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之礼治
乡土中国之礼治
什么是礼治秩序?《乡土中国》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
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
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
‘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
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
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又说：“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所以，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为礼制。
概而言之，由习俗提升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
礼俗与礼治是从上层或下层不同方位的表述，。
依靠代代相传的习惯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这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
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仪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
故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将‘礼”定义为‘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认为‘礼”就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时间范围内被社
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
而对于‘礼治”，费先生将其定义为‘对传统规则的服膺。
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
行为者对于这些从小就熟悉，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
”
‘以礼治国”强调教化人心，让人民将外在的规则转化为内在的习惯，即使在没有律法约束的时候，也能凭‘良心”，而不是出于惧怕权力而遵守规矩，这样，在社会上就可以建立起一种亲和的关系，人民不依靠外部的监督而遵守一定的秩序。
这就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礼治秩序”，其与‘法家之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觉”，在于和谐。
而这种‘自觉”的形成是靠日熏月染的道德教化。
‘礼”对人是一种软约束，它的推行似乎只依靠主体的自觉自愿，与他人无关，只能由自我的良心来监督，但它并非完全排斥外部约束。
‘礼”提供给人们这些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最终目的是通过这些外部的规范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当这种自觉性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的行为就会因为礼的约束，由他律进为自律。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良性循环，自然而然地维持了社会的安定、和谐，这种良性循环也正是‘礼治”所赖以运作的内在机制。
伦理纲常因为附有罚则而变成了法律，它对于人心的要求因此外在化为强制性的制度。
‘法”只是作为一种保证‘礼治”的维护和推行的辅助手段而存在的。
不同的是，‘礼”是‘禁于将然之前”，而法则是
‘禁于已然之后”。
相比之下，‘礼治”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社会调控手段，而且是作用于人的内心的。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而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不靠外在强制力量而维持秩序，是因为‘礼”从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主动地服礼。
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中国为什么安于‘长老统治”，而维持‘礼治秩序”。
用他自己的话说‘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这种传统源于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每个人自出生就学习先辈的经验，潜移默化地接受，成为自己的思想，历代之后，也就成了
‘礼”。
这‘礼”既不同于法律，也不同于道德，甚至跟宗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法律是以外在力量强制个人作为和不作为，一旦违反，即会遭到外在的制裁，内心却并不见得服气；道德则外化为社会舆论，做了不道德的事，虽不至受经济或人身制裁，却要遭人唾弃，心中自是有一分顾忌；至于‘礼”，就更直指人心，没有任何外力强制和监督，仍然使人坚守着习惯、礼数，自我约束行为，因为这习惯、礼数已经由教化深入人心，形成自觉了。
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家国同构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了复杂的等级关系，而且离不开亲情、血缘这样的关系。
‘为国以礼”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礼治”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法律制度的行为规范，并通过对这些规范的约束，在潜移默化中教化人心，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使人民自觉主动地维护社会秩序，‘防患于未然”，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达到
一种和谐社会的要求。
‘礼治”具有不能代替的独特价值，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社会秩序。
这样一种社会调控机制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永恒价值和普适价值，值得认真借鉴与吸取。
‘礼治”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所一直坚持的社会调控手段，经常被等同于‘人治”加以批判。
传统的‘礼治”思想是可以进行现代转换的，其合理因素同现代社会的‘以法治国”不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促进和互相保障。
我们在加强现代法制建设的同时，也可以借鉴传统‘礼治”方法，通过教化人心，来培养人们的自觉意识，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
如果一味像秦王朝那样的排斥礼治和道德教化的政治实践，反而可能导致严刑峻法的恶性循环，难以维持长治久安。
当然，并不是说要坚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繁缛仪节，我们要赋予‘礼治”时代的新内容。
对于那些要靠人们自觉自律自勉而又难以纳入法律的行为规范，可以约之以‘礼”。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礼”应该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倡导，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