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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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作者：代安荣

来源：《湖南教育·C版》2018年第11期

金庸小说，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代人的青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每一部都让人痴狂，让人着迷，让人惦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生，很多人的课外时间都是在武侠小说中度过的，武侠小说成为那一代人重要的陪伴者。

我真正知道和喜欢金庸是在年少时，那时镇上有一个说书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说书人的精彩表情、动作以及声音模仿，让本来就精彩的故事变得更加精彩。后来，家里有了收音机，我就迷上了收音机里面的评书。再后来，生产队里的“首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每到播放武侠剧的晚上，我都会去守候那精彩的武侠世界。当自己家里有了电视机的时候，每次播放武侠剧，我都一样会追随、追捧，百看不厌。

有时候在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喜欢武侠小说或武侠剧，而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一代人的青春成长。感谢金庸，感谢像金庸那样给我们创作出众多经典武侠小说的作家，让我们能够接触到如此多彩的武俠世界，给我们的青春留下精彩的成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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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奋斗

作者：伍亮

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3年第01期

你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题记

人生的高度几许？何以丈量，用生命。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能够解释。

那一头敢于追求的豹子拥有不凡的境界，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寻找一种新的生活。相比死于山脚下身殒后尸体都化为尘土的动物们，豹子的生命尽管冰封，其尸体却成为不朽的丰碑和一种活过的见证。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只是停在山脚下，一味的因循守旧，从没有过追求的念头。动物都能够为寻求力量、寻求奇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万灵之长的我们，又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追溯到1840年，鸦片和火枪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爱国运动此起彼伏。从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可看到自古以来就有一批批拥有先进思想的杰出人物在拯救中国。中国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这是谭嗣同受刑前的激扬愤慨，继之又有一批批爱国人士前仆后继。这是一代人的奋斗，正因为有了他们，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力。

“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给生存的大家以幸福。”他们与乞力马扎罗的豹子一样，用生命去追寻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新思想、一段新的人生。无论是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对我国少年的殷切期盼，还是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直至如今最美支教老师——孙影孤注一掷的感动与小林浩“我是班长”的9岁宣言，都证明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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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气韵

1960年秋天，女画家萧惠祥在山西大同的大街上看到了一位很美的妇人，她要求画她，她扭身走了。她一路跟着她走，走过好几条大街小巷，最后跟到了那妇人的家里。

“我记得有个木栅栏挡着，我硬闯了进去，死皮赖脸地画了她。那妇人皮肤白如凝脂，高鼻梁，如同希腊雕像，脸上简短极了，没有一丝多余的线条，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看过萧惠祥的线描画，画得生动极了，每一笔都藏着气韵，那气韵原来是那样死皮赖脸地追来的，你说这怎么教得出来！

气韵之说其实是自赏的孤芳。上了年纪的人总觉得他那一代的人才有气韵，下一代人没有。我想那是骗人的。我相信每一代都有不少带气韵的人，这些人在马背上看遍了茅店月色和板桥残霜，到了乌啼时分忽然有些感悟，有些寂寥，枯坐逆旅静听阶前点点滴滴的雨声，心中一怔，那叫气韵！这样的心路历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有了孤独的性情才有，没有孤独的性情终归没有。

明朝人胡应麟论盛唐、中唐、晚唐的诗风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张渝在论石鲁画艺的那篇《气势对气韵》说，学者们认为中唐以后的“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这也许跟中国文化中神化了气韵很有关系。我1960年代在香港跟张纫诗女史学写旧体诗词的时候常听她说气韵，那时不懂，现在好像懂了。

本文的“乡村生态”借用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中最基本的内涵“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指乡村人在一定自然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态。与城市相比较，乡村一般都处于偏远封闭的地域，它有自己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农业文明的简朴生活方式，更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具一定自在意义的“小传统”文化——这一切，构成了相对完整而独立的乡村生态——也就是费孝通等社会学家所谈到的“乡村社区”[1]。

中国文学很早就对乡村生态进行过书写。遥远而优美的《诗经》就是一幅古代农耕文明的图画，真实记载了先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故事。但这一传统在此后的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虽然在陶潜、孟浩然和范成大等人的诗句中偶尔可见乡村生活的图景，但总体而言，作家们对乡村生活往往采用虚拟的书写方式。在众多的田园诗和悯农诗中，诗人们传达了对乡村的追忆、同情、想象和感慨，寄托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和复杂情感，却普遍匮乏真实细致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书写，以至于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农民形象。

中国新文学将文学拉近到普通大众，描画了乡村世界和农民形象，但在乡村生态世界的再现上依然存在着相当的不足。鲁迅所开创的现代乡村书写主流传统，以俯视式的启蒙为创作姿态，以抽象和象征为主要艺术方法，它挖掘出了乡村普遍的文化精神，但较少涉及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人物形象也欠真切[2]。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乡村小说，事实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学乡村梦幻书写的继承，他们距离乡村的本真生活面目同样很遥远。只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所开创的反映乡村现实政治变革的创作传统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乡村的现实生活，尤其是1940年代的赵树理和丁玲、孙犁等部分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对乡村现实生态有较具体的展示。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动荡环境中，乡村生态缺乏基本的确定性，作家们的思想重心更在于政治斗争和现实变异（有着丰富乡村经验的赵树理，其基本关注点就是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生活本身），对乡村人物本身、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不大，所以，他们所展现的乡村生活场景比较狭窄单调，影响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