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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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采纳第一位部长的建议为佳，理由有三。
其一，从法律的本质来分析，不惩罚告密者符合法律本身的要求。
法律本身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特质，它一经生效，就能充分发挥其规范作用以及指导、约束等作用。
法律本身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即是建立秩序，维护稳定。
从本案例出发，一方面，紫衫党之所以令人胆寒，告密者之所以在民众中受到如此大的仇视，就在于在紫衫党统治时期，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由于执政党的随意而为而名存实亡，公民对法律本身缺乏期待可能性，对自身行为带来的后果时时刻刻处于未知之中，这种对未知的恐慌进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
另一方面，在这动荡的时局中，告密者则是依据紫衫党发布的法律而行事，虽然其行为极其不道德，但是却依托于法律所赋予其的权利。
试想，当法律制度本身产生偏差导致公民行为失当，那为什么要公民负担全部的责任尼？时过境迁，如果现在对当时的这些告密者予以惩处，表面上似乎是伸张了正义，但落到实处当时谁是告密者？进行了怎样的行为？造成了怎样严重的后果？这些问题又必经让惩处之法进入另一个层面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公民也将陷入新一轮的恐慌之中，这与紫衫党可以说在司法上是一致的。
因为，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废除当时一切不合理之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对当时该法律的实施对象分门别类的予以规制和惩罚。
其二，从实证法学派的理论出发，不惩罚告密者符合法治建设的要求。
实证法学派认为，只要经过法定程序颁布并实施的法律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其效力是不容置疑。
实证法学派区别于自然法学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认为法律本身是独立于道德的，换句话说，法律本身的合法性不需要以符合一定的社会道德或者自然法则为充分条件。
联系事实，一方面，紫衫党执政时期的法律的确令人发指，但是不可否认其程序的正当与合法性，在紫杉党执政期间，其法律无疑是合法有效的。
而且时至今日，紫衫党当时颁布的不合理的法律和规章业已革除，法治应当回到正确的轨道。
另一方面，紫衫党之后，社会最为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对个别人的打击报复，而是社会秩序的重铸和环境的稳定。
而法治社会重新建立的关键，就在于重新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任。
如果现在对告密者予以惩罚，无疑将传达给公民这样的一种信号：法律本身并不能给自身带来庇护，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的更高规制。
这无疑将使社会陷入对法律彻底的绝望和对个人行为后果的极大不确定之中。
从长远来考虑，不惩罚告密者，重新建立法制，符合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要求，短期上也能重新树立法律的权威，让公众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是一贯的，不因特定情况和随意改变。
其三，从法律价值的维度分析，不惩罚告密者满足法律价值的诉求。
法学是一个广阔的范畴，其包含的价值与理性更是多种多样，但是法律价值最关键的是自由，正义和秩序。
其中自由是最高价值，而秩序则是基础性的价值。
本案例中，是否惩罚告密者无疑是核心所在。
个人认为，不惩罚告密者更多体现了自由的最高诉求，而惩罚告密者则更多体现正义的要求。
两者相较，无疑不惩罚告密者符合更高的法律价值。
对告密者进行惩罚，体现的是对多数人的正义。
在紫衫党时期，告密者人数是少数，但是因告密者的存在而生活在恐慌之中的民众则是沉默的大多数。
惩罚告密者，使得大多数人貌似得到了法律的对价，民意也会对新政府有利。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惩处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多数人暴政”的后果。
当全民狂欢告密者恶有恶报之时，告密者自身的权利则处于无保护状态之中，一如药家鑫一案之中，药家鑫本身的确是罪有应得，但因网络、媒体的不实宣传导致对被告的诽谤和不公正待遇则不符合法律对每个人平等保护的职责。
而如果不惩罚告密者，则更多体现的是法律对所有公民自由的保护。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只有在法律保护下，相对的，适当的自由才是公民赖以生存，喜闻乐见的。
不惩罚告密者，一方面体现了法律对少数人一视同仁的保护，一如米兰达忠告和对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另一方面，也为法律权威和稳定的重建创造了可能，符合秩序价值的要求。
诚然，紫杉主义下公民人权受到极大威胁和迫害，但实际上，告密者同样是这种特殊法律的受害者，只是他们在受到迫害的情况下反过来部分利用了当时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
综上所述，我支持第一位副部长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