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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论战的现实意义
【引言】
《曹刿论战》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学家左丘明所著《左传》中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战史文献。
本文通过对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揭示了曹刿的战争观和政治智慧。
在当今社会，曹刿论战的现实意义依然深远，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曹刿论战的背景及内容概述】
曹刿论战发生在春秋时期鲁国与齐国的长勺之战。
鲁国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曹刿在与鲁庄公的对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战争观和政治智慧。
他认为战争取胜的关键不仅在于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更在于统治者的决策和战略部署。
曹刿提倡“以诚待人”，强调统治者应以民意为依据，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策略。
【曹刿论战的现实意义】
1.战略战术层面
曹刿论战强调了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虽然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战略战术的运用依然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从曹刿的战争观中汲取经验教训，深入研究战争史，不断提高自己的战略战术水平。
2.政治治理层面
曹刿提倡统治者以诚待人，关注民生，这为后世政治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现代社会，政治家们应积极倾听民意，关注民生福祉，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3.民众教育层面
曹刿论战强调了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民众教育依然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
我们要加强民众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结语】
曹刿论战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其蕴含的智慧和哲理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形态与策略思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战争形态和策略思维的进步与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各个国家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大一统局面，但是也出现了各种联盟、同盟和敌对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各个国家对战争形态和策略思维的研究和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战争形态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战争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各个国家纷纷建立庞大的军队，同时也完善了武器装备和战争技术。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各个国家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而不得不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并引进了新的技术和知识。
其次，战争的形式也不断变化。
传统的战争方式主要是步战和战车兵，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新的武器和战术开始被广泛使用。
比如，军队在攻城战中开始使用攻城车和投石机；军队在海战中开始使用大型战舰；而步兵也开始广泛运用弓箭、长枪等武器。
第三，战争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
传统上，中国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目标逐渐从领土扩张转向了政治和文化的争夺。
二、策略思维的进步随着战争形态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策略思维的重视也逐渐提高。
策略思维主要包括谋略和战略，谋略是指在战争中用各种手段迷惑、击败敌人；战略则是指在整个战争中用长远的策略来取得胜利。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采取的策略非常丰富，比如楚国采用“死守千日，一夜爆发”之策，而秦国则提出了“攻其所必守，出其所不意”的作战思路。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策略，比如金谷之变、蒙恬筑长城等等，都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最后，总结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形态和策略思维的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首先，这个时期的战争形态和策略思维对中国的军事传统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传统的战争技术和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其次，这个时期的战争也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左氏春秋对战争描写的特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5000年的历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短暂的统一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的现象也随之出现。
春秋时期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兄弟相残、母子反目、诸侯相争，它是一个天下失去秩序的时期，但也是中华文化在形成，在定性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旧有的传统被颠覆，历史的中心在转移，新生的事物在萌芽。
两百多年的春秋史，大事迭起，英雄辈出，激荡着血与火，交织着新与旧。
回顾春秋这段历史，它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究竟有怎样的位置？我们又从何得知春秋这个乱世里所发生的一切？而左丘明所著的《左氏春秋》，给了我们部分的答案。
从社会生活的整体来说，战争是政治的集中体现，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呈现为白热化的特殊形态，它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以军事争夺、武力兼并为主的春秋时代，战争就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它们是历史的血的涂染。
《左传》以大量篇幅描写战争，冯李骅曾赞誉道：“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妙，……篇篇换局，各各争新。
•”（《左绣·读左卮言》）左丘明所著的《左氏春秋》并不是简单地记叙了春秋时期所发生的战争，而是为战争描写确定了一种基本的叙述模式：战争结果的预先告知，以预言的方式先期透露结局，然后展开对战争胜负原因的追究，包括着重分析战争的起因、集中叙述战争双方胜负的缘由以及礼义道德、政通人和等综合因素对战争的牵掣。
如此，战争过程就变得省略简洁，作者将重点落在交代与战争有关的政治、外交等活动，具体揭示战争的背景及胜负原因，或以战前的谋划、或以战后的说明替代战争过程，给予读者思考和反思。
《左氏春秋》对战争的描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左传》对战争的描写有极高的故事性和完整性。
其对战争的结果在文中会做详尽的铺垫，使得战争双方的成功或失败都有理有据，毫不突兀，像一篇故事完整地向读者娓娓道来。
《左传》会对战争双方状况进行表现，如《城濮之战》中开篇充分说明了两国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人才储备状况，显然晋文公与臣子齐心协力，意见一致。
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
随着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出现了国家和军队,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出现了战争。
而当战争这个“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①成为频繁的社会现象,人们逐渐对其规律性有所认识,并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加以某种程度的总结的时候,军事科学就产生了。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
毛主席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所以象战略和战术这样两个军事学术理论中的高级概念,也是在长期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世界军事科学的发源地。
西欧资产阶级军事史家,如德国的汉斯·德尔布柳克之流③,断言军事科学起源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显然是出于无知和偏见。
考古发掘证实,我国最早的军事文献保存在公元前十三世纪股代的卜辞里。
那时候,殷王朝的史官们就已经开始记载参加战争的人数、编制和作战队形的排列了。
著名的西周金文《不欺簋盖铭》所记载的作战命令告诉我们,西周奴隶主阶级的军事家们,早在军事行动发生以前,即对诸如部队的行进速度,和战场的地形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虑。
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我国出现了专门性的军事著作一《令典》和《军志》。
它们大概是一些条令的汇编,并总结了若干战术原则。
其中的片断内容,至今还保存在左传》和《孙子兵法》等古书中,应当认为,人类对于战争指导规律的系统总结,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公元前六一四世纪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军事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军事学术专著——孙子兵法》,出现了具有丰富战术学内容的军官教程一《司马法》,还出现了一部不朽的军事史巨著一左传》。
《左传》的作者与同时代的古希腊军事史家希罗多德④、修昔的底斯⑤和色诺芬⑥相比而毫无愧色。
那么,在军事科学发展到如此高度的春秋时期,是否已经产生了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呢?也就是说,当时的军事学术理论是否已经开始对战争的指导规律做战略学和战术学的区分了呢?这是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战术首先应当了解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与六韬三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乱世，各个国家为了争夺霸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在这个时期，军事思想逐渐成为各国兴衰的关键。
孙子兵法与六韬三略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兵书，在军事思想和战争策略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是一部古代军事著作，被公认为战争兵法的经典之作。
其强调的战争原则和策略为后世军事家所推崇。
孙子兵法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孙子兵法还提倡以智谋取胜，而非仅仅依赖武力。
其中最为重要、最为经典的一段是对“战”的定义：“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取地形，谨阵势，敌国相与，细察敌情，处君之事，谨治器械，道指要害，凡战之穷，必告人于君。
”这段话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兵法的核心与重心。
六韬三略，是六篇战争著作的统称，其作者、创作年代和具体情况众说纷纭。
但无论如何，六韬三略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瑰宝。
六韬三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战争形势和敌我对比，提出了相应的应战策略。
其内容涵盖了战争机械、间谍情报、阵地布阵、士兵训练等方方面面。
尤其是《将略》和《奇计》两篇更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将略》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军队组织结构与制度，还论述了养兵之道，强调和谐的军民关系对胜利的重要性。
《奇计》则以其独特的计谋和智谋为人称道。
六韬三略还强调了重视情报收集、阵地选择、合理训练等方面的重要性。
在军事思想上，孙子兵法注重战术与策略，强调智谋胜于武力；六韬三略以全面系统的方式，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作战指南。
两者在关注战争的本质、强调战争的重要性方面有着一致的观点。
精通孙子兵法和六韬三略的军事家，不仅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还具备了在实战中灵活应对的能力。
然而，孙子兵法和六韬三略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
孙子兵法更加注重战术层面，而六韬三略在具体战术的讲述上则更加全面。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1、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夏商周；春秋至秦；秦至唐五代；宋至清前期；2、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基本内容：（1）战争观：“以战止战”（2）战争与政治：“道”（3）战争与经济：慎战（4）战争指导思想：“先发制人”；“速战速决”；“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奇正互变”（5）治军理论：“重视将帅修养”；“强调以治为胜”；“主张教诫为先”3、主要著述：《军政》、《军志》；《孙子兵法》；《尉缭子》；《武经总要》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1.变革的方向：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2.变革的实践：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改革派人物3.变革的深入：学习西法，创练新军。
外国古代军事思想1.代表国家：古希腊、古罗马2. 西方第一部纯粹的军事理论著作：《论军事》（公元四世纪韦格蒂乌斯）3.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对比：战争观的不同；军队建设方面主张实行义务兵制；较早的认识到了制海权的重要。
外国近代军事思想：西方近代军事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主要是通过17-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实践逐渐形成的，较集中的体现在拿破仑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的军事著作中。
当前西方国家军事思想的几个主要观点：（一）总体战与大战略（二）强调威慑与先发制（三）重视部队精简与质量建军（四）应急反应与快速部署（五）高技术兵器与高边疆理论我国现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1、毛泽东军事思想2、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3、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4、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含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初步形成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二）基本成熟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三）全面发展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集中兵力，以强击弱”的战略进攻和“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的战略追击（四）丰富完善时期—建国后、现代条件下的反侵略战争和独立自主的国防建设思想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1、提高了新中国国际地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保卫了我国的安全，巩固了我国战略安全空间。
☆春秋争霸战争的实质和影响（1）实质：奴隶主之间的掠夺战争“春秋无义战”，这话用现代的观点来理解是不确切的，因为春秋时期也有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正义战争，也有各国人民抵抗游牧部落进攻的自卫战争，但用这句话来说明春秋时期统治阶级不断发动的争霸战争的掠夺性和非正义性，却有一定的道理。
（2）影响：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是中国奴隶制瓦解的反映，大国争霸的结果更促进了奴隶制的衰亡，也为社会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在大国争霸中，各大国兼并小国，开拓了疆土，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
在大国争霸过程中，华夏族和周边各部落的联系、交往、融合加强了，形成了以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
北方的燕国为主的民族融合中心，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①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客观要求的。
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消除封建割据，实现全国大一统，人民普遍厌战，要求结束战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极大破坏。
②秦国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客观条件。
秦与关东六国不同，它的变法比较彻底，政治上已基本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废除了领主制的农奴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奖励耕织，促进了生产，奖励军功提高战斗力。
秦的疆域不断扩大。
到秦昭王时已超过关东六国的疆土的总和。
秦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经济发达，所以，由秦统一中国消灭六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秦始皇经济文化上的措施、意义。
（一）政治——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二）经济——秦统一后，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铜钱；同时还统一了度量衡；（三）文化——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后来使用更为简单的隶书。
（四）思想——焚书坑儒，（五）军事——北筑长城、南修灵渠（P53）1）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混战的局面，开创了统一的新局面。
自秦统一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有的时期出现了割据状态，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
2）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专制集权统治制度，在我国沿袭了两千多年，影响十分深远。
春秋无义战的看法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战争频繁的时期。
然而，尽管战争在那个时代是常态，但春秋时期的战争却有着一些独特之处。
与后来的战争相比，可以说春秋时期的战争更多地缺乏义理。
春秋时期的战争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原因。
在那个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为了争夺领土、资源或权力而展开的。
然而，这些战争往往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长远规划，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当时的利益需求。
因此，这些战争往往缺乏义理，只是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争斗和厮杀。
春秋时期的战争常常缺乏公正和公平。
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由强大的国家对弱小的国家发起的。
强国往往以武力和欺骗的手段侵略弱小的国家，将其吞并或割据。
而这些强国的行为往往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顾他人的利益。
因此，这些战争缺乏公正和公平，是一种无义之战。
春秋时期的战争往往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
在那个时代，战争往往是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战争往往是一场灾难。
战争不仅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民生活的困苦。
因此，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痛苦是无法估量的。
春秋时期的战争往往缺乏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
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持续时间较长，但很少有通过和平谈判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尝试。
相反，各个国家往往采取武力行动来解决争端和冲突。
这种缺乏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导致了战争的长期化和恶性循环，使得春秋时期的战争更加无义。
春秋时期的战争确实缺乏义理。
这些战争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原因，缺乏公正和公平，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同时也缺乏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
尽管这些战争在当时是常态，但我们应该反思并从中吸取教训，努力维护和平，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人民才能够享受稳定和幸福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理论与战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形式，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理论主要以《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为代表，而战争则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从晋楚之战、秦晋之战到战国七雄的较量，充斥着各种策略和战术。
这些理论和实战经验的积累，为中国未来的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的遗产。
首先，孙子兵法被称为古代军事学的经典之作。
孙子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洞察力，总结了早期的战争经验，并形成了独特的兵法思想。
他强调了以勇猛、战术灵活、合理运用资源等一系列战争原则，通过战前策略和战争指挥的方法，达到战争胜利的目标。
同时，孙子还着重强调了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包括伏击、避实就虚、以少胜多等战术手段。
这些理念不仅被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军事家所借鉴，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形式多样，较为典型的有晋楚之战和秦晋之战。
晋楚之战是春秋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形成了晋国的统一格局，也标志着春秋时期的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晋国不仅运用了大规模的军力，还利用外交手段，联合其他国家对抗楚国。
而秦晋之战则是战国时期的一次重要战争。
秦国与晋国在战争中展开多次交锋，双方都采取了多种战术手段，如运用兵营、埋伏、冲击等，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通过这些战争，各个诸侯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理格局，也为战国七雄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军事理论和战争方式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军事思想和战争策略。
除了《孙子兵法》之外，还有《吴子兵法》等其他兵书，它们继承了孙子的思想，但也有所创新和发展。
例如，《吴子兵法》强调了对敌方心理的分析和影响，提出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原则，使敌人产生错觉，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优势。
这种将战争提升到智力斗争的层面上的思想，对后来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理论与战争形式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孙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1．重战、慎战、备战思想（1）重战思想。
《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
这段关于战争的精辟概括，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春秋末期，诸侯兼并，战乱频繁。
战争不仅是各国维持其政治统治，向外扩张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孙武总结了一些国家强盛，一些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论断，这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实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2）慎战思想。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再活。
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
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能随便用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开战。
（3）备战思想。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用兵的原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
战争的立足点要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向我发动进攻的基点上。
2．“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
”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则百战不败；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可能胜也可能败；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就会每战必败。
孙武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指明了战争指导者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
这一思想是极富科学价值的。
自有战争以来，古今中外的战争指导者，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
***对此曾有高度评价，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黄朴民内容提要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阶段，这在军事领域也有显著的反映，主要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由崇尚“军礼”转变为提倡诡诈权变。
与此相适应，当时的作战方式也有了明显的变革，战术运用呈示出新的面貌。
战争实践的进步和兵学理论的发展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已趋于成熟。
关键词春秋时期战争指导观念战术革新军事文化作者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阶段，具有动态性、过渡性以及多样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嬗变过程，这在军事领域也不曾例外参见拙著：《春秋军事史·绪言》，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其中又可以春秋中期为界，将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划分为前后不同的阶段。
这在战争观念上，就是对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的逐渐突破。
即由“以礼为固”向“兵以诈立”的过渡，由重“偏战”（各占一面相对）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演变为“出奇设伏、兵不厌诈”。
在作战方式上，则是由春秋前中期车战的全盛逐渐向春秋晚期步战的重新崛起演进，车战战术日趋复杂多变，军阵趋于成熟并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古典“军礼”传统的延续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与制约具体的军事行动。
《史记》等文献所提到的“古司马兵法”，便是记载、保存有关“军礼”（亦称“军法”）的主要载体。
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已遇到很大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尖锐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舅犯（即狐偃）就曾认为“繁礼之人，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子鱼也强调：“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可也。
”参见《韩非子·难一》、《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但是从总体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
这里可先看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在公元前597年爆发的晋楚邲之战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
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③④《左传》之《宣公十二年》、《成公十六年》、《成公十六年》。
当两军阵上致刃交战之际，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方的一番奚落，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是太不合乎情理了。
然而在当时，这恰恰是战场上贯彻“军礼”的必有之义，并不怪诞。
又如，在公元前575年发生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楚、郑联军战败，晋军实施战场追击，“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
’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
乃止。
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
’至曰：‘伤国君有刑。
’亦止”③。
晋军将领韩厥、至等人在交战中，都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伯，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而让敌手逃逸。
不仅如此，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
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④，回报以礼物和慰问。
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这并不是至等人道德境界高尚，而不过是他们忠实地遵循“军礼”的规范行事而已。
《国语·周语中》明确道出了这一点：“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社会氛围影响下，以春秋中期为界，战争指导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总的来看，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这残酷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的温和一面。
即便是在铁血残酷较量那类战争中，也并不缺乏崇礼尚仁的特色，这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象《孟子·离娄上》。
，是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当时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孙子兵法》所云“伐交”便是典型的军事威慑之法。
其本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强大实力，震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前期通行的“观兵”威敌之法的理论总结与升华（参见拙文：《孙子“伐交”本义考》，《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1辑）。
换言之，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
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
当时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战争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比较罕见。
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方式。
齐桓公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
他在位43年，参与战争20余次。
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基本上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
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他品德与功业的缘由齐桓公“重战”而不黩武的行为方式，合乎儒家“义战”的理念，故孔子表彰他“正而不谲”，孟子对他亦推崇备至，云：“五霸桓公为盛”。
应该说，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
这在《左传》中有很多的例子：如《左传·隐公元年》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隐公）立而求成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又如《左传·隐公八年》载：“齐人卒平宋、卫于郑。
秋，会于温，盟于瓦屋。
以释东门之役，礼也。
”再如《左传·桓公八年》载：“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
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
’乃盟而还。
”其他像公元前770年，屈瑕率领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
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
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当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
《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暱，不可弃也。
”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
《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标志：“偏，一面也。
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
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而任何不遵循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视为是违背“军礼”的行为：“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曰：“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可谓是对春秋前中期战争指导基本特征的很好的概括和揭示。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当时指导战争的“军礼”精神还具体表现为：第一，战争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云：“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司马法·仁本》云：“兴甲兵以讨不义”。
上述例子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④⑤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
第二，军事行动有“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
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④，《左传·文公十二年》亦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
”这都是本“礼”宗“仁”的意思。
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这一点。
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⑤，乃成为对敌军事行动重要原则之一。
覆按史实，信而有征，《左传·襄公四年》载：“三月，陈成公卒。
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晋士匄侵齐，及榖，闻丧而还，礼也”。
第三，战场交锋的正大不诈原则。
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许多具体的原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
这在《司马法》、《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中均有相当具体的反映。
《司马法·仁本》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宋襄公则云：“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司马法》又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
”又云：“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谷梁传·隐公五年》亦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
”而这在宋襄公的口中，便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司马法》、《谷梁传》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视为其对古军礼的申明和执著。
故《淮南子·氾论训》有言：“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
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第四，战争善后措施上的宽容态度。
“服而舍人”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
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即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臣服于自己。
这一目标既已达到，便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
这在《左传》等典籍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司马法·仁本》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左传·文公七年》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
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说的都是这层意思。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进一步行动纲领就是《司马法·仁本》所说的：“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
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
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
”《左传·昭公十三年》。
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真切含义《论语·尧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