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氏父子乐府观之形成

浅析“三曹”人生及其诗歌创作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

“三曹"即汉、魏间诗人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

他们政治地位显赫，文学成就很高,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

关键词：三曹建安风骨刚健婉约慷慨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转变时期，此时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它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但写此心，而不虑及其余。

曹氏父子是建安诗歌的集大成者，引领一代文坛。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 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邈英逸，故俊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正是曹氏父子的诗歌创作为建安文学的兴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珠并光照后世。

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使这三人的思想感情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形成迥异的文学内涵和艺术风格.一建安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这为想建功立业之人提供了可能，激发了士人追求功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事事多变，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

这种环境为士人创造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境，从而形成了诗歌慷慨悲凉的独特格调，“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

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的诗歌中更是充满了“高古之骨，苍凉之气”（钟惺《古诗归》）,但由于性格、际遇的不同，这种慷慨悲凉之气亦各有不同。

论曹植乐府诗的文人化特点曹植乐府诗的特点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人，是曹操与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乐府诗的特点汉乐府作为社会性的娱乐艺术，其盛期止于汉代。

汉末大乱，使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都遭到很大的破坏，随着京洛等繁华城市的废墟化，乐府艺术也迅速衰微。

虽然民间仍有歌人在活动，并且奇迹般地产生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样的长篇说唱，成为乐府说唱艺术的顶峰之作，但是乐府诗创作主体已经转向文人。

建安诗人继承汉代文人创作乐府诗传统，其乐府诗仍然与音乐关系密切。

曹操、曹丕和曹叡以宫廷乐工声伎自随，作为乐歌，付诸伶人。

曹植说乃父“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诔》)。

裴松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也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丕更是热衷于声色之娱，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

”曹丕自己所作的《善哉行》更描写出他日常耽沉声伎的生活情状。

魏明帝曹叡分汉相和曲为二部，“更递夜宿”，继承乃父乃祖深嗜乐府音乐之遗风，他所留下的诗，也全是乐府诗。

曹魏“三祖”创作乐府诗的方式按旧曲调制新词，其情形可能与早期词家的倚声填词很接近。

其它建安诗人的乐府诗如阮瑀《驾出北郭门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甚至包括徐干《室思》、繁钦《定情诗》，大体都有音乐方面的依据。

但一般诗人难得有“三祖”这样的音乐方面的条件，所以所作乐府诗数量很少。

就乐府诗从音乐系统转向纯诗系统而言，建安乐府诗是一个过渡。

一方面，曹操曹丕的乐府诗风格最接近汉乐府古辞，与音乐仍保持同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是通过他们的创作，奠定了文人创作乐府诗的传统。

他们的乐府诗按旧曲调而不摹拟旧篇、袭用旧事，这一点与晋宋间人的拟乐府不一样，可以称之为拟调乐府，是文人乐府诗的第一阶段。

尽管早期文人乐府诗仍与音乐发生关系，但此时的音乐已经经典化，音乐制度渐趋凝固，失去了乐府发生时代的俗乐新声的活力，也不再派生新的曲调了。

从诗歌创作中探究曹操与曹丕父子的文人气概马永红一、曹操与曹丕父子文人气概的形成原因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讲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故而曹操与曹丕父子二人诗歌创作中体现的文人气概既与他们身处的时代有很大的关联，而且与他们自身的经历和独有的性格气质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东汉时期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两人诗歌创作上不同的文化性格和气概。

曹操独特的文人气概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产生的。

他出身于寒门地主之家，其一生大体可以分为青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

青年时期的曹操渴望建功立业，效忠汉朝王室并跻身于世家大族的行列之中;中年时期是曹操最有成就的一个阶段，他在东汉末年军阀大混战之中统一了北方，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晚年的曹操赤壁之战败还，内心渐趋平静逐步步入晚年。

曹操少时便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这在他青年时期的志向中就深有体现。

东汉末年正是曹操人生中大有作为的中年阶段，由于此时外戚和宦官轮流上台执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农民暴动愈演愈烈，政治腐败加之军阀混战，在如此社会动荡之际，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观念逐渐被以老庄哲学为主的思想观念所解构消融，感情、欲望、个性以及强烈的生命意识占据人们生活的中心。

处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曹操根据自身的经历，并融合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中的合理内核，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认识和理性风格，这也同时造就了曹操在文学领域及诗歌创作上独特的文人气概，从而构建形成了曹操诗歌中慷慨悲凉、雄奇壮阔的文人气概和文学心理。

曹丕出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几乎都是在汉末动乱中度过的。

正如他在《典论·自叙》中说道：“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

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

以时之多故，每征伐，余常从。

”从这段自叙中我们便可看出曹丕幼时就学习骑射，常跟随父亲曹操四处征战饱经离乱。

浅谈刘勰的乐府观——卢江红20120505055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篇》是“乐府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汉乐府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勰在乐府诗的创作上主张“诗声合一”“诗声俱正”,本文主要通过《文心雕龙》中《明诗篇》和《乐府篇》中刘勰对曹氏父子诗文的不同评价来论述刘勰“诗声俱正”这一乐府观。

关键词：文心雕龙诗声俱正乐府观正文：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继承儒家传统乐教观的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篇》中对乐作出细致的划分，提出“诗为乐体，声为乐心”，歌辞和乐曲都要达到雅正的标准，即“诗声俱正”。

在这个观点的支撑下他对秦汉以来的乐府诗进行了批判，如他把汉乐府中的《艳歌罗敷行)、《艳歌何尝行》、(白头吟)等一类优秀的爱情诗斥为“淫辞”:“若夫艳歌婉妾,怨志葩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还批评《郊祀歌十九章)中的《桂花》和(赤雁》“靡而非典,丽而不经”,认为浮靡、不合正则。

到底什么是“诗声俱正”，通过《明经篇》和《乐府篇》对于曹氏父子的诗文的不同评价可见一二。

《文心雕龙·乐府》对曹氏父子祖孙所作乐府诗的评价。

其言曰: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

宰割辞调,音靡节平。

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

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1.正声“三调正声”中的“三调”即清调、平调、瑟调,合称清商三调。

它们由汉代民间的相和歌曲衍生而来,仍属于相和歌曲。

“宰割辞调”指的是在给诗歌配谱时对歌辞、曲调进行加工,予以剪截、拼凑。

我们都知道曹操、曹不、曹植还有曹靓都爱好诗歌和音乐,他们的许多诗篇在当时或后世被谱入相和歌曲的曲调中,加以演唱。

什么是正声？中正平和的声律即是正声。

刘勰评价曹氏父子的诗歌“音靡节平”，声音美好,节奏平和,乃“三调之正声”。

虽然相和歌曲是为民间乐曲并非雅乐，但是由于俗的东西被士大夫阶级所喜爱、所加工,就会慢慢地发生变化,由俗趋雅。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一、名词解释1、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

当时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

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左思风力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

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亢，辞采壮丽，笔力矫健，气势昂扬，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

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借咏史而咏怀，因而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

他诗歌创作的这种精神，即是后世所说的“左思风力”。

3、正始之音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正始之音是指这一时期前后大约30余年的诗歌。

正始时期的著名文人，前者代表人物为何晏、王弼、夏侯玄。

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开两晋玄虚之风。

后者又称为“竹林七贤”，以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正始诗歌受玄风的影响，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代的慷慨悲壮变为“辞旨渊永，寄托遥深。

”太康诗风：太康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

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其间诗风形式主义日趋严重，注重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遍特色。

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骏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

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

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

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

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

”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

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

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