他努力将自己对黑暗的感受投射在景物中，藉以唤起国人的心理共鸣，达到改造灵魂的目的。
当然，在有些短篇里，也偶尔写到明朗的景物，《风波》里的农村晚景，《社戏》里的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２００６年７月Ｊｕｌｙ２００６第２４卷增刊１Ｖｏｌ．２４Ｓｕｐｐ．１龙岩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ｎｇｙ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３水乡夜色，《故乡》中少年闰土在瓜田的活动情景，清新明远，仿佛美丽的水墨画，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作者对曾经美好的追怀和对现实状态的否定。
鲁迅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不仅善于让自然景象透出悲凉之雾，他还“总是善于把人物和社会环境有机地联系起来，直接通过人物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和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进而揭示出作品的社会意义。
因为只有在社会环境被充分地描绘出来的时候，人物与环境的矛盾才能达到最尖锐的程度，才能刻划出具有深度的人物性格。
”［３］二、周围人群：麻木愚昧鲁迅努力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揭示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以沉重的笔调描述生活在悲剧主人公周围麻木愚昧的同胞。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坦言了弃医从文的缘由，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在日本看到一部辱人辱国的影片，影片上的中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周围的人便是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大批中国人，这欲哭无泪的一幕，打破了他“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了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的梦想，得出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的结论。
带着这份强烈历史责任感，鲁迅相继创作了《阿Ｑ正传》、《狂人日记》、《药》、《示众》、《孔乙己》、《祝福》、《在酒楼上》等一系列悲剧作品，通过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暴露旧社会的病根，设法加以疗救，呼唤人性之完美，诅咒黑暗的社会。
作品对缺乏诚和爱，好以旁观态度看待人们不幸的社会现象的描写是非常出色的。
在《孔乙己》里，人们对孔乙己这个不幸的潦倒知识分子毫无友善和诚爱。
孔乙己每次遭受凌辱，从他们那里不仅得不到抚慰和怜悯，反而被当成笑料来捉弄。
孔乙己被何家打过一顿，酒店的人们哄笑他，他们从孔乙己的不幸中得到了赏玩。
孔乙己最痛苦的是屡试不第，酒客们又故意寻衅他，讥讽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直到孔乙己“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
”当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脸色黑而且瘦，己经不成样子了”，去酒店时酒客和掌柜还是照样以他的不幸来嘲弄他，他终于在极为难堪的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地走去了”，从此再也不回来。
对于缺乏友善和诚爱的国民性弱点的针砭，在《明天》里也表现得很突出。
寡妇单四嫂子带着幼小的儿子宝儿生活，境况窘迫，却从来没有人诚心诚意地来帮助她。
宝儿病危了，她从庸医何小仙那里得到的是一种玩忽性命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冷漠；而那个蓝皮阿五，在单四嫂子最需要有人助一臂之力的时候，却借故欺负了她；红鼻子老拱早就对单四嫂子不怀好意，唯恐宝儿不快点死。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周遭人际，她又能有怎样的“明天”呢。
在《药》、《阿Ｑ正传》里，我们也可以读到林林总总的被鲁迅愤然称为“愚昧国民”的麻木和愚昧表现。
在小说《药》中，革命者夏瑜被杀害的时间是一个下半夜，然而围观者依然甚众，“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的，向上提着。
静了一会儿，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这段带着讽刺意味的描写活画出了看客的无聊，淋漓尽致地刻划了他们以赏鉴同胞不幸为快乐的畸形心态和麻木表现。
在《阿Ｑ正传》里，作者借阿Ｑ的口也描述了作为看客的阿Ｑ的心态和作为听众的王胡等人的情绪反应。
鲁迅在众多小说中不惜笔墨描写国民劣根性，是贯穿着他启蒙主义的思想因素。
他这样总结他的创作经验，“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年前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的这种“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对人民群众的不幸遭遇和历史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又痛心于他们没有自觉奋起抗争，这就决定了鲁迅在小说艺术中运用悲剧来达到启蒙目的的根本特征，决定了鲁迅对愚昧国民的态度不是廉价的同情，不是浅薄的哀怜，而是用他的深重悲剧来唤醒国民。
三、封建势力：凶顽酷烈“悲剧是对立的社会力量斗争的产物。
进步的社会力量按照一定的历史轨道向前发展，但是遭到落后的社会力量的阻遏和迫害；而进步的社会力量暂时无法抵抗住，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这便产生了悲剧，这是悲剧的社会根源”。
［２］在鲁迅的悲剧小说中，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强大凶顽的旧势力常常扼住新生力量的咽喉，悲剧主人公在无助、困惑的生存环境下走向毁灭。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封建社会的买办婚姻使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又被婆婆卖给了贺老六，之后又夫亡子丧，大伯收房，被赶出贺家坳。
当她再次来到鲁四老爷家作佣工时，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丧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
捐门槛后，仍难逃脱悲惨命运。
可以说，祥林嫂是被封建社会性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条绳索勒死的。
封建卫道士鲁四老爷不但对祥林嫂这个廉价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还从精神上进行无情打击，指责她“不干净”、“败坏风俗”。
族权的代表者婆婆和大伯，一个将守寡的她当牲口卖了，一个将亡夫丧子的她赶出家门。
此后社会无处不在的神权思想又继续给她精神上的创伤，柳妈对她宣传阴间因果报应的谬论，最后带着极度的恐惧在人们的祝福声中死去。
《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悲剧固然有其客观原因，把争取恋爱自由看作是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把眼光局限于小家庭的安定与幸福，缺乏更高远的社会理想，导致失去爱情依附的经济基础，但更重要的还是客观原因：中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社会过于黑暗，在封建势力汪洋大海的包围下，在全社会的思想启蒙尚未成功之前，个体的努力就象巨网中挣扎的小蜘蛛。
在《明天》、《离婚》、《故乡》、《狂人日记》、《在酒楼上》等作品中，还有许许多多无形的由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封建罗网，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悲剧主人公显得何等弱小。
因此尽管爱姑大胆、泼辣，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敢怒敢骂，“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
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伤心地离了婚。
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判若两人，与好友“我”见面４４（上接第３７页）他在《假中闭户终日偶得绝句》中写道：“官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沽酒资，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