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生源减少将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摘要：自1977、1978年高考恢复起，到2008年，参加高考人数逐渐在增加，从精英教育到现在的大众化教育。
从开始的高质量办学，到现在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大众办学的各级各类高校，都将伴随者生源减少将进入生源纷争的时代，以数量论英雄的时代结束，转而进入以质量彰显生机的体现时代特色的高等教育时代。
关键词：生源减少高校格局高等教育三极化适应性调整职业素质教育就业能力等1 高校格局的改变、高等教育向三极分化生源减少最终使高校现有的格局被打破，那些盲目扩张、没有专业特色、缺少政府支持的高校将随着招不到学生而倒闭，或被兼并。
随着生源减少，考生报考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尤其是农村生源对学校的选择将决定某些高校的生存空间。
因为原来相对信息滞后的农村地带的高中和农村考生（包括家长在内），过去参加高考主要目的是考上就行，至于什么专业、什么学校、今后就业如何等不是特别关心，主要听学校及班主任的和任课老师的。
学校往往为了升学率而让学生选择偏僻、偏远、有些专业和学校往年招生不足的报考（还有部分高校去中学做宣传工作等），而不是根据学生特点和今后想从事什么行业去考虑问题，从而造成部分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强，毕业后就失业的问题。
随着生源减少和信息交流的普及（尤其是互联网），以及当前就业出现的各类问题，不管农村和城镇的考生都会对报考专业和学校越来越重视，选择学校和专业的目的性和个人志愿的唯一性大大提高。
考生个性化提高和生源减少必将使高等教育向三极化趋势发展：1极传统名校和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校；2极专业知名度高、社会口碑好、就业能力强的高校；3极有特色、就业能力强的高等职业院校。
无特色和知名度的普通高等院校、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受生源减少冲击影响最大，从2013年后将逐步加大。
另外还有一极国外高校的生源争夺！2 高校专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前几年是高校就能招到学生，有专业就有学生选，最难办的是招生指标，尤其本科院校招生不愁，愁自己规模不够大（宿舍、教室等限制）。
城市的门票------精英社会的准入制度高房价“门槛”说可谓一语中的。
房价确实就是“城市的门票”。
要知道，自古以来，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动力。
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是城市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其城市的繁荣，日后的启蒙主义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繁盛，更靠城市的创造力。
城市经济资源集中，人口密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充分。
人的聪明才智，在城市的环境中发挥得最充分，进步也最快。
也怪不得，在许多社会学家的眼中，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几乎是同步的。
高房价提高了“城市门票”的价格，提高了城市准入的门槛，把大量本来能够进入城市发挥其才智、提高自身素质的人排斥在外。
这样的结果，到底是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降低呢？我们不妨引经据典地把道理说得更复杂些，免得被人说为没理性、没文化。
这位先生的意思大概是：高房价提高城市的准入门槛，使得只有素质最高的人才能进来。
这样虽然牺牲了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口的素质，但保证了城市人口本身的素质。
可惜，即使从这个角度说，高房价不仅会降低整个人口的素质，更会降低城市人口的素质。
这里我不妨引用已故哈佛大学心理学家Richard J. Her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著名学者Charles Murray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来进行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两位学者在美国都属于保守派阵营，反对劫富济贫的福利国家，甚至被指责为对弱势过于冷酷。
比如Charles Murray就一直坚持认为：现在大学生太多，许多人根本没有读大学的素质，他们命中注定要干体力劳动，把劳力者通过慷慨的国家福利(比如奖学金等)变成劳心者，是浪费社会资源。
也正是如此，该书出版后，作者几乎也成了在美国公众“最想打的人”，乃至出去讲演频频遭到抗议，甚至有暴力的肢体冲突，不得不要警察保护。
这一名著，因为是建立在严格的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十几年来虽然争议不休，其学术价值仍不可否认。
5）个人/群体的当代生活经验在整合和理解时的难度，造成的无力感。
—“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
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到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
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3、当代生活从哪里来？—1）在你的词典里，“现代”是一个怎样的词？—2）两个词条：—Modern：……Modern的负面意涵及相关的词一直持续存在着，但是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很明显地在20世纪，有一个运动使modern的词义演变朝向正面意涵。
Modern 的正面意涵实际上等同于“改善的”（improve）、“令人满意的”或“有效率的”。
……Modernize与modernization在20世纪的论述里变得日益普遍。
这两个词与“Institutions”（机制）、“Industry”（工业）这些词有关，通常是用来表示完全令人喜欢或满意的事务。
【参见Improve（改善、充分利用）, Progressive（进步主义的）, Tradition（传统）】——Improve:......早期用法里，这个词指涉金钱利益的买卖，通常等同于invest（投资），尤其是指土地的经营或是关于土地方面的经营（通常是指将公有地或荒地圈成私有地）。
(18)世纪现代化的农业资本主义过程中，improve 是一个重要的词，其所代表的意涵——“using to make a profit”（利用、获益）——在后来的片语中仍然保留。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improve oneself”（提升自我）这一具有独特意义的词汇。
【参见development（发展）, Exploitation（开发、利用、剥削）, Interest（兴趣、利害、关怀、利息）】3）“现代”的基本特征：—一种以工业化（在多数时候还有资本主义）为关键特征的、第三产业日渐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明显超过第一产业的经济变化（现在最卖钱的是文化，不是资本，更不是能源）。
从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问题看教育资源失衡及后果摘要：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成为高等教育的一大新难题，他们缺乏社会资源，求职难度更大，主要表现在求职渠道单一、就业质量偏低。
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城市化的办学思维使农民手弟很难享有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
农村籍大学生在重点高校就读的比例偏低，就读的学校层次普遍较低。
这使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将导致社会阶层流动固化，进取和创新精神缺失，社会失去应有的活力，摧毁了农民“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使农村中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不利于农村的基础教育，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
关键词：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阶层流动；教育公平一、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生就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高等教育的一大新难题。
经过就业市场多年的洗礼，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已经细化和分化。
与来自城市的学生相比，农村籍毕业生的求职难度更大，不但求职渠道比较单一，而且就业质量较低。
从求职渠道看，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渠道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招聘会；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专业的求职网站；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等。
农村籍大学生一般都通过招聘会或专业的求职网站求职，很少有通过社会关系而就业的。
近年来，大学招聘会的成功率在下降，而毕业生所享有的社会资源却成为就业的重要保证。
据调查，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毕业生最主要的求职渠道是“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而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家庭的毕业生则是“通过亲友得到的招聘信息”。
从大学毕业生初次求职成功的渠道看，在2009届毕业生中，“211”院校毕业生30％是参加大学招聘会，14％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非“211”本科院校毕业生18％是参加大学招聘会，20％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15％是参加大学招聘会，26％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
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理论依据及分析摘要：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
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事实却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此种矛农村大学生比例的下降呢？“城镇化”和“就业难”被认为是导致这一矛盾凸显的两个主要原因，本文尝试用经济学理论，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来解释“就业难”是如何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
关于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原因，学术界的研究可以分两类，第一类文献集中于分析受教育者本身之外体制因素，即城镇化，那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成城镇居民，导致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下降；另外一类文献，则把目光集中于受教育者自身，他们认为就业难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不菲的学费，读完大学了却突然发现找工作特别是找到和自己职业规划想吻合的工作相对较难，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很多农村家庭包括受教育者自身会重拾“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下面笔者将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来阐述“就业难”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作用机制。
一、有限理性人假设有限理性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
它是指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是有局限性的，人们只能在决策过程中寻求满意解而难以寻求最优解，行为主体计划做到理性，但现实中却只能有限度地实现理性，目标函数只能实现“满意”而难以达到“最优”。
人在有限理性思考下的抉择结果难以取得最大值。
家庭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而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在作出上大学与否的时候，他们衡量的标准是上大学给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同不读大学直接高中毕业参加工作所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对比，来得出最有利于家庭的决策。
本文主要把视角集中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来分析个人作出是否上大学的决策。
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是个大问题通过改革开放30连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学入学率有了极大提高。
据统计，2021年高考计划录取人数为675万人，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为685万人，全国平均录取率超过75%，某些省份的录取率乃至达到90%，绝大多数学生不愁没大学上。
这是一个超级可喜的现象。
但同时咱们也不能不关注，农村大学生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越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比例越低，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例如最近几年来考入北大清华的农村大学生只占15%左右，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均低于30%。
而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仍是一般高校，农村学生都占大多数，许多大学乃至高达80%以上。
是什么让农村学生离大学、名校愈来愈远呢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数量激增，这造成了事实上存在的就业难。
虽然各个高校都宣称自己就业率超过90%，但实际上水分很大，被就业很多，并非可信。
大学毕业即失业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数量不断增加。
对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讲，就业更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这造成一些农村子弟对上大学没有踊跃性，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一些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即便找到工作，工资也很低，乃至不如在建筑工地打工的父亲工资高，还不如早出来打工更合算。
以前考上大学就可以够改变身份，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成为国家干部。
此刻城市户口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许多农村大学生不转户口，因为这样可以保留农村的土地，若是碰到农村改造拆迁，更可以取得几十万拆迁补偿。
这样农村学生高考的动力自然减弱了。
大学学费和各类费用不断爬升，使一部份寒门学子难以经受。
此刻上大学一年一般需要1万多元，这对来自贫困地域的学生来讲负担很重。
虽然高校有各类奖学金、助学贷款，但很难完全解决问题。
一些农村家庭因学致贫，家里供给大学生的家庭普遍生活水平下降，生活压力加大，许多家庭衡宇陈腐，破败不堪，家徒四壁。
由于教育资源分派不均衡，造成一些农村学生输在起跑线上。
大学生生源农村孩子比例为何越来越少2008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温总理的话，触及了我国教育界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城乡教育的不均衡。
温总理提到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在一些重点院校，到底还有多少大学生来自农村？到底是何种原因导致当代农村大学生的比值越来越小！寒门子弟何以鲤鱼跃出“农”门。
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导致超级中学的出现，高额升学率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
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
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而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
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
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
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
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进不了好的高中，其步入好的大学又是谈何容易。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
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
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农村“撤点并校”摘要：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启动了农村地区新一轮中小学布局调整，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撤点并校”。
“撤点并校”政策实施十多年来，各方对这一政策的认识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实施效果都有很大差异。
本文在对“撤点并校”进行人口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学生为本、以质量为先、以规范为纲、以均衡为基、以人口为据”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撤点并校人口因素政策建议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农村普通小学数量由44万所减少为23万所，减少了52.3%。
农村普通小学数量在十年内锐减，主要原因是，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启动了农村地区新一轮中小学布局调整，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撤点并校”。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把“撤点并校”的原因概括为“一少”、“一多”、“一高”。
“一少”，就是农村学生数量减少，学龄人口减少；“一多”，就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增多；“一高”，就是对高质量教育需求提高，学生向城镇学校流动。
分析袁贵仁部长对农村小学数量减少的原因解释，可以发现，农村小学数量减少，有着很深厚的人口因素。
因此，从人口学角度分析农村小学数量减少这一现象，更有利于我们正确、客观地评价国务院出台的“撤点并校”这一政策。
一、“撤点并校”的人口因素分析人口与教育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人口数量增加要求扩大教育规模，人口数量减少要求压缩教育规模。
人口与教育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教育布局与人口流动的关系，人口流入地教育需求增加，人口流出地教育需求减少。
因此，人口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龄人口数量和人口流动两个方面。
1、学龄人口角度的分析学龄人口指的是达到规定入学年龄的人口，根据我国当前的学制特点，小学学龄人口指的是6—11岁的人口，初中学龄人口指的是12—14岁的人口。
关于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教育蓝皮书（2011）》指出：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小学和初中学龄人口就已经呈下降趋势，而且小学、初中学龄人口的下降势头将分别持续至2018年、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