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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中关键人物及其作用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边境制造了莫须有的“火车事变”，导致了中日两国的直接冲突，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事变中，有多位关键人物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行动和决策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国际政治格局。
本文将介绍九一八事变中的关键人物及其作用。
一、张宗昌将军张宗昌是当时的东北军总司令，被认为是事变最重要的策划者之一。
张宗昌当时是国民政府派驻在东北担任军事统帅，与日本对峙，曾开始设法重组东北军队，加强军队建设。
但是，他后来认为与日本和平共处是唯一的选择，并且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来保卫当时东北边境的安全，甚至对日本的侵袭毫无防备，最终失去了当时的抵抗机会。
二、张学良将军与张宗昌一样，张学良也是东北军一位重要的指挥官。
事件发生时，他是东北一带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
在事变前夕，张学良与日军谈判，但未能达成共识。
然而，在日军进攻后，张学良的反应并不积极，他担心对抗日军会损害自己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并在此后屈服于日本，放弃了与日本作战的计划。
这使得东北地区在事变后很快陷入了日本的控制之下。
三、柳条湖会议参与者柳条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它在与日本的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抗日团体都召开了会议，以及时应对日本的侵略行动。
在柳条湖会议上，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对抗日本侵略中的立场和方向。
四、国民政府领导人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国民政府领导人负责制定政策和行动方案，并指导中国军队进行作战。
在九一八事变中，国民政府的反应不尽如人意，其孤立无援的态度导致了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失败。
此外，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导致了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
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这些错误决策直接影响了当时军队的作战能力和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全局。
总之，九一八事变中的关键人物各有不同的作用，他们的决策和行动也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九一八事变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留下的问题和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论文“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以下是店铺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相关论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全文如下："九·一八"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本侵略的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直接导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转向。
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纷纷亮相，国民党当局亦先后出台了文化统制、尊孔读经、提倡理工、倡导科学化运动等系列文化政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九·一八"前后的社会思潮如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民族复兴论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则大多侧重于揭露与批判其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政治高压手段，诸如对进步报刊的查禁、对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等，这种研究多注重于"破"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国民党文化政策"立"的一面。
近些年来这一倾向得到不少改观，学界对于"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及其不同侧面的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从整体上看，目前这种研究仍多处于一种分散与孤立的状态，缺少一种整体的观照。
如果仅仅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易造成盲人摸象的错解与误读，无法真正全盘明了国民党文化政策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显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本文无意对"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来重新解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脉络、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反响。
1931年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
第二天，日本军队轻易地侵占了沈阳、长春等二十多座城市。
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
第二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
3月9日，日方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觉醒浪潮的高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以往，中国曾多次痛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威胁；这次，亡国惨祸真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
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
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
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
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几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
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
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南京政府在日本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一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七万人外，仍有十六万五千人驻在东北。
２０２３年第９期(总第３３８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９ꎬ２０２３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３８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的逻辑生成与叙事特征刘广远１ꎬ孙淑奇２(１.东北大学艺术学院ꎬ沈阳１１００３１ꎻ２.辽东学院中文系ꎬ辽宁丹东１１８００１)摘㊀要: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可以从几个方面被论证和考察ꎬ一是关注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的生成及其历史维度㊁时间长度㊁空间广度ꎻ二是考察其文献史料的特征㊁文学表征ꎻ三是东北 书写 的独特性ꎮ将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置于中国抗战文学研究乃至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研究的大框架中ꎬ有助于界定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的社会性㊁普遍性和历史性的意义ꎬ从而拓宽国难文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ꎮ关键词:九一八事变ꎻ国难文学ꎻ报告文学ꎻ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９－０１５８－０９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 (１４ＺＤＢ０８１)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 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研究 (Ｎ２１２２００１)ꎻ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项目 九一八国难纪实文学(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文献整理与研究 (２０２２ｌｓｌｙｂｋｔ－０６７)ꎻ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抗战纪实文学(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文献集成与研究(Ｌ２１ＢＺＷ００４)作者简介:刘广远ꎬ东北大学艺术学院主任㊁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ꎬ文学博士ꎻ孙淑奇ꎬ辽东学院教授ꎬ文学博士ꎮ㊀㊀文学的命名是特定历史㊁特定阶段文学内容的高度概括和归纳ꎮ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文学图景ꎬ作为文学史范畴具有三种意义:一是具有归纳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历时性意义ꎻ二是具有打破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报告文学政治地理差别的全面性意义ꎻ三是具有对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特征的高度概括性意义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ꎬ最早使用 国难小说 者ꎬ当属张恨水ꎬ他在«‹弯弓集›自序»中写道: 今国难小说ꎬ尚未多见ꎬ以不才之为其先驱ꎬ则抛砖引玉ꎬ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ꎬ还未可料ꎮ则此鹅毛与爪子ꎬ殊亦有可念者矣ꎮ[１]１８４九一八事变之后ꎬ张恨水创作了大量国难题材的作品ꎬ如«九月十八»等ꎬ 国难 一词ꎬ被反复使用ꎬ逐步进入国家和民众话语体系ꎮ其实ꎬ鲁迅在更早时就使用过 国难 一词ꎬ他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上海«十字街头»第１期发表的«沉滓的泛起»中ꎬ开篇就说: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ꎬ报章上叫作 国难声中 ꎮ [２]３３１推而广之ꎬ当时使用 国难 一词的文章ꎬ不在少数ꎬ国难文学成为历史的名词和文学的概念ꎮ后来ꎬ陆续有学者整理和梳理了此概念ꎮ当下ꎬ有多种代表性观点ꎬ仅举其二:一是高翔认为ꎬ 九一八国难文学 既涵括表现日本炮轰东北军北大营(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㊁侵占沈阳城这一事件的文学作品ꎬ也包括基于九一八事变影响下的反映东北地区乃至中国的国难生活的作品ꎻ二是王向远界定得更加详细ꎬ他认为小说㊁诗歌(包括谱了曲的歌词)㊁戏剧(包括评弹㊁大鼓词等戏曲说唱样式)㊁散文(文艺性散文及杂文)ꎬ还有刚刚兴起的报告文学ꎬ乃至通讯㊁回忆录㊁传记㊁日记等各种文学样式及有一定文学性的文体ꎬ都对九一八国难做了多侧面的描写和反映ꎬ我们把这些作品称之为 九一八国难文学 [１]１７８ꎮ报告文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ꎬ相较于小说㊁诗歌㊁散文㊁戏剧等体裁ꎬ显得杂糅㊁综合一些ꎬ因为其距离通讯㊁采访等新闻书写方式更近一些ꎮ [３]清朝末年ꎬ报纸刊行ꎬ新闻与文学融合一体ꎬ开始出现报告文学的雏形ꎮ梁启超的«戊戌８５１政变记»ꎬ一般被认为是最早具有报告文学基本特征的文章ꎮ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断续和爆发交替的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ꎬ报告文学因其特殊的样式ꎬ介入历史ꎬ直面现实ꎬ引发关注ꎮ１９３２年ꎬ茅盾在«关于 报告文学 »中说: 去年夏季ꎬ文坛 上忽然有了新流行品了ꎬ这便是 报告文学 ꎮ 所谓 报告文学 即使在欧美 文坛 也还是一种新东西ꎬ因而在我们中国确是 不二价的最新输入 ꎮ 报告文学以其锐利性㊁真实性㊁大众性㊁抗争性直接对接时代㊁贴近现实ꎬ与民族㊁与国家同呼吸㊁共命运ꎬ成为时代的号角和历史的记录ꎮ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ꎬ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作为一定时期的文体和一种特殊的文学重新被界定ꎮ综上所述ꎬ本文从 九一八 国难 与 报告文学 三个维度加以界定ꎬ认为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指以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年国难生活为背景的记述性㊁纪实性或史料性的文学ꎮ㊀㊀一㊁缘起与依据: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的发生㊀㊀国耻之训不可忘ꎬ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有承载历史记忆㊁警醒后世㊁居安思危的意义ꎮ大到国家民族㊁小到个人家庭ꎬ国难都意味着悲剧ꎬ马克思在讨论历史的时候说过: 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ꎬ例如蛮族的入侵ꎬ甚至是通常的战争ꎬ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ꎮ [４]６０－６１日本侵华战争给本就积贫羸弱的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ꎬ使千万民众失去宝贵的生命ꎮ家国沦丧ꎬ山河共泣ꎬ志士扼腕ꎬ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以史诤谏: 此名词之通行ꎬ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 势力范围 之风气而起ꎬ其 南满 北满 东蒙 等名词ꎬ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ꎬ毫无民族的㊁地理的㊁政治的㊁经济的根据ꎮ自清末来ꎬ中国人习而不察ꎬ亦有用于汉文中者ꎬ不特可笑ꎬ抑且可恨ꎬ本编用 中国东北 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ꎬ简称之曰 东北 ꎬ从其实也ꎮ 此书作于１９３２年ꎬ国家岌岌可危ꎬ民众水深火热ꎬ作者深刻而慨然地概述了为什么要用 东北 而不是 满洲 等词语之大义ꎮ他继续在 引语 中指出: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ꎬ遂有沈阳之变ꎮ吾国愈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ꎬ暴邻之凶焰愈无忌ꎬ占嫩江ꎬ取锦州ꎬ李义山诗所谓: 太息先朝玄菟郡ꎬ积骸伏莽阵云深 之景象ꎬ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ꎮ [５]２－５其记录简洁而犀利ꎬ愤怒而悲痛ꎮ自１９３１年始ꎬ 东北 成为一个代表了特定区域文化㊁特定时代特征的名词ꎬ作者以一个史家的眼光和视野ꎬ审视了其时正在发生的悲壮惨烈的历史ꎮ华裔史学家黄仁宇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ꎬ他在«万历十五年»中 以史为镜 ꎬ犀利地指出: 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 [６]６这种反思和警醒发乎幽微㊁振聋发聩ꎮ史学家以史为鉴ꎬ叙述史实ꎬ而文学家情动于中ꎬ形象 记录 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 记录 和思考了历史ꎮ孙康宜㊁宇文所安编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言: 抗日战争带来的是一次大离散ꎬ其范围遍及全国各个角落ꎮ无论集体还是个别ꎬ作家不得不面对这些无法逆转的冲击ꎬ重新规划他们的现实生活和创作生涯ꎮ一方面其状况可以地理的割裂与心理的动荡来形容ꎻ另一方面文学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一个慰藉与希望的重要来源ꎮ [７]６２０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的正常发展路径ꎬ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被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所震惊ꎬ或 我以笔如刀 ꎬ或 我以我血荐轩辕 ꎬ或 吾笔写吾心 ꎬ 记录 和描述了其时其事ꎮ这些有关 国难 的文学记忆和 史料 记录虽然是个人性的㊁碎片式的ꎬ但都具有现场感㊁时代感和历史感ꎮ按照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考察ꎬ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具有充分的史学依据ꎮ从历史维度来思考ꎬ它能够概括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年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ꎬ形象地再现这一时期的国难史ꎮ虽与抗战文学的起讫时间相同ꎬ但前者包容度更宽ꎮ一般而言ꎬ反映抗战生活的创作ꎬ才能称其为抗战文学ꎬ是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年这段文学中的一部分ꎬ而 国难 则从更宏大的范围㊁更广阔的空间对此时间段的文学进行归类ꎬ不仅仅有抗战精神的刻画ꎬ还可以以更深邃的视角㊁更广阔的触须思考九一９５１八事变及其衍生的生存百态ꎬ整体概括这段文学的特征ꎮ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而言ꎬ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既是中国的ꎬ又是世界的ꎮ如解放区文学㊁国统区文学㊁沦陷区文学㊁孤岛文学等ꎬ地域空间甚至可以延伸至华夏民族抗日的地区ꎬ如在中国香港㊁澳门㊁台湾ꎬ甚至新加坡等海外华人的记忆书写ꎬ如陶亢德的«十年了»ꎬ就发表于香港的«光明报»ꎮ空间意义既包括地理性质的空间ꎬ也包括空间属性中人类活动的范围ꎮ如«远东月刊»(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第１卷第５期刊发了谭焕祥的«九一八与工人»㊁尤颂光的«九一八与农民»㊁黄言常的«九一八与学生»㊁董墨生的«九一八与商人»㊁陈振权的«九一八与妇女»㊁铁笔的«九一八与捐款»㊁张军光的«九一八与中华民国的前途»等ꎬ都极具代表性ꎬ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社会反响ꎮ对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反映和描述ꎬ各界人士关于九一八周年纪念的文字ꎬ各国记者的记录和报道等ꎬ都是九一八文学的形式ꎮ同时ꎬ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拓展了国难文学涵括的空间范围和内容广度 既是中国的ꎬ又是世界的 把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看ꎬ其是包含于反战之中的ꎬ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一部分ꎬ具有深远的世界性㊁普遍性㊁时代性意义ꎮ九一八事变之后ꎬ世界舆论和各国政府极为震惊ꎬ爱好和平的国家多数是同情中国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ꎮ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３日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致电中国政府ꎬ表示同情ꎮ２４日ꎬ正式发表声明: 苏联在道义上㊁精神上㊁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ꎬ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ꎮ [８]２４６美国舆论界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也做了客观报道和评论ꎮ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ꎬ«纽约晚报»揭露 日人着现代欧洲文明之衣冠ꎬ然未改古时野蛮之习惯 [８]２４７ꎬ对日本侵略中国㊁杀戮人民的行径予以鞭挞ꎮ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ꎬ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发表评论: 日本的军国主义巧于利用中村大尉事件而出此次行动ꎬ其实日本乃欲在满洲确立其势力ꎬ以挫俄国的势力ꎮ [８]２４９９月ꎬ«辩论报»指出ꎬ 满洲国之建立ꎬ确系日本一手造成 [８]２４９ꎮ１９３１年以后ꎬ许多国家的记者纷纷来到中国ꎬ对中国所遭受的磨难和顽强的抗击ꎬ做出自己的判断和书写ꎮ如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㊁«为亚洲而战»ꎬ尼姆 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ꎬ艾格尼斯 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中国红军在前进»«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ꎬ弗雷达 阿特丽的«扬子前线»ꎬ白修德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ꎬ哈里森 福尔曼的«北行漫记»ꎬ伊斯雷尔 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ꎬ英国记者詹姆斯 贝特兰的«中国的新生»«华北前线»ꎬ冈瑟 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９]３ꎮ九一八事变衍生的国难文学从紧紧围绕国内叙事走向更广阔㊁更深刻的国际叙事ꎬ从局部的中国叙事走向开阔的㊁普遍的世界叙事ꎮ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需要打捞史料㊁翻检文本㊁发现 文学 ㊁建构谱系ꎬ其文献存本异常丰富ꎮ大量的文献昏沉于灰垢的书架内ꎬ大量的诉说埋藏于泛黄的报刊中ꎬ大量的文本遮蔽于时代的 遗忘 里ꎬ所以ꎬ挖掘㊁寻找㊁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ꎮ翻检报刊资料可以重返 现场 ꎬ再现 历史 ꎮ如查阅九一八纪实散文㊁报告文学ꎬ可以看到报纸杂志的地域性㊁行业性和广泛性ꎬ记述㊁叙事的驳杂性㊁全面性和丰富性ꎮ首先ꎬ地域的广阔性和空间的延展性ꎮ报纸杂志的来源非常广博和多样ꎬ延伸到东南西北ꎬ涉及各个领域ꎮ例如ꎬ上海的«申报»«救亡日报»«民立»«上海邮工»«上海青年»«生活知识»ꎬ天津的«南中学生»«天津中山学生季刊»ꎬ北平的«北平周报»«实践»«大学新闻»ꎬ南京的«国民外交杂志»ꎬ广州的«广州青年»ꎬ山西的«监政周刊»及四川的«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等ꎮ其次ꎬ行业的多样性和明确的救亡性ꎮ救亡压倒启蒙ꎬ许多报纸杂志是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创办的ꎬ是为抗战而诞生的ꎬ如因抗战而直接命名的«九一八周报»«铁血周刊»«砥柱旬刊»«抗建日刊»«残日周刊»«反日专刊»等ꎮ从报纸杂志的性质和行业属性来看ꎬ也是多门多类㊁行行业业ꎬ都纷纷与抗战救国融为一体ꎬ如«航空画报»等ꎮ行业报刊杂志㊁内部报刊杂志也积极投身到抗战大业中ꎬ对日本的暴行持续进行反抗ꎬ对中国抗日的行动不断 记录 ꎬ如«中国工人»(第９期)刊载了丁岩的«纪念九一八庆祝百团大战胜０６１利»ꎬ«文治中学抗日特刊»刊载了维民的«国难期中国人还不觉悟吗?»㊁当流的«中国人心不死ꎬ中国永远不亡»等ꎮ最后ꎬ反思性与纪念性类的文章逐步增多ꎬ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形成一种 文艺风景 ꎬ即每年的九一八ꎬ都会有大量专门性的纪念文章甚至专辑刊行ꎬ如著名的文艺期刊«光明»«今代文艺»«文学大众»«独立评论»等ꎮ同时ꎬ不少特辑㊁专辑或周刊㊁周年记也纷纷刊行ꎬ如«晋中周刊»(１９３２年第１２期)刊发的«纪念九一八!勿忘九一八!»ꎬ«抗日旬刊»(１９３３年第４卷第１期)刊载的署名 芸生 的«九一八事变以后 为九一八两周年纪念而写»等ꎮ这些报纸杂志事无巨细地记录㊁刻画了国难时期发生的事件ꎬ令人如回历史ꎬ不禁感慨唏嘘ꎮ这类纪念文章反思性较强ꎬ林林总总ꎬ数量众多ꎬ组成了兼有史料性㊁文学性的 国难 文学ꎮ㊀㊀二㊁抗战的武器: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㊀㊀九一八事变造成了中华民族根脉的 摧毁 ꎬ家庭组织离散㊁生存空间 毁灭 ꎬ文学书写成为民众抒发情感和精神寄托的载体ꎮ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体裁多样㊁题材广泛㊁内容丰富ꎬ具有大众性与战斗性㊁聚焦性与论说性的艺术特征和艺术魅力ꎮ从文艺大众化的角度去考量ꎬ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是群众的文学㊁是战斗的文学ꎮ１９３６年ꎬ鲁迅等人提出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的口号ꎬ对作家进一步提出了希望和号召ꎮ毛泽东指出: 许多同志爱说 大众化 ꎬ但是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ꎮ [１０]８５１文艺工作者与群众融合在一起㊁战斗在一起ꎬ文艺和 人 结合到一起ꎬ和 大众 成为一体ꎬ文学成为冲锋的号角㊁成为民族的力量ꎮ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ꎬ其大众性与战斗性特征非常明显ꎬ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一是参与人员的多元性㊁民众性ꎮ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广大群众ꎬ都积极地 以笔为枪 ꎬ投身到战斗事业中去ꎬ他们笔下的文字就是抗战的武器ꎮ 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毛泽东㊁周恩来㊁陈毅㊁吕正操等也提笔如枪ꎬ毛泽东的诗歌㊁通讯都是战时号角ꎬ陈毅更是身先士卒ꎬ诗歌㊁报告文学都能运笔有神ꎮ也有宋庆龄㊁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写的战时见闻ꎬ如«延安五日»(黄炎培) 国际人士积极报道抗战史实ꎬ除了著名的斯诺的«西行漫记»ꎬ也有英国国际题材记者田伯烈«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㊁意大利人樊思伯« 神明的子孙 在中国»等作品ꎻ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㊁冯玉祥也都纷纷发表抗战宣言ꎬ尤以冯玉祥最为积极ꎬ不但写诗歌ꎬ还有一些抗日的纪实性㊁叙事性作品ꎻ宋美龄㊁蒋经国也亲自操笔上阵ꎬ如宋美龄的«从湘北前线归来»记述其前往长沙劳军的见闻ꎬ笔力简单ꎬ语言精到ꎬ反映出伤兵爱国的精神和战时医院的状况ꎬ蒋经国的«在赣南各县视察»采用的是日记体ꎬ记载了赣南的风情人物和公务事件ꎬ表现了他的思考方式和思想动态ꎮ [３]二是文艺作品的丰富性和系列性ꎮ文艺工作者或非文艺工作者都不断从各个角度去思考和记录 这一 国难 的历史ꎮ例如ꎬ萧红创作了大量作品ꎬ除了耳熟能详的小说«生死场»ꎬ还有书信«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ꎬ散文«饿»«在东京»ꎬ对这一时期的生存状态进行 个体式 的想象和诉说ꎮ陶行知创作了系列文章«如是我见»«战时的功课»«车夫老王»«中国的人命»«观战»«战神前之对话»«青年自动援马抗日团»等ꎬ表达了对国家㊁民众的关切ꎮ出版人㊁编辑家陶亢德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尤其是沈阳的真实状况ꎬ有的对日本侵华暴行进行了揭露ꎬ有的对东北民众现状进行描摹ꎬ如«东北通讯 侵略东省的大本营»«沈阳夏日»«沈阳通讯 殖民与移民»«沈阳通讯 资寇以粮»«沈阳通讯 辽宁省城的日警»«沈阳通讯 讣闻!»«沈阳怎样了»«从辽宁归来»«忆沈阳»等ꎮ日本尚未占领沈阳ꎬ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２日出版的«生活»就刊载了陶亢德创作的«沈阳通讯 辽宁省城的日警»ꎮ在文章中他怒斥道: 总之ꎬ日人在我东北ꎬ那把主人翁的我国放在眼里?恣意横行ꎬ为所欲为就是了ꎮ [１１]３４日本刚刚占领沈阳ꎬ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１日ꎬ他又在«沈阳通讯 讣闻!»中写１６１道: 辽宁省所有各铁路已全断ꎬ北宁仍开ꎬ惟须至皇姑屯上车ꎬ然该处日军须严查ꎬ稍一口吃ꎬ即枪毙ꎮ [１２]３６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８日ꎬ陶亢德在«十年了»中写道: 我想:假如在九一八的十周年ꎬ大家仍在上海租界里静默志哀ꎬ国府仍在南京通令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ꎬ我们该多么难过?现在我们已在全面战ꎬ以前线后方的血和泪来雪湔九一八的耻辱ꎬ我们该多么兴奋ꎮ假如大家真的只有一条心 雪国耻报国恨ꎬ那么在九一八已十周年了的今日ꎬ大家应该只有一条路 手挽手的朝胜利之途前进ꎮ [１３]５５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中指出: 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ꎬ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ꎮ [１４]２０面临异族入侵ꎬ自古以来ꎬ中国人就没有屈服ꎬ无论鸦片战争时期还是甲午战争时期ꎬ国人 以笔为刀 ꎬ其文艺或是激烈的㊁昂扬的ꎬ或是反思的㊁启蒙的ꎬ报告文学延伸到诗歌叙述ꎬ也是血和泪的表述ꎮ如魏源的«寰海十章»㊁黄遵宪的«甲午组诗»等ꎮ再如黄自的«九一八血痕未干»中简洁的歌词: 九一八ꎬ血痕尚未干ꎻ东三省ꎬ山河尚未还!海可枯ꎬ石可烂ꎬ国耻一日未雪ꎬ国民责任未完! 唱出苦楚㊁鼓起精神ꎮ置身于国难之中ꎬ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战争的记忆ꎬ文学不是直接的大炮ꎬ不是射击的子弹ꎬ但是也是另一种形式的 子弹 ꎬ是另一种抗争的 武器 ꎮ这一时期的文学大众性体现得非常明显ꎬ参与民众之多㊁涉及地域之广ꎬ让人侧目ꎮ其战斗性也同样是重要特征ꎬ其审美性可能略显粗糙ꎬ但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ꎬ大多都具有抗争㊁反抗的态势ꎬ这也是国难文学的代表符号之一ꎮ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还具有自觉性㊁启蒙性㊁鼓动性等特征ꎮ一是自觉性ꎮ 不同的文学样式有不同的接受方式 [１５]ꎬ无论是小说㊁诗歌㊁戏剧ꎬ还是散文㊁报告文学等ꎬ都不同程度凸显了亲历者的叙述或者构想ꎬ或是情感的抒发和呈现ꎬ指向性和论说性非常明显 九一八事变及其衍生状况ꎬ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ꎬ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都对这一史实进行不间断的哀痛㊁悼念㊁回顾以及纪念等ꎮ如鲁迅的«九一八»㊁叶圣陶的«九一八»㊁谢冰莹的«恐怖的九一八»㊁陈毅的«九一八在北平»㊁冯玉祥的«怎样纪念九一八»㊁熊希龄的«求不为亡国奴»㊁蒋廷黻的«九一八的责任问题»等ꎬ都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回顾和反思ꎬ对民众的抗日思想起到积极的启蒙作用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ꎬ«申报»«北平晨报»等报刊立即做出反应ꎬ如«申报»仅在１９３１年的一个月中ꎬ就登载了大量诗歌㊁曲目ꎮ如«向前进攻»(«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４日)㊁«义勇军进行曲»(«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０日)㊁«追悼被难同胞»(«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５日)㊁«抗日救国歌»(«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４日)㊁«抵制日本货»(«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㊁«从军歌»(«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２日)㊁«铁血歌»(«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５日)等[１]１９０ꎮ此后ꎬ各个报纸杂志陆续登载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诗歌ꎬ如骆文华的«我们的血呢ꎬ同胞沸着的血 九一八五周年作»(«新少年»第２卷第６期)㊁陶行知的«五周纪念九一八»(«生活星期刊»第１卷第１７号)㊁克宁的«隐痛 九一八»(«南歌旬刊»第２期)㊁关露的«九月的太阳»(«妇女生活»第３卷第６期)ꎮ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５日ꎬ«东方文艺»第２卷第１期刊发了纪念九一八专栏ꎬ刊发了罗烽的«伟大的纪念碑»㊁张若英的«九一八开篇»㊁柳倩的«朝日颂»㊁雷石榆的«为谁牺牲»等诗歌ꎮ二是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具有极强的启蒙性与鼓动性ꎮ许多作品虽可能行文简单ꎬ言辞激烈ꎬ艺术水准略显粗疏ꎬ文学意象稍显粗放ꎬ但是却具有极强的战斗性ꎮ例如洪深在«九一八感想»中大声疾呼: 这样有决心的抵抗ꎬ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成功ꎬ二是失败ꎮ成功ꎬ那是不必说了!即使失败的话ꎬ在一个人也不过有两种现象:或是死了ꎬ或是活着受痛苦ꎮ死了!死ꎬ人生总有那么一天ꎬ更是没得说了ꎮ如果活着ꎬ所受的能有什么痛苦呢!被压迫㊁被剥削㊁被榨取㊁被宰割㊁被残杀 决心抵抗而失败了的最最坏的结果ꎬ也不过和自愿投降一样而已ꎮ [１６]９９１９３８年ꎬ老舍在«中华在九一八后»中为抗战鼓劲和加油ꎬ他写道:㊀㊀每次我们纪念九一八ꎬ只是挂半旗与贴标语ꎮ那没有用ꎮ今年ꎬ我们却是在炮声里纪念它ꎮ我们是要一劳永逸ꎬ非打退日本不可ꎬ从南２６１京㊁从济南㊁从北平㊁从东北四省ꎬ把日本人打出去ꎮ我们是用全民族的血ꎬ洗清最大的耻辱[１７]ꎮ启蒙正当其时ꎬ民众不断觉醒ꎮ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大声疾呼: 我们从古以来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ꎬ有拼命硬干的人ꎬ有为民请命的人ꎬ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ꎮ这一类的人们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ꎬ不自欺ꎻ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ꎬ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ꎬ被抹杀ꎬ消灭于黑暗中ꎬ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ꎮ [１８]１２２鲁迅坚信 中国的脊梁 不自欺 ꎬ会继续 战斗 ꎮ老舍 全民族的血ꎬ洗清最大的耻辱 及所有不沉默的民众ꎬ其激愤之情㊁昂扬斗志ꎬ令人热血沸腾ꎮ古人云: 诗言志ꎬ歌咏言 («尚书 虞书 舜典»)ꎬ儒家认为诗可以兴㊁观㊁群㊁怨(«论语 阳货»)ꎬ的确如此ꎬ文学可以言其志㊁发其怨ꎬ言志乃凝聚精神㊁集结志气ꎬ言怨不仅是怨悱伤怀之感ꎬ更释放忧国忧民之情ꎮ如同王国维用尼采之语肯定后主之词ꎬ 一切文学ꎬ吾爱以血书者 [１９]２４ꎮ从古至今ꎬ国之破碎ꎬ家之沦亡ꎬ其文学都是 血 的文学ꎬ 九一八国难文学 即是如此ꎬ托物言志㊁以 怨 抒 愤 ꎮ㊀㊀三㊁ 体验式 书写:九一八时期的东北叙述国难时期ꎬ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 的东北书写尤其让人动容和思考ꎮ一是描写抗争: 中国人民ꎬ特别是东北人民ꎬ在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苦难岁月里ꎬ从未停止过可歌可泣㊁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ꎮ [２０]３他们的痛是彻骨之痛ꎬ怒是滔天之怒ꎬ志是反抗之志ꎬ苦是人间最苦ꎬ所有磨难㊁痛苦㊁残酷都考验着东北民众ꎬ他们把这种痛㊁怒㊁苦㊁恨都记录和沉淀下来ꎬ形成深深的民族烙痕ꎮ二是 国难 之中的 坚强 与 挣扎 ꎮ正如鲁迅为萧红«生死场»作序而言ꎬ这是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ꎬ对于死的挣扎 [２１]４２２ꎮ文学反映生活ꎬ对于九一八事变及其衍生的社会生活ꎬ东北作家及民众是 体验式 写作㊁反思性写作㊁怀乡情感的写作ꎬ具有特殊性与独特性ꎮ体验式 书写ꎬ即作家通过自身的经历ꎬ形成文与史的印证和独特的审美体验ꎮ 抗战时期ꎬ文人义士们肩负民族大义ꎬ奋笔救亡卫国ꎬ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里ꎬ写下了许多战地名篇ꎬ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和民众的苦难ꎬ揭露了日军的凶残暴行ꎮ [１６]２东北作家群是反抗群体中的典型和标杆ꎬ萧军㊁萧红㊁端木蕻良㊁舒群㊁李辉英㊁白朗㊁罗烽㊁梅娘㊁吴瑛㊁但娣㊁左蒂㊁蓝苓㊁杨絮㊁朱媞㊁冰壶等为 东北沦亡 呐喊ꎬ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ꎮ如萧红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１９４１)㊁«九一八致弟弟书»(１９４１)ꎬ萧军的«未完成的构图»(１９３６)ꎬ李辉英的«今昔之别 为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日作»ꎬ罗烽的«五年了»(１９３６)ꎬ端木蕻良«有人问起我的家»(１９３７)ꎬ白朗的«流亡曲»(１９３８)ꎬ舒群的«故乡的消息»(１９３６)等ꎬ均为此类作品ꎮ１９３６年９月ꎬ纪念九一八事变发生５周年之际ꎬ上海«光明»半月刊编辑了«东北作家近作集»ꎬ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ꎬ收录了罗烽㊁宇飞㊁舒群㊁穆木天㊁白朗㊁陈凝秋㊁李辉英㊁黑丁等八位作家的作品ꎬ由此ꎬ个体的声音形成集体的共鸣ꎮ其中ꎬ黑丁在«九月的沈阳»中描述道:㊀㊀这时ꎬ小河沿也起着剧烈的枪声了ꎮ万泉园ꎬ黄土坑ꎬ大东边门外ꎬ沿着兵工厂一左一右全充满了肉搏的声音ꎮ东塔ꎬ冲天的火光照红了九月的沈阳广大的飞机场与十几架飞机是被焚毁了[２２]ꎮ黑丁对于战争的描述视角独特㊁书写轻盈ꎬ不像许多抗战作品直面惨烈ꎬ充满残酷与血腥ꎬ而是荡开一笔ꎬ去选择了另外的视角 义勇军㊁伪军㊁警察之间的对抗ꎮ «九月的沈阳»之主旨ꎬ是对抗日武装在沈阳发动的反侵略战斗的礼赞ꎬ对日伪军队肆意杀戮的真切揭露ꎮ有意味的是ꎬ作者一度并未直接记叙抗日武装痛击日伪军的战斗场面ꎬ而是用标带引号的 友军 称谓日伪武装ꎬ并由这一叙事视角生发开去ꎬ以对日伪军的直书径描ꎬ轻盈而间接地侧面表现着抗日武装在战斗中的机敏灵活ꎬ用兵的神奇莫测ꎬ激情中蕴含着从容与悠然ꎬ充满了揶揄之风和戏谑之美ꎮ ①３６１①高翔:«黑丁笔下 九月的沈阳 »ꎬ光明网ꎬ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２日ꎬｈｔｔｐｓ://ｍ.ｇｍｗ.ｃｎ/ｂａｉｊｉａ/２０２１－０５/１２/３４８３７８７５.ｈｔｍｌꎮ。
九一八事变中的国内舆论导向在中国历史上，九一八事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正式开始。
九一八事变不仅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同时也对国内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探讨九一八事变中的国内舆论导向，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舆论对事件发展的影响。
一、事变前的舆论局势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并进行不公平的条约和割让，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
这些侵略行为引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舆论局势逐渐呈现出反帝民族主义的倾向。
同时，当时国内的政治动荡也为日本侵略行为提供了机会。
二、事变爆发后的舆论呈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社会的舆论氛围迅速发生了转变。
一方面，激愤的民众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不满。
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演讲、文章以抨击日本的侵略行为，呼吁民众抵抗和反击。
另一方面，一些投机分子和政治势力则试图利用事变来谋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这些人蛊惑民众，煽动情绪，导致了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三、舆论导向对事件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中的国内舆论导向对事件的进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舆论的激烈抗议和行动使得国内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
政府宣布抵制日本商品、提出抗议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等措施，以展示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坚决反对态度。
其次，舆论的导向也动员了国内力量，各界人士积极组织反日抗议，加强了民族团结和抗战的合作。
此外，舆论对事变的宣传和引导还促进了国内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认识和反思，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
四、舆论导向的局限性然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舆论导向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舆论的激烈情绪有时容易导致过度情绪化和不理智的行为，这对于抗日战争的持久和胜利并没有积极的影响。
其次，九一八事变后的舆论导向有时被一些政治势力所利用，从而混淆了正义和私利，给国内的团结和抗战形势带来了一定的干扰。
五、结语九一八事变中的国内舆论导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中舆论导向与媒体宣传的对比分析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重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对舆论导向和媒体宣传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对九一八事变中的舆论导向与媒体宣传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起点。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遭到日军的袭击，中国军队在迅猛的进攻面前无力抵抗，最终导致东北地区沦陷。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震惊和愤慨，也成为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象征。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的舆论导向主要由国民党政府控制。
国民党政府通过宣传机构和报纸等媒体，传达着抵抗日本侵略的呼声。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态度，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这种态度在当时的舆论导向中引起了争议，一些人认为国民党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坚决抵抗日本侵略。
与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导向相比，媒体宣传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抵制日货的浪潮。
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呼吁人们不购买日本商品，以抵制日本侵略。
这种抵制行动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购买日本商品等于支持日本侵略，因此对日本商品的抵制行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然而，媒体宣传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媒体在宣传抵制日货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和偏激。
他们通过渲染日本侵略的恶行，激发人们的愤怒和仇恨情绪，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
这种宣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发民众的极端情绪，甚至导致一些激进行为的发生。
九一八事变中的舆论导向与媒体宣传的对比分析，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舆论导向受到政府控制，往往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媒体宣传则更加多元化，反映了社会各个群体的声音和情绪。
这种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九一八事变及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态度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和失望，一些人开始寻求其他的抵抗方式，如加入共产党等。
九一八事变的报纸报道与舆论影响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一。
这次事变发生在1931年的9月18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的报纸报道和舆论影响，对于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报纸报道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
九一八事变的报道首先出现在《东北日报》上，这是当时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报纸之一。
报道揭示了日军发动事变的真相，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这一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人们开始认识到日本的侵略威胁。
除了《东北日报》，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了九一八事变。
《申报》、《大公报》等一些全国性的报纸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报道。
这些报纸的报道以事实为基础，客观地揭示了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和反抗情绪。
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曲，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的报纸报道对舆论影响巨大。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国民政府的统治不稳定，社会上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九一八事变的报道让人们认识到了共同的敌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舆论的一致声音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们开始团结起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中。
九一八事变的报纸报道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有限。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西方国家的一些报纸也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报道，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这些报道使得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的命运，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谴责。
九一八事变的报纸报道和舆论影响，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唤起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激发了人们的抵抗意志。
舆论的一致声音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报纸报道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当时的新闻报道技术和条件有限，一些报道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准确性。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政府的领导作用如何发挥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嫁祸于中国军队，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中国人民由此开始了长达 14 年的艰苦抗战。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应对九一八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当时的中国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
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军阀割据，经济发展滞后，而外部又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
然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依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
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积极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寻求国际支持和援助。
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国联主持公道，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
虽然国联在初期未能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为日后争取国际援助奠定了基础。
同时，中国政府还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接触，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军事方面，中国政府尽管面临着军事装备落后、军队训练不足等诸多困难，但依然组织了部分军队进行了抵抗。
东北军部分爱国将领违抗不抵抗命令，奋起抗击日军。
例如，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江桥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此外，中国政府也在积极筹备抗战，加强国防建设，为长期抗战做准备。
在政治方面，中国政府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蒋介石在 1931 年 9 月 23 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虽然当时国民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也逐渐开始调整政策，加强了对抗日的领导。
在经济方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抗战。
加强了对战略物资的管控和调配，鼓励民族工业生产军需物资，为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
刘大禹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
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
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
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
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
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作者简介：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原文出处：《民国档案》(南京)2008年第2期。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1931年12月26日的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处于虚职，孙科出掌行政院。
1932年初，蒋与汪联手，逼孙科下台，达成了权力分配，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与行政院院长，掌理党、政大权；蒋介石出任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理军权。
这种军政分立制度应当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进步，有利于责任内阁制的形成与政治现代化的推进。
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政治界和知识界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坚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
1935年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采取了军政结合的集权政治方式。
①在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媒体对政治制度的评论与建言。
1932年后，新创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时代公论》、《外交评论》、《日本评论》、《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杂志》、《东北月刊》、《独立评论》、《外交月报》、《外交周刊》、《申报月刊》、《军国民杂志》、《大众生活》、《行政效率》、《政治月刊》、《政衡》等均系于此期间问世。
今人对上述刊物的研究，阐述北方学人所创的《独立评论》的政治观点的文章并不少见，②也有学者对其他关于民间或半官方所创刊物的主张进行了考察，③对以中央大学教授所创的《时代公论》却鲜有论及。
本文试以《时代公论》的创刊及政治主张为例，并兼及其他，考察其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
本文目的不在于考察集权政治形成的过程及对集权政治本身的评价，而在于分析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舆论支持，并分析舆论支持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原因与作用。
一、《时代公论》的创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28年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了党置于政府之上的五院制政治体制。
中原大战以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以加强国府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作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
当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后，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试图通过政治革新，进行全面集权，以加强国民政府与行政院的权力。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第一次全面集权的步伐受阻。
蒋在各派反对势力的集体攻击下被迫下野，国内政治纷争加剧，孙科出掌行政院。
为拯救国难与避免政治纷争，国民党政府体制内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
针对训政阶段民治主义与独裁体制相矛盾的党治政治，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之类的政治主张。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孙科辞行政院院长职，出任立法院院长。
孙公开发表“救国纲领草案”，主张为了集中力量，贯彻御侮救国之使命，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虽然孙科有借实行宪政名义以提高其掌理的立法院地位之意图，但孙氏的政治呼声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的热情，也加速了知识界通过举办刊物自由表达政治观感热潮的形成。
伴随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④，1932年4月1日，以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一批学人创办了《时代公论》杂志，杨公达任主编（后由阮毅成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
《时代公论》杂志社的核心成员有杭立武、梅思平、萨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国政治学会的一些骨干成员⑤。
五个月之后，张氏辞去了《时代公论》总发行人的职务。
《时代公论》为周刊，除政论文章外，还刊登“时事述评”、“读者论坛”及“通讯”，也出版专刊。
如第25号作为“九一八国耻纪念专刊”，第33号作为“抗日方案征文专号”，第40、41号作为“新年特大号”，第65、66号作为“宪法问题专号”，第92、93号作为“新年号”。
自1932年4月1日出版至1935年3月22日休刊，共出版了156期。
据不完全统计，前后有206人在该刊上发表政论性文章842篇。
⑥主要撰稿人如下表。
（见表1）以上22位主要撰稿人共发表文章395篇，占总篇数的46.9%。
上述人员中大多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政论水准较高，具有现代政治知识背景与追随国际潮流的可能性。
在撰稿人中，杨公达所撰文章最多。
据不完全统计，除“时事述评”外，杨共写了63篇，从该刊的第1号到48号，即发表了27篇政论性文章。
⑦如果进一步分析撰稿人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央大学知名教授，除以上主要骨干人员外，尚有程绍德（经济系教授）、叶元龙（人口学教授）、曹翼远（教育学教授）、何浩若（哲学教授）、缪凤林（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向达（历史系教授）、汪辟疆（中文系教授）等。
第二类是在某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其他东南学人，有的曾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过，如徐悲鸿（艺术家）、陶希圣（思想家）、王礼锡（诗人）、刘运筹（原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农业经济专家）、陈茹玄（法律专家，参加了五五宪草的起草工作）、陈长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立法委员）、卫挺生（财政专家、立法委员）、彭年鹤（司法专家）、李成谟（教育专家）、周谷城（史学家）、竺可桢（气象学家）、梅汝璈（法官，后来参加了东京审判）、马寅初（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等。
第三类是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的政论家，如吴昆吾（司法院参事）、吴铁城（政府要员）、陶履谦（内政部官员）、师连舫（内政部科长）、吴颂皋（内政部官员）、林桂圃（国民党理论家）、雷震（著名政论家）、冼荣熙（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立法委员）、田炯锦（监察委员）、邓深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校训练教官）、彭学沛（代理内政部长）、朱家骅（政府要员）、成天放（国民党理论家）、管欧（内政部科长）等。
可以认为，以《时代公论》聚集的学人，是一个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体，囊括了诸多东南学人、范围较广的学术团体。
《时代公论》办刊的宗旨非常明确，杨公达在“休刊的话”中谈到：“愿我们读者不要完全忘记了我们三年来的主张：于党要求恢复总理制，于国要求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于教育以适合国民生活之需要为方针，于社会厉行救济事业，特别是替青年学生呼吁……”⑧该刊主要讨论政治学理，呼吁拯救国难，争论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改进、探索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出路，也较多关注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用大量篇幅介绍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外交关系。
二、《时代公论》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主张针对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如何拯救国难，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是舆论界所关注的问题。
大体而言，舆论界对政制变迁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要求以民主方式纳诸更广泛的人参与政治，制定宪法，推行民主政治；另一种是主张重新回归中央集权制度，通过组建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
如果说以北方学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通过“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最后由赞成独裁的观点占了上风，还存在一个争论过程的话，以中央大学为中心层的南方学人如杨公达、楼桐孙、梅思平等以《时代公论》聚集地的“时代公论派”，则一致为加强中央集权，拥有一个坚强领袖，实行政府的强力化而摇旗呐喊，并对国民党现实中的组织缺陷提出了改进的期待。
其一，呼唤强有力的元首制。
应当说，《时代公论》自创刊之日起，就主张国民政府应当采取集权制度，为抗战做充分准备。
1932年4月1日，杨公达在该刊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政治制度的良否，在其能否适应环境为断”，“党治固不能适应现在中国的环境，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又岂能适应现在中国的环境”。
⑨萨孟武提出：“目前中国急宜解决的，只要二个问题：在中央，赶快建设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地方，赶快振兴农村经济。
”⑩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显然是出于对汪、蒋分权后行政院软弱无力状态的担心，且为改变这种状态的一种意图表达。
针对舆论界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采用宪政体制的呼声，“时代公论派”进行了反驳。
杨公达认识到，“开放政权是朝野多数人的意见，是无可异议的了”，但如果国民党内没有一个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领袖，开放政权又如何谈起，“尤其是国民党的领袖，或意气是尚，或权力是争，把整个的党，弄得天翻地覆，分崩离析。
一方面要训政，他方面要宪政；一方面要党治，他方面要民权，使人民如坠五里雾中，莫知所从”。
(11)如此开放政权，势必使国家丧失集中力量拯救国难的能力。
面对日本的入侵，杨公达反对国民政府的军政分立，赞成国民党采用武力方式应付危局。
他认为：“政府应亟谋军权统一，以做政治的后盾；政权统一，以做军事的后盾。
至于国民党，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约法三章治天下，就当以马上治天下。
”(12)面对每况愈下的时局，杨公达呼吁，今后要使中国变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自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使中央政府存在和健固，自然要国人信仰中央政府”。
“所谓信仰政府，就是要信仰政府这个组织，信仰这个推动一切的发动机，并不是不计一切的强信组织政府的人”，(13)“如今政府要具备的条件，是要强而有力”，(14)这种“强有力”自然不能建立于开放政权的基础之上。
在呼吁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同时，“时代公论派”不忘为这种制度寻找世界潮流的依据，指出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必要性。
袁道丰认为：“欲打开新局面，必须政府的组织能适应世界潮流，亦必须政府拥有坚强的权力。
即如何造就一健全之中心领袖人物，及组织一严密坚强的团体。
舍此一切都是空谈。
”(15)这种论调与世界流行的法西斯主义不谋而合。
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强有力”，又何以推行政令于全国呢？师连舫从日本侵略中得出一些看法，“组织不健全的国家，不足以应付外来的侵略”，这样的国家就是“无中心的、无轨道的、无权力的、无系统的一个无机体——死体”。
他进而反问道：“我们的政府的权力真能够实行于全国吗”，“为什么我们不抵抗？为什么我们的抵抗只是局部的？为什么我们一方在对日作战，一方还有人在后方火并？”(16)一连串现实问题的拷问，其答案就是国家的政治不能完全统一，政府不够强有力。
萨孟武从立法的角度指出了由立法部的优越，变而为行政部的独裁，乃是现今各国政治的趋势。
国民政府应当“非实行行政部独裁不可”。
(17)如何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杨公达指出，“强有力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机能的运用，和运用的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