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及其研究视角的综述

2014.02学教育61二语习得顺序研究综述熊媛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乐山614100）[摘要]习得顺序的研究热潮兴起，与心灵主义学派反驳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背景息息相关。

习得顺序研究主要探讨语言习得顺序的学习过程及其规律，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期的研究重点。

一系列学者争相讨论了习得顺序研究中的种种热点问题及争论焦点。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梳理出英语及汉语中习得顺序研究的大致脉络。

[关键词]二语习得；习得顺序；语素；句法结构一、引言二语习得研究内容丰富，而其中的习得顺序研究一直是被广泛关注且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

领域内一些优质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然而人们对语言习得本质的认识和深化正受益于这些理论佐证，它有效推动着二语习得研究的进程。

本文力图回顾母语习得顺序研究、英语和汉语分别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顺序研究相关的过程及结论，以及该研究热点存在的理论争议等。

二、母语习得顺序研究要研究二语习得顺序，就不能不先探讨关于母语的习得顺序研究。

最早对母语的习得顺序进行研究的是国外学者。

比较著名的有罗杰?布朗所作的关于英语语法语素的习得顺序研究。

布朗的研究始于1962年秋，他以3名美国儿童为对象，进行了持续5年的研究，试图一探儿童对14个英语语法语素的习得情况。

他以所谓“平均句长”概念作为标准，将儿童语言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

结果发现语素习得从第二阶段开始出现，其中一些语素的习得可持续到第五阶段。

同时，这3名美国儿童对14个语法语素的习得顺序方面存在惊人的一致！如：最先学会的都是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态，最后学会的是系动词的缩写形式。

布朗认为语素在语法和语义方面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习得顺序，与该语素出现频率无关。

他进一步认为，对于学习同一语言的儿童来说，母语知识的习得顺序基本固定不变。

此外，威莱尔斯.J 和一些学者采用横向研究方法，考察了21名英语儿童习得14个语素的情况，以这些语素使用的准确度作为标准来排列语素顺序，研究结论与布朗的研究相似，进一步证实了布朗的发现。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及其研究视角提要：第二语言研究的历史短暂但其发展迅速，出现了多种理论和流派，它是一门独立的边缘交叉学科，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神经学等多种学科知识。

下面，我们就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史和研究视角作一下简单的了解。

关键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历史研究视角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史人们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兴趣并开展研究要始于五十年代初weinreich(1953)在他的著作《语言的联系》一书中讨论了母语和第二语言两种体系的关系，并提出了“干扰”（interference）这一重要概念。

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robret lado 提出了语言的“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现象。

他认为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学习第二语言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第二语言和母语不同的地方，两种语言相同之处的迁移将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积极的影响。

不同之处的迁移，将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消极的影响。

到了六十年代末，corder 提出了“偏误分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二语习得者语言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1972年，美国语言学家larry selinker 发表了著名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一文。

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立的语言体系。

“中介语”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

70年代末、80年代初，krashen(1982)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型，这一模型全面的解释了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并且为外语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依据，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影响最大,引起争议也最多的语言习得模型。

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以认知理论为基础探讨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语言运用的过程。

有人认为语言处理过程必须运用基本的认知能力，也有观点说语言系统和认知过程分别按大脑的不同部位处理不同的信息。

二语习得研究方法35年回顾与思考一、本文概述二语习得（SLA）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直致力于探索人类如何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和机制。

在过去的35年里，随着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SLA的研究方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

本文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二、研究方法的演变1、传统方法：早期SLA研究主要采用传统语言学的方法，如对比分析、错误分析等。

这些方法强调对语言结构的描述和对比，但忽视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学习过程。

在过去的35年里，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回顾这段历程，我们不禁要思考各种研究方法对 SLA 领域的影响。

在早期，SLA 研究主要依赖于传统语言学的方法，如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和错误分析（Error Analysis）。

这些方法的核心在于对语言结构的详尽描述和对比，以揭示母语与二语之间的异同，进而预测和解释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错误。

然而，这些传统方法的一个显著缺陷是忽视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学习过程。

它们假定所有学习者都会以相同的方式和速度发展二语能力，而未能充分考虑到个人背景、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以及学习环境等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这些方法也未能深入探究学习者是如何逐步构建和发展二语能力的，即学习过程的动态性和互动性。

因此，尽管传统方法在 SLA 研究的初期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它们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二语习得的过程和机制，SLA 研究者需要寻求新的方法和视角，以更准确地描述和解释二语习得的复杂现象。

2、心理语言学方法：随着心理语言学的兴起，SLA研究开始关注学习者的内部心理过程，如认知、记忆、注意等。

这些方法强调实验设计和量化分析，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随着心理语言学的兴起，第二语言习得（SLA）研究开始深入探索学习者的内部心理过程，这无疑为SLA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中国二语习得研究文献综述摘要：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已有30年的历史。

本文通过对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的综述和评析，进而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趋势关键词:二语习得；综述；研究趋势引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一般认为S.P.Corder 在1967年发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以及Selinker1972年发表的Interlanguage两篇文章是这个领域的开端。

三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二语习得研究蓬勃发展。

中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自1984年，鲁健骥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和“中介语”的概念引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到现在有20多年的历史。

二语习得涉及语言学、语言教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诸多学科。

正如Ellis(1994)在评价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时所指出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经成为涉及领域非常广泛的学科。

与此同时,这门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个界限非常模糊的研究领域。

”文秋芳、王立非（2004）指出，二语习得主要涉及三大领域：中介语研究；学习者内部因素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研究。

二.中国二语习得研究中国的二语习得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80年代的汉语习得研究80年代初，汉语习得研究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研究集中用于错误分析，基本上是建立在学习者的错误与目的语之间对比的基础上，这种基于结果的错误分析难以系统考察学习者的习得过程，难以解释学习者汉语偏误产生的复杂原因。

如鲁健骥（1984）、王初明（1989）等。

（二）90年代的汉语习得研究90年代的汉语习得研究引起了对外汉语界的高度重视。

这个时期，汉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偏误分析、中介语研究、习得过程研究。

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的不断引进以及汉语习得研究的发展，90年代的汉语习得过程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基于汉语本身特点的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成果及其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席卷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全球市场的发展，给多国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商机。

这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机会学习外语，特别是第二语言。

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十年来，第二语言学习和习得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L2 LR)是指研究个体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习得非母语的过程，以及影响它的因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把精力投入到以下研究领域：一是语言学习过程和发展模式，如听说习得、语言授权和语言变异等；二是语言背景和学习者性质，如语言背景、年龄、学习策略等；三是语言教学策略和方法，如自主学习、认知过程准则和学习者中心的语言教学等。

第一个研究领域，语言学习过程和发展模式，是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核心部分。

在这个领域中，L2 LR研究了一系列的话题，如听说习得、语言授权和语言变异。

近年来，有关这些话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比如，研究者们发现听说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听说习得的模式、范式和特点的研究中。

此外，有关语言授权和变异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如Wydick氏提出的社会定向理论，以及研究者们认为言语表达形式在不同的学习者中可能有不同的变异。

第二个研究领域，语言背景和学习者性质，则研究了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特别是它们对第二语言习得的贡献。

近几十年来，有关语言背景和学习者性质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

研究者们发现，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人口统计学特征都会对第二语言习得造成影响。

此外，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也可能对习得成果有影响，如自主学习和交互学习等。

研究者们还发现，第二语言习得还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如家庭语言环境、学校语言环境以及社会语言环境等。

最后，研究者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第三个领域，语言教学策略和方法。

近年来，认知过程准则和学习者中心的语言教学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流思想。

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人类在普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认知心理语言学领域认识的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对英语习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国心理语言学家、认知心理语言学家(桂诗春、王初明等)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就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进行综述及较为详细介绍的文章还不多见。

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外三家极有影响的第二语言理论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使我们对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进一步的了解,有助于我国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

1克拉申的“监察模式”(Monitor model)克拉申的“监察模式”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曾引起外语教育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该理论由S.克拉申在70年代后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Krashen1977a,1977b,1978a,1978b)论述,并在他撰写的几本专著中得到充实和发展(Krashen1981,1982,1985)。

在“监察模式”理论中,克拉申提出著名的五个假设:习得—学习假设,监察假设,自然顺序假设,输入假设及情感过滤假设。

1.1习得———学习假设(Acg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克拉申认为,成人第二语言习得者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获得语言能力。

一是习得,即一种“与小孩习得母语过程相同的下意识过程”(1985,1);二是学习,即“一种有意识的学习语言的过程”(1985,1)。

“习得”来源于自然交际环境中有意义的交流。

谈话者注重的是表达意思,而非语法规则正确与否,对语言表达中的一些错误并不有意识纠正。

与此相反,在语言学习中,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

克拉申认为区分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的尺码是学习者对语言规则运用的有意识程度,而不是语言环境。

例如,在自然语言环境中,学习可以通过向熟人或朋友询问语法规则来获取语言知识。

同样,在非自然语言环境的教室里,当学生注意力集中在对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交际活动中时,语言便被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研究综述杨洪娟（山东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山东青岛266510）Scovel （2001）认为，关键期（critical period，也称“临界期”或“敏感期”）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在具体的年龄期限、受影响的语言领域以及关键期的形成原因等方面都有不同看法。

本文通过总结前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旨在对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概念、第二语言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的证据、受影响的领域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综述，并提出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一、语言语言习得关键期产生的背景及其概念关键期是生物学领域的概念，它是指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能起最大作用的时期。

关键期阶段在适宜的环境影响下，个体行为发展特别容易，发展十分迅速。

大量事实证明，生物体在某种行为的形成中确实存在关键期。

例如，Gould 和Marler（1987）对冠雀的研究表明，成年雄雀的叫声中含有某些特定的音符，这种音符能自动触发雄雏雀脑中的收录装置，雄雏雀只有出生后的40- 50 天内听到成年雄雀的叫声，日后才会鸣叫。

过了这段时间，即使听到成年雄雀的叫声，也不会鸣叫。

在本例中，出生后的40- 50 天就是雄雏雀发展鸣叫行为的关键期。

语言习得关键期是指在人生发展的某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可以在没有外部干预，不需要教授的情况下，轻松、快速地学习一门外语。

首先提出语言习得关键期概念的是Lenneberg，他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

Lenneberg （1967）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儿童一般都在一岁半到两岁半期间开始说话？他认为说话需要一定的生理基础，儿童开始说话的时间是生理成熟的结果。

他指出语言习得的重大事件总是与生理成熟的其他事件（站立、行走等）联系在一起，他们有一种同步关系。

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脑的发育。

人的大脑在出生后迅速发育，大约两岁时，就已经达到成熟值的60%。

二语习得的母语迁移研究引言: 二语习得的母语迁移现象既属于语言学范畴，亦属于心理学范畴。

第二语言习得，简称为二语习得，通常指母语习得之后的任何其他语言学习.“母语迁移”指的是，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即母语的使用习惯会直接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并对其起到积极促进或消极干扰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学习第二语言，这里主要指的是英语，已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在学习第二语言中,人们或多或少的受到母语的影响，导致不理想的结果。

“中式英语”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母语迁移的负效应的影响，英语学习者由于受到本身母语知识体系的影响,在潜意识中把母语的知识体系移植到英语应用上。

对于二语习得中母语迁移的研究，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新思路；有利于国内英语教学的发展,启发教师帮助学生克服母语迁移的干扰，促进迁移，从而提高外语教学的成效. 1．二语习得母语迁移研究的方面在相关文献中，大部分专家学者都是从语言迁移的理论，母语迁移的表现形式，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表现以及二语习得母语迁移现象对教与学的启示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二语习得的母语迁移，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1．1母语迁移的研究历理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控制语言学习以及语言教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Lado在行为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对比分析假说.20 世纪 60 年末到 70 年代初，乔姆斯基普遍语法观点,过渡语（ inter—language，也称中介语) 理论、错误分析（ error analysis,也称偏误分析）兴起。

在对比分析研究中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结果确实证实了 Lado 等人的理论但是,也有一些实证研究指出了“距离 = 难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发现学习者往往是在母语与目的语表面上相似的地方更容易犯错误等,同时对比分析对于学习者错误的预测能力也受到了质疑。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标记理论被引入母语迁移现象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