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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态度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
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再到８０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
我的叙述与此不同。
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
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
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
王希教授写过美国宪政史的巨著《谈判与妥协》，这本书我们北大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
王希的导师是方达，美国史学会的主席。
王希有一次跟我谈中国的当代史叙述与美国的不同，我听了之后有很大感慨。
他说在美国史的叙述里，美国的每一届领导人好像都是伟大光辉正确的，没有一任是有问题的，只有我们总是喋喋不休说自己的前人有问题、不争气。
当年胡适解释日本侵华时竟然说，我们今天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祖宗不争气造成的。
与这种叙述不同，我还是说我们的历史是一体化的，是连续的，这特别是说现代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通过几代人连续性的、承前启后、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待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的看法、基本的态度。
而这个伟大的成就，用杨振宁的话来说就是，２０世纪人类历史上有两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就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
我们今天依然处于这个空前的历史状况之中，我们今天是这个伟大复兴的受益者，不是受害者。
茅盾、鲁迅和郑伯奇的新文学观考辨r——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选集导言为例任杰【摘要】茅盾、鲁迅和郑伯奇分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三卷小说选集撰写的导言以不同的文学流派、团体为中心,对新文学前十年小说创作实绩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总体来看,三人评判小说创作的标准和书写导言的策略皆有所不同,但整体上又不同程度地倾向现实主义原则,显示了他们各具特点的新文学观.这不仅和当时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流有关,而且反映出了各文学阵营之间的微妙关系,从中也可窥见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文学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期刊名称】《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27)004【总页数】6页(P90-95)【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选集导言;新文学观;现实主义【作者】任杰【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90 引言20世纪30年代中期，赵家璧主编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聘请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如茅盾、鲁迅、周作人、郑伯奇、郁达夫等为各卷编选者，由蔡元培撰写总序，各卷编选者撰写所负责选卷的导言。
当时各编选者写的导言基本上都对十年文学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评价，据赵家璧说诸导言的作用是“论述该一部门的发展历史，对被选入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
[1]97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这些导言其实“已远远地超出为各卷书导读的功能，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几十年来现代文学史的写作”。
[2]62并为后来者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
茅盾、鲁迅和郑伯奇分别负责《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的编选和撰写导言工作。
通过这三篇导言，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前十年小说创作的实绩进行了概括、总结和评价。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当事人，他们都是以一个前十年期间的创作者和批评者的视角来看待这十年的小说实绩，又都是对历史进行了“回头看”，“这就赋予诸导言一种品格，既以著名的新文学者检讨新文学本身，遂使诸导言成为新文学开创史的现身说法，或自我证明”。
1、分析鲁迅杂文的思想特色鲁迅杂文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主要思想内容，由此构成鲁迅杂文的两个思想特色：一、批判性（战斗性）1、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的批判，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中批判封建父权、夫权、妇女节烈观等等。
后期杂文增加了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半殖民地都市等方面的内容。
2、暴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对卑怯、保守等国民性作了深刻的剖析。
3、社会批评的内容更为广泛，如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的罪行等都予以猛烈抨击。
这种批判具有战斗的现实意义。
二、深刻性。
鲁迅的杂文对各种问题的论述都极其深刻，富有辨证哲理。
如《灯下漫笔》中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这从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心理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本质性论断，是何等的深刻。
《拿来主义》中批判封建闭关主义，论述国家民族应对世界采取开放态度，以及开放的意义和方法，见解精辟。
2、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一、形象性。
1、善于以比喻和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道理，使说理形象化，把逻辑性和形象性和谐统一。
如《拿来主义》中以“大宅子”比喻中外文化遗产，以人参、鸦片比喻精华、糟粕，形象的说明了对文化遗产要批判继承。
2、创造了类型形象，如叭儿狗、蚊子等类型形象，概括了社会上某一类人群的某种普遍性特征，用比喻、白描等方法创造出来，简练传神。
类型形象具有典型力量。
二、抒情性。
鲁迅强调作家应当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像《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情文并茂，情感浓烈。
三、讽刺。
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的，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予以辛辣的讽刺。
四、文体。
杂文文体多样，有抒情散文、叙事散文等，其风格也多姿多彩。
结构严谨论证严密，三言两语尖锐锋利，但多样而又统一。
作为鲁迅杂文主要风格，是切实锋利，精练泼辣，似匕首投枪。
五、语言。
语言鲜明生动、机智幽默，常有包含深刻哲理的警句。
好用反语，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充满幽默感。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泛性论特点弗洛伊德提出人的三种基本欲望（三元欲），即保证自身安全的欲望、食欲和性欲。
同时，他提出人心理的三个层面，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
他认为心理问题某些欲望被压抑到潜意识中，想要释放却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
而三元欲中，弗洛伊德研究最多的就是性欲，他也认为性欲是造成人类心理问题的最重要欲望，很多心理问题都是性欲被压抑得不到满足造成的。
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即认为性是本能的冲动。
他反对把性和成人的性活动相等同的狭隘性欲观，认为那种敬爱那个“性”的含义兼指两性差别，性快感的刺激和满足，生殖的机能，不正当而必须保密的观念等。
这个见解在一般生活上虽然适用，但在科学上就不够了。
弗洛伊德将性欲观念加以扩展，主张性欲是一种追求快感的本能，原欲与力量（即力比多），是心理性欲和生理性欲的统一体。
它包括两个部分内容：（1）生物本能的性，是指满足生物三种基本需要（摄食、排泄、繁衍后代）相对应的三个区域（口唇区、肛门区、生殖区）的快感活动。
显然，这种“性”并不以个体成熟为标志，它不仅开始于青春期，而是在婴儿出生后不久便开始了。
（2）同“爱”有关的力，是指自爱、父母的爱、子女的爱以及人类的一般的爱，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爱罗斯所谓的性。
可见，弗洛伊德的“性欲”即包括广义的内涵，又具有狭义的内容。
弗洛伊德在西方倍受冷落之际,却二度挤进中国文坛,一方面它与新时期文学迫切追求个性解放、人性解放的呼声一拍即合,寻找到互相选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又绝非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单演绎,而是给性爱渗进去强烈的理性意味,将其作为对时代、文化和道德批判的手段,旨在寻觅压抑的来源及原因,体现出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社会、文化价值追求。
中国曾经有过漫长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为了把人性制约在一个共同遵守的规范下面,不得不以牺牲人的个性为前提,随着规范越来越完整,对个性的否定便越来越强烈。
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性意识方面,便是以性压抑、性饥渴构成了主要内容。
浅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正式出现的新兴文学流派，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新纪元，它所表现出的时代特点是独具一格、跨越历史的伟大创作。
那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究竟是什么？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个阶段来概括。
第一个阶段是以清代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发展史，文学主要是服从官体文学的古典文学，如诗词、曲赋、文论、小说。
从口语诗开始，到“四君子”和“七品官”以及婉约、说唱、对偶、赋、章句、古文观止、文论等，所有的文学活动都是围绕古典文学展开的，重视文韵虚饰，强调审美价值，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审美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以民国为主的近代文学发展史，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典文学有所调整，以追求新意和新表达为主，出现了“文学革命”以及有关当代新文学的试探性表现，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等，经过一步步的实践的探索，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逐渐形成。
第三个阶段是以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从思想上也是一种转变，把人的自由、民主和进步的理念融入到创作中，追求自由的文学表达，文学审美也因此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放弃了官体文学强调的文韵虚饰，强调实践性，从而形成了中国新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独立性和文学审美观念。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西方文学的影响，当时的西方文学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对欧洲思想的影响也很大，结合中国文化的特色，全面接受了多种表现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总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来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个阶段，以及西方文学的影响，它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特征，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特点，中国新文学正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从新月派的文学史评述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异同[权威资料]从新月派的文学史评述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异同摘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和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是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
通过比较两部文学史著作对新月派及其诗人和作品的艺术价值分析与文学史地位的评定，试浅析两代学者在审美标准、文学史体系的建构、叙述话语以及文学史观等方面的差异。
诚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政治体制、思想潮流等因素的影响，但同时也意味着，在历史前进中的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传承与突破。
关键词:王瑶《史稿》《三十年》新月派新诗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锋始终在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篇幅，而横贯中国现代文学前两个十年的新月派则又是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走向。
一个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初期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诗歌流派，其文学史书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者或文艺评论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
又因其所倡导的诗歌理论、美学原则，以及部分代表诗人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社会主流观念不和，导致出现不同学者在著述文学史过程中产生对其评价的差异甚至分歧。
一、入史资格――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构学界曾有言:“考察一个文学史家的功夫，主要看他选谁入史。
”其实关于新月派的“入史资格”问题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
一个曾长期占据诗坛主导地位，引领过中国新诗潮流的诗歌流派，无论王瑶还是后来的学者们都不容置喙并且毫不吝啬地进行了讨论。
然而在这之后，我们还需要考察的是，在新月派“整体入史”的大前提下，细化至其下属诗人、作品的入史资格，以及最关键的――它们以什么样的面目入史。
这是《三十年》和《史稿》在有关于新月派论述中出现的首个差异。
在王瑶的《史稿》中，有关于新月派的专节讨论题目是“形式的追求”，多少有些将新月派在新诗发展初期的探索和文学史功绩框定在“形式”的范围内。
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下）(一)司马长风的新文学史研究1949年后，“南来”的文人、学者在香港，像曹聚仁说的“不必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活下去”，是一种事实：由于香港夹在两个政权之间，反而形成了一种思想和言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因而像林以亮、曹聚仁这样的学者和批评家，能够“每人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上的理想，无须担心传统和时尚所带来的压力。
……不必理会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潮流。
”1]但所谓“生活方式”的无须改变，恐怕只能说是卖文为生的基本方式没有改变，自由独立的思想立场无须改变，而在思维产品的生产上，却不能不受这个工商社会隐形权力的宰制。
其中一个醒目的现象，是批评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版面从事扎实的文本批评，凭着过去蓄积的知识和能力，写那些“短、平、快”的书评、随笔容易，若想从头开始系统阅读，作系统的学术研究，则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
在香港，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若没有专栏，一天不写出几千字，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而从客观方面说，从事系统研究所需的资料也十分欠缺，远不如大陆和台湾。
如上的好处与困难造成了香港文学批评的良莠不齐。
从好的方面言之，是直言不讳，没有顾忌；而从不好的方面看，则是逮着什么谈什么，批评对象既缺少严格的挑选，立论也过于快捷，缺少深思熟虑。
在这种情境中，最让人同情与不满的是那些从事系统学术工程的批评家，他们的工作集中体现了在香港社会个人的学术野心与可能之间的矛盾。
这方面，司马长风可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司马长风(1922-1980)，原名胡灵雨，又名胡欣平、胡越、司马长风是他最为人知的笔名，原籍东北沈阳，国立西北大学毕业，1949年抵港，后曾留学日本应庆大学历史系。
在港期间，曾与友人创办友联出版社，出版《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后又任《明报月刊》编辑，七十年代初到香港浸会学院代徐ｘū＠①讲授现代文学，陆续出版了广为人知的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分别于1975、1976、1978年初版，香港：昭明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争议与共识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丰富多样的领域，涵盖了各种文学流派和风格。
在这个领域中，争议和共识是不可避免的。
争议和共识反映了作家们对于文学创作的不同看法和理念，也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争议与共识。
首先，争议与共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的目的和使命。
一些作家认为文学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社会现实和揭示社会问题，他们通过作品呈现社会的黑暗面，批判社会的不公和不道德。
这些作品常常引起争议，因为它们直接触及了社会的痛点，挑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
然而，也有一些作家认为文学的使命是为人们提供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抚慰，他们更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共识，因为文学的美学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争议与共识还涉及到文学的形式和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文学流派和风格，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等。
这些不同的文学形式和风格引发了争议，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
有些作家主张写实主义，认为文学应该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而另一些作家则更倾向于浪漫主义，追求想象和幻想。
这种争议并没有达到明确的共识，因为不同的文学形式和风格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争议与共识还涉及到文学创作的自由与责任。
一些作家主张文学创作的自由，认为作家应该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不受任何限制。
然而，也有一些作家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作品应该符合社会的道德和伦理标准。
这种争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直存在，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
因为文学创作的自由和责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平衡。
最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争议与共识还涉及到文学的地域与国际性。
一些作家更关注本土文化和地方特色，他们试图通过作品表达中国的独特性和文化自信。
这种观点得到了一定的共识，因为文学的地域性是不可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