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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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内容摘要]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
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
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关键词]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民族与民族主义》,该书以这样一个想象的故事作为开头: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一位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接到地球毁灭于核战的消息之后,横渡银河来到满目疮痍的地球,探索地球毁灭的原因。
他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将会发现:“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
”①这一故事本身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它把“民族”放在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核心位置,凸显了民族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但是直至今天,对“民族”的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
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情绪,早已登上历史的舞台,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现代民族观念迟至晚清才正式出现。
古代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
当我们今天开口说出“中国”这一词汇并且头脑中呈现对中国版图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历史预设了一个主观的“民族”定义作为前提。
以“中国”这一名词指称现在的版图,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兴起、政治建制确立之后的事情。
古代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家”与“天下”的观念和今天所说的大致相同,而“国”的观念则与今天完全不同。
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建构历史记忆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之一,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凸显,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文化的回顾和重新诠释,民族认同得以不断加强和深化。
本文将从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历史教育对民族认同的影响以及历史变迁对民族认同的挑战等方面展开论述。
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历史记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过去事件的感知、理解和记录,它承载着传统文化、民族性格和集体记忆,对塑造民族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记忆中涵盖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包括战争、革命、文化传承、英雄人物等,在这些元素的熏陶下,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得以形成和巩固。
在历史记忆中,民族成就和苦难经历往往被放大和强调,作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通过共同缅怀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和先贤功绩,民众能够建立起自豪的集体身份认同,形成更加紧密的群体凝聚力。
而通过反思历史上的屈辱和挫折,也能激发出对未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决心。
历史教育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历史教育作为影响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青少年一代对自身文化和传统的了解和态度。
在教科书、课堂上传达的历史信息中,往往蕴含着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等因素,塑造了学生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知方式。
因此,正确而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是保持民族认同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关键。
历史教育不仅仅是简单地传授历史知识,更应当引导学生审视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价值取向和意义。
通过启发式教学、多元文化观等手段,可以帮助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客观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从而建立起更加全面和立体的民族认同观。
只有通过正确引导学生审视和理解历史事件,才能够真正实现历史记忆对于民族认同建构的积极作用。
历史变迁对民族认同的挑战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之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考验。
传统文化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年轻一代对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遗产了解不足;外部文化冲击使得本土文化愈发脆弱。
“十七年”特指1949年至1966年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十七年。
曾几何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电影一直是上海的“特产”,而电影摄制则更一直是文华、昆仑等上海私营摄制公司的“专利”。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私营电影公司的全部收归国有,以长影、北影、上影、八一等为首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江南北纷纷建立起来,并很快遍布全国各地,而最后留下来的骨干电影制片厂则以七大故事片厂、三大科教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为主。
“十七年”电影囿于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影片题材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军事革命、文学改编、现实生活、少数民族、舞台艺术等有限类型上,并且这些类型万变不离其宗,均整齐划一地紧扣其时的意识形态下的现实主义。
对于后现代中国社会颇具参照意义的,则是“十七年”电影时期整个社会近乎和谐大同的凝聚力,以及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无阶级分别、无职务高低分别、无行业分别的满满的由心而发、由情而感的正能量。
正是这种自发、自觉的正能量,才使得“十七年”电影中的社会记忆,来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真实,“十七年”电影的国家民族认同,来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虔诚。
一、“十七年”电影的整体印象(一)“十七年”电影的历史与发展概览“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中国,正值中国社会刚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上至意识形态下至社会关系的惊天巨变。
不仅社会性质发生了180°的大转折,而且由社会性质所承载着的国家民族内涵,亦随之有了判若天壤的跃升。
等待着中国艺术家们的是电影艺术的再出发,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断崖与影视艺术人才的极度缺乏。
“十七年”电影的主力,其中一支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私营电影公司中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另一支则是部队与老根据地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显然后者不仅成为了“十七年”电影创制的鲜活血液,而且更成为了“十七年”电影创制的绝对主导者。
与其他因素有所不同的是,新中国的电影文化不仅为社会记忆带来了一种主动意识,而且更为国家民族认同带来了一种主动意识。
历史教育中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建构历史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也是一个社会的记忆。
历史教育旨在向后代传递历史的知识和价值观,将个体与集体的记忆相融合。
在历史教育中,个体与集体的记忆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个体的记忆是指每个人通过亲身经历、家庭传承等方式所获得的历史记忆。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个体的记忆。
例如,一个家庭的曾祖父曾参加过抗日战争,他的后代会通过家族的口述传统来了解这段历史。
个体的记忆是多元的,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都不尽相同。
而个体的记忆会通过历史教育得以传承,如通过家庭的教育、社会的共享等方式。
与个体的记忆相对应的是集体的记忆。
集体的记忆是指整个社会或国家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
这种记忆是经过整理、筛选和宣传的,旨在形成一个共同的历史观。
集体的记忆通常通过教科书、纪念馆、纪念日等方式传达给后代。
例如,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教科书中会强调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强盛的意义。
这种集体的记忆构建了一个共同的认同,促进了社会的凝聚力。
然而,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可能存在冲突。
这是因为个体的记忆是多元的,而集体的记忆是经过加工和规范的。
例如,在一场战争中,有些人可能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对战争持负面看法;而另一些人可能通过政府的宣传,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必要的。
这样的冲突使得历史教育成为一个复杂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处理个体和集体记忆的关系,历史教育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教育应鼓励个体提供自己的记忆和经历。
个体的记忆是真实的,它能够为历史的研究提供珍贵的资料。
其次,历史教育要尊重个体的多样性,并给予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平等的机会。
个体的记忆不一定与集体的记忆一致,但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记忆是错误的。
第三,历史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集体的记忆,而应该兼顾个体的经历和感受。
个体和集体的记忆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交织、互动,才能够构成一个更加完整和真实的历史图景。
在历史教育中,个体与集体的记忆建构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却l system A ndsc啪试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国族认同建设黄鹏旭摘要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国族认同建设就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国族认同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
虽然我国自古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且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社会主义民族政策,进行了有效的国族认同建设,民族间关系和谐。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围族认同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在对这些新挑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适合于我国现代国情的少数民族地区国族认同建设新途径.关键词国族认同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国族认同建设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l O)09.165-02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民族认同问题白勺提出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现代国家的代名词。
关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学者认为。
它与16世纪至19世纪欧洲持续的军事竞争背景有关。
一些王朝帝国出于加强对国内资源的军事动员,建立起了更加全面的反思性监控体系,从而导致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在绝对主义国家内,社会开始由传统的异质性向同质性转变,并且商品经济也得以快速发展,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抑制打击了原封建贵族阶级。
后又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现代公民权、现代财税体系等相继诞生,王权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最后伴随着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王朝政权被彻底推翻。
作为对王朝国家的替代,现代民族国家就诞生了,民族(ha.t i on)在此就作为了原有王权利益的“享有”者。
o顺着这个历史逻辑,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现代国家的国家利益是由“民族”这个载体来完成集体分享的,也即用民族利益来代替王朝利益使得现代政治权力拥有相应的合法性。
但在现实中的问题是,即使在民族国家的诞生地——西欧,也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或多或少的重叠,这样的国家可以列为“单一民族的”(m ono—na t i onal)国家,。
塔吉克斯坦民族认同塑造中的历史重构作者:赵静来源:《丝绸之路》2017年第06期[摘要]独立后,民族认同构建成为塔吉克斯坦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
塔政府利用历史重构的语言、种族起源、重新书写族史(国史)、举办纪念活动、树立雕像等措施构建民族认同,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融合于一体。
从菲尔多西到萨曼王朝再至雅利安文明,旨在于团结国内各民族,提升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塑造多元民族意识,应对现代性挑战。
[关键词[塔吉克斯坦;民族认同;历史重构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陷入了一场身份危机中,民族认同建构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
而借助国家身份塑造的社会文化手段进行“去俄罗斯化”也已成为民族认同建设的题中之义。
伊斯兰因素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真空领域中独占鳌头的后果已经通过内战使塔吉克斯坦元气大伤。
塔吉克斯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塑造多元文化意识。
因此,通过族史(国史)重构溯本清源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来说,历史重构的基本要素有语言、民族心理与性格、种族起源等。
独立初期塔吉克斯坦政府加大了对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代表人物的塑造,通过推崇历史名人、追溯本族本国历史及文明缘起、塑造一系列的象征符号等手段,“从菲尔多西到萨曼王朝再至雅利安文明”,通过时间记忆的唤起与空间符号的重构,塑造多元的塔吉克民族认同。
一、推崇历史名人独立初期,随着对本国主体民族历史名人研究的不断深入,波斯-塔吉克诗人哈基姆·阿布尔卡西姆·曼苏尔·菲尔多西·图西进入塔国政治精英们的视野,成为民族认同的象征。
1菲尔多西具有很高的语言素养和广博的学识,被认为是塔吉克民族诗人,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民族史诗《王书》。
因此,苏联解体后塔国首都杜尚别市中心广场上的列宁雕像随即被菲尔多西的雕像所取代。
随后又有以菲尔多西命名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图书馆及其入口处的菲尔多西半身雕像和以菲尔多西命名的街道。
国家图书馆也成为塔吉克斯坦200索莫尼的背面图案。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引言现代国家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内部凝聚力的核心之一就是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一种对国家身份、共同价值观和集体意识的认同感,能够使国家内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保持相对稳定的秩序。
然而,国家认同的建构并非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而是经过政治角逐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
本文将探讨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重点分析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并且通过举例说明这些认同是如何被操控和操作的。
一、民族认同的政治逻辑民族认同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认同形式。
在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往往成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并被政府用来巩固国家统一和稳定。
一方面,政府通过炮制民族历史、传统和英雄事迹等来强化民族认同感。
这种历史建构往往会有选择性地突出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忽略或掩盖其他对国家认同构成挑战的历史片段。
另一方面,政府还会鼓励民众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以此来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这种文化建构往往涉及到对民族节日、传统服饰、风俗习惯等的正面塑造和弘扬。
通过民族认同的政治建构,政府得以塑造一个团结稳定的国家形象,并使民众对国家感到归属。
然而,民族认同的政治建构往往也具有被滥用和操纵的一面。
一些政治家和领导人会通过扇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掌握权力、转移民众关注、达到政治目的。
他们往往通过制造外部敌意、宣扬种族优越性等方式来唤起民族认同,并将其转化为对特定政策和措施的支持。
这种滥用民族认同的政治逻辑不仅容易导致区域冲突和民众对立,还可能使国家陷入困境和动荡。
因此,明智地引导和管理民族认同的政治建构是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二、政治认同的政治逻辑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政治认同是指对国家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感,能够在人民之间建立起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合法性。
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政治认同往往是公民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和参与的结果。
红色革命中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建构红色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它对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集体记忆和历史建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红色革命中集体记忆的形成和历史建构的作用。
首先,红色革命期间的集体记忆是通过群体行动和共同的经历而形成的。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实现革命目标进行了长征、游击战等一系列战斗。
这些战斗不仅是对敌人的斗争,也是红军与当地人民交流、互助的过程。
红军的壮举和牺牲为人民所铭记,他们的事迹成为了集体记忆中的一部分。
此外,红军还通过宣传和文化建设来弘扬革命理念和领袖形象。
这些宣传和文化产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红色革命的认同和记忆。
其次,历史建构在红色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建构是指对历史事件进行解读、记录和传承的过程。
在红色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他们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塑造了对革命的理解和评价。
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事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宣传,以弘扬革命精神和灵魂。
他们将红军战斗的意义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让人们对红色革命产生认同和敬仰。
历史建构的任务也包括对这一时期的事件进行解读和评价,形成统一的历史叙述。
这种历史叙述不仅仅是对历史真相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红色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来构建一个鼓舞人心的历史故事。
然而,红色革命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建构也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方面,政治因素对于历史叙事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红色革命的塑造和传承都是通过党的宣传和教育来进行的,因此政治因素是无法回避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因素会对历史的真实性造成一定的制约。
另一方面,个人记忆的主观性也会对集体记忆和历史建构产生影响。
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红色革命的集体记忆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失衡。
这就需要通过不同视角和互动来完善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叙述。
对于红色革命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建构,我们应该保持客观、全面的态度。
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社会记忆理论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旨在探讨集体记忆的形成、传播、维持和变迁过程。
它关注的是社会成员如何共同构建和分享过去的历史和经验,以及这些记忆如何影响社会的现在和未来。
本文旨在对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进行全面的综述,分析其主要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实践。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我们期望能够为社会记忆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更为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
在综述过程中,我们将首先介绍社会记忆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阐述其重要性和研究价值。
接着,我们将分析社会记忆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包括集体记忆的形成机制、记忆的选择与遗忘、记忆的传播与分享等方面。
我们还将探讨社会记忆理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实践,如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社会认同等。
我们将总结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社会记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通过本文的综述,我们期望能够为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资源,同时为社会实践者提供一个理解社会记忆、运用社会记忆的理论工具。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记忆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将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记忆理论的历史发展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其根基可追溯到古代社会对于集体记忆和文化传承的初步理解。
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社会记忆理论才开始真正崭露头角。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和评价。
早期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集体记忆的概念。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指出集体记忆是社会成员共同构建和分享的记忆,它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社会交往和文化实践不断塑造和重构的过程。
哈布瓦赫的理论为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记忆理论逐渐扩展到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和政治记忆等领域。
视界观 OBSERVATION SCOPE VIEW111传媒观察作者简介:张玉姣(1996-),女,汉族,山西临汾人,硕士在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文化传播。
融媒体语境下国家记忆的建构和传承——以《国家记忆》为例张玉姣(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摘 要:金观涛曾在其著作中提出,现代国家的构成必须具备三种因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其中民族认同是现代国家的文化基础,是民族团结和爱国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历史记忆、社会集体记忆来建构完成。
在融媒体语境下,形态多样的媒介形式丰富了历史记忆的表达方式和传播形态,同时也为历史记忆建构和民族认同注入新的时代内涵[1]。
关键词:历史记忆;民族认同;融媒体近年来,央视做了大量原创历史和文化节目,如《国家宝藏》、《国家相册》、《如果国宝会说话》、《红色气质》等,其中《国家记忆》作为中国第一档国史节目,引起了巨大的点击量和话题讨论量。
《国家记忆》是以“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记录讲述党的奋斗史、创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史。
本文以《国家记忆》为研究对象,阐述在融媒体语境下,历史纪录片如何建构历史记忆来增加民族认同感以及历史记忆该如何传承的问题。
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至少应存在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第一种为“社会记忆”,第二种为“集体记忆”,第三种为“历史记忆”[2]。
笔者认同此观点,历史记忆是一种回忆性的“集体活动”,用来强化民族凝聚感、国家认同感和彼此的情感联系,找到一种民族归属感。
一、结构上真实还原重大历史事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故事的内容是真实的事件,实际发生的事件,而不是虚构的事件,不是叙述者发明的事件。
这意味着,历史事件向一个将来的叙述者呈现自身的形式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建构的。
[3]历史是真实的事件,因此作为纪录片的《国家记忆》站在国家和全党的高度上,根据真实的历史档案资料、生动展现共产党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各行各业的发展史。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建构研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建构研究引言:在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愈发备受关注。
民族认同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而国家认同则是对所在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
这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和谐关系建构,并探索这种和谐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可能影响。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定义和内涵民族认同作为个体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通常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地域等因素。
国家认同则是对一个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基于共同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等。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形成与传承离不开社会和历史的背景,多样性是它们的重要特点。
然而,多样性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例如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建构1. 文化多元性与共同价值观的平衡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差异是不可忽视的。
为了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平衡维护各民族群体的文化多元性和培养共同的价值观。
通过提倡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和相互尊重,人们可以更好地认同和归属于共同的国家认同。
2. 各民族参与国家决策的机会均等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也需要各民族在国家决策中的参与。
保障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参与国家事务,可以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通过建立多元代表机制和开展多层次的民族政策制定,可以实现各民族的参与和表达。
3. 疏导民族冲突与加强社会和谐在民族多样性的国家中,民族冲突是一种严重影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关系的问题。
为了缓解和解决民族冲突,需要加强社会和谐。
这包括建立有效的冲突管理机制和民族和解的措施,同时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方式提高人们的多元文化认知和交流能力。
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关系的可能影响1. 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研究XUESHU YANJIU ▚族群认同理论首先是泰弗尔和特纳等人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此理论严格来说不属于“族群认同”的理论范畴,却为西方对族群认同的研究勾勒出了范围,打下了基础。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在融入社群产生社会认同需要经历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心理过程,其着重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以及此过程带来的心理认知和情感体验。
不仅如此,西方的族群认同理论基础还来自文化适应论、文化冲突论和精神分析论。
学界对于“族群认同”提出的解释理论主要有凯斯的“辩证阐释理论”、原生论、族群边界理论、威廉斯的“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建构说”、情境论以及以纳罗尔等人为代表的“文化论”等。
其中,以希尔斯、范·登·伯格以及格尔兹等为代表的原生论学者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先赋的血缘、身份和文同语言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思考模式,并且认为此种逻辑下的族群认同是可以超越地理阻碍和跨世代传承的。
笔者认为原生论过于强调血缘、宗族等先天因素,实际上等同于上文的种族对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忽略了文化特质的作用,也并未把时间和空间纳入认同变动的考虑范围,是不具有动态眼光的。
情境论,又被称为工具论,代表学者是德斯皮斯、哈尔德及柯恩等,他们主张族群认同是族群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分配不均时,为了适应时势且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而进行资源竞争的工具。
我国学者王明珂也认为族群认同与资源竞争有关,他认为族群认同是承载着文化特质并借此表达族群身份的工具,在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提出了强调族群边界、祖源记忆、情感与文化维系的综合性族群概念。
笔者比较赞同情境论和文化论,因此本文以羌族起源神话和盘瓠神话为现立足族群认同的相关理论背景,从族群认同的情境论和文化论出发,通过引证凝聚历史记忆的神话传说,包括不同版本的羌族起源神话和广泛流传于苗、瑶、畲等民族的盘瓠神话传说来探讨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和实质,论述其在维系或影响族群认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论民族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与选择民族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感,是一个人在文化、历史、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共同性认同感。
在民族认同建构中,历史记忆和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记忆是指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知和记忆,而选择则是指在不同历史记忆之间进行选取和构建。
历史记忆与选择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个体和集体的民族认同。
历史记忆在民族认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既包括对自己历史的认知,也包括对他者历史的认知。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建立在共同的经历、传统和文化上的。
这种认知使得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同感。
一个民族对他者历史的认知也会影响其对自己历史的认知,从而影响其民族认同。
不同的历史记忆会产生不同的民族认同,而这些民族认同又会反过来影响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在民族认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记忆并非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受到主体选择和构建的。
在历史记忆中,一些事件和人物会被强调,而另一些事件和人物则被淡化或者忽略。
这种选择和构建是由主体的需求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一个民族在选择和构建自己的历史记忆时,往往会强调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件和人物,而淡化或者忽略与自己利益无关或者不利的事件和人物。
这种选择和构建反过来又会影响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变化。
选择在民族认同建构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历史记忆与选择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民族认同。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历史记忆为选择提供了依据和材料,而选择又为历史记忆提供了意义和价值。
历史记忆与选择的相互作用使得民族认同具有了动态性和多样性。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记忆和选择产生了不同的民族认同,不同的民族认同又反过来影响历史记忆和选择。
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使得民族认同建构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
在面对历史记忆与选择的资源与挑战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们呢?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记忆与选择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使得民族认同具有了多样性和动态性。
民族英雄与认同的建构众所周知,民族英雄在塑造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和价值观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可以激励和凝聚民族,帮助塑造一个共同的认同基础。
本文将探讨民族英雄与认同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
对一个民族而言,民族英雄是集体记忆和价值观的象征。
他们代表着民族的勇气、智慧和正义感,他们的事迹被广泛传颂和称颂。
通过对民族英雄的故事和人物的崇拜,一个民族可以形成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和追求。
比如,在中国,红色传统英雄如毛泽东、孙中山、周恩来等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价值观有着深远的影响。
民族英雄的故事也常常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教育,年轻一代可以接受民族英雄的教诲,并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这些教育内容不仅加强了对民族的认同,更让人们对民族英雄的事迹和精神产生共鸣。
通过教育引导,年轻人可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从而塑造一个更加和谐和有意义的社会。
同时,民族英雄的形象也经常被用来传播民族文化和宣传民族精神。
比如,在电影、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民族英雄的创作和表现。
这些作品不仅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民族英雄的事迹,同时也使人们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认同感更加强烈。
通过这些传媒方式,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可以在世界上传播,增强国际间的友谊与合作。
然而,民族英雄也常常面临着历史记忆的重述和重构的问题。
有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他们的民族英雄可能被非议或质疑。
这种情况下,民族认同和一个民族的团结可能受到挑战。
例如,在历史上,一些民族英雄的行为可能存在争议或道德困境。
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
一个民族应该为自己的历史和英雄负责,同时接纳不同意见和多元的历史解读。
此外,认同的建构也需要一个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努力。
民族认同不仅仅是对一个民族英雄的敬仰和称颂,更需要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动。
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为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论民族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与选择
作者:周丽楠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18期
摘要:历史记忆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其历史连续性建构和强化民族认同,如何于现代性身份危机中找到“安居之所”,历史记忆的诠释与定向不可或缺。
文章旨在探讨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并探寻历史记忆的选择与运用策略,以求在“去中心化”语境下强化民族认同。
关键词:民族认同;历史记忆;选择
一、民族认同与历史记忆
“民族认同”是以“自我认同”为基础的与“历史记忆”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的概念。
它是一个群体在共同的历史归属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归属意识。
当有人说“我是蒙古族”时,内含了历史、文化,甚至血缘的“自我认同”因素。
费孝通把“民族认同”的发生看作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
在我国,民族认同既指广义的国家认同,又有对各自民族文化认同之意。
历史记忆则指社会行动者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的追忆、反思与重构,它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认知形式。
历史记忆于“记忆之场”与“遗忘之带”的张力中达成“同”与“异”的辨清,从而满足个体探寻自我归属、强化身份认同、形成理想信念等需求。
国家不能没有历史,社会不能没有记忆。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
是否有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
”
二、历史记忆构建民族认同的现实意义
民族认同与历史记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历史记忆可为民族认同之手段、资源,民族认同则为强化历史记忆之目标、方向。
无历史记忆之人如无根基的浮萍,其将自身封闭在独立空间,切断关系序列,混淆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是不健全的“空心化”的人;而无历史记忆维系的民族国家,则是简单的机械拼凑,而非富有凝聚力的共同体。
(一)有利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民族认同存有单一性和多元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内在张力,可能成为国家认同的推动力量,也可能成为瓦解国家认同的反向作用力。
民族记忆具有象征性和凝聚性,以历史记忆为工具,以真实历史可击退国外敌对势力的历史歪曲,通过回溯历史,将民众置于统一历史记忆场域,于真实历史叙事中辨清立场,强化民众民族荣辱感和统一感;以历史记忆回溯及其建构为纽带,可强化民族情感连结,借纪念碑、古典建筑等具象化的符号记忆,以及承载民族精神的故事、神话等情感性的情节记忆以及内在于心的理性记忆的三重塑造,将客观的历史记忆内化
为主观的价值选择,行为判断,从而强化民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达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二)有利于公民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
民族认同以公民身份认同为基础,谋求二者同一需与他人、他族为参照,于差异与同一、解构与建构中达成深层理解。
现代社会是一个变革的流动性社会,“我是谁”、“我们是谁”成为现代人的公民身份认同的主要问题。
“认同给你一种个人的所在感,给你的个体性以稳固的核心。
”公民身份认同与否既关乎健全人格的塑造,同时也关乎国家核心价值观能否落地,意识形态安全能否保障。
以历史记忆为依托,“通过对记忆载体的选编、保持、再现和遗忘,将核心内容指向‘谁的记忆’,‘记忆什么’和‘怎样记忆’,进而在社会交往、身体实践和集体框架的约束下形成集体的记忆。
”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打破个人主观性记忆,将其统一于整个民族历史记忆的链条之中,又通过节日、符号或标志性建筑再次深入到民族成员记忆深处,使其产生一种有责任、有义务去回忆历史、关注民族利益和荣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历史记忆正是通过这种破碎—沉淀—渗透的路径不断强化民族精神象征和物质象征力量,不断加强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感和情感依赖感。
(三)有利于核心价值观落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理性承认历史記忆不仅是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个有担当的国家应有的态度。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有过去,无论是作为“被害者”还是“施害者”想要抹平这段伤痕,实现“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都与国家和个人对待这段历史记忆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
国家对历史记忆的回溯内容、方式也会影响到个人的格局、面向。
民众个体对历史是否熟知以及坚定,是能否抵御外来多元文化尤其是解构文化侵蚀的重要因素。
钱穆先生就告诫道:“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
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以历史记忆强化民族认同可强化“我们感”和“他们感”,在国际“大熔炉”语境下有助于民族成员认清自我身份,找寻情感归属,避免出现身份认同和自我存在危机,从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三、民族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与选择
挖掘历史事实,触发个体或民族历史记忆并非可任意为之,运用过度会使人心生厌倦,用之不及则毫无效果,过分强调辉煌记忆会使人忘却艰辛历程,而故意刻画悲惨记忆则会使人萎靡泄气,无法达成暴力之后的和解。
(一)建构历史记忆要避免其沦为工具性目的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但构建历史记忆并非为强化民族认同主观臆造历史,运用历史记忆要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陷阱,忽视历史事实的完整性、延续性,致力于篡改历史细节,以其隐蔽性片面的以个人主观记忆代替
民族集体记忆,以主观建构的历史事件取代历史真实事件,并用所谓的“符号”、“文本”来以假乱真,使历史事实沦为历史幻象。
因此,建构历史记忆要基于史实,遵循历史逻辑,保证历史史实生命力,“对不同记忆符号进行筛选、诊释和形塑,基于共同体现实需要,依据其信仰和愿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加以还原、扬弃和形塑,生成凝聚和激励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记忆。
”要以历史为基避免其沦为文化殖民主义之工具。
(二)运用历史记忆要坚持和而不同尊重民族差异
我们所言的民族不仅是对外的“统一的、整体的民族的大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中所包含的“小民族”,因此运用历史记忆强化民族认同并非单单强调整体的“一”而忽略各个民族的文化风俗,忘记自己特有的历史记忆,我们所言的用于强化民族认同的历史记忆并非文化的“马赛克”也非美国的“大熔炉”政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我们尊重民族差异但并不是固化民族差异,要以包容之心看待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而非简单的以一种“敌视、对立”的观点看待周围的一切,把一切外在之物均看作自身的威胁,看作自身发展的阻碍,一旦形成这种自危的绝对对立意识便易走向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路径,不仅给本国民族认同带来危害,还将给整个国际带来慎重灾害,奥斯维辛集中营便是例证。
(三)要于悲惨历史记忆与辉煌历史记忆中寻求平衡
历史记忆按其影响可分为悲惨历史记忆和辉煌历史记忆两大类,而悲惨历史记忆又更具复杂性,其指“当某个集体的成员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认同。
”不同民族面对悲惨历史记忆或是“化悲痛为力量型”或是“化悲痛为仇恨型”。
在民族认同中运用辉煌历史记忆可增强民族自信行和民族自豪感,但若一味强调则可能会使民族安于现状,其民族认同感也会流于表象。
而悲惨记忆若恰当引导,民众则思过往,念未来,化悲愤为力量,反之,则会使民众萎靡自卑,心中悲痛无法化解,郁结之气也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
因此,对历史记忆的运用与选择要适当,要兼顾悲惨伤痛与辉煌成就,悲痛而不沉沦,反思而不自卑是我们运用历史记忆的重要目的。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要以历史记忆抵御民族虚无主义瓦解和多元文化冲击,坚守历史底线,以历史唤民眾之思,民族之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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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丽楠(1994- ),女,满族,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公民教育、公民身份认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