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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影评：怀旧与现实
巧合的出现总会有预兆的伴随，电影《花样年华》里，在纷繁的旗袍下，优雅的提琴声中，一切都好像在窄小的巷道中蓄积着，等待某个时刻的悄然绽放。
而那片刻的繁华下，却有着被隐藏于心的落寞，焦急地渴求情感沟通，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周遭的一切，从房间到街角、从办公室到廊道，浓艳的怀旧感下是对现实的徘徊与辗转，而那离散的落寞，也像雨中一圈一圈的涟漪在路灯下逐渐荡漾开来。
大概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所以主人公苏丽珍和周慕云还未开始便已结束的暧昧在忽明忽暗的路灯下变得扑朔迷离。
看似繁华，影片中苏丽珍二十三套不同样式不断变换的旗袍在精致的妆容下，有了所属的那个年代别样的痕迹，而苏慕云考究的西装，一丝不苟的发型亦显得庄重而深邃。
正是有了不曾言说的落寞与阴暗，才使得竭力掩饰内心苦楚的他们有了心灵上的契合.
玄学派诗人邓恩在诗作《告别词.节哀》中写道：“因此我们两个灵魂是一体，虽然我必须离去。
分别，只是延展，就像黄金被捶打成薄片。
”这种思想通过理性的思维和缜密的推理来表达，并不是常见的抒情性语言，诗中亦提及“但我们经过提炼的爱情，它是什么连我们自己也一无所知，我们既然彼此信赖，心心相印，对眼，唇，手，就漠然视之”。
这个意象暗示着他们的爱情不同于世俗爱情的精神化过程，如同炼金术士从污浊的泥土中提炼出不含杂质的纯金。
那么在《花样年华》中这种绰约的感情正是由于它的不明晰而更显意蕴深长。
没有直白的誓言，也无粉饰过度的表情或动作，却只是一个刚刚好。
不能忽视的另一点是苏丽珍和周慕云此时都已不是自由的两个人，他们不可避免地接受着婚姻的制约，小资，美好，街灯，小巷，任其怎样令人留恋，也不属于两个不自由的人和一份有约束感的爱情，花样的年华，实实凸显了最糟糕的爱情。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世间大抵有两种浪漫的情感，一种是相濡以沫，一种是相忘于江湖，在对的时间遇上了便应毫不犹豫地选择与其相濡以沫，错的时间遇见的那个人只能被迫选择相忘于江湖，可以归结于宿命，但究其根基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自然而然。
正如叔本华所说：“人生来就是一种痛苦，只是个痛苦的承担者，在不断满足欲求和追求中，寻求更新的痛苦，而一切幸福只是幻觉，当这一幻觉消失的时候，又要以百倍的痛苦来弥补之前所有享受的幸福。
”从这个角度看，《花样年华》中苏丽珍和周慕云之间的情愫是悲哀的，由最初的不相识到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出轨，其对象又为对方的另一半，这种近在咫尺的处于同一屋檐下的矛盾由心底的绝望渐渐衍生出对对方的依赖与试图倾诉的欲望，而当情渐深，意渐浓的辗转时刻，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思想又制止着她向前，她害怕蜚短流长，担心被人看穿，甚至不敢与周慕云同撑一把雨伞回到住处。
暗淡狭小的弄堂两个身影擦肩而过，意味深长的一瞥，却要装作毫不在意，即使彼此纷乱的心境像极了窗外滂沱的大雨。
在猝不及防的爱情里，往往充满了犹疑忐忑的不确定和欲言又止的矜持，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改变选择的方向。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有三种绝望的，第一种是不知道有自我，奋斗了很久，却不知道在追求什么，以至庸庸碌碌过完一生；第二种是不愿意有自我，发现了自我，却不愿意做真实的自己，以至自欺欺人度过一生；第三种是不能够有自我，发现了自我，也想实现自我，却带着遗憾过完一生。
《花样年华》在开始和临近结尾的时候分别用字幕点明了故事起始于1962年，完结于1966年，在这五年里，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丽珍和周慕云从上海来到香港躲避战乱，而作为战后出现的文学流派，存在主义在20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不断扩大着影响，它认为个人价值高于一切，个人与社会往往是对立且分离的，作为无助，孤独的个体，往往充斥着绝望与遗憾。
《花样年华》中展露的恰巧是这种忧伤的遗憾，片中有一段周慕云与顾先生的大段对白“你知不知道，从前的人，要是心里有了秘密，不想
别人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跑到山上，找一棵树，在树上挖个洞，然后把秘密全说出去。
”像是在倾诉，却又是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当思念满溢时，决绝与果敢在道德面前的艰难取舍最终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
一方面，苏丽珍和周慕云双方都不愿意有自我，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反抗内心的选择时，只好一度选择躲避对方，即使在那一句“再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的誓言面前。
另一方面，他们亦不能够有自我，恰如存在主义中无法摆脱的走向绝望的宿命，即使发现了自我，也想实现自我，却不得不带着遗憾过完一生。
钱钟书在《围城》一书中说：“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人想出去”，不得不说苏丽珍和周慕云所处的环境是一座难以攻破的城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西方文明和东方传统同时渗透交融，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交错编织成一张森严的网，制约、束缚着人的自由和本能，尽管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各自的婚姻中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传统思想使他们迫使自己分别成为规规矩矩的正人君子和本分贞淑的贤妻良母，于是他们被困在无爱的围城里忍受着背叛者给他们的苦痛。
他们试图反抗，于是接近彼此，而此时狭窄逼仄的过道更显出这种渴求的急迫，然后当他们真的有机会冲破这种束缚时，她只是低声说道：“所以真的不能走错一步”，遗憾的情怀便适时地表露无遗。
繁华的另一半往往是苍凉。
彼时的香港有着各种各样的印记，繁华的大都市作为文明的象征，既充满着诱人的魅力，又常常让人感觉到对新现象的无所适从，当这种矛盾蔓延，便更滋长了都市人内心深处总也挥散不去的落寞之感，而当《花样年华》中一大群互不相关的人生活在同一时空里，孤独感、局外感、陌生感便成为了都市人共有的精神状态，拥挤昏暗的房间、办公室餐厅好像在暗示人内心的封闭与焦虑，而门、窗、墙等具有分隔线条的物象则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感。
苏丽珍多次婉拒房东的晚餐邀请，周慕云也不会向朋友吐露心声，只是偷偷地把自己的秘密灌输在了柬埔寨神庙的树洞里。
也许是现实过于虚假，又或许这只是坚守自己心灵的一种方式而已，他们都不愿轻易让别人走进自己的世界，对外两人永远是客气、恭谦、有分寸，他们看似坚强，体面，实则懦弱，胆小，面对生活的失意，苏丽珍用立起的高领，周慕云用衬衫的硬领强撑着华丽的表象，只为遮掩内心的脆弱和无助。
所谓“莫现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正因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最敏感，所以对自己而言，那些最隐秘的事情其实是最暴露的，最微小的事情也是最明显的。
《花样年华》中的苏丽珍总是害怕别人看出她与周慕云关系的不同寻常，最后却发现只是自己吓自己罢了，等到房东提醒她“年轻人，出去散散心是可以的，不过得有分寸”的时候，她的内心是不无错乱的，正如她的贴身长衫，像一把道德尺度，没有丝毫放松，时刻提醒着她言行谨慎，不可跨越雷池半步。
人常说：“哀莫大于心死”，即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情沮丧，意志消沉到不能自拔，其实哀莫大于心不死，心怀希望并非总是好事，很多时候，正是那些痴心妄想和错误的期盼，将人引向无边的黑暗。
当苏丽珍一次次提着饭盒去买面，沿着晦暗、狭小的小巷拾阶而下，昏暗的墙上映出她修长的身影，她内心的彷徨、无助与孤独便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
也许她在等待有人拯救她于这样错综难熬的处境，亟于找寻一个出口，于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希望便指引她走向了处于同样困顿中的周慕云，开启了不属于她们的爱情劫。
冷静的伤感弥漫在影片的每个角落，怀旧的气息在现实的包裹下更显其色，孤独与痛苦反复煎熬着二人的精神世界，两情即使相悦，也不得不承受传统与道德的束缚，后来的苏丽珍趁着旧房东移民国外的时机索性把曾经居住过的房子长期租了下来，为的是珍存那段情感的记忆。
而周慕云选择把自己的秘密说给树洞听，亦是想让心底的回忆不惨杂质地永久保存，就像一杯浓厚的香茶沁人心脾。
而留声机也成为了影片中不容忽视的意象，它除了记录声音，还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记录情感，它不断播放着50、60年代的老唱片、不断吟唱着周旋的《花样年华》，不断重复着奇妙的爵士乐，无限的怅惘在翻滚的回忆中获得重生，有些
话语说不出口，留声机的声音便恰如其分地想起，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影片中的怀旧意识是60年代的香港和30年代的上海交叠形成的，怀旧与现实错落有致，摄人心魄之余又留下暗淡的惆怅，蓦然拾起，才发现时光不在。
如果落寞只是一时兴起，定不会心生留恋；如果心不曾流浪远方，便不会选择轻易栖息，氤氲的空气、狭窄的巷道伴随着不断流转的时光，只剩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遗憾，而那如花美眷，也在飞舞的眼圈、含蓄哀婉的氛围中变成了一场忽明忽暗的传说，最终留下的，是相见恨晚的花样年华。
(文孙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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