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钓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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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执法“钓鱼执法”、“养鱼执法”对卫生行政执
法的理解
1、都是执法者故意而为之;
2、都是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罚款;
3、钓鱼执法是不能确定当事人是否违法而进行的执法,而养鱼执法则是明知道违法而不理,反而听之任之;
4、钓鱼执法是如果发现违法事实要立即处理,而养鱼执法则是不理,等违法加大后在进行处理;
5、钓鱼执法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而养鱼执法则是对法律的公然藐视与挑战。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
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钓鱼执法”引发的法律思考——孙中界事件一、背景材料:2009年10月14日晚上7时许,浦东新区闸航路、召泰路路口附近,一名年约20岁的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拦车。
此时,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司机孙中界正驾驶一辆金杯面包车路过。
看到这名年轻人无公交车、出租车可搭乘后,他顺道开车将其送到了1.5公里外的目的地。
然为,就是这不到五分钟的善意之举,却被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为“非法营运”。
整个过程中,充当“钓钩”的年轻人始终未与孙中界谈及价钱,车快要开到罗宾大桥,孙中界金杯车左边突然有一辆面包车靠了过来,逼得孙中界不得不停车。
突然,坐在车上的“钓钩”从裤子口掏出一张10块钱往车上一扔,孙中界还没来得及说“不要钱”,那人手已伸过来拔车钥匙、左脚紧跟着猛踩刹车。
旁边面包车上,突然窜出来几个人,把孙中界拉出了车,孙中界欲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又被抢走,紧跟着被按进了另一边停着的依维柯。
一名男子出示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称孙中界从事非法客运,孙中界和车辆都被带离现场。
最后,孙中界在调查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孙中界被确定为非法营运黑车的车主,面临万元左右的罚款,车被暂时扣留。
好心反遭冤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孙中界甚至用菜刀切断自己的小指。
由12名来自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通过查阅卷宗、听取录音、现场调查以及对相关当事人访谈等形式,对10月14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对孙中界驾驶的浙ADS595车载客的执法过程中,是否采用不正当手段取证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另一方面,调查组在对“乘客”陈雄杰的访谈过程中,其否认还有其他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行为;但调查组在抽查其他执法活动案卷中发现了同属于陈雄杰的作证笔录,说明其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
调查结果显示,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社会人员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在扬招孙中界驾驶车辆后驶至闸航路188号时被执法人员检查,执法人员为陈雄杰制作了笔录作为从事“非法营运”的证据。
浅析“钓鱼执法”的社会危害与防范对策摘要:“钓鱼执法”的本质就是违法行政,其不仅破坏了执法公正,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信任,而且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防范“钓鱼执法”行为发生的对策有: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对执法部门进行正确政绩观的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监督监察制度。
关键词:钓鱼执法;诱惑侦查;依法行政近一时期,媒体有关“钓鱼执法”的报道日增,各方争议之声四起。
特别是去年国庆节前后,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钓鱼执法”?这种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钓鱼执法”的本质分析所谓“钓鱼执法”,是指行政执法者以欺骗、诱惑等手段,引诱本没有违法意图的相对人作出违法事实,然后对其进行处罚的行为。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相类似,但却有本质区别。
发生在上海等地的“钓鱼执法”事件之所以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关键就在于:相关部门雇佣的“倒钩者”并不具备执法身份,不仅使用了欺骗、诱惑等手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栽赃陷害”的违法嫌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
由此可知,“钓鱼执法”行为违背了合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其本质属于违法行政。
二、“钓鱼执法”屡禁难止的原因分析1.经济利益驱动是导致“钓鱼执法”长期存在的直接动因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收支两条线,禁止罚没款返还。
浅谈“钓鱼执法”一案情回顾2009年9月8日,上海浦东新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查处黑车时,雇佣“钩子”扮作乘客,诱惑司机孙中界“非法运营”,司机孙中界本是好心搭载路人,却被认定为非法运营,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司机孙中界更以自断手指的方式自证自己的清白。
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和思考,这不禁让人们对行政执法行为产生深思。
二钓鱼执法的概念和界定我国虽然在惑诱侦查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践中惑诱侦查由来已久。
加之执法经济刺激,有些执法部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所以我国执法机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与诱惑侦查相关的新概念——“钓鱼执法”。
从法理上分析,“钓鱼执法”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
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致人犯罪,那么它将是当事人免责的合理辩护理由。
北大的储愧植教授讲“钓鱼执法”定义为:行政机关为了调查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违法行为,特意设计某种引诱当事人违法的情景,或者根据当事人违法活动的倾向为其提供实施的条件和机会,使其违法行为暴露,从而取得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而采取的执法手段。
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种界定了。
三钓鱼执法的成因分析行政执法行为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活动。
虽其行政执法行为具有主动性,单方意志性,以及极大的自由裁量性。
但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必须坚执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正当性程序原则,责任原则以及诚信守信原则。
由此不难看出,上海浦东新区的“钓鱼执法”行为,严重违背了上述原则。
上海浦东新区的钓鱼执法案并不是个体,类似钓鱼执法的案例屡见不鲜,试想是什么造成类似的案件频繁发生?总结如下:1.利益熏心。
一旦执法行为与部门利益相结合,“钓鱼执法”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不仅应重新审视各种执法行为和方式的合法性,使之有合情合理的操作,而且还应剥离附着在执法之上的种种利益,不能让执法活动成为部门“小金库”的创收途径。
对钓鱼执法的看法:钓鱼执法,在法理上,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在行政执法上,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钓鱼执法,在法理上,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在行政执法上,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钓鱼执法,在法理上,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而在行政执法上,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钓鱼执法,在法理上,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而在行政执法上,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然而,这种行为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它破坏了社会信任和道德体系。
如果公众相信执法部门会采取钓鱼执法的方式来获取证据,那么他们可能会对法律和执法部门产生不信任感,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道德的沦丧。
其次,钓鱼执法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违法行为。
当人们意识到某些行为可能会被视为违法时,他们可能会更加谨慎或者避免这些行为。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执法部门可能会采取钓鱼执法的手段来获取证据,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采取非法行为来获得利益。
最后,钓鱼执法也可能会引发权力的滥用。
由于这种执法方式通常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技术支持,因此它可能会被用于针对特定的个人或组织,这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政治迫害。
因此,虽然钓鱼执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很多问题和风险。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道德体系,以及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我们应该采取更加公正、透明和有效的执法方式来打击违法行为。
钓鱼执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钓鱼执法是指执法人员利用虚假信息或者伪装身份,用诱饵诱使犯罪嫌疑人实施违法行为,从而进行侦查、取证或者逮捕的一种执法手段。
这种执法手段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应用,对于打击网络犯罪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由于钓鱼执法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争议,因此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值得深入分析。
一、合理性分析1. 打击网络犯罪的有效手段随着信息化的进展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复杂和难以查处。
而钓鱼执法可以利用伪造身份和诱饵吸引犯罪嫌疑人主动暴露自己的罪行线索,为打击网络犯罪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
2. 对于保护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钓鱼执法可以在保护公共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利用诱饵和虚假的身份等手段,可以获取到一些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和情报,从而有利于提前防范和打击某些潜在的犯罪行为,保护公共安全。
3. 实现“预防为主”的执法理念钓鱼执法可以在侦查和预防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诱饵引诱犯罪嫌疑人自动暴露罪行,可以提前发现和制止潜在的犯罪行为,从而实现“预防为主”的执法理念。
1.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钓鱼执法是否合法应该遵循的是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如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
这些法律法规授权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特殊的执法手段,其中也包括了特殊用途的虚假身份。
2. 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则钓鱼执法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
也就是说,在利用钓鱼执法收集证据时,执法机关必须保证该行为必须用于打击某些特定的犯罪,而且必须以最小限度的侵犯隐私权为前提。
在采用钓鱼执法时,必须遵循权利必要原则,即权利和自由的进行权衡和平衡。
尽管钓鱼执法可以通过诱饵和虚假身份获取许多罪犯的证据,但也有可能侵犯个人的隐私和合法权益。
因此,在执法中应该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钓鱼执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钓鱼执法,又称抓捕诱骗,是指利用虚假诱骗手段将犯罪嫌疑人或违法行为主动暴露出来,以证明事实,打击犯罪的一种执法方式。
钓鱼执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备受关注,因为其涉及到个人隐私权、诱导行为等课题。
本文将对钓鱼执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分析。
首先,钓鱼执法的合理性。
钓鱼执法的本质是以防范为前提,运用预防和侦查聚焦手段,在形势已经明朗的背景下,通过制造一种诱导,引诱违法犯罪行为,增大抓捕成功的概率。
犯罪行为的主动暴露,无疑可以有效增加公安机关破案的难度,提高案件侦破的效率。
其次,钓鱼执法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对于有些犯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损失比较严重,例如财产犯罪、涉恐犯罪、涉毒犯罪等,如果不采取钓鱼执法的手段,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线索,迫使犯罪快速恶性扩大,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全和平稳。
总之,钓鱼执法在防范犯罪、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了它的合理性。
其次,钓鱼执法的合法性。
虽然钓鱼执法的方式看似越过了人类合法途径的底线,但是钓鱼执法却是合法的。
首先,钓鱼执法是法定的,它是通过法律规定和司法判例确认的执法方式。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侦查权利规定》等规定中,这种执法方式是得到法律认可和允许的。
其次,钓鱼执法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它也是依托法律规定实施的。
在这个过程中,公安机关和执法人员对行为的限制是具体而明确的。
再次,钓鱼执法是在法制背景下进行的,执法机关是有立法机关授予的权力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的。
在执行之前要依法申请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展执法活动。
最后,钓鱼执法在保护市民和社会的利益方面,有其法律依据和社会效用,因此,它是合法的。
当然,钓鱼执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
首先,钓鱼执法必须有明确的法律基础,并且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其次,在执行时要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及权益,同时要确保无辜者不受损害。
最后,在进行钓鱼执法时,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和合法的手段,不能具有任意性和不必要的侵犯个人隐私权。
浅析“钓鱼执法”6月11日,36岁的成都男子李翔被美国本地法院判刑12年。
此前2011年6月,他被美国政府的雇员引诱至美属塞班岛进行盗版软件交易,以后当场被捕。
据《新京报》报导,在2008年4月至2011年6月间,李翔通过其成立的一个名为“Crack 99”的网站和电子邮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61个国家和地域的300多名买家,销售了500多件受版权保护作品的盗版制品,总价值达一亿美元。
这些买主当中乃至有来自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的前雇员和一些科学工作者。
据诉讼文件披露,李翔的网站上罗列的盗版软件,价钱为20美元至1200美元不等,实际上这些正版软件的原价钱约为几百美元至三百万美元。
据报导,李翔已于今年1月在美国特拉华州地域法院认罪。
在法庭上,检察官表示:“李翔是第一个在中国运作、经营,在美国被批捕并以网络犯法被起诉的中国人。
”那个案例,使咱们想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词----“钓鱼执法”,那么美国国土安全数雇佣代理人对李翔进行“诱捕”是不是涉及“钓鱼执法”?《新京报》援引法律专业人士的话:钓鱼执法本身并非是法律概念。
法律上,只有合法执法和违法执法。
有些犯法行为是警方平时无法碰着的,这时,警方只能设置条件进行批捕。
另外,犯法者若发生“犯法故意”行为后,警方通常会对其进行诱捕。
那个案例还使咱们想到了2009年轰动全国的上海闵行区和浦东区交通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事件,其中最让媒体诟病的就是查处“黑车”的方式——“钓鱼执法”。
那时媒体一边倒的申讨执法部门,一方面是将黑车车主放在了弱势地位,把执法部门放在了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是以为这种查处方式是不合法的,即普通市民参与执法,这是制造“违法证据”,而且无论普通市民是以雇佣者的身份仍是所谓自发的身份,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有奖举报。
其实执法部门推出有奖举报的初衷是鼓励大家踊跃参与去抵制违法行为,但在一些别有效心的人眼里则成了生财之道,而执法部门在看到冲击效果的时候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钓鱼执法是否具有合法性《钓鱼执法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当今社会,“钓鱼执法”这个词汇常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那么,钓鱼执法到底是否具有合法性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分析的重要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钓鱼执法。
简单来说,钓鱼执法指的是行政机关或执法人员通过故意设下圈套或者诱导,使得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公民产生违法的行为,然后对其进行处罚。
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来看,钓鱼执法存在着明显的合法性缺陷。
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钓鱼执法违背了法律的公正性原则。
它不是基于公民真正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是通过诱导制造出所谓的“违法事实”。
这种做法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让公民无法明确知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从而对法律产生恐惧和不信任。
再者,钓鱼执法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主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而钓鱼执法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干扰了公民的自由意志。
这就如同在一个人原本正常行走的道路上故意设置陷阱,然后指责其掉入陷阱是违法的,显然是不合理的。
此外,钓鱼执法还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
一旦执法部门习惯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执法成果,就可能会忽视正常的执法程序和规范,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不仅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也严重破坏了法治社会的基础。
然而,也有人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钓鱼执法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比如在打击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如贩毒、走私等,由于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常规的执法手段可能难以奏效,此时采用一定程度的钓鱼执法手段或许能够有效地打击犯罪。
但这种观点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即使是在打击严重犯罪时,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并且要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
否则,很容易越过法律的边界,造成冤假错案,损害无辜公民的利益。
为了避免钓鱼执法的出现,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法律教育和职业道德培训,让他们明白执法的目的和手段必须合法合规。
钓鱼执法的概念
咱说说钓鱼执法是啥。
有一回啊,我看新闻,就看到一个事儿。
有个司机在路上正常开车呢,突然有个人在路边招手要搭车。
司机好心就让他上车了,结果没开多远就被执法人员拦住了,说司机非法营运。
这就有点像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呢,就是执法人员故意设个套,引别人上钩,然后再处罚人家。
就像钓鱼一样,先放个鱼饵,等鱼咬钩了就拉起来。
比如说,有些执法人员扮成普通老百姓,去引诱那些可能违法的人做出违法行为,然后再抓他们。
这可有点不地道啊。
咱想想,要是正常开车的司机,谁能想到路边搭车的人是执法人员设的套呢?这不是坑人嘛。
所以啊,钓鱼执法这种做法不太好。
执法应该光明正大,靠证据说话,而不是用这种偷偷摸摸设套的方法。
下次你听到钓鱼执法这个词,就知道是咋回事啦。
浅析‚钓鱼执法‛
6月11日,36岁的成都男子李翔被美国当地法院判刑12年。
此前2011年6月,他被美国政府的雇员引诱至美属塞班岛进行盗版软件交易,之后当场被捕。
据《新京报》报道,在2008年4月至2011年6月间,李翔通过其建立的一个名为‚Crack 99‛的网站以及电子邮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6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买家,销售了500多件受版权保护作品的盗版制品,总价值达一亿美元。
这些买主当中甚至有来自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的前雇员以及一些科学工作者。
据诉讼文件披露,李翔的网站上罗列的盗版软件,价格为20美元至1200美元不等,实际上这些正版软件的原价格约为几百美元至三百万美元。
据报道,李翔已于今年1月在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认罪。
在法庭上,检察官表示:‚李翔是第一个在中国运作、经营,在美国被逮捕并以网络犯罪被起诉的中国人。
‛这个案例,使我们想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词----‚钓鱼执法‛,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雇佣代理人对李翔进行‚诱捕‛是否涉及‚钓鱼执法‛?《新京报》援引法律专业人士的话:钓鱼执法本身并不是法律概念。
法律上,只有合法执法和违法执法。
有些犯罪行为是警方平时无法碰到的,这时,警方只能设臵条件进行逮捕。
此外,犯罪者若发生‚犯罪故意‛行为后,警方通常会对其进行诱捕。
这个案例还使我们想到了2009年轰动全国的上海闵行区和浦东区交通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事件,其中最让媒体诟病的就是查处‚黑车‛的方式——‚钓鱼执法‛。
当时媒体一边倒的申讨执法部门,一方面是将黑车车主放在了弱势地位,把执法部门放在了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是认为这种查处方式是不合法的,即普通市民参与执法,这是制造‚违法证据‛,而且不管普通市民是以雇佣者的身份还是所谓自发的身份,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有奖举报。
其实执法部门推出有奖举报的初衷是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去抵制违法行为,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眼里则成了生财之道,而执法部门在看到打击效果的时候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2009年8月,交通运输部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在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联合开展的为期3个月的打击‚黑车‛等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治理活动中,全国共投入执法人员25.5万人次,出动执法车辆53.7万辆次,查扣各类非法经营的‚黑车‛24.8万辆。
但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爆出,使得当时查处黑车的丰硕成果相形失色。
其实,‚设套抓捕‛的做法在行政执法领域是没有被允许应用的。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可能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定性证据,这种取证方式本身就是违法的。
当然,这可能是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手段,由于查处黑车取证很困难,而舆论压力和群众呼声又很高,而作为证据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乘客的询问笔录,却由于绝大
部分乘客不愿意配合查处而无法取得,使得很多黑车逍遥法外。
因此,执法部门出此下策也实在是无奈。
为了更好的、更有效地打击‚黑车‛,上海有关部门在总结‚钓鱼执法‛的教训时表示将坚持街面严查严处、社区排查拆违双管齐下的方法,严处黑车违法行为,同时在部分区域将试行执法人员便衣取证打击‚黑车‛。
‚黑车‛严重影响正常交通营运秩序、引起广大市民不满,但整治‚黑车‛确需改进执法方式。
法律专家认为,便衣取证是依法行政,和‚制造‛违法证据的钓鱼执法不同,它有规范的程序、合法的手段。
而且便衣取证是纯粹的执法行为,并不与某一方的利益挂钩,我们来看一下香港是如何查处‚黑车‛的。
曾经非法营运猖獗的香港,如今街头已难觅‚黑车‛。
在治理‚黑车‛的过程中,香港最有效的经验恰恰与‚放蛇执法‛类似。
所谓‚放蛇‛就是便衣执法人员对违法运营行为进行取证,区别在于‚放蛇‛的操作过程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执行。
在香港,便衣执法是允许的,但最关键的是执法人员不可以主动扬招,只能被动等待。
执法人员只能站在路旁,如果有非法营运的车辆开过来问,‚先生你去哪儿,现在你找不到车的,你给我100元,我送你去目的地。
‛一旦司机这样说以后,‚放蛇‛的人只是答应,上车给钱的时候完成取证,就是符合当地法律的取证方式。
在香港,被抓到开黑车付出的惨重代价,并不仅仅是罚款。
私家车有偿载客即
被认定违法,除罚款外,并处3个月的监禁,驾驶证没收,3年不准开车,车子充公。
再犯则刑罚加倍。
违法者的记录将被保险公司作为参考,司机将面临买不到保险的境地。
从香港的经验可以看出,强权部门的有力介入,是打击‚黑车‛取得成效的关键手段。
大家都知道,查处‚黑车‛取证难,大部分乘客并不配合取证。
作为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便衣取证必须依法行政,必须具有规范的程序、合法的手段。
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但尴尬的现状是传统的取证方式已被实践证明收效甚微,而有效的执法方式又担心闯入违法行政的雷区,因此,转换取证方式成为必然。
2013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以下简称《省道条》)第六十一条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通过监控设施设备收集、固定有关违法事实,并根据监控设施设备收集、固定的有关违法事实证据,依法对当事人予以处理、处罚‛。
这一规定为更有效、更合法的取证提供了法律依据,这就需要取得公安部门的有力支持。
因此,如何更合法的取证成为打击‚黑车‛的主要难题。
经历了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后,更多理性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更深层次来探究‚黑车‛屡禁不绝的原因。
在有关专家看来,除了利益因素外,出租车行业的垄断经营情况越来越严重也是导致‚黑车‛泛滥难治的主因,症结还在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本身。
因此,不少学者多次呼吁放开出
租车行业准入制度。
2008年各地陆续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诱因之一是‚黑车‛数量太多,出租行业市场秩序混乱。
垄断经营下,出租车经营权自然炙手可热。
虽然2002年就有明确规定,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转让要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之下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但出租汽车经营权的私自交易并未消失。
其主要原因一是供不应求,二是门槛过高,‚黑车‛屡禁不止盖因于此。
而且,‚黑车‛数量远超合法营运的出租车数量,说明出租车市场严重供不应求。
‚‘黑车’就是被逼出来的‛——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现在从事出租车驾驶员的工作成了香饽饽,尤其是在就业形势不好的情况下。
2009年2月,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称:‚要建立打击非法营运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出租汽车运行组织和运力投放制度,合理安排城市公交运力和调整运输线路,通过这种方式方便居民出行,从源头上遏制‘黑车’的生存空间,铲除‘黑车’滋生的‘土壤’‛。
《省道条》第四十条规定:‚严格控制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出让。
已经实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出让的,应当实行逐步无偿使用;确需继续实行有偿出让或者已有偿出让方式新增出租汽车客运运力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出租汽车垄断经营带来的严重后果,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无偿取得一旦进入常态化,加上政府部门的有效调控,以及公交线网的不断优化和通达深度、通达广度的不断扩大,缺乏安全保障的‚黑车‛
市场必将消失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