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郁达夫的书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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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卷第5期温州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8年9月V ol 31, No 5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Sep, 2018走进郁达夫的书评世界林荣松(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宁德352100)摘要：郁达夫一生嗜书如命，也写了不少书评。
他的书评不矫情，不伪饰，不迎合流俗，不墨守成规，为文的率真洒脱一览无遗。
作为最有智慧、最具个性的书评家，郁达夫书评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具体作品的评介，也不仅仅在于引导读者避免误读，还在于蕴含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可以透视社会、直指人心。
从他的书评中，一个实话实说、见性见情、爱国忧民的郁达夫跃然纸上。
怎么写书评，怎样的书评才是好的书评，郁达夫的书评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郁达夫；书评；率真洒脱；别开生面；文化个性；文体创新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8)05-0078-07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8.05.01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获得郁达夫一生与书结缘，读书、著书、译书、藏书成为生活常态。
他嗜书如命，也写了不少书评，是最有智慧、最具个性的书评家。
他的书评不矫情，不伪饰，不迎合流俗，不墨守成规，为文的率真洒脱一览无遗。
走进郁达夫别开生面的书评世界，可以更真切地了解这位著名作家，他是那么的有血有肉，那么的睿智不俗。
一书评，其实就是和书的“对话”。
既为“对话”，行文的自由度相对就大一些，最忌面面俱到的宏大写法、人云亦云的枯燥说教和毫无生气的“八股”味道。
郁达夫的书评，每有独到的眼光，传达了独特的生命体验。
《<女神>之生日》有感于“文人自古善相轻”的恶习，主张文人不应互相标榜，更不能互相倾轧。
借《女神》出版周年之“生日”大家可以开诚布公，谈谈“胸中所蕴积的言语”，“同心协力的想个以后可以巩固我们中国新文学的方略”①。
同时并不讳言郭沫若好友的身份，极言“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的功绩。
《读<老残游记>》从自己的阅读体会切入，第一次读“只觉得它的文字简练，华实相称”，再读“愈觉作者寄托的遥深，牢骚的美化了”。
评价《老残游记》“非要设身处地的把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仔细想一想不可”，说它“毫无价值，毫无时代性”是过于苛刻的批评。
“以文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却可以称得起《儒林外史》的后继者，不过笔力弱一点，没有笼罩全书的伟大的精神，所以不能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杂评曼殊的作品》眼光开阔，从胡适《最近五十年的收稿日期：2017-03-28作者简介：林荣松(1954-)，男，福建福州人，教授，研究方向：五四文学①引文出自郁达夫的《<女神>之生日》《读<老残游记>》《杂评曼殊的作品》《读<毛拉在中国>》等相关书评，故以下引用时只提引文来源的文献名称，不再以参考文献的形式一一标明具体出处。
林荣松：走进郁达夫的书评世界 79中国文学》里“没有苏曼殊的名氏”说起，指出苏曼殊“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经是不朽的了”。
他的才气，他的气质，并非指哪一部具体作品，或者说找不出“一篇浑然大成的东西”，而是在全部作品中“流露闪耀”。
“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读<毛拉在中国>》针对抗战的严峻形势，以为《毛拉在中国》能给国人以鼓舞，弥补了抗战对外宣传的不足。
毛拉是位有“良心”的西方记者，1938年春到中国，以自己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得出了与西方怀疑论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只教能始终团结，能抗战到底，结果一定会得到胜利。
”书评不是冷冰冰的东西，书评的对象是投入了作者生命的作品，书评者需要感同身受，才能发现美的所在。
郁达夫的书评，喜欢率性遣笔，读来感觉既亲切又轻松。
《序李桂著的<半生杂忆>》开篇云：“李桂先生，和我并不相识，直到现在，也还不曾有过见面的机会；可是，我读了他的这一册的原稿之后，倒觉得和他仿佛是很熟的老朋友了”，完全没有名家对新人那种居高临下的腔调。
《读<兰生弟的日记>》以“种种苦楚，紧压住我的心身”，反衬“读了徐祖正君的《兰生弟的日记》，觉得心里非常愉快”，为后面批评该书存在诸多问题作铺垫。
“因为徐君是一位贤者，所以我不惜春秋之笔；因为徐君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欲争得一谏友之名。
”如此一来，“不客气”的批评就有了“客气”的效果。
《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这样描述自己的印象：“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的，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
”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同这位俄国大作家的距离。
此外，《<古代的人>序》称译者林微音为“我的朋友”，读者为“中国的朋友们”；《<白云轩诗词集>序》称作者为“秋山兄”，配以文言赋体来写并“爰拈七绝二首，藉抒观感”，字里行间都有一种亲和力扑面而来。
率性遣笔本为郁达夫所长，在其书评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郁达夫的书评，讲究要言不烦，往往寥寥数语直抵作品要义。
《<瓶>附记》400余字，写得风趣而不失犀利：“革命诗歌”不一定要有“手枪炸弹”，或连写“革命的字样”，可以“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一句话“作抒情诗时，正应该望理想中的皮曲利斯而遥拜”。
意思是纯粹的抒情诗和诗人的政治活动，二者并不绝对排斥。
《<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跋》约200字，分析一语中的：“君的这篇小说，其实是一篇散文诗，是一篇美丽的Essay”，“他所想表现的，就是离人的孤冷的情怀”，而带给你“神秘的美味”的是“那一场静默的Scene”。
《<超人的一面>译者附记》不足300字，揭示了“超人”尼采“柔情”的一面。
以尼采写给Madame O Luise的七封信，《尼采书简全集》编者引用尼采妹妹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冷酷孤傲的哲学家的一面，原也有像这样的柔情”。
另，《<七大问题>序》《<祷告>译后附注》《<春天的播种>译后记》《<我俩的黄昏时候>译后志》多则230多字，少则170多字，无不言简意赅。
中国文人传统中序跋与书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具有评论性的序跋其实就是一种书评。
事实上以序跋之类来评介图书，在现代作家是一种常见现象。
萧乾说，好的书评要用极简练的文字表现出最多的智慧，郁达夫的书评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需要强调的是，郁达夫的书评形式多样、手法丰富，上述几个方面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换句话说，他的书评大都兼有这些特色，不过有所侧重而已。
二在郁达夫的书评中，《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通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80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第31卷第5期 颇具代表性，作者的所长和书评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发挥。
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之一。
郁达夫此文发表于《人间世》1934年第14期，应当是我国全面评介该书的最早篇章，不仅介绍了小说的内容、流传版本及在西方国家的反响，而且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和不俗的见地，因而弥足珍贵。
郁达夫落笔便将批评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应是他自己的看法——推了出来：“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批评家们大家都无异议地承认它是一代的杰作。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甫一问世就争议不断，乃至屡遭查禁。
在这样的背景下，郁达夫肯定其为“杰作”，无疑是超前的先进的。
从总体上看，“这书的特点，是在写英国贵族社会的空疏、守旧、无为而又假冒高尚，使人不得不对这特权阶级发生厌恶之情，他的写工人阶级，写有生命力的中流妇人，处处满持着同情，处处露出了卓见。
”从写法上看，“本来是以极端写实著名的劳伦斯，在这一本书里，更把他的技巧用尽了。
”特别是“描写性交的场面，一层深似一层，一次细过一次，非但动作对话，写得无微不至，而且在极粗的地方，恰恰和极细的心里描写，能够连接得起来。
尤其要使人佩服的，是他用字句的巧妙。
所有的俗字，所有的男人女人身上各部分的名词，他都写了进去，但能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
如此还嫌不够，又拿来《金瓶梅》进行比较。
“试把中国《金瓶梅》拿出来和他一比，马上就可以看到两国作家的时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
《金瓶梅》里的有些场面和字句，是重复的，牵强的，省去了也不关宏旨的；而在《却泰来夫人的爱人》里，却觉得工句一行也移动不得。
他所写的一场场的性交，都觉得是自然得很。
”而且“他对于社会环境与自然背景，也一步都不放肯松。
所以读他的小说，每有看色彩鲜艳刻画明晰的雕刻之感”。
虽说劳伦斯小说的结构“向来是很松懈的”，“但这一本《却泰来夫人的爱人》却不然，它的结构倒是前后呼应着的，很有层次，也很严整”。
有了如此充分的评述，预言劳伦斯为“对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四位大金刚”之一，自然顺理成章并在多年后得到验证。
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还生动表达了他的欣赏之情：“这一篇有血有肉的小说三百余页……‘一口气读完，略嫌太短了些！’是我当时读后的一种茫然的感想。
”这种感性的描述，使书评的理性文字有了情感的力量。
鉴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时还没有中文译本，顾及国人对该书不熟悉，《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介绍背景及故事情节的文字似乎略多了一些，评述上则考虑到尽可能具体全面一些，但并不影响解读的切要和深度。
对小说中几位主角的微妙心理纠葛，对“性”这个社会禁忌话题，对现代社会拜金主义造成的人性扭曲，进行了充分的独到的分析。
尤其断言劳伦斯是“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更被有的学者称为空前绝后的精辟。
即便今天来看，该文基本观点也丝毫不觉落伍，对于读者领会这部世界名著的深刻内涵，接受“性”的艺术描写，仍有积极意义。
有趣的是，在西方历经磨难的劳伦斯及其作品，中国文学界1930年前后即报以宽容和欢迎。
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在1934年，除了郁达夫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还有孙晋三的《劳伦斯》、章益的《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研究》、邵洵美的《读劳伦斯的小说》、林语堂的《谈劳伦斯》等，尤以郁达夫和林语堂的两篇文章影响广泛。
两年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一部完整中译本出版时，译者将郁、林两文置诸书前，显然认同并寄望发挥导读作用。
郁达夫算得上劳伦斯的中国知音，他当年结合国情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解读，让人感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方始得出的结论早在他笔下就有过了。
郁达夫能准确抓住该书的林荣松：走进郁达夫的书评世界 81基本特点和最大亮点，很大程度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审美趣味和创作实践有关，他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现代人的苦闷”，他认为性欲和死有更大的“偏爱价值”，他的小说更以写“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