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土司家族与道教关系初探——以《建广福观碑记》《降母神祠庙记》及《碾伯重修真武庙记》为中心的考察

TIBETANPLATEAU FORUM 李土司家族与道教关系初探———以《建广福观碑记》《降母神祠庙记》及《碾伯重修真武庙记》为中心的考察李勇进（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合作747000；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作者简介：李勇进（1983—），男，甘肃临洮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讲师，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道家道教文化兼及青藏高原区域史。

摘要：本文通过对《建广福观碑记》《降母神祠庙记》及《碾伯重修真武庙记》等三通碑文的考察，探讨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李氏家族与道教的关系，认为：道教在土司家族的宗教意识中曾占有较高地位，李氏家族与道教的关系亦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这一历程与李氏家族逐渐汉化的过程是相一致的。

关键词：道教；李英；李宁；李完李土司家族是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最大的土司家族之一，对河湟地区乃至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均产生过重要影响，故而对其家族的研究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较为丰硕①，然而对李土司家族与道教之关系的研究却着墨不多。

赵英的《李土司家族制度研究》对李土司家族的婚姻与家庭、丧葬与祭祀、文化与信仰等作了考察，认为李氏家族坟茔的坐向和选择体现出浓厚的道教色彩[1]。

本文通过对《建广福观碑记》《降母神祠庙记》及《碾伯重修真武庙记》等三通碑文进行考察，来初步探讨李土司家族与道教之关系，谬误之处，祈请指正。

一、西夏时期李土司家族先世与道教关系蠡测关于李土司家族的族源问题，学界先后有沙陀突厥、吐谷浑和西夏皇族后裔等三种不同的观点②。

近年来，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李氏族源问题予以辨析驳正，基本否定源于沙陀或吐谷浑李克用的说法[2]。

王继光先生在《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中即否定了以上二说，认为李土司家族“先世居西夏”，其先祖很有可能是西夏党项人[3]，李氏后裔亦持此说。

据李氏后裔李培业考证，其家族先祖很可能是西夏皇族后裔[4]：西夏崇宗李乾顺（1086至1139年在位）之弟晋王察哥。

吕建福的《李土司先世辨证》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5]，此说主要依据新近发现的《李英神道碑》，可信度较高。

即如此，便有必要对李土司家族先世在西夏时期的宗教信仰问题作一检讨。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在接受汉传佛教的同时，对藏传佛教也采取兼收并蓄、容纳吸收的态度③，其皇室也大多参加各种佛事活动④。

李土司家族先世与道教之关系，囿于文献难窥一斑。

不过，西夏王朝时期佛教虽为主流宗教，但道教在西夏境内仍有所流播。

西夏皇族中便有信奉道教者，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夏景宗李元昊长子宁明，“喜方术，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6]；又，北宋元丰四年（夏惠宗大安七年，即公元1081年），宋军进攻西夏西平府（灵州），城中百姓四处逃散，“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7]。

夏崇宗李乾顺祖母梁氏、母亲梁氏皆为汉族，其在继位之后亦是大力推崇汉文化。

据此，道教在西夏的发展和影响虽远不及佛教，但作为崇宗之弟的晋王察哥乃至其后裔对道教至少是有过接触的。

二、政治向心力的宗教化表达：李英与广福观自元以降，李土司家族以藏传佛教为其宗教信仰。

李氏至李赏哥（青海李土司始祖）时徙居西宁，遂民族文化研究119TIBETAN PLATEAU FORUM 占籍为西宁土人，担任元岐王府官。

彼时藏传佛教已在河湟地区长期流行、发展迅猛，故李氏家族在元代时就已开始崇奉藏传佛教。

明洪武初年，李赏哥曾孙李南哥率部众内附，授西宁卫指挥使，成为河湟地区重要土官。

入明以后，明廷从俗而治，于此地“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故大建梵宇，特赐专敕”[8]，大力推崇藏传佛教，故李氏信奉藏传佛教日隆。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有利于李氏在河湟地区家族威信的树立及统治地位的稳固。

不过，通过对碑铭的梳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道教在李土司家族的宗教信仰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李土司家族与道教发生正式、紧密的联系，是从李南哥之子李英开始的，广福观的营建即为一具体明证。

广福观，位于西宁府城东北隅，专祀道教尊神真武大帝，明永乐年间由李土司第二世李英施资营建。

该道观是河湟地区重要的道教宫观之一，宣德十年（1435年），西宁道纪司即设于此观[9]，由此成为西宁官方道教管理机构及道教的核心象征。

换言之，广福观在明中前期已成为管理西宁道教事务的机构，是西宁众道教宫观之首。

明清时期广福观多次被毁，当地官民曾多次重修补葺。

据史料记载，正统年间都指挥汪清对广福观进行了重修，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守备崔麒又做了重修[10]；清同治年间广福观毁于兵燹，咸丰元年（1851年）当地绅民再次重建[11]。

据当地民间所传，自明以降，每岁农历三月三日⑤，当地民众会在广福观举行盛大庙会，前来敬神焚香之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迨至清末，广福观遂衰，现已无存⑥。

关于广福观的营建始末，在《西宁志》《西宁府新志》中载有《建广福观碑记》，《西夏李氏世谱》中记有《敕赐广福观梦感记》，三文略同，下据《西宁府新志·艺文志》录文如下：太宗文皇帝入正统之初，以北极真武之神尝有阴翊默相之功，命修建太岳太和山诸宫观以奉祠事，乃于京师立庙，俾土民之乞灵祈福者咸有归焉。

永乐壬寅秋八月，驾车自沙漠还次榆林，御武帐中，召令推诚宣力武臣特赐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公英，启咨问西宁风土，公具对：臣叨荷国恩。

镇戍西陲，幸遇朝廷清明、边鄙无事，由是民皆丰富逸乐，克享太平之福，恩德至厚矣。

因请建真武庙，以为边人岁时祝寿祷祈之所。

诏许之。

公既还镇，卜日命匠，治材为正殿，周回廊庑，复为后殿，东西两旁为众屋凡若干楹，以为主祠者之所栖止，逾数月而告成。

宣德改元冬十二月，公始克以庙讫工奏之，敕赐观额曰：“广福”，仍命所司宣道士孙思忠等五人以主祠事。

[12]永乐壬寅（1422年）秋八月，成祖召见李英问询西宁风土时，李英以“边人岁时（向皇帝）祝寿祷祈之所”为由，请建真武庙并获准许。

李英返回西宁后，即“卜日命匠”开始营建事宜。

新建成之真武庙耗时岁久、规模宏大，有正殿、后殿及道士居所；宣德元年（1426年），李英上奏朝廷庙已告竣，宣宗敕赐观额曰“广福”，并令由道士孙思忠等五人专门负责祭祀活动。

永乐癸卯（1423年）冬，李英因事觐见入朝，事毕临行时，将营建真武庙及梦感之事告知了时任翰林侍读学士曾启，请托为写碑记。

曾启在碑记中对李英梦感之事作了如下记载：先是，公（李英）承命经营之际，一夕梦人告云：真武之神将出，即肃衣冠以俟，有一人俱素馐将邀公食于其家，公以讶神之故弗之许。

其人携至公所请食，未下筋前告又云神已至，公遂趋出迎见，神冕服执圭，朱鞍白马，道从甚众，仪物类王者，复有道士何诏宗者，博衣角巾，挟薄书以问公曰：神先至李王庙如何，公曰：宜先至宁番寺。

遂转骑从徐行。

时天日开朗，纤尘不惊。

良久，前至一所，高垣峻宇，丹碧照耀，殆非常人所居者。

既及寺门，公下马，矍然惊悟。

实永乐癸卯七月之八日也。

[13]文中对李英梦感一事做了详细记载，从故事描述来看，在被批准营建真武庙之后，即癸卯（1423年）七月八日之夜，李英梦到了真武大帝，并随神驾同行选定神之居所。

所叙之事或涉于荒诞，但无疑与大神感应之梦为真武庙的修建乃至李英本人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显然，李英将其告诉曾启的目的，是希望梦感之事被写入碑记，并最终“勒之于石”以彰其迹于后世。

曾启认为，李英在永乐朝多次随驾亲征、功勋卓著，洪熙年间又能剿寇安边，宣德皇帝降敕褒美，嘉其能忠义报效国家，所以，其“感通神明”之事并非偶然。

还说，“自建庙以来，雨畅时顺，岁谷屡登，边人安居，寇盗屏迹。

是维朝廷盛德所加，而公所以效忠竭力，神之所以护国福民者，可谓至矣”，彰显了李英的竭诚效忠与真武神格的灵验佑护之间是交相感应的。

无独有偶，入明以后通过营建真武宫观，在宗教意识形态上亦发生相似转变的，还有同样崇信藏传佛教的永登鲁土司家族[14]。

真武，亦称玄武，是道教尊奉的大神之一，道教经书中多称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民间俗称为真武大帝、北帝、玄天上帝等。

自宋代始，真武神格逐渐提升,成为官方及民间极为尊崇的道教大神。

靖难之役民族文化研究120TIBETAN PLATEAU FORUM 后，朱棣为恩酬真武神佑，对真武大力推崇，在湖北武当山大兴宫观；由于皇室的推重，永乐以后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遂兴起真武信仰热潮，真武信仰遍及全国，各地所建真武宫观比比皆是。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背景之下，李英营建真武庙的举动，并不一定能反映出李土司家族在宗教信仰上已发生转变，开始崇奉道教，当中可能含有迎合圣意、表效忠心、攀附中央的情结，即其政治性可能要多于宗教性。

李氏自入明以后，不仅广建藏传佛教寺塔，而且广泛参与佑宁寺等寺院的佛事活动，但未见有参加道教法事活动的相关记载。

但需指出的是，李英修建真武庙，实际上是其政治向心力的宗教化表现，亦为其家族注入了道教文化的因子，李英之后，李氏家族在崇佛之余，与道教亦有紧密联系。

三、道教信仰的认同与选择：李宁建“降母神祠庙”《西夏李氏世谱》中录有《降母神祠庙记》[15]一文，由时任陕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东郡人高显所撰，记述了李氏第五代李宁为祭祀其母许氏，而修建“降母神祠庙”的事迹。

李宁，其人于《明实录》《明史》等文献中皆不见载。

据《西夏李氏世谱》卷八《世系谱》记载，宁为李英曾孙，李口长子，“弘治十年四月袭锦衣卫指挥使，晋都督佥事，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卒”[16]。

考之《明史·职官志》：“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凡朝会、巡辛则具卤薄仪仗，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17]，又据《降母神祠庙记》记载：“适锦衣妄罹逆瑾之祸，调卫河州，正故源之邻也，居无何而瑾伏诛”，即李宁因祸于权宦刘瑾而调卫河州，但不久之后，刘瑾伏诛，李宁官复原职；而《降母神祠庙记》碑铭刊立于“大明正德十六年”。

由此可推断，李宁自弘治十年（1497年）四月袭锦衣卫指挥使，期间除短暂任职河州外，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一直是身在京城、随侍君主。

可以想见，李宁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土度过的，故而对道教神灵有所接触与深入了解也是自然之事，这也在其修建的祠庙中明显的表现出来。

《降母神祠庙记》对李宁之母许氏生平作了介绍，言许氏“生有殊质，动静不凡”，在世时就异于常人，“神自幼熟知女史，幽闲沉静……真若神之丰采”，“则其生而正直，殁而为神”。

碑文还提到，许氏卒后有灵验，“间以降母徽号示众，况于远近比闾族党，吉凶祸福，因其降而恳祈，无不应验如影响然”，正是由于许氏生前卒后异于常人的行迹，李宁遂决定为其母“建祠以供祭祀”。

至此，我们似乎还看不到这与道教有何紧密的联系，但是，李宁所建之祠庙却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作前殿三间，则九天圣母之神，项氏之神同祀，后殿三间，尚宝公配享，东西两厢亦如之。

厨垣门宇，内不涂塈丹諢，经始落成，不逾旬月，而绘像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