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经济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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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何去何从
1944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问世，这是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的宣言书。
抨击国家干预自由、完美的市场运行以及进行自我控制的自动性，是新自由主义与生俱来的特征。
其矛头直接指向当时被视为恐怖的、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危险。
新自由主义分子认为，这一危险能够引发一场与不久前德国发生的纳粹之灾相媲美的灾难。
英国工党和纳粹被当作是干预主义恐怖威胁的传播者。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影响不大的小流派，从问世的那天起就遭到当时在理论和政策中居主导地位的“干预政策”的围攻。
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罗斯福新政的前一百天——货币扩张，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复兴法案》，抵押贷款再融资等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为降低美国的失业率，恢复美国经济，提升政府信誉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凯恩斯主义的胜利让大萧条成为历史。
但是资本主义能够走出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每次危机破坏力量的穷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费升级，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时不具备有利的传播条件，然而，有必要强调的却是，凭借着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色彩，新自由主义居然能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不衰。
自由主义思想曾经在17、18和19世纪向欧洲的封建主义宣战，并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发挥了启蒙作用，是指引资本主义战胜封建绝对主义和经院哲学的一盏明灯，新自由主义成分中，更多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自由主义何以具有如此超常的生命力。
凭借超常的生命力，自由主义一经诞生，就向商业资本主义思想和利益的代言人——重商主义发出挑战，并最终战胜了重商主义。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取得主导地位，自由主义就已经在政治理论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似乎宣告了自由主义的寿终正寝，但撒切尔和里根政府上台后，自由主义如涅槃的凤凰般从历史的灰烬中还魂再生，在一个令人惊讶的轮回中再次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指挥棒。
崇尚社会主义的苏联，政府全权干预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使苏联拜托了沙皇俄国的统治，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但久而久之，其弊病不断凸显，整个国家死气沉沉，人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商品经济被扼杀，国家负债累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针对苏联传统体制弊端提出大力改革，推崇自由市场，制定了“加速发展战略”，但戈尔巴乔夫本身对形式缺乏正确认识，对政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质变，经济体制改革未能见效，进而由“分阶段”式的改革逐渐向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转变。
正所谓没有那个国家可以完全重复别人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并最终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线。
不禁令人深思，是应该走政府干预道路还是应该另辟蹊径。
1978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经济不再由国家完全牢牢控制，鼓励个人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是否能
算作达到了政府干预和自由主义在中国国情下的一次完美结合呢?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究竟哪种经济模式让人受益，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
目前，许多力量正在推动着从国家控制到市场控制的转变，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转变还需要信仰和观念的重塑，以及走向对市场更大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