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旗人的休闲生活

清初“旗民分居”政策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历史上的北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皇城为中心的宫廷文化集中区，一是以北京外城为中心的仕人、平民文化的衍生地。

清政府定都北京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

“旗”指在旗的旗人。

“民”指汉、回等其它民族的居民。

内城房屋一律让给旗人居住，不允许有汉人住宅，旗民分城居住，不得擅自越制。

“旗民分居”政策使北京内外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北京城形成了“兵、民分置，满、汉分治”的格局，从而在北京出现了皇家贵族文化和仕人、平民文化的两大阵营。

1.内城的皇家文化清代北京内城街道格局一仍明旧，和明代北京没有多大改变。

唯一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北京内城陆续建成了诸多宽阔宏敞的王公贵族府第，著名宅园有百余所，异常鉅丽，奥如旷如，各极其妙，是谓“明筑城，清建园”。

清雍正、乾隆以后，清帝常年住北京西郊圆明园。

王公贵族为平日上朝方便，多在东、西两城建宅，所以，北京的王府主要集中在东城和西城。

清代北京的王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为清初入关有功、“世袭罔替”的八大家亲王，即人称“铁帽子王”的八大王府。

二为清中叶康乾时期的王府，这一时期的王府保留不多。

三为晚清的王府。

世言京城“东富西贵”，北京内城东部大宅多，西部府第多。

在诸多王府中，以清代晚期恩封世袭罔替的恭亲王奕訢的府邸最为著名，代表清代北京王府格局规制的共同特征。

恭亲王府及花园早年曾是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宅第。

咸丰元年（1851年），才改赐给恭亲王奕訢，此时始称恭王府及恭王府花园。

恭亲王奕訢受赐府第后，调集能工巧匠对其进行了精心的修缮，把它建成融江南园林艺术与北京建筑风格为一体，汇西洋建筑与中国古典建筑为一园，使王府以建筑华丽、装修精美而成为京城百余座王府之冠。

北京城这些建制宏大、精美考究的王府和王府花园充实了北京内城的实体内容，增加了北京城的堂皇富丽的色彩，在恬淡清和的境界中蕴涵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京城之中除了紫禁城的宫殿之外，无处能比。

与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紫禁城，湖光山色、水木清幽的皇家园林共同构成了北京内城的皇家文化。

四合院的文化作家刘心武在小说《钟鼓楼》中谈到：“至于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与封闭的静态美。

”在研究者认为：“四合院是伦理秩序的建筑形式。

其建制的形成，有功能性的，亦有伦理原则出发的考虑。

四合院更是传统文化和合境界的象征体现，因而《四世同堂》写祁家宅院的非标准化，不妨认为含有全篇内容（‘四世同堂’式家庭的式微）的象喻。

”（赵圆：《北京：城与人》）四合院的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简单概括地讲有四条：一、封闭意识。

四合院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一座四合院四面都是屋墙和院墙，只有东南角上有一座门与外界相通，平时大门也是紧闭着的。

紧邻胡同的南房的南墙一般都不开窗，或者只有比人还高的小窗，通风、采光都很差，作为居室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为了整个院落的安全性和封闭性，也不惜舍弃居住的舒适性。

大门之内至少设有两道门，可谓层层设防。

为了防止外人窥视院内，在大门内设有影壁，内院门里设立屏门，而且一般的来客只能在外院的客厅与主人见面，无缘进入内院。

这种封闭性源于很强大的防范心理。

中国各地的房屋虽然造型布局各有不同，但是在封闭性上倒是十分一致的。

像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与北京四合院有异曲同工之处。

江浙一带的民居也是采用“口”字形布局，所不同的是所占的面积比北京的四合院更小，四面的房屋紧紧相连，严丝合缝，中间的一块空地小得不宜再称为院子，只能叫做天井。

福建、广东的客家人的民居呈现一个巨大的圆环状，一个大家族系统内的数十户人家共同居住在一幢四五层的环状大楼内，外墙为一米多厚的夯土墙，不开外窗，形同一座堡垒，土楼的底层是厨房、杂用房、牲畜栏舍，二层是谷仓，三、四层是居民住房，中间的圆形内院中央设有宗祠。

客家土楼这种特殊的民居样式显然与客家人特殊的生活环境有关。

客家人原是中原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移民到福建、广东地区。

老北京城八旗子弟兴衰史八旗子弟大家都知道啦，所谓八旗24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面。

不务农，不经商，不工作，还可以每年从满清政府拿铁薪水的特权阶层。

一个月发一次工资，最低的步兵1.5两白银，骑兵3两白银，护军，前锋4两白银，到了校尉就是60两白银了。

另外一个季度发一次通州仓库里面的陈米，一个骑兵是4石8斗。

这还不算，在北京郊区每个旗丁还有30亩土地，是不用交纳任何税费地。

一般是雇佣汉族佃农耕种。

这下行啦，每天闲待着还领着不错的工资。

满清政府的年收入一半都干了这个。

闲着没有事情就生孩子呗。

到了宣统时候，统计光北京城里就有八旗旗丁236771人，占了全城人口的3分之1。

没有工作的全靠当特权阶级吃丰厚的劳保过日子。

其实到了乾隆48年北京满清宗亲的男丁就已经有8000多人了，数量远远超过了被大家所诟病的明朝宗室。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8国联军。

满清政府财政困难，又要镇压起义，又要赔款给外国。

把八旗旗丁的俸禄减到原来的70%，米减到原来的20%，加上物价上涨。

八旗旗丁的生活开始困难了，他们开始借债过日子，卖郊区的土地、典当房子。

有个顺口溜说：今晚的月儿怎么这么高？骑白马，挎腰刀，腰刀快，切白菜，白菜老，切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蟊贼。

光着脚丫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这个就是清朝的皇家卫队，健锐营的八旗旗丁。

至于现在很多人自以为是满族，实际上就是包衣阿哈而已。

内务府3旗，王府佐领5旗。

包衣就是满语的奴才，奴隶的意思，而且还是世袭的，比如曹雪芹就是正白旗包衣。

他们可以当官但是不能免去奴才的身份，有可能当了部长，可是如果主人需要，还要回到主人家里做工，当吹鼓手。

实际上就是奴隶制度或者氏族社会的残余。

大多数包衣是抢来做奴隶的的汉族人。

包衣在数量上是远远超过八旗旗丁的。

真正的满族八旗没有多少人。

当年康熙时每年不堪忍受的包衣自杀上报的就有2000多人，还有殉葬的，可是现在很多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研究清朝，不能不关注满族的历史，关注满族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八旗。

长期以来，研究满族史的中外学者，围绕八旗制度展开多方面考察，并取得丰硕成果，已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有关旗人与民人关系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研究领域，还有助于从更大的视野考察八旗制度的性质和特点，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有清一代，满洲统治者以八旗制度统辖旗人（内部又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是汉族）。

旗民分治是清王朝一个根本制度。

作为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北京实施旗民分居。

清朝定都北京初，在城内强制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

当时的北京城，仍保持明朝重建后的面貌，呈“凸”字形。

内城（故又称北城）在北，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外城在南（故又称南城），东西各宽于内城。

清朝统治者强令原在内城居住的汉民除寺观僧侣外，一律迁居外城，腾出内城安置满洲皇室和以满洲人为核心的八旗官兵及眷属。

旗民分居的结果,形成了并存的两个社会，即内城的旗人社会与外城的民人社会。

不过，这两个社会并不是互相隔绝的，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民人重新进入内城，最终形成旗民杂居的局面。

关于这一变化过程，笔者曾依据房契文书作过初步考察[1]。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把重点,放在对内城民人的考察上，即这些民人是如何进入内城的？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与作为其服务对象的旗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得出若干结论。

从事碓房业的民人以满洲人为核心的旗人，是清代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

皇室、贵族、高官姑且不论，就连普通八旗兵丁的钱粮（甲银甲米），也是不低的。

仅甲米（兵米）一项，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每人每年46斛（合23石），最低的步甲也有22斛（11石）。

统治者有意把甲米定得高一些，以便兵丁养家，余粮则可变卖，作为一项辅助收入。

当时一名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45两、米22.5石，八品官是银40两，米20石。

所以雍正皇帝曾坦率地告诉八旗兵丁：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已多于七、八品官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