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西方近代民主制的贡献——代议制民主
在西方，近代既是一个民主理论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代议制度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代议制的国家制度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在早期曾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变迁，西方代议制民主也逐渐陷入了困境。西方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代议制虽然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议会，但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才最终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最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近代议会制度的是英国。议会最早是作为限制王权的一个咨询机构开始的，并由贵族控制逐步转为“民选”的立法机构。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了《权利法案》。法案许诺言论和选举自由；确认议会的立法权、决定征税权；承认申诉权；禁止苛刑；许诺国王无权自立军队和废除法律。这个法案和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明确地限制了君王的政治权力，确认了议会的立法、征税、建军等重大权力。从此王权衰落下去，议会权势稳步上升。直到19世纪30年代，议会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国议会制是议会和国王长期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成为西方代议制度的典范。随后法国、美国等西欧和北美国家及日本都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共和代议制和君主立宪代议制。从本质上讲，代议制民主的产生是西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直接后果，是资产阶级兴起和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和壮大，他们通过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从而改变了以往的政治社会结构，在政治社会中逐渐分离出了一个市民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市民社会是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是一种通过各个成员之间的互相需要而联结起来的体系。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各个个人的物质需求必须以市场为中介，通过他人才能得到满足，从而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到足以独立地构成一个“需要的体系”。在黑格尔看来，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同一的，而现代社会中，二者则是分离的。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分离的情况下，市民社会需要一种中介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反之，政治社会也需要这一中介参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社会的中介即是立法权，政治社会参与市民社会的中介即是行政权。与此相适应，体现立法权的议会便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社会中的全权代表，而体现行政权的官僚机关则是政治社会在市民社会中的全权代表。这样，议会作为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就成为一个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代表由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产生，代议机关作为国家最高的立法机关或权力机关代表民众行使国家权力。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而且导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促使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议制。在资本主义初期，政府的活动以不破坏市场的自由运行为限，政府遵守“守夜人”的角色定位。正因如此，这一时代的西方国家政治的中心不在政府，而在议会，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议会的各项职权获得了充分的发挥。这一时期，被称为代议制的“黄金时期”，议会作为宪政体系的中心，拥有广泛和强大的立法权和监督权。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代议制，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陷入困境之中。1929年-1933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度。一些国家的代议民主受到了国内外法西斯力量的巨大威胁，使代议民主出现退步。德、意、日等国的旧贵族和资产阶级右翼极端势力，利用代议民主制度的弱点，转向法西斯独裁专制政体，葬送了本国的代议民主制度，使西方代议民主陷入最深的困境。在美国，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了由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调节的纲领，即所谓的“新政”。继罗斯福新政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单纯依靠对经济的市场调节或者放任自由，已不能做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解决失业问题。为了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他极力主张通过增加投资、实施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减税和举办公共工程来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说，随着市场机制的失灵，政府增强了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行政集权使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二战后，代议民主制一度重获新生，德、意、日三国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势力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和直接参与下，推翻了法西斯专制制度，重建了现代代议民主政体。东欧、大洋洲、亚洲和一些国家纷纷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体。不过，20世纪以来，为了缓和、解决各种矛盾，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显得越来越重要。国家广泛地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引发了利益集团政治的兴起。各种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政治权利，他们要求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正是因为这种变化，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局限性与公民要求普遍参与政治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在政府广泛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今天，议会的立法任务与立法功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政府需要的法律越来越多，业务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复杂，立法实践要求越来越紧迫。有鉴于此，由政府直接创制议案，经议会通过制定法律现象越来越普遍了。在政府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不断出现政府追逐自身利益或受到利益集团操纵，以个别团体的利益代替公共利益的现象。尤其是精英政治的存在，往往会以精英的偏好代替大众的利益。伴随行政集权而出现的代议制困境，同时也带来了行政集权自身的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陷入了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滞胀”困境，政府管理成本增大、效率低下，“官僚制”的弊病也都暴露了出来。广大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人们要求限制政府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呼声逐渐增强。于是，人们纷纷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理论”，所谓“新公共行政学”运动开始发展壮大。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便兴起一场行政改革运动，即所谓的“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这场全球性改革运动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公共行政必须体现出更加充分的公共性，最终走向公共行政管理服务化，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制度化、经常化，个别领域乃至志愿化，将公共管理变成一种公共的服务，使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的本质之所在。无论是代议制困境，还是行政集权危机，都需要通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来克服和改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新的政治潮流。但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关系到决策的效率和专业性，兼顾公平和保证效率之间的固有矛盾，仍是西方代议制民主难以克服的自身困境。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矛盾，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难题。(本文责任编辑:王栋)
评密尔的代议制民主观
作为代议制政府论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将他所继承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带入了他对代议制民主的研究中，在特定背景与特定阶级的视角下，为我们论述了代议制政府，及其存在的种种问题。
代议制政体出现在17世纪末的英国，除必不可少的议会制和选举制外，密尔又为他的代议制政府加入了新的定义，即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的整个集体，换言之，即平民政府。代议制政府作为密尔理想中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基于密尔对政府的长处的研究的，一方面，从当前福利来看，平民政府能够促进社会事务的良好管理；另一方面，从政府形式对人的性格的影响方面来看，平民政府更有利于人民积极主动的性格的发展，而这种性格类型则更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进步。密尔认为，政治制度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1](P3)因此，代议制政府作为一种特定的政府形式，也是由人来提供动力的，而这种动力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的美德和智慧。密尔把好的政府形式定义在知识与道德的基础上，代议制政府就是最能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人进步的政府类型。
代议制虽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但仍然存在着弊病和危险，密尔提出，集体平庸和阶级立法是代议制政体的两大弊端。他将君主制、贵族制与代议制进行了对比，认为高级智力条件的不足是平民政府比其他任何政府更容易有的缺陷，他以英国政治制度为例指出：“现代文明的代议制政府，其自然趋势是朝向集体的平庸，这种趋势由于选举权的不断扩大而增强，其结果是将主要权力置于越来越低于最高社会教养水平的阶级手中。”[1](P109)代议制政府另一个积极的缺陷——阶级立法，是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的多数受到和社会普遍福利不同的利益影响而产生的危险，密尔将这种危险归咎于选举权的扩大和人自私的本性。综观密尔这一部分的论述，可以发现他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怀疑之上的，他的折中态度使他幻想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状态，但他又无法容忍现状的卑鄙残酷，他的国家设计就是此种妥协思想的产物。[2]在密尔的代议制民主思想中，他主张平民政府、普遍民主，其思想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代表了一种人类进步的趋向，对我们当代研究代议制政府也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很显然，他看问题的视角并未脱离本阶级的局限性，它的思想仍旧在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辩护，此观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美国潘恩的代议制名词解释
在美国政治系统中，潘恩的代议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涉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以及选民与政府代表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解释潘恩的代议制的相关名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
一、三权分立
潘恩的代议制基于三权分立的原则，即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分属不同的机构。这种分权的目的是确保政府的权力得到平衡，避免滥用权力和不公正行为。
立法权由国会和各州议会行使。国会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负责通过法律、修订宪法等。各州议会则负责制定并施行与各州利益相关的法律。
行政权由总统和各州州长行使。总统负责领导国家政府，实施法律和制定政策。各州州长则在各州范围内担任类似的角色。
司法权由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法院行使。最高法院负责解释宪法，并对涉及联邦法律的案件做出终审判决。州法院则处理各州内的法律纠纷和诉讼。
三权分立确保了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确保公民的权益得到保护，并维护了整个政府系统的稳定性。
二、选举制度
美国潘恩的代议制依赖于选举制度来产生政府代表。选举是民主社会中重要的民意表达方式，使选民能够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候选人。
在美国，国会议员和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参议员任期六年，众议员任期两年。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州长和州议员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选举过程包括候选人提名、初选和正式选举。候选人可以属于不同的政党，选民根据候选人的政策观点和个人魅力作出选择。
选举制度确保了选民对政府代表的选择权和参与度，保证了政府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三、制衡与互相监督
潘恩的代议制通过制衡和互相监督来保持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种机制确保了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相互制约，避免滥用权力和腐败。
国会和总统之间的互相制衡是潘恩的代议制的核心。国会对总统任命高级官员和签署法案有监督权，可以通过弹劾程序对总统进行审判。而总统则对国会提出法案进行批准或否决。
最高法院对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决策起着监督的作用。法院通过宪法解释和判决案件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行政和立法机构也有权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异议。
美国代议制的结构与运作：
、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概述
美国政府体制始于1776年，最初只是一个基于自由和民主理念的试验。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一种相当富有活力和适应性的体制。
美国常被称作是一个民主政体，但更确切地说，美国实行的是宪政联邦共和制(constitutional federal republic)。"宪政"("constitutional")是指美国政府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这部《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不仅确定联邦和州政府的结构，而且确立了政府的权限。"联邦"("federal")体现在美国的体制是由一个全国政府和50个州政府组成。"共和制"("republic")则是指一个由人民掌权、但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执政的政体。
美国政体如何运作
在一个访问者初看起来，美国政府体制似乎简单明了：国会制定法律，总统实施法律。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充满互动和制衡的体制。
作为一个共和国，美国政府的根本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通过定期举行的总统、国会议员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选举行使权力。民选官员及其工作班子制定政策和法律，并负责政府的日常运作。
"就我所知，社会最高权力的最可靠掌管人只能是人民自己。"
—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820年
宪法的作用
《合众国宪法》(The U.S. Constitution)诞生于1788年，是美国政体的蓝图。它规定政府由三个分支组成(立法、行政、司法)，并且确定了它们的权力和任职方式。
《宪法》的最重要特徵之一，是创立了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使政府的任一分支都对其他两个分支具有某种约束力。例如，司法分支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要由行政分支的总统任命，随后还必须得到立法分支的参议院批准。同样，最高法院大法官能够推翻由国会制定和总统签署的法律。这种制衡关系使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独揽大权。
由于政府只能行使《宪法》具体规定的权力，因此《宪法》为人民的权利和权力提供了重要保护。统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保障所有美国人的自由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不受无端搜查以及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