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
号:1009-4202(2010)10-236-02
摘要刑事辩护律师是被告合法权益的维护者,但是因为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律师代理刑事案件存在诸多风险,律师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控诉方一般是强大的国家机关,司法的天平已经倾斜,而天平的另一端,越来越多的律师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越来越少接受刑事案件。这种情形的出现不利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因此我们可以探索律师刑事辩护的豁免制度,健全律师自治体制,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刑事辩护辩护权律师伪证罪律师的豁免
作为重庆打黑活动的插曲,李庄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在二审判决后,事情本可尘埃落定,但风波似乎仍没平息,在此我不去判别李庄做没有做违法的事情,甚至更倾向于相信李庄也不会是个道德有多高尚的律师。但从法治建设的基本角度出发,李庄案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是一次机会,人们除了李庄之外,也关注了刑辩律师的现状和困境,刑辩律师可以借此机会为他们长期所遭遇的质疑辩护。“刑辩律师”这一被誉为“钢丝上舞蹈”的职业,在李庄案发后,更暴露出重重的危机,因此有必要反思我国刑辩律师制度。
一、律师群体的现状和发展
律师这个职业在新中国存在不过三十多年,但是一直受到质疑,
甚至有人怀疑我国有存在律师制度的必要性吗?现实中刑事辩护律师不仅遭遇着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难三大难,《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更犹如一把架在刑事辩护律师脖子上的钢刀。这些困难使得刑事辩护之路荆棘密布。有很多刑事辩护律师因为为被告人辩护而自己成为了被告人,以至于身陷囹圄,刑事辩护几乎成为律师执业的雷区。因此在我看来李庄事件辨证地看是给了我们机会为变辩护权而辩护。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积极、有力且全面地为其当事人辩护。被告人的权利之所以应当得到保障,是因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被告人是一个弱者。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是围绕着国家与被告人的刑事追诉而展开的。国家为达此目的,动用司法权,包括采取各种限制甚至剥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旦刑事追诉成功,更会涉及对被告人的生杀予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伤害。事实已经说明,依靠司法机关的自我约束与谨慎从事是难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的。为此,必须通过刑事辩护,使被告人获得专业的法律援助,必须在国家的刑事追诉过程中能够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刑事司法程序的运作不仅要保证国家打击犯罪,还要有保证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人权保障就成为刑事辩护制度正当性的价值论根据。尤其是在刑事辩护活动中,律师的职责是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辄因包庇罪、伪证罪,甚至玩忽职守罪锒铛入狱的话,那么,还有谁愿意再去从事律师这项职业呢?没有律师
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这是一个已经被历史证明
的事实,但是立法者对于律师对律师具有防范和戒备之心,不惜通
过牺牲刑事被告人的利益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与实现现代刑事司法要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不符。同时律师协会虽说是律师业的自治团体但权限太小,不能起到引导、保护和监督律师这个行业的作用。当律师群体与司法机关,当事人或行政机关发生冲突时,律师协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预无法积极维护律师群体的利益,难以发挥其本该有的作用。因此,律师们要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首先要建立健全的律师自治机制,要对现有的行政模式的律师
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并且不断加强律师协会
这个律师自治机构的自我管理作用,只有律师群体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这样律师协会才可能作为保障律师刑事辩护职能的强有力的组织。
律师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与被告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要通
过保密义务来维系,这不仅是义务也是律师行业的道德规范,并在
世界上绝大多数律师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但在中国保密并未被明确规定为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因为有人认为如果赋予律师保密权利会导致一些事实上有罪的被告人因此而逃避法律的制裁进而否定
该项制度。但是相对于事实公正而言程序公正具有更为重要的保障价值,而律师保密义务对于无罪者不受追究的维护要比对不放纵罪犯的保障显得更加明显和有效,并且维护了程序正义,也避免了无
罪者受到惩处这一结局的出现,因而是具有充分正当性的。
二、刑事辩护律师的困难处境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不能把刑事司法中的腐败以及造成冤案错案都归咎与律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律师是处在刑事司法的弱势地位,很难有能力去左右执法者的意愿。中国的律师制度本来就处于发展阶段,立法者应为律师制度的发展搭桥修路,而不是处处设阻,但是法律制定并没有顺应大家的期望,似乎立法者对律师有了更强的防范之心。1997年立法者将律师作为了特殊的伪证罪主体,刑法306条,一个以刑事辩护律师为特殊主体的刑法规范,被象形的称为律师伪证罪。该法一出,刑事辩护率不断下降,这一点不可置否。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不够严格,并且迄今为止也没有出台司法解释,律师在为刑事被告人辩护时,随时可能会被指控为犯了伪证罪。李庄案以后,律师不仅要防公检法,还要防自己的当事人,这难道仅仅是律师的悲哀吗、此刻我想起了马丁尼莫拉牧师的话(刻于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旁):“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三、刑事辩护律师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路
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律师群体与检察机关的职责处在对立的状态,所以如果要对那些在诉讼过程中涉嫌犯罪的律师进行立案侦查时,应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机关不得直接对律师拘留逮捕。
当然一直在争取改变这一现状,譬如理论界已经开始探讨刑事辩护律师的豁免权问题了。
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不牺牲以事实的探索为代价而对程序的公正做出让步,因为有比事实的真相更重要的东西,律师作为特殊的行业应受到特殊的保护,若因履行职责而受到刑事追究,律师们为了自保不接受刑事案件,被告的合法权益少了一道保护的屏障,甚至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
律师的豁免权制度使辩护律师在执业中获得了某种特权,以抵御可能来自控方的侵害,并且使辩护律师在义务冲突中得到解脱。我国律师更有理由获得这种豁免,因为我国刑事诉讼在构造上是控强辩弱,如果不使辩护律师彻底摆脱刑事追究的枷锁,无以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无以调动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积极性,无以解除刑事辩护律师的后顾之忧。而且,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与外国刑事诉讼的不同特点,对于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的内容应当有所扩大。外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豁免的内容主要是法庭上的言论,这一豁免制度的设立也主要是为解决辩护律师的义务冲突问题。而我国设立律师的刑事豁免,主要是为防止控方的侵害,因此豁免应当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内容:(1)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2)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向法庭提供或出示之文件、材料失实的,不受法律追究。(3)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之人身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注:王丽:《律师刑事责任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在以上三项内容中,前两项是律师刑事豁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