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国家，农村的治乱兴衰历来是国家治乱兴衰之本。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现实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对农村政治发展和文化整合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加快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调整农村社区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化解农村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同理念之间的磨擦和冲突，整合农村社区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在思想上、政策上、体制上、目标上形成较为一致的政治认同，不仅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新形势下巩固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的重要任务。
本文从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入手进行研究，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村经济改革、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稳步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保障，是中国农村在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总体上的社会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以土地使用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农村政治、文化及其整个社会结构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出现的一系列制度变迁与创新，农村政治稳定的性质、形态及其支撑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由传统的影响和阻碍政治发展的迟滞型政治稳定向动态的发展型政治稳定的转变。
在总体上，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一些发达的农村社区，居住条件集镇化、生活方式市民化，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向我们展示出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
但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也大量显示出来。
（一）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阶段性变化。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标志性变化，表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农产品供求关系和供求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全面短缺走向结构性和地区性相对过剩。
2、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全国工业化加快了进程，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被打破；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总量下降到50%以下。
3、农业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土地贡献作用不断减弱，资本和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显著上升。
4、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即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5、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加强。
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0美元以上，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到20%以下，农业部门从业比重下降到50%以下，城市化水平达30%。
这一系列指标表明我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
农村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这些重大变化，又是在国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经济结构转型，一方面引发了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大裂变，市场观念、经营观念、核算、竞争、信誉、平等、自主、效益、人才、契约、法制等等全新的观念和人格在经过裂变的阵痛后逐渐生长出来；另一方面又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新问题，农村干群都有一种焦躁的情绪。
这种状况不仅对基层政府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对政治体系建立在传统价值观念上的权威及基层政权治理农村社区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二）农村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革。
中国农村自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后，从根本上改造了乡村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方式，结束了旧中国农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
这一体制在借助经济和行政力量控制乡村社区的同时，也将党政群团等组织引入乡村。
这一格局摧毁和压抑了乡村宗法组织势力。
另外，在农村社区，强烈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形成了一种超强度的政治氛围。
加上公社的准军事化行动和超强度的劳动又极大地限制了农村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流动。
这些方面有效整合，使公社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使中国农村曾经出现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安宁。
但是，这一体制未能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以至于损害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目标。
当这种稳态结构阻碍经济发展之时，也就孕育了打破旧的稳态结构促进新的政治发展之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最大的政治结果就是导致了人民公社的体制的迅速瓦解。
以后通过撤区并社、撤社建乡、撤消原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等一系列的政治结构变革，形成了现时中国农村这种“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实现了农村政治由旧的稳态结构向新的稳态结构的转型，从而造成了20多年来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大发展局面。
如果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农民的第一个伟大创举，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当成农民的第二个伟大创举，那么，当前的村民自治可以算农民的第三个伟大创举。
由于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了独特的途径和方式──代表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相结合。
在村一级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其内容和形式包括实行民主选举──农民公推直选，民主决策──村民代表和村民议事会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包括村务公开等一系列制度。
“四个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同时又是乡（镇）、村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乡（镇）基层政府对自治村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将转变为指导和被指导关系；一部分国家权力──乡（镇）在基层的行政权力，将转变为社会权力（村社区的自治权）。
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改变着基层政权的行为，两种民主形式──代表制民主与直接民主在乡（镇）、村这一结合点上发生了碰撞，村民自治和直接民主对不仅对基层政权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且影响到县（市）及更高层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
在基层政权及县以上政府还未来得及调整和适应这种变化之前，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政治体系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
（三）农村阶层结构发生了分化。
农村经济改革、生产力的发展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党和国家在农村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的研究，现时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
这些阶层的产生大多与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生的发展与兴衰有直接的联系。
目前，全国乡镇企业已经静悄悄地进行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改制，已有70—80%以上转变为个体、私营企业，使得农民工与农村雇工、乡镇企业经营管理者与私营企业主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新变化。
加上农村其他非农产业发展以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民越来越多地从农村社区走了出来。
同时，农村社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兴起，以及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纽带的农民经济组织或联合体形成和发展，农村又出现了一批新生的经济组织，行会等利益群体的“领袖式”代表人物，在一些地方，他们的号召和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农村基层组织。
农村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变迁，冲破了村社原有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
这种非均衡的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现时农村多元利益群体、多层社会结构、多元价值观念、制度和行为规则并存的混合体制。
混合体制的存在，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确定自己在这种转型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提供了多元选择，从而也提供了实现不同社会利益的多元渠道，减缓了制度性、体制性冲突，但同时，社会急剧转型，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相互冲突。
可以认为这是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急剧上升的深层原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现实农村对政治发展和文化整合的要求政治和经济是社会的一对孪生体。
政治发展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通途、提供保证的，而经济的发展又为政治发展搭好了跳板。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共生现象有其必然性。
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或者忽视了政治发展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村的每一步发展都要求政治体系做出相应的反映，特别是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关头和经济起飞的启始阶段，这种要求就更为强烈。
（一）经济全球化以及农业经济市场化、产业化、规模经营、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要求农村政治文化一体化、结构化、功能化。
在经济全球化宏观背景下，农村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农村生产经营组织制度的创新。
农民需要在不触动家庭经营制度的前提下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
现实农村：以农业企业、农村经济能人为“龙头”组建的农业经济组织，已经开始了企业化、公司化、基地化的发展；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以产业链为纽带，农民已经开始形成新的经济组织关系；农民以业缘、地缘、血缘为纽带建立了经济联合体或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以土地、资本、技术等入股建立起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以加工、储存、运销为业务建立起社区服务组织；建筑、餐饮业、商贸等行业的兴起。
这一切都表明，建立在农村社区分工进一步深化基础上的农业、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已经开始。
这种以农业和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为标志的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新的发展变化，正在把越来越大范围的人口、地域、生产活动、社会交往等结合在一个朝夕相处的体系之中，日益把农村社区联结成一个个休戚相关的整体。
适应这种变化，农村政治文化必须一体化、结构化、功能化。
所谓一体化，即要求农村在坚持家庭经营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用产业链条或社会中介及社会服务组织，连接千千万万个农户，以规模化和一体化的力量应对国内外市场的挑战。
结构化要求农村经济、政治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合理的职能分配，有完善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有合理的结构和层级指挥与服从；功能化要求农村政治体系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有及时反映和处理的政治应变能力，具有高度的行政和社会管理能力。
（二）农村的集体事业、公益事业大量发展或急需发展，需要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加强。
当前农村集体事业、公益事业发展滞后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因素。
发展集体经济对于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权威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农村干部的共识。
他们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强烈愿望，想建设好一个个理想的农村小区。
但他们深感，除了受到自然条件、资源、技术、资金、市场等制约之外，最令人难以把握的是人才，特别是“人心”。
不少农村干部从实践中发现，农产品从产出到上市有许多中间环节，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中间商人，从而造就了一批“万元户”。
但集体兴办社会化服务组织，总是成功少失败多，集体企事业一次次的失败，降低了基层干部发展集体经济和事业的信心，同时加剧了人们观念向个人主义的演变，反过来又从更深的层次影响集体经济和事业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