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的收费恐怖主义
摘要：
“社会抚养费”这一中国特色收费项目出现于2002年，作为对计划生育罚款的替代。官方对此项费用的解释为：多出生的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因此超生者应对社会进行经济补偿。该费起征以来全国出现不少征收天价社会抚养费的案例，引起了社会巨大的争议。本文从一些案例的事实角度出发，对社会抚养费存在的合理性、社会抚养费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社会抚养费的去向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挖掘，发现了社会抚养费的依据不合理、社会抚养费自由裁量权滥用以及社会抚养费去向不明等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些应对当前社会抚养费征收存在的问题的合理化建议，并且表明了笔者对于关于将来社会抚养费制度存废的观点。
关键词：
社会抚养费合理性自由裁量规范和限制计划生育
案例概述:
2012年4月，《人民日报》对陕西省计生委调查田亮夫妇生二胎的报道，引发了民众对社会抚养费的热议。4月30日，《200亿元社会抚养费流向不明》一文在网上疯转，更吸引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之下，关于征收天价社会抚养费的案例得到曝光。
这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青年政治学院的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生二胎被该校解聘。他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被海淀区计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共24万余元。他曾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不服海淀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两级法院均认定海淀区计生委征收决定合法。最后，海淀法院在冻结银行账号两个月之后，采取了强制措施划走了卡内的相应额度的钱款。
“社会抚养费”这个东西，在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时候定性为补偿，本应像水、电、网费那样用多少收多少；但到国务院旋即制定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时却摇身一变成了惩罚，而且是空前绝后的严厉惩罚——理论上它可以让任何一个所谓“超生”者，无论他是穷如山区农民还是富如郭台铭、盖茨，立即倾家荡产并负债累累。
有人说，姚明敢在上海“超生”一个孩子要征收10亿元社会抚养费，这并不是无的放矢。事实上，姚明夫妇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申请生第二个孩子。但假如姚明2010年生第三个孩子，以姚明2009年3.6亿元人民币的年收入（福布斯排行榜），在上海生要交21.6
亿元社会抚养费（6倍），在北京则最高可征收72亿元社会抚养费（6－20倍）。考虑到姚明影响特别大，在计生委的眼里姚明生第三胎肯定构成“影响恶劣”，依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可以再次加倍征收，这样就可以收到144亿元。
出现这样夸张的“收费”局面，这就引发了本文对于社会抚养费问题的挖掘和研究。
案例分析：
一、关于社会抚养费存在问题的探索和分析
（1）社会抚养费的存在依据不完全合理
首先，社会抚养费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远低于我们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过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鼓励生育，而并不是通过征收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
其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依据让人质疑。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根据计生委说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社会抚养费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的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站得住脚：
第一，从人口学上来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要与上一代保持不变，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从人口学上来说是不能算作“超生”的，但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抚养费”却是针对第二胎的；第二，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非超生婴儿也一样“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也并不合理，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仍需父母花钱购买。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却并没有需要缴纳相关费用。第三，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第四，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而且通常来说，人的一生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消费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正数而不是负数。“超生婴儿”长大后，也一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税收。第五，现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并不仅仅是针对“超生婴儿”，而且还包括没有“准生证”的第一胎婴儿。同样是第一胎，没有“准生证”的婴儿并不会比有“准生证”的婴儿占用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第六，中国几千年来“无后为大”的思想，不是政府三言两句就可以改变的。再者中国国情就很贫穷，本来多生一个家庭负担就重，还要交罚金，贫穷使整个家庭整体素质下降。
（2）社会抚养费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
之所以社会抚养费的自由裁量权会被滥用，主要是因为其自由裁量范围较大。根据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从规定可以看出，国务院给予地方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上限制很小，自由裁量范围很大，因而导致了社会抚养费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征收尺度不统一。征收社会抚养费有的是县级计生部门，有的是委托乡（镇）街代征；有的是当年案件，有的是历年案件；有的是流动人口，有的是本地居民等等，在适用征收社会抚养费尺度上，不同的执法机关把握不统一，“弹性”较大。
二是程序运用不规范。社会抚养费征收是计划生育依法行政水平的综合体现，而基层干部法制意识与业务素质差异较大，存在着执法随意性大，不按执法程序办案，征收社会抚养费不是靠法律法规而是靠行政手段，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导致有的应缴对象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