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税罪解读

逃税罪解读

2021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三条对刑法典第二百零一条偷税罪进行了重大修改，删除了原“偷税〞行为的规定，将其修改为“躲避缴纳税款〞。由此，“偷税罪〞的概念不再沿用，将确定一个全新的罪名。关于新罪名确实定也有多种瞧点，如“逃税罪〞、“躲避纳税罪〞、“躲避缴纳税款罪〞等。在相关司法解释尚未确定新罪名之前，本文暂采纳“逃税罪〞这一更为简洁通俗的讲法。其中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修改为: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躲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同时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分金;数额巨大同时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分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分。

对屡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分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五年内因躲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分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分的除外。

一、修正案有关偷税罪的要紧修改内容

(一)罪名的修改

依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所规定的罪名为“偷税罪〞，而修正案把该罪名修改为“躲避缴纳税款罪〞或者“逃税罪〞(本文以下称逃税罪)。我们认为，这一修改更为科学、合理。首先，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描述的犯罪行为规定为逃税罪更符合国际惯例。我们过往所称的偷税，在翻译成英语时，寻到所对应的词只能是“taxevasion〞。而“taxevasion〞在翻译成中文时表述为“逃税〞更正确，即在国际上没有偷税之讲，只有逃税之讲。其次，规定为逃税罪更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描述的特征和实质。税款在纳税人依法缴纳之前，原本属于纳税人的所得、收进或者财产，最初原始状态的所有权回属于纳税人。为了公共财政的需要，国家依法向纳税人强制、无偿征收。因此，依法具有纳税义务的人，必须依法无偿向国家缴纳税款以示纳税义务的履行。税款缴纳进库之后，所有权才回属于国家。而有些纳税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经常采取一定的方式或手段躲避缴纳税款的义务。假如躲避缴纳税款情节严峻，我国刑法就确定为犯罪行为。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该行为只是纳税人没有把自己财产的一局部依法转移给国家所有，只是一种躲避纳税义务的行为，规定为逃税罪更为正确。对偷税罪的理解其核心词是“偷〞，而在现实生活中，“偷〞一般理解为采纳“不人不轻易知晓〞、“隐瞒〞、“趁人不注重〞、“隐秘〞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种行为的主瞧方面是明知且成心的，客瞧行为表现是采取隐秘窃取手段从他人操纵的范围内，将他人所有的财物移至行为人能够操纵的范围，其非法占有的标的物所有权是他人的。据此，偷税只能理解为从国库盗窃财产，这不符合我国的语言适应。因此，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所描述的犯罪行为规定为偷税罪，不符合“偷〞的本意，修正案把偷税罪修改为逃税罪更为正确、科学、合理。人们对这一罪名的实质在熟悉上的变化，也将妨碍到对其法律责任的认知。使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倍受关注和热议的一处修改是有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而这一修正与人们熟悉上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立法改变，能够符合逻辑地理解为，偷他人的财物是不可原谅的，而不愿把自己财产的一局部缴纳给国家，有时是能够谅解的，只要纳税人熟悉到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是能够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犯罪手段的修改

1997年刑法对偷税手段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采纳的是列举方式。第二百零一条列举了四类偷税手段，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还规定了第五类偷税手段。这一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例如，有的偷税手段表述不明晰，有些那么不应规定为偷税手段。而最要紧的咨询题是在列举违法手段时，一方面有重复，而另一方面无法列举周全等等。修正案却采纳了概括式立法技术，表述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这与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截了当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及同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治理暂行条例?对偷税手段的规定极为相似。这不但讲明我国1986年有关法律文件对该违法手段的界定是正确而科学的，也讲明如此的规定是历经考验的，不但能够防止对该犯罪手段进行列举时存在的各种咨询题，而且更具概括性和科学性。能够把实质上属于同类的违法行为包容于同一法律条文之中，有利于打击所有同类犯罪行为。

(三)定罪标准的修改

1997年刑法对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偷税行为的定罪标准分不做出了规定。其一，关于纳税义务人规定了两个定罪标准，一个是“数额比例〞标准，即“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同时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另一个是“处分次数〞标准，即“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分又偷税的〞。其二，关于扣缴义务人只有一个标准，即“数额比例〞标准。修正案把1997年刑法对纳税义务人的定罪标准规定为：“躲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同时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对原有的规定有两处修改。一是对纳税义务人的定罪标准只保留了一个，即“数额比例〞标准，删除了“处分次数〞标准;二是把“数额比例〞标准中的数额标准“1万元〞修改为“数额较大〞，即把一个确定的标准修改为一个不确定的标准。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标准取消了“数额比例〞标准，只保留了数额标准，而且把数额标准“1万元〞修改为“数额较大〞。 关于“处分次数〞标准的删除，其合理性表达为：一是“处分次数〞标准在税务机关移送案件时操作困难。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对税收进行征收和治理，许多纳税人同时由国税局和地税局治理。处分次数是国税局和地税局处分的次数分不计算依然合起来计算，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假如合起来计算，国税局或者地税局非常难明白对方是否差不多处分，涉嫌犯罪案件难以移送司法机关。二是“处分次数〞标准考虑了偷税和被处分的次数，以及当事人主瞧上的恶意性，但并没有考虑偷税的数额对定罪的妨碍，存在诸多缺陷。税收的实质是筹集国家财政收进，逃税行为最为直截了当的侵害对象是国家财政收进，因此，在确定其定罪标准时，要紧考虑的应是数额标准。尽管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假设干咨询题的解释?规定，第三次偷税数额必须在1万元以上，但对前两次偷税行为并没有考虑数额标准。这一司法解释还有越权解释的嫌疑，因1997年?刑法?中并没有如此规定。因此，从实践操作层面、立法技术、税法的立法本意以及合理性角度分析，删除处分次数标准更为科学。

关于数额标准的修改，其合理性表达为：一是数额标准太低，与当今经济开展的规模、速度不匹配。不切合我国现实情况，导致涉嫌偷税罪的案件太多，造成税务机关移送涉嫌偷税罪的案件难、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难的情形。二是把“1万元〞这一确定标准，修改为“数额较大〞这一不确定标准，把具体数额标准留给了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并适时调整，而且一定是提高标准，要紧是为了保障刑法稳定的需要。社会经济和生活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某一个时点，确定的具体数额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需求，假如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需求而不断修改刑法，国家的全然法律就不具有稳定性。而司法解释的变动易于操作，更为灵活。因此，修正案做出如此的修改更为理性。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取消了“数额比例〞标准，只保留了数额标准，这一做法也更切实际、更合理。总体而言，对法定扣缴义务人所应扣缴的税款数额并不大，在计算逃税额占应扣缴税款数额的比例时意义不大。

(四)处分标准的修改

1997年刑法规定对纳税义务人构成犯罪的，处分标准分为两档。第一档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同时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分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第二档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同时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修正案规定的处分标准尽管也保留两个档次，而且处分的幅度也全然一致，但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在两档处分标准中，把定罪标准中的具体数额“1万〞和“10万〞修改为“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如上所述，这一修改的合理性要紧是为了维持刑法稳定的需要。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关于修正案的讲明中指出的：有关部门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偷逃税的情况十分复杂，同样的偷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建议在刑法中对偷税罪的具体数额标准不作规定，由司法机关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司法解释并适时调整。二是在第一档处分标准中，针对“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同时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这一规定，删除了其中的数额标准和比例标准的最高上限10万元和30%，仅仅规定为：“躲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同时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这是一处具有重要意义的修改，弥补了刑法出现“真空地带〞的立法漏洞。即假如偷税数额超过10万元而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没有超过30%的，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超过30%而偷税数额没有超过10万元的，1997年刑法中就没有规定如何处分，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应按无罪处理。而删除数额标准和比例标准的最高上限，就能够弥补刑法立法的这一缺陷。即只要躲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同时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就按照第二档处分标准处理，只要躲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同时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就按照第一档处分标准处理，可不能出现无法定罪处分的情形。如此的处理，从立法技术上来讲，简洁而易操作，概括性强而巧妙。三是删除了“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具体罚金标准，仅仅规定为“处分金〞。如此修改的要紧意图，一方面是为落低对逃税罪处分的立法提供可能性和留下空间。依据国际惯例，“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处分标正确实太高，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执行，仅仅只是陈设。另一方面是把罚金的具体标准留给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并适时调整，有利于保障刑法的稳定性。

(五)对逃税罪明确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修正案在1997年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根底上增加了第四款，规定为：“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分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五年内因躲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分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分的除外。〞也确实是基本讲，只要不存在该款但书的情形，即使构成逃税罪，甚至是情节严峻的逃税罪，只要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同时已受行政处分的，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一定条件下躲避缴纳税款可免刑事责任〞的规定，关于纳税人而言，是一条较为人性化的规定，即纳税人出现第一次偷逃税行为，在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并作行政处分后，可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此的人性化规定，关于企业开展和社会稳定基本上有益的，一方面，能给予大多数偷逃税者一次悔过自新的时机。对初次发生偷逃税行为的纳税人，特殊是那些在偷逃税行为中没有主瞧成心倾向的纳税人，在通过税务机关指出后补缴了税款并缴纳了滞纳金，可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关于缓解征纳矛盾、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也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关于极少数“屡教不改〞的偷逃税者仍要为其的偷税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该绳之以法的不能姑息养奸。这是该修正案中的最大亮点，也是引人注目、广为争议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讲明修正案修改目的时指出，考虑到打击偷税犯罪的要紧目的是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收进，对属于初犯，经税务机关指出后积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履行了纳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